陈懋谱：走出炼狱（下）
走出炼狱（下）
－－作者：陈懋谱
刻骨铭心的爱情
村民们走了，空荡荡的村落阒寂无声。牛羊满山跑，鸡鹅遍地飞，门窗洞开，院落狼藉，一派劫后景象。百多号人的生产队只剩我们七人，我们不得不重新谋划自己的日子。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了一座四面有围墙的宽敞院落作新居，收养两只凶猛的牧羊犬把守大门，以防不测。接着就是把漫山遍野的牛羊赶进圈里，那是队里的财富，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再把失去主人的鸡鹅全捉到我们院子里养起来，想吃就吃，想卖就卖。然后到队保管室把一袋—袋小麦扛到我们的住所，直到装满一间小屋为止。这样，我们真正有了自己可以支配一切的家，过着没有政府、没有组织、没有干部管理的自由而富足的日子。
半个月后，新疆建设兵团农七师的农工们才进驻我们这个生产队。重新有了政府，有了队长，有了社会组织，生活又回到从前。新队长不仅没有批评我们把公家的粮食搬进自己私宅，把私人鸡鹅关进自家院子，以及任意宰杀羊羔等“恶行”，反而表扬我们立场坚定、没有外逃，而且保护了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公社也觉得我们几个下放人员不愧干部出身，应该有所照顾，就下令把我们从这个偏远的山区队，迁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坝区阿西尔。
阿西尔是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原来我们那个山区队的最大区别是，这里汉族居民较多，有不少新移民－－来自内地的“盲流”人员。因此，我们的生活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几个下放伙伴，人际交往日益扩大和频繁，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新朋友，日子不再像原来那样寂寞。这时我们原来同住的七个下放人员已有四人陆续返乡，剩下一个广东人，一个山东人，还有我，组成单身小家庭。我们三人都是音乐爱好者，老广会弹三弦，老鲁会吹笛子，我拉小提琴，管弦弹拨三乐皆俱，组成一支小乐队，闲时在家吹奏自娱，谁家有婚嫁喜庆，常请我们去助兴，渐渐小有名气，脚迹遍及四里八乡。维吾尔、哈萨克的婚礼都很隆重，一家办喜事，全村都放假，男女老少全参加，喝酒、唱歌跳舞、叼羊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节目，从凌晨狂欢到深夜，方尽兴而散。我们当然也被盛情邀请，全程参与。
在一家维族人的婚礼上，一次难忘的邂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狂欢的人群，伴着我们这个小乐队的音乐婆娑起舞，奔放柔婉的维吾尔舞姿令人如痴如醉。跳舞的人群中，有一位姑娘舞姿婀娜，外貌独特，引人注目：高挑的身材，深褐的长发，清澈的大眼，隆隆的鼻梁，白皙的肤色，兼有黄白人种的特征。乐曲终止，舞会暂停，在不可抗拒的引力下，我主动走近了她，请她唱首歌，我为她伴奏。她大方地笑了笑，爽快应道：“我唱《丽达之歌》，会拉吗？”《丽达之歌》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在 50 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与《拉兹之歌》一起成为流行歌曲，我不仅会拉，而且会唱。姑娘柔声唱了起来：“你是我的心，你是心灵的歌……”我凝神屏气，为她伴奏。令我惊奇的是，她不是用汉语，而是用电影里的语言（印地语）。她嗓音甜美，表情丰富，唱得凄婉动人，我也拉得十分投入，我的思绪，完全被歌词的意境所同化，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曲终歌尽，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都在体味某种特殊的韵致。良久，我开口问她，怎么会用印地语唱歌？她娓娓谈起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早年是印度华侨，在孟买经商，母亲是英印混血。她出生在孟买，十岁时被送回山东奶奶家，一直在国内上学， 1957 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遭遇与我相同的命运，毕业后在一所县城中学教书，一年前又和我一样被精简，跑到新疆来找工作，结果一无所获，流落到这里，寄住在一个孤老婆婆家里。相似的经历，相同的命运，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婚宴上，她和我并排而坐，平时不喝酒的我，这天打破惯例，一杯又一杯，开怀大饮。她怕我喝醉，劝我节制，沉浸于狂热中的我哪里肯听，终于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醉酒。
