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燕园里的单身外籍女教师
燕园里的单身外籍女教师
－－作者：陈毓贤
八九十岁年迈的燕京大学校友，去年 4 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个校友会，庆祝燕大建校九十五年；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同一天开了个“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研讨会。我以《洪业传》作者身份有幸被邀参加。最让我兴奋的，是听到夏晓虹等教授参与抢救燕大校友的口述历史，而北大领导应允设立一个燕大馆，纪念这曾替中国培育英才的国际学府。
回美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古代史教授戴梅可（ Michael Nylan ）邀朗诺和我到她家住几天。我提起此事，她披露她对燕大也深有感情，因她在宾州的布林茅尔学院（ Bryn Mawr College ）教书时的挚友桑美德（ Margaret Speer ）曾担任燕大女部主任，戴教授出示她珍藏多年桑美德送她的三本陈旧燕大年刊。
朗诺和我摩挲着这些精心制作的纪念品，端详一张张燕大教师的照片：比我们现在都年轻的周诒春、陈垣、马鉴、冯友兰、周作人、郭绍虞、沈尹默、俞平伯、 许地山等，还有洪先生谈过的一大堆燕大人物；毕业生除照片外还有简介，各学会和球队也都有团体照。当然，也有散文诗词漫画花絮，如一百三十二男生理想伴侣标准次第表，班友之头发样式一览等。历经战火和屡次政治运动的浩劫，这些史料国内恐怕不易看到了。戴教授表示她乐意把这些年刊，连同其他燕大史料捐献出来。我写信给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陆胤先生，他马上回复说该院对燕大中心很感兴趣。戴教授说桑美德是最令她叹服的人之一，希望我执笔介绍她。
洪业提过桑美德，细节我忘了；倒记得他说他刚到燕大时，图书馆的中文书除四书五经外什么都没有，便说服女院院长费慕礼（ Alice Frame ，又作费宾闺臣）拨一笔钱出来买中文书。听来女院另有资源，而且还相当充沛的。潜伏在我脑海的一些问题涌了上来：燕大女院（也称“女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为何在燕京大学里自成一体？
到网上一查，发现桑美德有些家书 1994 年出版了，书名是《如钢铁般坚韧：桑美德发自中国北方的信 ， 1925-1943 》（ 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 ）。我邮购了一本，翻开赫然见到一张照片，标题是 1930 年代的女院教员。
前排坐着七位女士：国文系的谢婉莹（冰心）、社会系的倪逢吉、英文系的桑美德和包贵思（ Grace Boynton ）、曾为宗教学院女部主任的伍英贞（ Myfanwy Wood ）、曾为音乐系女部主任的苏路德（ Ruth Stahl ）和数学系的韩懿德（ Ethel Hancock ）。后面站着二十七位含笑的女子，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几个白人，我根据别的照片认出左边最后一排左起第三人是生物系的博爱理（ Alice Boring ）；右边最后一排右起第一人是经济系的文国鼐（ Augusta Wagner ）。大概天气寒冷，许多人裹了大衣。
英美传统的妇女名称一望便知道未婚或已婚。未婚用自己的姓名，冠以 Miss ；已婚一概用丈夫姓名，冠以 Mrs. ，如 Mrs. 乔治·布什，标志隶属某某人。这习惯经过 1970 年代的妇女运动方才转变。现在有些妇女婚后不改姓名，而且觉得已婚与否干卿何事？照用 Ms. 。中国古代传统当然更甚，婚后的女子名字消失了只剩下个姓，如称某某人妻王氏。
燕大 1928-1929 年以及 1930 年的年刊里，已婚女子不论老少都没有本人姓名，中英文都指某某人夫人， 1937 年的年刊不列教师而学生皆单身，所以无例可考；时至 2001 年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女士虽标明本人姓名，但除个别例子外，若丈夫也是“燕京人”，便把女士的事迹归入丈夫名下，谓夫人某某也曾在燕大授课或是燕大校友，三言两语草草带过。偏偏燕园里成双成对的特别多，做妻子的都吃了亏。
