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文革期间我们单位的自行车

1989-06-04 作者: 陈益南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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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们单位的自行车

--- 作者:陈益南

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现在日益被人们边缘化了。今天,是小汽车,成为了人们出行而青睐的新宠。

然而,自行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很长时期内,确曾是老百姓们的宝贝。

文革期间,更是如此。

1969 年时,我所在的工厂,近二百名职工与干部,在很长时间内,公车除外,私人拥有的自行车,竟只有二辆:一辆是配电间明哥的,另一辆,则是一位常常木然着面孔的邹大姐所有。

明哥是厂里的电工师傅,当时 26 岁,尚未成家也未恋爱,号称我们厂的“光棍司令”。

那时,小伙子到二十五、六还没有结婚,就是件很令大家注目及背后遭议论的事,更是让他的父母忧心的问题。哪儿能像现在的年轻人有福气,三十好几的男人,不仅不着急,也不贬值,反倒像国宝熊猫一样可爱,身边常常能围着一群妙龄美女。

明哥的自行车是他父亲给买的,对此,明哥也不讳言。而且,他不止告诉过一个同事:父亲让他在厂里能拥有一辆显示私人财富的自行车,其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帮他“钓”到一位能发展成为“堂客”(妻子)的恋人。

当时,上海出产的“永久”与“凤凰”,还有天津出产的“飞鸽”,是自行车的三大名牌货。但,想要拥有它们,得有两个条件:

首先,得有钱。自行车价格昂贵,每辆车在 158 元左右——几乎相当于像我这样月薪仅三十四元伍角的年轻二级工,小半年的全部工资。凭这价格门槛,就注定了青年工人的绝大多数,难成为自行车的买主。

第二,即便你咬咬牙、紧缩生活开支,再加上请家人支援一些,凑足了 158 元大洋,想到交电公司(专卖钟表、自行车的国营商店)去买一辆“永久”或“凤凰”,但是,交电公司营业员却还会向你伸手问:你的券呢?——原来,还得要一张“自行车购买券”,才能购买。否则,有钱也无奈!“没有券,不卖!”

所谓“自行车购买券”是一张印制精美的白色小纸片,以市交电公司名义印制,并印有交电公司的红印章。但,“自行车购买券”却又并不由该公司掌管,而是由市财贸办公室——市委与市革委会管理全市商业部门的掌门机关,以种种计划性缘由,负责向市内各单位配给发放。那年间,计划经济挂帅,生产效率低下,因而商品匮乏,好一点的物资商品,都以配额出售,并不放开供应。当时,自行车属高档商品,就在配额销售之列。

那一年,厂里分配得了二张这样的“自行车购买券”,厂领导体会明哥这位“光棍司令”的苦处,便给了他一张券。明哥的父亲知道后,连忙从他的积蓄中拿出一叠拾元钞票,让明哥立马去买了一辆“凤凰” 28 型自行车。

果然,明哥在自豪地骑上他的“凤凰”后,不到一年,他那“光棍司令”的帽子便给摘了:一位郊区牛奶场职工的姑娘,终于走进了明哥的洞房。

当然,究竟这新娘子是不是被“凤凰”自行车“钓”来的,明哥可从没有向我们作过清楚的交待。不过,明哥那辆“凤凰”自行车为他的恋爱所起的巨大作用,却是全厂有目共睹的。因为,明哥在谈上恋爱后,搭坐在他那辆“凤凰”后座的姑娘,就经常是乐呵呵的。

而做车工的邹大姐,那副木然尊容,现在想来,则是她那辆“飞鸽”自行车给闹的。

因为,自打她买了那自行车后,脸上原曾时常会有的微笑,便逐渐与她绝缘。不过,也不能怪邹大姐将热情换上冷冰,实在是厂里有些同事太不自爱,将邹大姐的宝贝自行车损坏几次所致。

那阵,买一辆自行车,得花费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的几近半年的工资,邹大姐每月薪水也只有三十多元,一辆自行车的售价要一百五六十元。因为她家离厂里远,为方便上下班,她与丈夫一咬牙,降低伙食标准,让酸菜豆腐汤成为她们家的菜肴标配,才买了这辆自行车。

可是,见邹大姐有了自行车,有些同事,便也搭上了顺风车,跟着享福。每每邹大姐一上班来,她还未将自行车放稳时,就有人向她借车,出去办事。邹大姐碍于同事的面子,尽管不愿,但最后总还是同意了。

本来,自行车又不是凭空捡来的,而是人家省吃少用,才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借了人家的车,就应体谅邹大姐的不易。可是,世上总有些人,习惯将别人的客气,当成他自己的福气。

那些借车的人中,就有几位不仅将每日上班向邹大姐借车一事变为了常例,“人休车不休”,邹大姐一来,那车就被借了出去;而且,几次弄坏了车,还没有一个肯出来认账,更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花钱修车。

这一来,邹大姐的丈夫对她发气了:你要么将车卖了,要么你从此坚定不移再不借车给别人!