从那以后，我们来往日渐密切，感情上多了一份牵挂，生活上多了一人呵护，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是双双出现在各处的婚礼歌舞场所，就是并肩踱步在花朝月夕的溪畔林边。命运之神把我们随意抛掷在这个蛮荒之地，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之后，在爱已经枯萎、麻木，几近灭绝的时候，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走到了一起，爱的希冀和被爱的渴望，相互融合产生一种急遽膨胀的合力，紧紧地把我们凝聚成再也分不开的整体，为我们苦涩晦暗的生命天空，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我们小心翼翼地构筑着自己的爱巢，深怕有什么灾难会突然降临头上。
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此前我就有过两次爱的偶遇，结果都毁于我那罪恶的“种姓”。
不管怎么祈求神灵的护佑，意料不到的晴天霹雳还是降临了。
那天傍晚，我到她住处去。走到窗外，听见室内有男人的声音，推门一看，一个面容憔悴、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床边正和她说话。她起身平静地向我介绍，这是从东北来的老乡，到这里来看望她。见她有客人，我就告辞了。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她急匆匆跑来找我，神情焦急而难过，说有重要事情要告诉我。我们在屋后的苹果林里坐下，她嗫嚅道：“我不该瞒你，昨晚你见到的那个人，是我丈夫……”
听到这里，我脑子“轰”的一声，不觉天旋地转。其震惊，绝不亚于听到宣布我是右派时的心境。划为右派，是我政治生命的彻底毁灭；她有丈夫，则是我感情世界的全面崩溃。她劝我冷静一点，听她把话说完。慢慢我知道，她是大学快毕业时结婚的，丈夫在沈阳某银行工作，也是右派，为了找她，把工作也丢了。
天哪！你为什么这么残酷地捉弄人？硬把三个命运同样悲惨的负罪生灵，阴差阳错地拉扯到一起，导演出这场撕心裂肺的人伦悲剧？
我陷入了不可自拔的两难境地，感情和理智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的感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理智却要我作出明智选择。她丈夫的命运已够惨了，我能忍心夺走他的妻子，把他推向绝境吗？对她，我更生不出怨恨，她是真心爱我，而且爱得火爆，甚至疯狂。她瞒着我，无非是担心惊破我的玫瑰梦，再回到现实的火焰山，能多厮守一天就多厮守一天，能多给我一份慰藉就多给我一份，献出她的一切来抚平我的创伤。这不是爱的背叛，而是爱的神圣。我不能伤害他们夫妻间任何一个人，我要摆脱眼前尴尬处境的惟一选择，就是立即从这里消失。把爱，留在永恒的记忆中。
三天后，没给她留下只言片语，我孑然一身，悄悄离开了塔城这伤心之地，痛苦地结束了我一生中惟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之旅。至于我走后会给她留下怎样的伤痛，恐怕是一个等到地老天荒也解不开的死结。
以盲流身份回乡
离开阿西尔时，我只有靠变卖被褥衣物换来的一百二十元钱。加上一把小提琴、几本消磨时间的古诗文，以及穿在身上的衣服，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徒步走到县城，因没带任何证明不能住旅店，晚上只好在公园里露宿了一夜。次日我到车站遛达，认识了一个从西安来的小伙子，他听说伊犁州首府伊宁市好找工作，劝我跟他一道去那里碰碰运气。于是我登车去了伊宁。
伊宁是新疆第二大城市，规模大，单位多，本以为能轻易找到工作，结果跑了十几家单位，我都被赶了出来。白天，我像无头苍蝇到处瞎碰，时间还好打发；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才是最难挨的时候。旅馆有的是，就是不接纳“盲流”。有的“盲流”带有伪造的身份证明，我求他们帮忙。“盲流”多是江湖义士，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帮我在旅馆登了记。睡前有“盲流”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公安局的来查号，没带证明的统统抓进收容所，要我警醒点，事先看好逃跑的路线。睡到半夜，果然响起哨子声，有人推醒我：“抓盲流的人来了，快跑！”我跳下床，抓起衣裤就往事先看好的后门跑，那机敏，那速度，好似被追猎的兔子。千幸万幸，我没有被抓住。这时我才庆幸当初轻装上路的英明。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决定去乌鲁木齐，不行就再去南疆闯荡。