桑美德、包贵思、伍英贞、博爱理、文国鼐都终身未嫁；苏路德与韩懿德也都单身，看上去年龄不小，后来有没有结婚待考。当年燕大女院的领导大多是外籍“老姑娘”，意味着什么？她们是怎么样的人，和学生的关系如何？
桑美德（ 1900-1997 ）生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那年代宗教在美国人生命中仍占中心地位。她的父亲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被聘为长老会外差会的秘书长，负责跟派到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联络；母亲毕业于贵格派的布林茅尔学院，除带大四个孩子外，是美国女青年会的创办人之一，并多年任其会长。
贵格（ Quaker ，也称 Friends ）这基督新教的派别很特别，讲男女平等，相信每人内心皆有盏神赐的明灯，应依自己的明灯行事，它没有牧师，许多贵格会做礼拜什么人受激发即可站起说话，没人受激发大家便默祷到散会时刻。贵格很早便排斥种族歧视以及反对军备。桑美德的中学同学到卫斯理学院读大学的居多，她母亲提议女儿也申请卫斯理，父亲却坚持她上母亲的母校，说他特别欣赏孕育了他妻子的那种校风。于是桑美德的哥哥弟弟上长老会的普林斯顿，她和她妹妹则上贵格派的布林茅尔。
桑美德不特别漂亮，长得比一般男人都高，自幼的环境令她自信，朴实，不矫情，深谙各种团体制序，并具有宽阔的世界眼光。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和她父亲相熟，她憧憬到中国， 1925 年得长老会派遣到燕大教英文。
桑美德到了北京第一年住在长老会教士院，学讲中国话，惊讶于教士男女间和国内相比非常不拘束，她和已婚男人一起出游没人见怪。她 3 月 18 日骑自行车经崇文门，街上出奇的肃静，十多具男尸横卧在地上，起初以为有炸弹轰爆，见士兵持枪冲上来才意识到是中弹死的。燕大学生也参加了这“三一八”反帝游行，女生魏士毅惨遭段祺瑞的士兵用刺刀扎死。桑美德带着沉重的心情到燕大参加魏士毅追悼会。回到教士院后听到有人说：“该死，这些滋事的家伙！”难过万分。
4 月天气转暖，在西郊替燕大建新校舍的建筑师亨利·墨菲（ Henry Murphy ）打电话来邀桑美德到北京饭店跳舞。她说她对跳舞没兴趣，他就说同吃个晚饭好了，开了一辆轿车来接桑美德。吃完饭该回家的时候，满街都是士兵，全城人心惶惶，回去不了只好在旅馆过一夜。翌晨九点才回到教士院，身上还穿着晚礼服，也顾不了别人怎么想了。
燕大 1926 年秋在新校舍开学，桑美德搬到校园和一见如故的文国鼐共住一套房，文国鼐除了在燕大教经济外，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论文写上海工厂女童工问题。冰心和在生物系做助教的江先群住另一套房。较年长的包贵思和博爱理则合租了一个四合院，每星期五请这些年轻同事吃午饭。她们六人相聚无所不谈。
和燕大许多女教员一样，她们都是“七姐妹”的校友。美国东岸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了七所私立女子高等学府，最早的是瓦萨尔（ 1861 ）、卫斯理（ 1870 ）、史密斯（ 1871 ）和布林茅尔（ 1885 ）。博爱理和桑美德同是布林茅尔校友，包贵思和文国鼐是卫斯理校友。冰心燕大毕业后到她老师包贵思的母校也念了个硕士。江先群刚刚自瓦萨尔学成回国，她和冰心不久便相继和燕大教授结婚。
燕大那几年总闹学潮，校方对罢课罢考的基本态度是请教师和学生凭自己良心和意志行事。司徒雷登到处奔跑募款和解难，桑美德办事能力强，立论公允，和各样的人都合得来，很快便成为校政决策人之一。
早年燕大在城里时，男女生虽然一起上课，宿舍是分开的，而且女院有些自己的课程；搬到西郊海淀后，司徒雷登便向女院施压，要它完全与燕大合并。女教师以及女院在纽约的赞助机构都不同意。女院有募款和聘任女教师的功用，她们怕若和男院合并，不但财政自主权将丧失殆尽，而且因系主任都是男士，便不再聘用女教师，而女教师会沦为“女舍监”。 1928 年女院突然收到一笔九万美元的巨款，以修建女士专用的健身楼，条件是要女院和燕大合并，女教师马上表示坚决反对。
