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无畏：父执赵俪生先生
父执赵俪生先生
－－作者：陈无畏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已于2007年11月27日因肺部弥漫性感染，导致呼吸困难，最终引发缺氧性休克去世的噩耗。顿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就像失去了亲人一般。赵先生是我的父执。家尊陈赓平先生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要数知己朋友，当然是赵俪生先生了。
1959年8月的一天，在西北师大家尊寓所我初次与先生谋面。记得当时他才四十出头，正值盛年，气宇轩昂。先生身着白色衬衫，魁梧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隆准上架着副无色晶体框架眼镜，透着智慧的光芒。典型的学者风度，令我眼前一亮。当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正受大众热捧。话头便从二十多年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说起。十八岁的先生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当属热血青年，风华正茂。1935年12月9日，北风凛冽，天寒地冻。身材高大的先生打着门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学们喊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离开清华园。在西直门外，请愿学生与妄图拦阻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那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挥舞皮鞭，手持枪柄木棍殴打学生；还打开水龙，冷彻的水柱横射在学生身上，棉袍顿时凝结成冰。年轻人一面同军警展开英勇搏斗，一面散发爱国抗日传单，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鼓掌支持……先生神采飞扬、绘声绘色，年少的我如身临其境，难以忘怀。
待来客告别家尊后，我从老人家的言谈中获悉，先生是个右派分子。这使我大吃一惊。作为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无论如何也无法将洋溢着政治热情的学者，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划上等号。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上级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赵先生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将几年来的积怨全都倾诉了出来。先生是个直性子，说起话来锋芒毕露，当然得罪了许多人。同年八月，先生从青岛山东大学调到兰州大学；立足未稳，灾难便降临到赵先生身上。九月学校开学后，反右派运动已趋尾声。哪知山东大学方面仍揪住他不放，便派专人将赵先生押送回原校接受批斗。在山大门口，赵先生遇到了刚戴上右派帽子的陆侃如先生。他睁大双眼惊呼：“赵老弟，你也来了！”那句很有份量的话，印证了不祥的预兆：这顶政治帽子也落到了赵先生的头上，而且一戴就是二十余年！
再踏进这座地处黄河之滨的学校，赵先生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原先，人们路遇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皆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现在成了阶下囚，相熟者即使打照面也避之三舍，好像碰见了瘟神。在严酷的政治氛围中，唯独家尊显得特别迂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他老人家依旧去赵家作客。那里不管春夏秋冬，总有茶水款待。先生虽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口无遮拦的习惯却未丝毫改变。他们之间无所不谈，毫无戒备。其中有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有兰大校园的奇闻逸事，有未见报端的学界内幕，有道听途说的天方夜谭……家尊好追根刨底，娓娓道来；而同样话题，一经先生之口，便妙趣横生、回味无穷。家尊曾多次对我表示：“去赵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是一种惬意的事。” 令赵先生放心的是，家尊一向守口如瓶，从不将他人的片言只语当作政治运动的炮弹。要知道，阶级斗争是六亲不认的。即便夫妻父子之间，将平素不介意的闲聊，当作整肃把柄者绝非罕见。正因为家尊的秉性，他们的情谊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经受了考验。