流浪生活虽只有几天，但我已习染几分“流”气：擦干眼泪，封存感情，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愁和忧；有什么路就走什么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汽车在石河子停车吃午饭，旅客们拥向食店卖牌子的窗口（那时的餐馆都是先买牌子再端饭 ) ，我也挤进去买好牌子，顺手把钱包放回口袋。吃完饭，司机师傅喊旅客上车，我掏钱包取车票，不禁大吃一惊，钱包没了！—百多元活命钱、车票，还有那位“伤心人”的照片，统统不翼而飞。我向司机说明情况，他还算通情达理，让我上了车，没把我丢在石河子。
到乌鲁木齐已是晚上，我身上一文不名，这里有川大的老同学，本可以去求助，但看看自己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有什么脸去见他们？我咬咬牙，决定还是自己救自己。当晚我饿了一顿，在车站候车室挨到天明，饥肠辘辘，得想办法找饭吃。看看身边有什么可变卖的：小提琴舍不得，书不值几文钱。身上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一件肮脏的卡其布外衣。毛背心是心上人织的，饿死也不能卖，外衣没人要，能变钱的只有那件毛衣。好在这时已是 5 月，冻不死人了。于是我手拿毛衣，在车站见人就问：“买不买毛衣？”“买不买毛衣？”一连问了十几人都摇头。这时我才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车站都是旅客，出门人买毛衣干吗？看来必须找本地人，而且最好是老太婆，她们心软，对落难人有同情心。我走出车站，在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大妈面前站住，向她诉说了我的遭遇。她听说我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善心大发，花二十元买了我的毛衣。现在二十元钱不值一提，但那时相当于我在职时半个多月的工资！
我千恩万谢告别了老大妈，在一个卖烤馍小摊上买了个馍，边走边吃。这时后面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他拽住我的手臂叫我跟他走，我以为是抢匪，拼命挣扎，大声呼救。接着又上来两个人把我架住，不由分说挟持到车站后面的一处平房前，我一看这里是车站派出所。原来，公安人员从我卖毛衣那刻起就在跟踪我，现在把我当“盲流”抓起来了。
走进派出所，里面已抓了十多人，以后又陆续有人被抓来，到下午 5 点已有二十多人。这时来了两个民警，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先叫我们在一间大屋子里呆着，我以为是等待询问，结果不是。晚上 8 点，我们二十多人被塞进一间没有窗户、不足十平米的黑屋，屋角放着尿桶，溢出的尿遍地流淌，臭气熏天。地上连根稻草也没有，不要说躺下睡觉，就是蹲也蹲不下。大家只能呆呆地站着，垂着脑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等待长夜一秒一秒地缩短与黎明的距离。
第二天早晨 8 点开门，放我们出来，排成一行照单人相。每人胸前贴一张白纸，上书一黑字“收”。别人照相时，我在一旁琢磨这“收”字的含义：是收监吗？我没犯法呀？是收钱罚款吗？我也没钱呀……想来想去都不得要领。照完相，也不给饭吃，叫我们带上自己的东西跟民警走。一行人从城里走到城外，翻了两座山，在山坳里一座四面有高墙的大院门口停住，门上挂个牌子：“乌鲁木齐市收容所。”我这才省悟照相时胸前“收”字的含义，原来是此人已送收容所。听以往被抓过的“盲流”说，凡是抓进公安局的人都要照相存档，作为有无前科的依据。如果再次被抓，就没有第一次那么轻松。
这座收容所是个四合院，进门是办公区，两侧是被收容人员宿舍，后排是伙房。我们刚收进来的人住东边一间空屋，地上铺有麦秸，但没有被褥。其他房间已住满了人，有的在麦秸上睡觉，有的靠在墙边打盹晒太阳，还有的三五成群，蹲在地上自画的棋盘前，用碎石子作棋子，神情专注地攻战杀伐。看上去，关在这里的人都很悠闲。我两天一夜只吃了一个馍，饿得直不起腰，躺在麦秸上发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川老乡是刚从家乡过来的，偷偷地从自带的棉被里掏出个小口袋，里面装的是花生米，独自吃了起来。我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和羞耻，伸手向他索要，他大大方方抓了一把给我，暗示我吃时用手掩住嘴。我知道他的意思，万一被管理人员发现带有食物，会立即被搜走。好不容易等到午饭钟响了，“盲流”们拔地而起，一窝蜂飞步奔向伙房，排长队领饭。一个馒头，一碗菜汤，这就是午餐。我怕几口吃完，看见别人还在吃会流口水，就把馒头掰成指头大的小块，放进嘴里让它慢慢溶解，再咽进肚里。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慢、最香，也最不解饿的一顿饭。