伍英贞写信到纽约赞助机构道：“燕京大学是个实验，尝试体现一种男女之间的理想关系，不止于理论而是要身体力行。这是个教育过程，男女的态度都需革新，不仅对学生而言，也包括教师；不是两方各自而为，或一方被另一方吸取，不是隔离或一统，而是存异求同和谐地合作。当前妇女是弱者，需要格外培植，以让她们有机会发挥潜能，令强者意识到把弱者取消了对他们也无利，扶持弱者将一同活得更好。”
1928 年燕大元老博晨光夫妇回美一年，桑美德和文国鼐借住他们的房子，可以请客了，男士也可随时来访；博晨光回来后她们搬到燕南园桑美德为单身女教员设计的住宅，三人合住一所，必需时也可六人合住，各人有自己的空间，但共享宽敞的客饭厅，可接待客人。桑美德在家信上说中国女教师一个接一个结了婚，“只剩下我们这些”。她被邀到清华讲男女关系，信上说这题目理应由个已婚的人来讲，但她们都忙着家事。这时政治系的毕善功（ L. R. O. Bevan ）教授向她求婚，此人五十多岁，剑桥大学法学毕业，妻子逝世多年，中国人都称他为“毕老爷”，和胡适也相熟。桑美德婉拒了他，但两人成了密友。
那时一般中国人民不欢迎外籍教士，有些外籍教士也的确太高傲了，动不动就要本国政府替他们维护权益。桑美德觉得外国人若在中国不满意就应走，不应该和中国人民或政府对抗，而且深感教士在中国没有前途。费慕礼即将卸任，桑美德就力争下一位女部主任非得聘中国人不可，自己则打算回国念博士，但女院和燕大合并的问题悬而未决，重任在身暂时走不了。
她在美国休了年假（教士每六年或七年可回国带薪休息一年，各差派的教会规矩不同）， 1931 年秋仍回燕大。日军已占据了东北，女部因仍找不到中国人当主任，只好由三人小组担任。第二年终于聘到做过岭南大学女部主任的司徒月兰来，不幸两年后她便辞职回南开教英文。桑美德对她父母说司徒月兰最大的问题是优柔寡断，不能和几位犀利的外籍女教师抗衡，恐怕很难找得到像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那么能干的人。找不到人接任，桑美德只好代理，同时参与华北长老会的行政工作。她很钦佩那些教士的精神，但深感说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基督。
在燕大的“七姐妹”校友每年秋季有个聚餐，招待其他在北京的校友， 1934 年身为卫斯理校友的蒋介石夫人居然也来参加，和大家侃侃而谈，主要讲新生活运动，并说中国需要基督教。桑美德说她没想到自己会为蒋夫人的风度所倾倒。过了两星期，她和数位女教师的燕南园住宅门铃响了，蒋夫人一个人走了进来，说从西山回北京城途经燕大，问能不能借用厕所。她们当然说可以。她迟迟不出来大家就有点担忧，桑美德跑去隔门问她需不需要别的东西，蒋夫人在里面大笑说门锁拉不开了，几个人便把梯子抬到后窗让她爬出来，所幸后院没有其他人。
桑美德做了代理女部主任后，继续替燕大物色适当的人选，但较合适的人都不愿来。最理想的自然是燕京自己培养的人，她家信里说也许燕大有些特别犀利的中年外国女教师，抑制了本土行政人才的发展，屡次想干脆辞职了事。“七七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后，桑美德更卸不下这责任了，因燕大升了美国国旗宣布这是美国机构，就靠这面旗不受日军明目张胆地骚扰。司徒雷登曾考虑停校，最终决定替华北青年提供一块自由求学的净土。燕大容纳了申请的学生约十分之一，人数达一千多，是往年学生的两倍，宿舍教室都爆满，学潮倒平静下来了。燕大起初因国内通货膨胀，外国接济的美金相对升值，财务没问题，后期只能苦苦地支撑着。
1941 年 12 月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燕大终于停校，不少师生被押入狱，桑美德在内的英美人士受软禁一阵子后被送入山东潍县的外侨集中营。燕大到达后方的师生则在成都复校，而当女部主任的正是桑美德一手栽培的陈芳芝。
桑美德 1943 年被遣送回美后，在她母校附近一所女子中学当校长，做到 1965 年退休。她多年的室友文国鼐做了她的协理。
