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读书无禁区》触碰“禁区”
《读书无禁区》触碰 “ 禁区 ”
－－作者：陈晓
《读书》创刊号和李洪林《读书无禁区》手稿第一页
“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 ‘ 读书无禁区 ’ 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 ‘ 四人帮 ’ 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 ‘ 读书无禁区 ’ ，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 －－ 1981 年 4 月《读书》杂志《两周年告读者》
1978 年底，李洪林正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筹备将于第二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党史陈列已经准备多年，但需要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不断修改， “ 老也改不完。 ” 李洪林接手筹备工作的时候，看到博物馆的文物多应 “ 阶级斗争为纲 ” 的形势做了修改。比如，一面彭德怀奖给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某指战员的锦旗，因颁奖者政治失势， “ 彭德怀 ”3 个字已被拆掉，但线痕却历历在目。此类残缺不全的文物还很多。身为党史研究室主任，针对此种情况，李洪林上任之初就做了一个《打破党史禁区》的长篇讲话，力求破除政治路线的左右，还文物原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8 年的中国政坛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意识形态领域依然禁区重重。 1978 年底已接近展览筹备的审查期限，李洪林和同伴核对展品，编写说明， “ 每件文物的条目，一个字都不能错。 ”
此时，李洪林还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负责为 1979 年 1 月举办的理论务虚会起草闭幕报告。这次理论务虚会的规格以及开放度都堪称建国以来少有的。邓小平指示会议 “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 ，胡耀邦在开幕致词中也号召大家 “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 ” 。多年后，李洪林回想当年，认为是他一生中 “ 精神上最为痛快 ” 的时光。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读书》创刊写一篇文章。
书禁初开，《读书》创刊
早在 1970 年，被打成 “ 陈范集团 ” 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 8 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
1978 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 35 种图书 “ 开禁 ” 。书禁初开的背后还有段插曲。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 “ 当时印那些中外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兴东同志手里，是准备用来印 *** 全集的。我父亲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 *** 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时更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 ”
王匡的冒险成功了。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 30 万到 50 万册，共 1500 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书禁初开， “ 二陈一范 ” 也分别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当时三联书店隶属人民出版社。
《读书》杂志结构有些 “ 古怪 ” ：名义上属于人民出版社，由范用领导，可是，机构名义却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编又是跟国家出版局毫无关系的陈原。《读书》就处在了几个机构管理的缝隙，为当时在各禁区间打 “ 擦边球 ” 留出了余地。即使这样，因为担忧因言获罪的惯性尚在，人民出版社党组还是让范用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范用一人承担。
在《读书》第一期策划案里，第一篇文章名为《开卷有益》，要求把十余年来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给推翻 ” ，因为 “ 我党历来提倡读书，学习。 ” 在策划案的左边栏，主编陈原写了一列补充意见：可否即约李洪林写篇《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
字字推敲 “ 读书无禁区 ”
李洪林自称前半生是一位 “ 理论工作者 ” ，早期著书立说的目的就是 “ 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做理论上的说明 ” ，当时他所在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李洪林 “ 最尖端 ” 的作品是 1959 年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写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 1958 年 “ 大跃进 ” 席卷山河，李洪林这篇文章将中央定出的 “ 钢铁产量翻一番 ” 的可行性论证得头头是道。 “ 文革 ” 中高层文人间各成派系，相互倾轧，李洪林不幸成为被打倒的一派，下放农村改造。
多年农村改造的经历，让他对民生疾苦有了切实了解。但此后据农村实情写出的调查报告，却触怒当时高层。自此，李洪林写文章字斟句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很多人看我的文章说流畅，其实我写文章是很费劲的。都是三遍五遍地改，甚至重写。写完还从反面看，看人家怎么来反对。我写文章的原则是：自己找漏洞，自己抓辫子。那时候禁区重重，总有卫兵把守，不让你冲，而我的文章是摔不倒的。 ”
此次为《读书》创刊写作更是字字推敲。文中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 “ 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 李洪林为读书自由理出宪法依据： “ 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 ” 说的虽然是常识， “ 却是要把当时的东西翻一个个儿 ” 。
李洪林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 “ 这个题目很周严，反对给读书设置禁区，反对把禁书作为一种政策。 ”
1979 年 4 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范用改为了《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
争议
《读书》创刊号印刷 5 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 5 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当时沈昌文还赋闲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作为读者读到《读书无禁区》，也不禁吓了一跳。 “ 我当时就对范用说，这篇文章太大胆，肯定要惹麻烦了。 ” 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果然，《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办完党史展览后就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沈昌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旧时对 “ 图书馆 ” 三个字有一个简写， “ 口 ” 内一个繁体的 “ 书 ” 。图书馆四门大开，寓意开放囚禁图书的所有桎梏。因此，《读书无禁区》从理论逻辑上阐释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读书自由，《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一文则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书，以及一些诲淫诲盗之作和歪曲事实的特务文学外，所有书都应该对民开放。而对后两类书的界定，决定权不应掌握在高层一些 “ 诸葛亮 ” 手里，应请一批 “ 有经验、有威望、有见识的中小学老师来鉴识。这个问题，民主比官主好得多。 ”
1980 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 “ 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 ”
1981 年，沈昌文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做检讨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 “ 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做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 ” 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 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
1981 年 4 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要写一篇社论表明杂志立场，约沈昌文看初稿。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 “ 我说，反响太厉害，似乎有的反响来自很有影响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 ” 沈昌文说。
陈翰伯听后，沉吟不语。随后，他交来的《两周年告读者》定稿中却赫然加上这么一段话： “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 ‘ 读书无禁区 ’ 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 ‘ 四人帮 ’ 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 ‘ 读书无禁区 ’ ，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思想界甚为复杂，文化界某些领导人公开讲话时有摇摆，思想界也一日三变，开放和收紧两股力量处于拉锯状态。 1983 年 “ 清理精神污染 ” ，民间再现收书运动。李洪林也于当年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此后不久，李洪林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邀请下，赴福建省任社科院院长。
30 年过去了，李洪林如今在家颐养天年，偶尔上网搜索 “ 读书无禁区 ” ，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 Google 搜出二万七千条。很多条目的标题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这让历经荣辱的老人觉得很大安慰。他说，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本文参考了宋木文的《亲历出版三十年》、沈昌文的《知道》和《最后的晚餐》，以及《读书》）
转自《老衲读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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