吃完饭，我跟先前关进来的人交谈，才知道收容所对收容人员有一套独创的管理方法。他们对关进来的人不打不骂，而是采用“饥饿疗法”以示惩戒。每天配给三两粮，加上一点白菜帮子，三餐改成两餐，饿得你七痨五伤。其意图有三：一是迫使你尽快交待自己的来龙去脉，便于送你回家；二是让你知道收容所不是招待所，进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怕挨饿就别再做“盲流”；三是那时粮食紧张，普通居民每天只配半斤粮，你“盲流”还想吃饱？我恍然大悟，先前看到的“盲流”们那派悠闲自在的景象，不过是他们用来对付饥饿的招数罢了。我暗下决心，必须尽快脱离这饥饿的苦海。
不等传讯，我立即主动找到管理干部，交待了我的家乡地名，要求遣返回乡。怕他们再把我送回塔城，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及在新疆的一切经历，编造了我是来新疆找工作的鬼话。本以为很快就可送我回乡，不料此后再没人过问，我被继续“收”在收容所。第三天，我实在不堪其饿，便拉起无论怎样潦倒也不忍舍弃的小提琴，碰巧伙食管理员从门口经过，听见了琴声，出于好奇，进来问我是哪里人。听口音他也是四川人，我开口便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听，乐了，要我中午开饭时到伙房去一下。中午我遵命走进伙房，他叫我就在里面吃饭，不要出来。这一顿是我离开塔城后吃的第一顿饱饭。从这天起，有这个老乡关照，我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对于遣返不再那么迫切。我心想，只要有饭吃，愿“收”多久就“收”多久吧。
又过了半月，收容所里已人满为患，开始遣返了。说起来叫人不敢相信，我们乘坐的竟是专列，整列火车拉的全是遣返人员。车到兰州，又住了一夜收容所，遣返人员按省区在这里分流；四川的送到广元收容所，关了五天后，又按地市州分流；绵阳地区的送到绵阳收容所，又关了五天，再分流送往各县收容所；最后送往我的家乡三台县收容所的，只我一人。
在历尽边疆寒冷和饥饿的折磨，饱受感情和人格裂变的剧痛之后，我总算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了。到家那天，老父亲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见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满身腥臊，父亲老泪纵横，哑然无语。
脱胎换骨成老农
回到梦绕魂牵的家，疲惫不堪的身心本应得到一点安息，但家庭的巨大变故，使我伤心至极。三年前，慈爱的母亲为我的不幸命运忧思成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永远闭上了眼睛。听父亲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呼唤着我的小名，希望能见我一面，而那时我远在新疆的戈壁滩备受煎熬，连老人家去世的消息都不得而知。如今在母亲的坟茔前，我能见到的只有青青墓草，点点昏鸦。父亲已经七十多岁，还要佝偻着身躯在田间耕作。父母为我操劳一生，没享我一天福，还要为我担惊受怕。看看家里，还是土改时分地主的两间土屋，一架木床，一张饭桌，几个破罐，这就是全部家产。良心的自责，灵魂的伤痛，家庭的贫困，生活的艰难，一齐向我压来，使我焦灼万分，寝食难安。这时我才意识到，家乡不是避风港，家庭不是安乐窝，穷山沟的生存之路将更加难走，我的境况将更为困厄。
我要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必须适应山区繁重的体力劳动，用筋骨和汗水去挣工分养活自己和父亲。第一天出工是挑粪水上山淋玉米，挑担是山区农民的基本功，就像少林寺和尚练功是从双手提水开始。无论播种、施肥、抗旱、收割、送公粮，乃至家务活，无处不用肩挑，挑不起百八十斤就不能叫“主要劳动”（当时农村把劳动力分为“主要劳动”和“附带劳动”两大类，前者一般指能干重活的男性青壮年，后者指只能干轻活的妇女、老弱、少儿）。不是“主要劳动”，每天就挣不到十分、分不到一斤粮食。我想挣十分，首先就必须学会挑担。其实，在川大毁操场办农场时我就经常挑粪，不过那是平路，距离也不远，挑的担数也不多，又不是每天挑，并不觉得怎么吃力。现在不同了，挑上百来斤的粪水，还要爬行一两里山路，每上升一步都气喘吁吁。随着趟数增多，肩膀越来越痛，步子越来越沉，汗水淋漓如雨。我索性脱掉上衣，赤膊上阵，任烈日炙烤。毕竟我是吃过苦的人，一天终于坚持下来。但到晚上睡觉时，肩膀肿痛难忍，背上皮肤全变成了水泡，火辣辣如针刺一般，全身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咬牙熬过第一天，日子一久，挑担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练就了一副能承载任何生活重担的铁肩。去区收花站卖棉花，翻山越岭二十多里，百斤重担，两个钟头就能到达。到县城挑化肥，四十里山路，中午还要回家赶午饭。凭这本事，我挤进了“主要劳动”的名单，每天可挣十分以上（折合人民币一角五分，秋收时可分到一斤粮食）。