包贵思（ 1890-1970 ）是燕大到达成都的唯一外籍女教师。她和桑美德不同， 是个举止优雅的性情中人。杜荣在《燕京大学人物志》回忆说：“……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听着就仿佛沉醉在一种美妙的乐声之中。她的授课方式也非常灵活，在我们学莎士比亚‘ As You Like It ’的时候，正值春日融融，阳光明媚，她就带着我们到女生宿舍二元北侧的一座大藤萝架下，让我们分别担任剧中的角色，进行朗读练习…… 1944 年夏天我毕业后就和林寿（燕大国文系）结了婚……结婚仪礼上要有一位家长搀着新娘步入礼堂……当我向她提出这一请求时，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我结婚那天，她一清早就起来，到院子里为我一枝一枝地采摘花朵，捆扎成一大束，让我结婚时捧着。”
包贵思在哈佛的附属女校雷德克利夫学院得了硕士，不单喜爱莎士比亚，对现代派诗人 T. S. 艾略特也很有研究。除冰心外，她还有个很得意的学生，就是杨刚。杨刚本名杨季徽，在燕大读书时就翻译了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由吴宓作序， 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她相继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战地记者、驻美特派员，同时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深受周恩来器重，朝鲜战争时当过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 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自杀。
冰心 1934 年写了一篇题为《相片》的短篇小说，原型相信是包贵思。小说里的“施女士”和包贵思一样，是个新格兰牧师的女儿，二十五岁到中国教书；司徒雷登妻子 1926 年逝世后，贵包思对他有意，冰心似乎也知道。“不但是在校内，校外也有许多爱慕施女士的人，在许多学生的心目里，毕牧师无疑的是施女士将来的丈夫……毕牧师例假回国，他从海外重来时，已同着一位年轻活泼的牧师夫人……施女士的玫瑰色衣服，和毕牧师的背影，也不再掩映于校园的红花绿叶之间……”
小说的转机是邻里一对夫妇去世了，施女士抚养了他们瘦小怯生的孤儿淑贞，和她相依为命。淑贞十八岁时，施女士休假回国把她带了去，叫淑贞看看世界，也减少自己的孤寂，和她住在新格兰镇上施家老宅，附近的神学院从中国来了个李牧师和他的儿子，两位年轻人他乡相遇有说有笑。
“时间已是春初，施女士和淑贞到美国又整整半年了……淑贞捧着早餐的盘子，轻盈的走了进来，一面端过小矮几来，安放在床上，一面扶起施女士，坐好了，又替她拍松了枕头，笑着拈起盘子里的一个信封，说‘妈妈您看， 这是上次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照的相片，里头有一张是小李先生在我不留心的时候拍上的，您看我的样子多傻！’……看到最末一张，施女士忽然的呆住了！背景是一棵大橡树，老干上满缀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贞正俯着身子，打开一个野餐的匣子，卷着袖，是个猛抬头的样子，满脸的娇羞，满脸的笑，惊喜的笑，含情的笑，眼波流动，整齐的露着雪白的细牙，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她呆呆的望着这张相片，看不见了相片上的淑贞，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毕牧师的含情的唇角……猛抬头看见对面梳妆台上镜中的自己，蓬乱的头发，披着一件绒衫，脸色苍白，眼里似乎布着红丝，眼角聚起了皱纹……淑贞抬起头来，忽然敛了笑容：施女士轻轻的咬着下唇，双眼含泪的，极其萧索的呆望着窗外。淑贞往前俯着，轻轻的问，‘妈妈，您想什么？’施女士没有回头，只轻轻的拉着淑贞的手说，‘孩子，我想回到中国去。’”
冰心写这小说时包贵思四十四岁，也许是替心仪的老师形单影只青春老去而悲伤。但包贵思看了这小说可能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1952 年出版了畅销小说《河畔淳颐园》（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似乎是对冰心的《相片》的回应。