到了1959年春，兰大文科下马，中文系和历史系被合并到西北师大。赵先生已褫革教授头衔，工资降了一半。右派照例是不能发表文章的，稿费就无从谈起。1960年，饥饿悄悄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鸠形鹄面的灾民在兰州街头抢食，已是屡见不鲜。当时师大的农场在河西走廊的山丹。被打入另册的教师，便发配到那里接受劳动改造。赵先生是个右派分子，当然漏不掉。农场里个个饥肠辘辘，还得从事繁重的劳作。于是，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我师叶明恕先生，年仅三十的北师大研究生，就这样悄然倒毙在农场的田埂旁。而作为阶级敌人的赵先生身体已极度虚弱，仍遭受非人的虐待，有时甚至三天不让吃饭，还要求一班不落，照常参加劳动。挨打、挨骂、罚跪更是家常便饭。场员们不知从何处搞到一只黄羊，偷偷放在火炉里煮熟分食。他们死活不给先生一口，以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当赵先生深表不满时，有人竟对他大打出手，还有一个在旁借用鲁迅小说《药》中的对白奚落他：“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赵先生只能忍气吞声而已。
1961年2月2日，素质卓异的二女儿赵纪爬上皋兰山采摘地衣（一种可食菌类），不慎滑下山崖殒命。到任不久的江隆基校长，通过省委发急电通知赵先生返回兰州。当时他折损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刚好从浙江老家带回一些食品。家尊二话没说，取出两听罐头登门送给了奄奄一息的赵先生。经此磨难，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四十五岁的人，头发花白，牙齿全部脱落。有一回，他取下义牙笑着对我说：“无畏，你看我像不像汉俑？”在此期间，先生动手翻译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小说《道廉·格雷的画像》。他将译稿送给家尊看。我也阅读了译文，深被先生信达雅的译笔所折服。到了1962年，赵先生的身体才慢慢得以康复 。在赵纪周年祭的一首五言诗中，赵先生写道：“不忍见谷口，去岁绝命时。思父兴陟岵，念母拾地衣。蒙茸雪盖地，盘屈径绕坡。失足惊呼处，掉头不忍思。”字字血，句句泪，父女深情毕现。
1961年9月，中文系历史系又回到兰大。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称：“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江校长顶住各方压力，亲自将赵先生推上了中国通史的讲坛。赵先生在课堂上讲述条理清晰、剖析透彻、抑扬顿挫、妙语连珠，学生皆大欢喜。1966年6月，文革伊始，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消。赵先生曾夸口，江是全国大学里最好的校长，当然成了众矢之的。接着“阶级敌人”通通关进了“牛棚”，实行法西斯专政。造反派的小头目一声令下：“立正！”“牛鬼蛇神”就得齐刷刷站起应声：“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小头目又喊：“向后转！”“牛鬼蛇神”就得一百八十度调头回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牛鬼蛇神”动作稍有迟缓，应答稍嫌低沉，便有钢鞭伺候。文革搞武斗，乃是家常便饭；搞精神折磨，兰大造反派也屡出新招。他们将“牛鬼蛇神”的所谓“罪状”画成漫画，勒令他们自己在漫画前做讲解员。因兰大此类人员实在太多，司空见惯，听众寥寥；唯独赵先生那里，人头攒动，围了一大堆。只见赵先生手执一根竹鞭道：“那个太阳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只张嘴的小狗就是我赵俪生。此画的意思就是——狂犬吠日。”表面看来，赵先生的讲解活灵活现，十分生动；其实他酸楚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
到了1970年，家尊六十八岁，办理了退休手续，打算回浙江老家。赵先生五十四岁，兰大当政者让他退职。在与赵先生告别时，家尊考虑生计，劝他别办手续。赵先生说：“不行啊，如果不退职，就得天天挨斗！”于是他只好离开兰州，大女儿赵绛工作地点－－贵州息烽成了赵先生的栖身之所。临行前，先生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卖给了兰大图书馆，以暂济家庭生活之窘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生仍坚持从事学术活动。他写信给家尊道：“小弟日无所事事。上午赶场买菜，中午造饭，仅下午作中国思想史之研究。”1973年经过几番周折，赵先生又回到兰大，成了历史系的编外人员。记得1974年暑假我到他家时，赵先生住在一处狭小的平房里，书籍都堆在地上。我送他一包夹心奶糖。赵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已好几年没有尝过这种食品了！”
