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泰口述, 海伦采写: 迟到12年的阵亡通知
迟到 12 年的阵亡通知
--口述:陈永泰 采写:海伦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这是在新疆于田县一个叫普鲁村的麦场,正在举行的 “ 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 。明亮的阳光下,战马的影子投射在坑洼不平的空地上。
看到这段 1950 年 7 月 31 日的视频,已经是 66 年后的 2016 年,在一部名叫《雪殇》的纪录片中。
这段黑白模糊的影像,让我泪流满面,我依然能感受到父辈们的热血和高涨的士气。整齐排列的队伍里面,一定有我的爸爸。那也是爸爸留在世上最后的影像。
1
我的整个童年,都在等爸爸回家。我甚至因此而失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无忧和快乐。
我对儿时最早的印象,是一天傍晚,和伙伴们一起玩耍结束时,他们的爸爸都来抱着他们回家了。我就去问妈妈,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很认真地告诉我,爸爸去当兵了,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直期待着,某一天的傍晚,爸爸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我回家。
直到 1950 年初的一天,妈妈终于收到了爸爸的来信,信是从新疆寄来的,信里有一张照片,爸爸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他说,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年前,我的爸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到了这一年年末,我们收到爸爸的来信, “ 部队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里暂时不要给我写回信,写了也收不到的,等胜利后我会给家里来信。 ”
这封早已发黄的家书,我至今保存着,上面清楚写着爸爸部队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八师二十三团一连。
信末落款是 1950 年 8 月 1 日。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一天是爸爸出征的日子。后来才知道,在前一天,爸爸已经出发了。这封信,是后方部队统一写给家属的。如果不是这封信,这个部队所有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可能永远成为一个谜。
信里有一张证明书,爸爸说拿着这份证明,政府会给分田地。县政府据此给我家挂了一面 “ 光荣军属 ” 的牌子。那是一块黄底红字的大牌匾,高高地悬挂在黑色的门楣上,很是耀眼。
但没多久,村干部取走了 “ 光荣军属 ” 的牌匾。有传言说,我的爸爸叛逃,去了印度,也有说去了台湾。直到多年之后,当我了解了爸爸的部队所经历的困厄与悲壮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
爸爸再也没有写信回来。妈妈依然对我说:你爸还活着,很快就会回来了。她的这种坚定信念,源于她从未收到过爸爸的死讯。
2
我的家在甘肃省甘谷县,土地贫瘠。对于我们孤儿寡母来说,生活更为艰难。
妈妈是缠足的小脚,家里仅有几亩山地,辛苦劳作一年,粮食还不够吃半年。但不论生活多么困难,每年麦收后,妈妈总是第一时间去交足公粮。我问妈妈,我们都不够吃,为什么要去交公粮?
妈妈说,那个粮食交到粮站,是给你爸爸打仗吃的。妈妈的话,也让我对交公粮显得更为积极。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妈妈就带我出去讨饭,去很远的村子。我不解,问妈妈为啥要舍近求远。
妈妈含着眼泪说: “ 你的爸爸是军人,我们不能给他丢脸。 ”
童年的日子实在太艰难,断炊时,妈妈竟然用采来的树叶、树皮,让我们母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仅如此,她还坚持让我读书识字。她说,等有一天爸爸回信了,我可以帮她念信。
多年以后,我真的给妈妈念信了。
每到晚上,妈妈会点燃香火,用 6 根筷子顶出的形状,求神灵预示爸爸回来的时间。每次求告的结果都令人充满期待,爸爸不久就会回来的。
可从来没有灵验过。
尽管如此,妈妈依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这样求告。
1955 年 7 月,村里有位军人回家探亲,听说我家的情况后,自己出邮资替我们给国防部寄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找我爸爸的下落。
不久后,国防部回信, “ 已通知有关单位设法寻找,找到后会及时给你们通知。 ”
虽然一直没有接到通知,但是我牢牢记住了,可以通过国防部去找爸爸。
3
记得 1962 年的一天深夜,妈妈又拿出爸爸的信,一边抚摸一边流泪。那年我 15 岁,刚上初二,这个场景让我好心疼妈妈,我决心去找爸爸。