背景是抗战时的四川，故事围绕四十七岁病危只有三个月生命的单身女教士，和她三个学生的关系：收容她到淳颐园住的王姓学生是位国民党军医，他曾和“柳”相爱，“柳”则是一位革命意识炽热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另有个当日军间谍的英韩混血儿。故事还涉及一位精神濒临崩溃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和一位反战的贵格派教徒，同时爱上了一位任性的女郎。女教士抱病替这些人排纷解难。“柳”并不知道女教士寿命不长，在淳颐园生下女婴交托给了她。包贵思似乎要藉这部小说告诉我们，她易于感伤，却也有尖酸俏皮幽默的一面，她省吃节用依然可过得很有情趣；何况世界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对她来说生活永不会灰蒙蒙的。
这两个虚构故事中的单身女教士都收容了个中国女孩，现实生活中杨刚 1934 年生了个女儿没法照顾，交托包贵思抚养多年。认识包贵思的费正清，在他 1982 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情结》（ Chinabound ）里说包贵思对她的学生影响很深，和杨刚情同母女。
曾和包贵思合住的博爱理（ 1883-1955 ）肯定是桑美德所指的犀利外籍女教师之一。博爱理是个很年轻就成了名的生物学家，读完博士到欧洲游学后在所州立大学教书，发表了十多篇出色的论文。三十五岁被聘到刚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教生物，聘约两年，她自此就不甘愿规规矩矩地在美国教书，觉得能在中国培养一批卓越的医生更有成就感。协和医学院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和华北各基督新教教会合办的，洛克菲勒有的是钱，却需要教会提供长期在华服务的人才，以及教会学校培育的学生，最后达成协议让教会办的，正是成立不久的燕大负责的预医科。
博爱理本来对传教士没有好感（贵格派不提倡传教，但若有会员觉得有此需要，教会可斟酌资助），到了中国发觉传教士的思想不如她想象中的封闭，而且对独身妇女很尊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燕大教授。她和燕大签约之前，坚持让协和医学院答应将实验室的仪器全转交给燕大供她教书用。
燕大的薪水相当低，博爱理继承了父亲的部分遗产，可以不在乎。燕大学生若想进协和医学院，必须在她的课上表现特出。她教学严谨，学生若达不到她的标准，她会叫到办公室和蔼地提议他们申请别的医学院或转行。和其他燕大教授一样，她常请学生到家吃饭。碰到有学生要到国外深造，更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一些欧美的礼节和生活常识。她除了教出一群杰出的学生外，还继续发表论文，大多关于中国两栖和爬行动物。
博爱理的传记 1999 年由 Harwood 出版了，是该出版社“女科学家系列”中的一种，书名是《不可小觑的阔妇人：在中国的生物家博爱理》（ A Dame Full of Vim and Vigor: A Biography of Alice Middleton Boring; Biologist in China ）。传记作者参考了分散各地学术机构的资料，采用了她本人的书信、她在哈佛当实验心理学教授的弟弟 Edwin Boring 的书信、包贵思的书信，而且访问了博爱理在美国与中国的一些学生。
书中说她爱慕司徒雷登而且对他有种强烈的英雄崇拜，有人看到他们手牵手散步，可惜司徒雷登决意不续弦。根据冰心回复传记作者的信说，某年包贵思休假回美期间，博爱理习惯于星期天晚请司徒雷登来和她单独共餐，包贵思回来后想参与，博爱理表示不欢迎， 1934 年终于请包贵思搬出去，很伤包贵思的心。然而包贵思仍感友谊可贵，和她与她的家人保持联络。博爱理 1943 年被日军遣送回美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还是在美国待不住， 1949 年再到燕大，又和包贵思同住，不到一年对时局灰心才回美，回美后在哈佛附近和她弟弟毗邻而住，离包贵思的住处也不太远。