1976年清明节，北京发生了“四·五”天安门祭奠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一伙将“四·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许多人在这关键时刻，对祖国的前途深感迷惘。没过几天，我赶到赵先生家讨教高见。他非常坦诚地对我说：“作为历史学家，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此次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转捩点，可与双十二事件（西安事变）相提并论。”没过多久，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土崩瓦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赵先生当时正着手西域史研究，让我将他的长篇论文《穆天子传中的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的手稿捎给家尊看看。已是花甲之年的先生，还日以继夜自学维吾尔文。他非常明白，漫长的政治迫害行将结束，学术界的春天就要降临，抡起膀子大干的时光已来到了。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国内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已屈指可数，且皆已年迈。我再不努力去拚搏一番，有愧后学啊！”
记得1978年夏天，我准备调回浙江老家，与赵先生道别。他送我两条幅。其中一幅抄录李太白诗“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表示浓浓的惜别之情。另一幅引用柳耆卿《雨霖铃》中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还特别写明：“赓平先生哲嗣无畏同志旅居陇右，今将东归，书此为赠。”同时，又对我谈起正在招收研究生的事。其中说到历史学家杨宽的儿子杨善群有报考的意愿。特别提及一个叫秦晖的广西学生，虽仅有小学毕业文凭，但才华出众，将来可能又是一个陈寅恪。可惜视力欠佳，校方不大同意。先生斩钉截铁表示：“非他一个都不要！”在先生强烈要求下，校方只好妥协，录取了这名特殊学生。赵先生慧眼识英才，果然秦晖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1982年4月11日家尊去世，赵先生最先发来了唁电。电报云：“惊悉赓平先生仙逝，小弟不胜悲痛。特电吊唁，尚请节哀。后死者俪生。”赵先生将自己称之为“后死者”，足见先生与家尊之间心心相通，毫无阴阳两界之别。嗣后，赵先生来信提及先父，深表感叹：“令尊大人之学术水平，兰大中文系直至目前，无出其右。我建议学报辟一专栏纪念，但杳无回音，不了了之。”1997年夏天，获悉《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出版，我致信索求。赵先生当即寄来大作，扉页上写道：“无畏世兄惠存。祝令尊大人赓平先生地下平安！”并有先生夫妇的签名钤印。接到赠书后，我写七律一首，以表心迹：“胆气文章出大家，滋兰树惠遍天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抱叶寒蝉蒙朗照，归山独鸟避喧哗。无眠子夜书床冷，泼墨挥毫听煮茶。”
2002年2月，当我将家尊的遗著《金城集》整理完毕时，准备找一位既了解家尊为人为学之道、又有相当学术造诣的长者题签作序。自己经过再三掂量，唯赵先生莫属；只是怕他年事已高，难以挑此重任。于是我拨通了先生兰大住所的电话。他问我是哪一位？我有意拉长语调对他说：“陈－－无－－畏。”先生不到一秒钟就反应过来了：“噢，是赓平先生的儿子。”老人家思维如此敏捷，大出意料。我们已有二十四年天隔一方、无缘相遇了，而且老人家高龄八十有六。听到先生判断准确的答话，我知道此事八字有一撇，便将宿愿告诉了他。老先生说：“我年岁大了，其他人有这种要求，都一概谢绝了。唯独赓平先生的事，我非完成不可。－－请问什么时候交卷？”我回答：“老先生年纪大了，什么时候都行。”赵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爽快地回应：“一个礼拜。”果然不到六天，他就将序言和题签寄来了。书序称家尊是“纯而又纯的学者”，的确是先生肺腑之言；题签笔力遒劲，绝非耄耋之年所能为。同时，老人家还给我送来了手书墨宝。内容是辛稼轩的一首《清平乐》。其中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几句，先生借辛词描述我的经历与感受。犹如拨亮了一盏灯，不禁使我豁然开朗，更有自信了。
如今，享年九十一的赵俪生先生终于走完了漫长而崎岖的生命之路。让我感到释怀的是，过了二十五年，魂归道山的两位老人，终于久别重逢，又可以坐在一起，品茗抒发聚首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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