我背着妈妈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爸爸名叫陈忠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的一位战士,我希望找到我的爸爸。
没钱买邮票,我将自家木柜上的一只铜拉环拆下来,卖给了供销社。
一年多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寄信人是南疆军区政治部。我无比紧张,犹豫再三,才颤抖着将信打开。
没有想到,那是一封迟到 12 年的阵亡通知书:
你寻找爸爸下落的信,由总政治部转给我们,经查,你父陈忠义同志系新疆部队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于 1950 年 8 月 1 日进藏后牺牲于扎麻芒堡地区。该连被西北军区授予 ‘ 进藏英雄先遣连 ’ 光荣称号,所有官兵每人记大功一次,你父生前在修筑新藏公路时,还多次立功受奖。希望你们引荣节哀,做光荣的革命烈属。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思考再三,我请了一个乡村医生陪我一起回家。见到妈妈,我举着手中的信,有些不安地说: “ 妈妈,爸爸有消息了。 ”
正在忙家务的妈妈愣住了,那时,爸爸失去消息已经 13 年了。妈妈从我的表情中感觉到了异样,但她依然非常平静地说: “ 你念给我听。 ”
听完信,妈妈没有哭。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她问我, “ 共产党最后把他定成好人还是坏人? ”
“ 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 ” 我说。陪我回家的医生也说, “ 是的,是好人。 ”
妈妈听了,喃喃地说: “ 是好人就好,是好人就好。 ”
我的母亲和孙子们
不久,妈妈卖掉了家门口的一棵椿树,用换来的钱,按照家乡的风俗,给爸爸操办了招灵仪式。并请人写了一篇祭文,在那篇祭文里,我第一次听到妈妈,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妇,对爸爸说出她的爱和思念。
在仪式上,妈妈嚎啕大哭。
那封阵亡通知,让 “ 先遣连 ” 三个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没想到的是,在后来寻找爸爸的过程中,一段被埋于雪域高原的历史,如慢慢升高的雪迹线一样,露出难以言说的苍凉与悲壮。
4
爸爸的阵亡通知书,竟然让我有些释然。我再也不用等爸爸回家了,妈妈也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求告。
这也让我一夜之间长大,我必须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我休学回家,做了农村生产队会计。工作近十年后,我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
这期间,文革爆发,父亲唯一的照片被毁。
到了 1973 年 10 月,政府给我家补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980 年 8 月, 65 岁的妈妈因病去世。临终时,她拉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 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到你爸爸的坟地去祭拜。 ”
这一年,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了第二年,我家的粮食堆满粮仓。而辛劳一生的妈妈,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的粮食。
妈妈的嘱托,我一直不敢忘记。 1990 年,我任甘谷县经济委员会主任,随县慰问团到新疆考察。我异常兴奋,我带上家乡的水果,还有水和土,准备借机去祭拜爸爸。
到了之后才知道,爸爸牺牲的阿里扎麻芒堡,还很遥远,而大雪封山,根本无法前行。在乌鲁木齐的郊外,我焚烧了祭品,对着西藏的方向告诉爸爸: “ 我一定再找机会去看您。 ”
5
扎麻芒堡,一个我会永远铭记的地方。
1998 年,我辗转联系到先遣连副连长彭青云。彭叔叔知道我是陈忠义的儿子后,给我寄来几张阿里的风光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就是扎麻芒堡,一望无际的荒凉中所透露出的凄美,让人窒息。
彭叔叔说,我的爸爸是牺牲在哨岗上的,当时怀里还紧紧抱着枪。
看望爸爸的老战友彭叔叔
1950 年 1 月,党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定。同年 5 月,彭德怀用红色铅笔圈定地图上的一个黑点,他下令,把红旗插在这里。
那个黑点,就是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
接到命令,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决定,派一个先遣连进藏侦察,在只有起点和终点的行军图上,找出一条大军行进的路线。横亘在眼前的,只有巍峨险峻的昆仑山和千里无人的阿里荒原。
新疆独立骑兵师迅速成立进藏先遣连,共 136 人,骨干为起义改编的原国民党骑兵第 4 旅 8 团。这支队伍少数民族居多,有高原生存经验,还能骑善射。
考虑到进藏后抵御严寒,军区下令,收回干部们的翻毛皮鞋,配给先遣连。