1964 年冬天，公社大兴水利工程，我被派到水渠工地劳动。工地有两种活，一是挖明渠，一是抬石头。抬石头比挖明渠苦得多，但工分高，我想挣高工分，就选择了抬石头。我是第一次干这活，以为只要担得起就一定抬得起，其实不然。四人抬一块重约千斤的长条石，必须起落一致，步伐一致，用力一致，既要个人有过硬肩力，又要整体协调；套绳，用力，跨步，喊号子，都有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人。这一切我都得从头学起，所幸我已有挑担的基本功，再经同伴指点，自己悉心体会，抬上两趟也就会了。只是压在肩上那两三百斤的重量，大大超过以往挑粪水，一时难以应付。石头一压上肩，小腿就不住颤抖，腰也伸不直，只有靠集体喊号子来壮胆、运气，把憋在胸中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转化为向前跨步的动力。为了把号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独出心裁，把一些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如《大路歌》《解放军进行曲》等，编排到我的号子中去，把对重量的注意力转移到对音乐的体验上去，通过释放和转移的心理效应，肩上的重负和心中的苦况得以大大减轻。
总算闯过了担抬这一关，农村最艰苦的活计已被我征服。队长说，你只会担抬，还不能算“全挂子主要劳动”（技术全面的劳动力），还要会抛粮下种，犁牛打耙。想想也是，只会干担抬等粗重活，不过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而已，算不上地道的农民！于是，我又开始学抛粮下种，犁牛打耙等技术活。其实这些活并不复杂，只要稍动脑筋就能学会，而且比担抬活路轻松得多，工分也高得多。不久，我成了队里为数寥寥的专业犁耙手，由“主要劳动”升为农民技术职称最高的“老农”。有了这“老农”身份，就可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天只需手拿鞭儿，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悠悠地吟诵自己的风花雪月，耕播自己的喜怒哀乐。
当犁耙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自由，不受集体出工收工的限制，上午可早出早收，下午可晚出晚收。这样，中午就空出了大量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家搞起了竹编。我家屋前屋后都是竹林，就地取材不用买；不会编就找来样品比着做，在实践中学技术。不久，簸箕、箩筐、竹席、晒簟等都会做了，除家用外，逢场天还可拿到街上去卖几块钱，换点针头麻线、麻花油馍之类回家。
至此，我基本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倒霉读书人，变成一个从外貌特征到生存状态都完全泥土化的乡间老农。
作者在这张照片后面题道：贫贱之妻不可忘……
贫贱夫妻百事哀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空壳家庭，迫使我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伴侣。亲人们为我物色过两个对象，都因不是她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她而告吹。最后，还是我教的农民夜校里的一个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和我同队，每晚夜校下课都陪我一道回家，渐渐亲近起来。她手脚麻利，凡是计件农活，都比一般妇女干得快，因而挣的工分也高。她的身体也十分健壮，不怕吃苦，敢和男劳力一起担粪水、送公粮。性格也很泼辣，是典型的“川辣子”，谁要是无礼于她，会骂得你狗血淋头。还有她家是贫农，在那个以阶级成份定身价的年代，没有人敢欺负她。更重要的是她脑子里没有僵化的政治标签，不嫌弃我是右派。有这几条，我觉得，她就是我心中的黑牡丹。
一天晚上，大队放电影《白毛女》，我约她一起去看。白毛女的悲惨遭遇，看得她不停地抹眼泪，没想到一个识字不多的村姑，感情世界如此丰富。回家路上，我为她轻轻唱起大春思念喜儿的那段插曲，她不禁紧紧抓住我的手，趁这感情热线接通的瞬间，我向她表白了爱意，她腼腆地接受了。不久，大哥为我做媒，向她父母提亲，未遭拒绝；但她当民办教师的哥哥坚决反对。不过，她本人的态度坚决，又得到父母的支持，哥哥的反对宣告失败。为这件事，我们婚后若干年，她都不肯跟她哥哥来往。我们于 1965 年 7 月 1 日结为夫妻，这年她十九岁，我三十一岁。
婚后生活，没有文人小说里写的那么多的浪漫和甜蜜。经过岁月的涤荡，我的感情已洗尽浮华，只剩下农民居家过日子那份沉实，正好和妻那纯朴的感情表达方式相融洽，共同演绎着苦难年月那段质朴无华而又感人肺腑的乡村恋曲。