博爱理爱憎分明，连她弟弟都有点怕她，而她在学生中明显地重男轻女，然而传记里屡次引述她称江先群（ Freddy, Frederica 的昵称）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江先群有没有上过博爱理的课待考，她在生物系做助教嫁了同系清华出身的李汝祺。网上有许多李汝祺的资料，称他为“我国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对动物染色体和胚胎发育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这恰恰是博爱理本来研究的项目。江先群必定是个睿智、可爱、事事周到的人，因桑美德在家信上也常常亲切地提到她。
其实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女子来中国做教士，多少受了简·亚当斯（ Jane Addams ， 1860-1935 ）的影响。亚当斯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林肯总统的好友。她选择不婚，和一位女友模仿牛津和剑桥学生在伦敦东区办汤因比馆（ Toynbee Hall ）， 1889 年在芝加哥新移民区创立了霍尔馆（ Hull House ），和当地居民一同起居，尝试了解他们的生活，调查他们的健康情况，传播营养卫生知识，办成人教育和孩子夏令营，替他们争取法律权益。
美国许多中上人家的女子跟随亚当斯的榜样，在各大城市纷纷设立 settlement houses （姑且译为“睦邻居”）改进弱势族群的生活。亚当斯可以是说是“社会福利工作” 的创始人， 1931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她连同后来的罗斯福总统夫人是美国“进步”（ progressive ）运动的幕后推动人。 1960 年代美国政府设立了“和平队”（ Peace Corps ），提供生活费给有志愿到未开发国家的年轻人，让他们与当地人民一同起居，在有限的能力下帮助当地人民提高生活素质，也从中充实自己，可以说是这“进步运动”的回光返照。
英国牛津剑桥学生发起的一个社会实验，居然在美国被一些妇女发扬光大，是有其经济社会背景的。北美的环境对妇女特别有利，地广人稀，源源不绝的新移民男士居多，适婚年龄的女子一向是“抢手货”；再者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美国基本上是一代富于一代，社会流动性强，故不太讲“门当户对”，女子很少发愁找不到适当的对象而成为父兄的负担。
然而长时期以来美国依循英国旧例，把已婚女子视为丈夫的附属品；到了十九世纪末，就有不少女子选择不婚，要和男人一样受了教育求经世致用，若家有恒产可学亚当斯办睦邻居，不然，也可得教会资助理直气壮地到国外做教士。她们若结了婚，丈夫体贴的话仍可活得很有尊严，但毕竟失去了自主权。
这群自信的新女性在燕京大学并不鼓励学生不婚，但以身作则放开胸怀关心社会，对学生必定有相当的启发。
可惜美国这“进步” 风气已式微，经济不振、信心低迷、宗教热忱消退都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平权运动刺激妇女就业机会大增，公益不再是女子唯一可以大展身手的园地。 4 月北大的“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当前的环境下，可以重建一个像燕京大学的学府吗？我心想别的不谈，西方进步人士已经没有那种冲劲了。
燕大女生约占全体三分之一。去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本《燕京大学》，作者陈远搜集了各方资料，走访了许多老燕京人，是本非常好的书，但对“女院”着墨不多，本文算是作点补充吧。
转自《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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