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在高级会计摇篮里的日子
在高级会计摇篮里的日子
－－作者：陈立
1962年是文化革命前高校招生人数最少，那一年全国毕业生人数44万，招生10.7万，录取率24%，所以那一年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高校招生理工科叫一类，医农科叫二类，文史科叫三类。因为社会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所以习俗上是理工科的看不起医农科，医农科的看不起文史科 ，一二三类的分科恰似上中下三等。报考填写的志愿表分为重点本科、普通本科和专科三张，相当现在的一本、二本、三本。招生的总数少了，分配到文科的招生数那就更少了。那一年重点院校（一本）文科专业在江苏省招生的，就是几个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专业只有中文、历史、外语，哲学，以及南京大学的地理专业。普通院校（二本）文科在江苏省招生的就是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政治教育系俄语系以及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的经济类专业。那年头真正是僧多粥少。
我觉得自己不大能考上重点大学，普通本科还比较可能。北京太冷，所以我首先就选择了上海海运学院的交通运进财劳会计即后来的交通财务会计专业。（我们填志愿时是这样的专业名称）。录取通知来了后同学的母亲，当时是常州市粮食局的局长的丁德仪阿姨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你怎么去学会计了呢？这个工作很危险的呀，一来运动首先查的就是经济！她的话我永远记得，但那个时候考不上大学就只有下农村，所以我还是高高兴兴地一个人去了上海。（那个时代上大学是不兴有什么人去送的）。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说，1962年国家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决定在工科院校设立相应的属于文科的工业经济系，由此我们班30个同学（其中10个来自江苏省），有幸进入了上海海运学院的水运经济系。（同时毕业29个）
到了上海浦东民生路一看，我心里凉了一截：
在一片农田中有一幢教学大楼，一条用煤渣铺的土路蜿蜒经过教学大楼通向生活区。土路开口地方一个简陋的传达室和同样简陋的两扇大门。没有围墙，只有水泥柱子上简简单单地扎着三根带刺的铁丝网把教学大楼团团围住。更令人称奇的是大门口土路边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碉堡，枪洞虎视眈眈地望着前方。
生活区里三幢学生宿舍，一幢教师宿舍兼办公室，都是四层楼。一个食堂兼礼堂，一个小篮球场。
教学大三楼以上是隶属上海海运局的海运学校。三幢宿舍楼海运学校占了两幢。由于没有围墙，晚上上夜自习时农民就在教学大楼下面卖煮熟的山芋。而拾荒的把我掉下去的一只袜子拾走了，那年冬天我就只有三只袜子，一回换一只。袜子是我的姨妈给我上大学的礼物。那时候正是吃不饱肚子的困难时期，买一双袜子要2寸布票。和中学一样，每个班一个教室还有班主任……，这和我听到的大学校园风光大相径庭。大学怎么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大学？可是她虽然没有围墙却的的确确是交通部直属的，仅次于全国重点院校大连海运学院，而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并驾齐驱的第二个海运学院。后来听高年级的同学说，大连海运学院是按苏联敖德萨海运学院的模式在大连开办的，主要培养海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按苏联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模式在武汉开办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主要培养内河航运及管理人员以及船舶工程技术人员。大跃进时在隶属上海海运局的上海海运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上海海运学院，所以我们进校不久就是校庆五周年，我们好好地美食了一餐。难怪当时楼上的海运学校又被称为中专部。