那时生活很困难，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她总能从外面弄几把青豌豆、青胡豆什么的回来，加点自留地里的牛皮菜凑合着过几天，而我却没这本事。家里没有油盐钱，她除了拼命干活多挣工分外，还会在中午收工后顶着烈日到山上割梭草（一种可制绳、造纸的纤维植物），卖了换回一两元钱补贴家用，而我就吃不了这个苦。她看我在队里干的多是重活，体力消耗大，盛饭时总是把锅底较干的饭舀到我碗里，自己喝锅面上的稀汤。“文革”那阵我挨批斗，她不是用眼泪来稀释我的悲哀，而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我吃，狠心把要拿去变钱的鸡杀了给我补身子。私下听见有人骂我右派如何如何，她会挽起袖子跟别人厮打。人前人后，她从未因丈夫是右派而觉得矮人一等，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从不低下她那高昂的头，和我的怯懦形成强烈反差。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坚强、泼辣的女性，与我这个“十恶不赦”的背时鬼携手，并肩走过那段长达十五年的风风雨雨。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儿子，一个只活了七天的儿子。她分娩那天，恰逢我去公社参加“五类分子”义务劳动，家里只她一个人，她又没有分娩经验，不知经过怎样的痛苦挣扎，胎儿才坠落地上。同院邻居一位大娘听到婴儿哭声和妻的呻吟声，赶紧过来，用传统方法结扎了脐带。等我晚上回家，看见又白又胖的儿子甜甜睡在妻子身边，我兴奋得俯在儿子脸上亲个不停。第五天，孩子吃奶出现异常，舌头裹不住奶头，啼哭不止。我马上上街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开了药方，说这药吃了不见好转可能麻烦。果不其然，服药无效，第二天孩子出现抽搐，服药打针更无效。第三天抽搐加剧，全身僵硬，向后强直，像一根扁担。我痛苦万状，欲哭无泪。到晚上，孩子的躯体渐渐冰凉，一个来到世上只有七天的稚嫩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被死神抢走了。医生说，孩子死于结扎脐带没有消毒而感染的新生儿破伤风。
1967 年我们又添了个女儿。这次汲取第一个孩子夭折的惨痛教训，临产前一个月就做好了接生器材的消毒工作，预产期内，我守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这次是我亲自接生，女儿顺利出世。由于妊娠期间，妻营养不良，孩子十分瘦小，体弱多病，经常感冒，一感冒就出现哮喘。断奶期间，孩子的营养更成问题，用瓦罐煨点米粥放点猪油就是她的营养佳品。一岁后，女儿就和大人同锅吃饭，她饭量小，又挑嘴，不吃红薯、牛皮菜，而这正是我们大半年的惟一主食。奇怪的是，这样恶劣的饮食并没使她变得面黄肌瘦，反而一天天胖起来，那红扑扑的脸蛋，亮闪闪的大眼，十分逗人喜爱。但有件事叫我们十分忧心，孩子三岁多还不会说话，以为是个哑巴。在我坚持不懈的诱导训练下，女儿慢慢会说话了，五岁时口齿已十分伶俐。家里有这样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抚育出来的可爱女儿，给我们没有笑声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1973 年冬天，女儿刚满五岁，一场惨绝人寰的生命浩劫突然降临她的头上，我再次坠入感情崩裂的无底深渊。那天凌晨，妻把饭做好，喊女儿起来吃饭，没有反应，以为睡着了，再喊，还是不应，走到床边用手摇也摇不醒。我一看急了，忙掐她人中，毫无反应，女儿已深度昏迷。我立即跑上街请医生，我们家距街五里路，医生不愿下乡，要我把孩子背到街上去。我又急忙回家把孩子背到卫生院，医生切脉良久，沉重地说，已摸不到脉搏跳动，赶快送县医院。这时已是中午。
回到家里，家无分文，我又马上跑到生产队借了二十元钱，午饭顾不上吃，急匆匆背着女儿往县城跑。那时乡里不通公路，只有步行，天快黑才赶到县医院。先到急诊室，两个值班医生正在闲谈买家具的事，眼睛瞟了瞟我怀抱里深度昏迷的女儿，连问也懒得问一声。在我一再哀求下，才慢吞吞地作例行检查，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抽血，一会儿抽脊髓，就是不做任何急救，足足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叫我到住院部住院。住院部医生见状立即抢救，挂上输液瓶已输不进液了，血液反而倒流。晚 8 时，女儿停止了呼吸。我抱着女儿微温的躯体，放声大哭。上苍啊，我究竟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你竟把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编排到我的人生履历里，让我一次又一次去经受风刀霜剑的无情摧残！惩罚了我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去惩罚一个柔弱无辜的小生灵！