7 月 31 日,先遣连在新疆和田县普鲁村召开誓师大会。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这支最先到达西藏的解放军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比战场更为艰险。
一路上,很多官兵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连马也开始流鼻血,非战斗减员陆续发生。
1950 年 10 月下旬,先遣连在阿里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驻扎休整。没想到,大雪封山,后援补给断绝,先遣连成了一支困守的孤军。
王震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接通运输线。和田民众组织大批牦牛翻山送粮,但多次尝试都未成功,还造成 3 名维族民工牺牲,大量牲畜死亡。
只有一名年轻维族男孩赶着两头牦牛到达先遣连的据点,驮来半麻袋信、 5 斤盐、 7 个馕。
行军路上
更大的死亡逼近陷入绝境的官兵们。最多的一天,有 11 人牺牲。有的战士刚刚安葬完牺牲的战友,自己又倒在回哨所的路上。
1951 年 2 月 5 日一早,又有两名战士没有了呼吸。当天中午,军区发来电报,先遣连被授予 “ 进藏英雄先遣连 ” 称号,每人记一等功一次。
这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每个人都被记一等功的建制连队。
爸爸没能等到这个嘉奖令。
彭叔叔告诉我,有一天早上巡岗时,发现爸爸牺牲在了哨位上,怀里还紧紧抱着枪。
6
2009 年 11 月,我赴山东参加 “ 纪念孔繁森殉职十五周年全国书画展 ” 开幕式,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时,我说,我之所以参加这个书法比赛,是因为我爸爸牺牲的地方,和孔繁森工作的地方一样,都在阿里。
我向他们讲述了先遣连的故事,以及寻找爸爸下落的经历。
会后,一位干部问我: “ 其他先遣连烈士的家属,是否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 ” 这句话击中了我,我突然觉得,有责任去找到那些烈士的后代,告诉他们父辈的消息。
我收集的先遣连资料
从一位离休的军区首长那里,我找来先遣连牺牲人员花名册,总共 63 位。
首长告诉我,花名册是 1972 年根据几位幸存的先遣连战士回忆整理的,由于年代久远,并不完全准确。其中有的战士,直到牺牲,连准确的姓名都没有留下。
而原有的档案资料,包括先遣连牺牲人员花名册,由当时进入阿里的后续部队报送新疆军区时,在途中被山洪连骆驼一起冲走了。
以烈士刘好学为例,资料上显示籍贯为甘肃庆县伏家镇刘家庄。而甘肃没有一个叫庆县的,后来反复查找,发现徽县有 3 个刘家庄。我托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刘好学烈士的侄子。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联系到陕西户县烈士张永吉的儿子张怀军,当他接到我的电话时,年逾古稀的他根本不敢相信,他在电话中喃喃自语说: “ 如能早上几年,让我的妈妈在去世前知道该多好啊! ”
迟到了 60 年的烈士证书
我更能理解,没有爸爸的张怀军,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
张永吉烈士是 1940 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的,半年后儿子才出生。她的妈妈取名怀军,意为怀念当兵的爸爸。
张怀军告诉我,他和我一起,从小就在等爸爸回家。到了后来,有人传言他的爸爸去了台湾,全家人过得提心吊胆。到 1987 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时,他们还托人在台湾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
“ 我的爸爸当兵时,妈妈只有 18 岁,她一生再未改嫁,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去世时,口里一直大喊着爸爸的名字。 ” 张怀军告诉我, “ 我的妈妈去世好几年了,如果这个消息能让妈妈知道,该多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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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2010 年 5 月,我赴山西拜访原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我和他握手时,才发现,他伸出来的手掌,手指残缺不全。
在阿里高原运输物资时,他的 5 根指头被活生生冻掉,剩余的也已冻残。
李叔叔抱着我,哽咽着叫我的名字 “ 永泰 ” 。这声 “ 永泰 ” ,竟让我感到了浓浓的父爱,眼泪忍不住流出来。
李叔叔讲述的另一段历史,更让人纠结。
上世纪 50 年代中,他被戴上 “ 反革命 ” 帽子,开除出党,押送原籍,接受管制和劳动改造。他说,当年押送他回家时,还带着手铐。
“ 我求押送人员,不要给我戴手铐,当年我是戴着大红花参加八路军的,怎么能带着手铐回家。 ” 李叔叔告诉我。