进校时学校只有三个系三百多学生。水运经济系就一个62级。三个专业：21621水运经济、22621远洋运输业务、23621交通财务会计。每个班30个学生。船机系有15601、15602、15611三个班约一百个学生。全是上海本地招的学生。水运管理系是刚刚从大连海运学院搬来上海的原海运管理系，海运管理系原有船队运输组织与计划和港口装卸组织与计划两个专业，两个专业分别以17、18开头，从58级到61级共八个班， 60级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 59级一个班只有10来个学生，58级则更少，我印象中一个专业只有7、8个学生。到了上海后海运管理系更名为水运管理系。将61级的船队和港口两个专业合并为水运管理专业，编号16611，水运管理系 16621班全部是从上海招的学生，这样全院62级一共是4个专业班。那时全院教职员工有七百多而学生只有三百多，可谓“将多兵少”吧。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学校没有正院长，当时的付院长是徐健。党委书记是陈琪，教务长是陈嘉庚的族弟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陈嘉震， 1963年陈嘉震调到上海船舶研究所当所长去了。那个时候船研所还在外滩，以后才搬到海运学院旁边。
1958年大跃进时很多中专学校开设了大专专业一跃成为了大专，1960年国家经济遇到困难这些大专不得不下了马。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在当时会计人员奇缺的情况下，交通部把因为下马而中断学业的这些学理工的大专生召到上海海运学院，按所在原学校编了三个财会训练班学习会计专业知识，63年5月，三个班约120余学生结业分配到交通部系统各港口和航运单位，后来当过交通部部长的黄镇东那时就分配在秦皇岛港务局。
62年学校还为远洋公司办过短期的远洋英语进修班，来了一批远洋船员学英语。学校里还有几十个越南留学生，其中有一个是越南交通部的四级干部，他们分别学水运经济和水运管理专业。
1963年暑假，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水运经济专业迁上海，带来了16591、16601、16602、16611三个年级四个班，这样水运经济系就有7个班了。上海海运学院的船机系迁武汉，因为上海港口机械工业发达学院又开办了港口机械系。1964年港口机械系迁武汉，而远洋运输业务专业加上新开设的英语、法语专业，分出去成为远洋运输系，这时上海海运学院就有了水运经济系、水运管理系和远洋运输系三个系，真正初具规模了。
1965年交通部在上海海运学院开办英语专修班和法语专修班，从北京招了一批高中生为交通部公路局培养援外翻译人员，文革中这一批候补翻译全分配在上海港务局在各个作业区当理货，当然这是后话了。上海海运学院开始名副其实地成为管理性质的院校了。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刚步入有序的教学就此中断了十几年。
开学后不久，从财会训练班到23621班出现了一个问题：“专业思想不稳定”。
文科本来就是下等学科，会计不就是“帐房先生”吗？憋脚啦，下等学科中的下等专业啊。这使得原来学数理力学的学生无论如何也难以平衡，但是经过专业下马他们饱尝失学的痛苦，意识到有书念就有了工作，这比没有饭碗强，那就委屈点，学学这个会计吧。而我们因为已经考上了大学，这时候就“好了疮疤忘了痛”了。远洋班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按文科招的，但是，远洋这个名字多么响亮，将来还可能出国哪……。总之，心里不平衡。来自印度尼西亚泗水的魏林水就很想换专业，因为那时候对华侨有特殊政策……。也许是这个原因，不久交通部财务会计司司长胡作宾来校，给我们150多个未来的会计作了一个形势报告。他详细介绍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大跃进中财务规章制度破而未立使得财务管理一片混乱的情况。由此在大学开设财务会计专业意义重大，……谈形势，谈专业，使大家对财务会计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认识，基本上稳定了大家的专业思想。借此东风，系主任俞颖生在系里大会上一再强调，学院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会计。那时还没有职称之说，只能从大学学历推出高级会计这个概念，只是那时候谁也弄不清这个会计究竟怎么个高级法。会计不就是“1234567，一把算盘一支笔”吗。更不幸的是，那时候供应紧张，为此国家有一个特殊供应政策，高价供应不收计划票证的糖果点心，这种不收计划票证的糖果点心叫高级糖高级点心，还有不收粮票的高级餐，结果每当老师们说到高级会计时大家就发出会心的笑声：谁也想不出高级会计是什么样子，能想到的只有高级糖，高级饼子……。
基础课是3个班90个同学一起上大课。
我没有想到的是会计也要学概率论、微积分，这真是要了我的命了。我小学算术就不好，中学则代数不好，好不容易考了个文科却还要学比算术代数更难的高等数学，这怎么办。我很发愁，跟教数学的唐颂山先生反映，我们是文科生，中学代数都没有学好，现在学高等数学怎么学呀？但是高级会计必须学高等数学，这是为了培养复杂思维能力，谁也改变不了的。一学期下来接近一半人考试不及格，大家都在喊概率论太难了，下学期由二级教授陆子芬先生讲微积分，他讲的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作业都是抄的。期末考试前夜，我到越南留学生宿舍旁听了考前辅导，我估计我的水平和越南同学差不多，学校总不能让他们不过关吧？死记硬背辅导题，终于度过了难关。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微积分究竟是什么，概率论还晓得一点：概率就是可能性，比如大海里捞针，捞到的可能性虽然很小很小，但还是有的。这叫概率很小。