记得头天晚上吃饭时，女儿端着一碗牛皮菜煮红苕，哭着不肯吃，她妈忍不住打了她一巴掌，她才喝了两口汤，然后带着泪痕睡了。没想到这就是她最后的晚餐，她再也没有醒来。女儿生前爱漂亮，嚷着要穿一件花衣裳，这个在任何家庭的小女孩都会有的小小愿望，我这个做爸爸的都无法满足她。如今，女儿穿着她姑妈的女儿小时穿过的一件破棉袄离开了人世。活到五岁，女儿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草草结束了自己刚刚开始的生命。只怪她投错了胎，找到我这么个不中用的爸爸！
我止住抽泣，问医生女儿患的什么病，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血糖昏迷，延误了治疗时间，如果能在发病两小时内送进医院抢救，还不至于死亡。我没有能力阻止时间的运行，只好放弃对女儿死因的深层追索，不得不回到可以轻易破解任何生命难题的宿命论上来：天意如此！
苟全性命于乱世
我回乡那年冬天，各大队、生产队都要办农民夜校，开展扫盲工作，帮助没念完小学的失学青少年完成小学教育。队长把我们队办夜校的事交给了我，这是我离开川大后做的第一件与文化沾边的事，自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队长把房子找好，我负责布置教室。门板当黑板，石条当课桌，墙上贴几张标语，俨然一所乡村小学。开学那晚，不管是不是入学对象，全队男女青少年都来了。第一夜没上课，教大家唱《社员都是向阳花》，那时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年轻人能聚在一起，唱唱歌就是最大的乐趣了。我这办法还真灵，以后每晚学员们都来得很整齐，入学率百分之百。
全校三十多人，从扫盲班到小学一至五年级，一个晚上要上六个“班”的课，我是六个“班”的老师，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规模之小，班数之多，教师之少，设备之陋，恐怕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学校了。从当年 10 月到次年 6 月夏收，上课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公社统一测评，学员成绩都在良好以上。凭这入学率、巩固率和办学的生命力，我这所夜校在全区农民夜校评比中得了先进称号。当然，我做的这一切都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图的是不要让生命与文化绝缘。
“四清”那年，公社办农业中学，党委书记听说我会教书，准备让我去当教师。这事不知怎么被“四清”工作队知道了，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跑回来当农民？于是找我谈话，我怕以后惹出麻烦，如实亮出了我的右派帽子，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险些用了坏人。不用说，当农中教师的事泡汤了。
我的右派故事，很快成了乡里的头号新闻，我因而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五类分子”应享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当然不能例外；但“五类分子”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有时也会落到我的头上。比如大队团支部开展各种活动，就常常请我这个早就被开除团籍的非团员参加，教他们唱唱歌呀，写个快板、花鼓词呀，排练文艺节目呀，演出伴奏呀，等等。这些场合，他们不管我的右派身份，老师长老师短喊得很亲热。我也忘乎所以，和小伙子大姑娘们打得火热。
“文革”初始阶段，还没祸及“五类分子”。那时各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大队的团支部，在开展文化活动方面本就走在全公社前面，这时当然更为活跃，很快组建了宣传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是右派，请我当了宣传队的辅导员，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和一些小歌舞，这是全公社惟一能排大戏的宣传队。先在本大队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接着被公社指派到各大队演出，后来又被邻近几个公社请去演出，最后调县上参加汇演。参与这些活动，虽然挣不到工分，年终分配要减少收入，但可降低体力的过度透支，缓解心灵的桎梏，转移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关注，忘却现实的严酷，在麻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的日子变得严峻起来，一次又一次戴高帽，挂黑牌，游村游街示众。第一次游街回来，我心里很难过，觉得面子扫尽，吃不下饭。妻见我垂头丧气，中午特别炒了一盘鸡蛋，边往我碗里夹菜，边劝慰说：“你看公社党委书记都陪你站在一起挨斗，你有啥想不开嘛！”她这一简单的类比推理，胜过我读万卷书。从此，我把这么多年都折磨不掉的自尊心，当作精神枷锁彻底砸碎，以超然物外的心情，视游街批斗为少儿游戏。