直到 1979 年,在王震副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李叔叔才得以平反,并按原级别离休。
李叔叔的讲述,让我知道了关于先遣连更为困厄的一段历史。
由于条件所限,进入西藏的先遣连和上级的联系经常中断。而碰巧那时,境外电台播放消息说, “ 中国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 ”
适逢国内 “ 三反运动 ” ,有人开始怀疑这支以国民党起义部队为骨干组成的连队。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先遣连,经过审讯,认定先遣连系 “ 叛国集团 ” ,收缴了所有官兵的武器,并建议中央批准就地正法七八名骨干。
第一支进藏的解放军队伍
在王震等人的坚持下, “ 叛国集团 ” 被押回新疆再审。
经过一年多审查, “ 叛国集团 ” 被平反。但先遣连还是被遣散。连队官兵大都被发往原籍,或进入新疆兵团农场劳动。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全面落实政策。
我也终于明白,当年村干部为什么取走了我家的 “ 光荣军属 ” 的牌匾。
谈起为先遣连烈士寻亲的事,李叔叔有些激动地说,当时有一位山西的烈士名叫张长福,牺牲时 44 岁,弥留之际,他告诉李叔叔,希望能找到他的妈妈,告诉他,孩儿不孝。
自身难保的李叔叔,一直未能送达这份遗嘱。 “ 永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了却我 60 多年的心愿。 ” 李叔叔对我说。他鼓励我把为烈士寻亲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 “ 给烈士一个交代,给烈士亲属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 ”
直到 2016 年,在媒体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张长福的亲人。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准备告诉李叔叔时,却得知他已经在 3 年前去世了。
几年来,在媒体的帮助下,我已经帮 38 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其中仅有两位,在 1954 年获得了病故革命军人通知书,落款署名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
而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是, 2010 年年末,我在甘肃秦安县寻找到李怀珍烈士的家属时,意外见到了他家保留的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了 5 位战友合影中的父亲。那张照片,和爸爸当年寄回来的照片一样。
照片中的爸爸,一身戎装,英姿飒爽。
8
2010 年 8 月,在阿里军分区的帮助下,我终于来到了爸爸安葬的地方,西藏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
狮泉河烈士陵园是先遣连烈士集中安葬地, 1972 年建成。此前,阿里军分区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前往藏北扎麻芒堡、两水泉、多孟等地,将当年草草埋葬的烈士遗骨迎回狮泉河。
遗憾的是,寻找烈士遗骨时,仅有总指挥李狄三的墓地有标记,其他的墓地,已无法对应上烈士的姓名,最后只好把战士们的遗骨合葬在一起,并逐一立了墓碑。
我把妈妈的遗像摆放在爸爸的墓碑前,我仿佛看到,爸爸正在张开双臂,把我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是儿时,我最大的心愿。
“ 爸爸,我来看您了。 ” 我跪在藏北高原荒凉的大地上,哭喊到。这是年逾花甲的我,人生第一次呼喊爸爸。这也是喊给所有进藏先遣连的烈士们,他们还没有找到孩子,我就是他们的孩子。
在陵园纪念碑的碑文中,记述到:
先遣连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越过海拔 6000 多米的界山,行程千余公里,历时 3 个月,到达阿里改则县扎麻芒堡,在雪域孤岛坚守了 9 个月,期间兽皮制衣、燧石取火,其艰难的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
在经历了困厄之后,他们的荣耀更为耀眼。
2017 年 9 月,先遣连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王兴财去世。而在这几年里,政府已经为寻找到的烈士亲属们,办理了烈士证书。
陕西户县的张怀军告诉我,今年清明节,当地政府敲锣打鼓,将一块崭新的 “ 光荣烈属 ” 牌匾,悬挂在了他家的大门上方。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 1950 年 7 月 31 日普鲁村麦场上父辈们出征时的场景。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
转自《龙哥的战场》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