没有认真学习高等数学，也许这就是我思想平庸的主要原因吧。
更不好意思的是作为文科生的我居然汉语考试不及格，而且这是全系唯一的一个不及格。
那时候系主任俞颖生认为，水运经济系的学生将来一定会接触到公文往来，所以汉语课不仅学修辞语法还要学报告、总结等应用文的写作。教我们汉语的是福州人沈桂先生，她是冰心的学生，继承发扬着冰心的爱的教育。她讲课时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可是远洋班的陈宁、贾正光上课时专门怪叫，捣乱，沈桂从不生气，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们，让他们安静下来。我和陈宁、贾正光的年龄都属于比较小的，贾正光人高马大，陈宁戴一副当时是最时尚的黑框眼镜，风度翩翩，我是小个子的乡下人，规规矩矩从不捣乱。但是我不喜欢死记硬背的修辞语法，因为不喜欢，考试时也不大认真，抢头卷结果开了红灯，开学前不得不提早到校进行补考。因为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在办公室考，考完后沈桂就和我聊起天来了。她说本来我的成绩是60分，可是期中考试也只61，而且我开学前给学校写的请假条不规范，俞主任很不满意：高中生连个请假条都写不好！为了警戒我所以给了我一个不及格。其实请假条不是我写的。录取通知下午才来，第二天就是报到日而且就这一天才有接待，实在来不及，请假条是我母亲（我母亲只小学毕业）帮我写的，我要去买箱子。看来我人还未到学校就给学校留下了不怎样的印象了，到了学校不久我又给院长写了一封信，反映伙食不好，太贵。后来又反映文科生学不了高等数学，我像根刺尽给领导上添麻烦。不过后来老师们评价我虽然不入调但讲理而且讲的还在理。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我平庸就平庸在什么事都要讲理，还死不改悔。后来系团总支书记梁现信调去当膳食科科长了。他是河南兰考人，东海舰队文工团转业的。
在电影“51号兵站”放映时，梁现信为大家做了“51号兵站”创作过程的介绍，因为他就是 “51号兵站”编剧之一的梁心。他说里面的人和事全部是真的。后来重拍的“51号兵站”好是好，雅俗共赏，但是用我保守僵化的头脑来看，这些生活不够戏来凑的地下工作，已经被潜移默化成扯蛋了。
不久，学校里发生了一件震动很大的事，船机60的一个同学被批准去香港了，那时候是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吃不饱，香港东西多，上海同学，尤其船机系的同学们一片啧啧声，联系学院广播台曾经播出呼吁民主的来稿，学校方面很紧张。那时我在院广播台当文艺编辑，因为这个原因，有一个船机系的编辑同学就此被免去了编辑工作。团委书记李希俭一再提醒，不能把海院广播台变成大连海运学院57年的广播台呼吁民主自由……。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北京哥们老师，参加阴谋夺船去台湾的组织被公安部门破获了，这几件事给全院震动很大，活生生的证明八届十中全会说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后来学校加强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首先由教务长陈嘉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旧社会中国人所受的苦难，还从港务局第二作业区来了个码头工人回忆旧社会的苦，接了学校组织吃“忆苦饭”。所谓的“忆苦饭”就是玉米面、高粱饼、山芋饼。来自大连海运学院水运管理系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东北、山东、河北，高粱、山芋（地瓜）过去就是他们的主食，所以没有什么反映，可是上海的同学受不了了，那天高粱饼、山芋饼到处丢，有的就直接去了民生路轮渡口的饭馆……。这些后来都是典型事例。那时候讲享受是很不应该的。追求享受是忘本。而忘本就要人头落地。18岁就入党的班主任马宗武有一次在和我谈话时很认真的指出这一点。那时候忘本是用的最多的词。忆苦思甜就是要大家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要体会今天的甜，虽然肚子吃不饱。
这一年我们还去港务局实习，在作业区学习登帐觉得很新鲜。夏天到崇明岛上高教农场劳动，同学们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脚被芦苇尖扎的鲜血直流，晚上蚊子满帐子，草铺上螃蛴到处乱窜，女生男生下水田耙田。好好地体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农场种的水稻品种叫“老来青”，这种米不出饭，煮出来后上面一层油，不用菜就是女生都可以吃半斤。在我一生中这种米就吃过这一次。太香了，吃的我都消化不良了。