批斗我的那些造反派大小头头，不少是我在搞宣传队时结识的小青年。别看他们在台上对我声色俱厉，强词夺理，无情批判，煞有介事，背后却帮了我不少忙。比如，游街示众时给别人戴的高帽子，里面都装有荆棘，给我戴的高帽里塞的却是稻草。又如，明天如果要开批斗会，当晚会有人来报信，教我应对的办法：游街时他们会派专人来揪我，要我主动把头向后仰，他们揪头发、扭胳膊只是做做样子。再有，批斗会开始，台上喊“把右派分子×××揪出来示众”时，要我主动跑快些，自己跑上台，不要被他们揪住，可免受“坐喷气式”之苦（“坐喷气式”是“文革”中整人的一种方式，具体做法是：两人在后分别拽住被揪斗者的胳膊，用力向后扭，像喷气式飞机的双翼，拽住被揪斗者的头发用力向前摁，像飞机的机头，被揪斗者的头和手臂形成强烈的反向张力，产生撕裂般的疼痛）。还有一次，公社造反派头头计划晚上开批斗会，打人的柴块准备了一大堆，准备收拾几个他们认为最坏的人，我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据说他们认为我跟宣传队某个女知青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们派一个知青来抓我，这位知青与我相识，走到半路就回去交了差，说我不在家，使我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告诉我，那晚挨斗的人，没有谁不被打得死去活来。
“文革”中，我在精神上虽然受到残酷折磨，但未遭受多少皮肉之苦，这不得不感谢我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朋友们。
超然一点看，“文革”千真万确是一场疯狂的游戏。与一般游戏不同的是，它是以整整一代青年的灵魂迷失与青春荒废为沉重代价而记入历史。
平反后的意外打击
1978 年落实政策时，一则内幕消息惊得我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一个干部（我的同乡）告诉我：我是从新疆“盲流”返乡，右派身份是自己交待的，也就是口说无凭，没有任何组织材料为依据，所以落实政策遇到了麻烦。
这么多年，从没有人怀疑过我的右派身份的真实性，现在快熬到头了，怎么却反而不够“资格”了？既然我的右派身份没有实据，凭什么把我折磨了这么多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不知道是现实嘲弄了历史，还是历史嘲弄了我，反正我陷入了哭笑不得的窘境。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再次向组织交待我在川大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以及我的档案可能存放的地点。县落办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先后三次去信新疆塔城地委统战部，半年后，终于收到从新疆寄回的档案，落实政策终于有了依据。同时，经我本人向川大中文系老同学求助，川大党委于 1979 年 3 月给我寄来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通知。这样，我长达二十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至此，我本可以平心静气地告别过去，面向未来，不料还有更令我伤心的消息接踵而至。也是县落办的人告诉我，他们打开我的档案，里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我的右派帽子早已在 1961 年摘掉了！听到这迟到了十八年的“喜讯”，我不仅笑不出来，反而气得我七窍生烟，痛得我老泪滂沱。 1961 年，我才二十七岁，刚下放十月公社，距塔城咫尺之遥，这一关系我生死攸关的消息为什么不通知我？而让我继续忍受长达十八年的灵肉之苦？人生中最宝贵的英盛年华，就这样付诸东流。我该向谁讨回青春？我该向谁倾诉因此而导致的一个鲜活生命的毁灭？
问天无言，问地无语。起诉已没有被告，申诉已失去时效。正义和良知早已失落在那个狂悖时代的茫茫迷雾之中，杳无声息。往者既已，那就把这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苍凉诘问，连同我半生血泪酿成的千古遗恨，统统尘封在绵延无尽的历史卷帙中，让后人去评说吧！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