她丈夫当然是对的。于是,邹大姐便只有练出一副铁石心肠,做出一副木然面孔,死也再不将车外借了。这样,她的自行车,才得以有了安宁。

那时买辆自行车,对于一个家庭,就是添置一件大东西,其开支是须算了又算的。所以,爱惜自行车,是那时人们的必然心理与做法。

然而,毕竟,自行车是个工具,它是为人服务的。这人与车的关系,也还是应摆清楚位置的。有些人,却往往又弄错了这主次。

进入七十年代二、三年后,厂里有自行车的人,慢慢多了。

部队复员的彭师傅,一分配到我们厂,便用其复员费买了一辆头号名牌的上海“永久” 28 型自行车。这车用了三年,还是新崭崭的,仍像新买来一样。外单位来我们厂办事的人见此,非常惊异,便经常有人向彭师傅讨教保养之法。彭师傅却不说,而只是得意地笑笑。

其实,厂里的同事,却都知道彭师傅那保养自行车的秘诀。

说来,彭师傅的法子既简单,又不易。为什么?

彭氏保养法的总原则只有一条:宁肯车骑人,绝不能轻易人骑车。

彭师傅对那自行车,他是有几条“不能骑”的不成文规定:一、落雨与下雪天绝对不骑,以免损坏车子;二、下岭下坡太陡不能骑,须推着或提着车子,以免刹车皮刹坏车轮钢圈上的光亮镀铬;三、公路不是平整的柏油或水泥路面不骑,以免损坏车胎;四、后座载人时不骑,宁肯推着……

彭师傅的这用车规则,有几个人能做到?

更绝的是,彭师傅每日的首要功课,就是保养他的自行车。每天一到厂,或是一回家,他就忙开了,将那自行车抹了又抹,查了又查,还要给后车轮的齿轮及链条上上机油什么的(反正厂里有的是机油),然后,再给车身有漆之处打蜡揩光。再后,自然就是乐滋滋地欣赏车子老半天。

这么一搞,彭师傅的自行车岂能不“青春常葆”?

只是,这么一劳神,彭师傅的时间,便都悄悄被他的自行车给吞食了。到文革结束及八十年代初,厂里不少年轻人自学文化后,已能参加高考,甚至报考研究生什么的了,可是,彭师傅却直到后来退休时,还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不经意想想,这自行车,也反映、折射了人世的不少事与理。

彭师傅固然显得过于小器,但,想一想那自行车的价格,与一般人的收入之比,对此,大家也就都能体谅了。

然而,也有在一年之中,新的很快就会变成旧货的自行车;有在一年之中,经常要花掉不少修理费的自行车。这,就是所谓公车。

当时,企业与事业单位,拥有小汽车的极少;政府机关能有几辆,也都只为主要领导服务。

而被称为“公车”的自行车,则比较多。不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业事业单位,都配备有不少。“公车”是无偿配给相关干部使用的;用坏了,还随时可以用公费送去修理。

自然,“公车”的损耗是相当大的,绝没有人能像彭师傅那样精心维护,也不会有我们的邹大姐那样心痛自行车的损坏。

当然,不是所有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都配有“公车”。谁能获配“公车”,是有规则的。不过,配给的范围,也相当广了。

在我们小厂,配有三辆。支部书记骑一辆,副厂长骑一辆(厂长不会骑自行车)。另一辆,是负责采买事务的食堂总务专用。

我们厂的上级公司,机关有 60 人左右,配有 30 多辆公车。除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那时还没有“总经理”一说)们自然人手一车外,公司各科室正、副科长也都一人一车。武装部长、团委书记也不例外,一人一车。其他干部,视其工作性质,或科长决定,也很多都配有。

再上级,是市商业局机关,那儿的干部,除非你不会骑、或不愿骑自行车,几十个机关干部,基本上都有,是标配。

这种“公车”,配给了你,就几乎等于是你自己的了。可以每天骑回家,可以让家人使用,可以在休息日作为家庭出行工具。其他人想使用,需要向你借,而且还得你同意。

而与私车比较,使用者除不需担心车的使用状况,修理费全部公款支付外,更还有他们不经意而常显示的一种优越感:拥有“公车”,就是拥有了某种地位与特权。

最近,常看到有些老干部写的文章中,说他某年骑辆自行车,去某地方看某人,或办某事。一些年轻读者便认为当年这些老人真是艰苦朴素啊!当那么大的官,还骑辆破自行车。

殊不知,当年,那骑自行车的老干部,骑的是“公车”!本质上,就是现在坐公用小汽车一个样。

2014 7 23日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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