63年毛主席发出教育改革的指示，我们的课程大约削减了三分之一，一些考试科目也改为了考核。学习的压力大大减轻。随了反修正主义学习九评，学习雷锋又开始学习解放军。那时候学校就像一个军营，一切都是军事化。学生中已经有不少复员军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早上出操，餐前集合唱歌还经常搞紧急集合。军事训练的力度也加大，不仅到浦东高桥集中训练实弹射击，还组织一批同学穿了军装上了军舰下连当兵。校园呈现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64年水运管理系17601、18601到上海港务局第五作业区参加“四清”运动。五区是外贸码头，阶级队伍比较纯，工人阶级觉悟比较高。后来发生了一件事，17601班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晚上在货场谈心，被工人师傅看到反映到领导那里去了。水运管理系总支书记陈希群布置全体回学校进行反省，人人过关，交待都想了谁了。想了外面的还像个故事，想了班里的场面就十分尴尬。那时候对生活作风看的非常严重。一男一女晚上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本身就不应该：男女授受不亲！工人师傅们很朴实的认为。
1965年，交通部在长江航运管理局搞“托拉斯”试点，由此管理局改为公司。学院决定毕业班全体参加交通部的 “托拉斯”工作组，在试点中学习并进行教育改革。我们因为是四年制所以和水运管理611、水运经济611一起去了武汉。到了武汉首先在武汉港务局汉口作业区搞工资改革。当时认为计件工资搞的是物质刺激而月薪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工资改革即将码头工人的计件工资改为月薪制，这样就保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具体方法是将工人按年龄、身体分为三个等级队，甲级队月薪76元，乙级71元，丙级69元。工资改革在甲级队工人中不是很愿意的，他们年轻，体力壮，觉得多做不能多得吃亏了。丙级队工人则感谢领导感谢党，因为他们老了，体力差了。乙级队工人心理比较平衡，觉得还可以。为此作业区党政工团加大了忆苦思甜的宣传教育，工人阶级还是很听活的，工资改革顺利地完成了。此后我和董约翰、周应高就在三工段劳动，其他同学分别去了汉阳作业区、江岸作业区和青山船厂。我们从作业区到港务局再到总公司，一部门一个部门实习，还要结合实际写心得体会，当时董浚涛（董约翰）写的总结生动具体有新意，被党办主任秦晓钟点名推广。后来对付笨重的东西我们都有办法，就是在码头上学来的。
图：在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煤码头
65年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运动，为此长航公司决定树三工段的党小组长魏月安，为长航公司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与交通部树的标兵－－上海海运局民主5号服务员杨怀远相呼应。魏月安当时32岁，出身是个孤儿。他水性很好，在码头作业时多次跳到水中救人或者打捞物品，做过不少好事。他做这些事就我所知，不是先看毛著再往水里跳而是很自然地去做的。他的典型事例是按照当时的模式整理的，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模式去宣讲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那时武汉港务局树的标兵是汉阳作业区的皮带机司机许小环，他们的宣讲都是一个模式。文革中他们自然是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了。67年底我去宜昌报到过武汉时，一上岸在江汉关下就碰到了魏月安和工段书记王菊生，都是熟人，没有寒喧，他：我站错队了。我：一样，也站错队了。现在分配在宜昌厂。后来魏月安在汉阳港机厂搞政工，厂里去买铲车配件的人带了我写的条子请他帮忙，他看到我的条子非常高兴，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了。
秋天我班集中在汉口合作路2号进行教改，实际上就是补课。年底返回学校。66年2月，按学校安排我们去海运系统实习写毕业论文，一部分同学去上海海运局实习，一部分同学去青岛港务局实习。6月中我们去青岛港务局的小组从青岛返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我们直到67年十月才分配，毕业推迟了整整一年。
大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图：江熔与徐健 1965年12月离开武汉前在汉阳龟山
图：1965年部分同学和邓子铮老师在长航青山船厂
图：毕业前部分同学和杨亦农（杨明儒）老师合影
图：毕业前部分同学和陈湖老师合影
图：1965年12月在汉口合作路2号集中教改
图：全体团员
图：全体师生离开武汉前在武汉大学
我们去武汉后学校里的62、63级同学去了上海港务局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里只有64、65级的同学。
文化革命开始，海运学院不例外的也是先破四旧，游斗反动学术权威，同时一些老师也被殃及。以后转向揪三反分子，走资派。那时候以红五类学生为主体组织了红卫兵，戴了红纸袖章到处破四旧。洋泾有个教堂，教堂里有架钢琴，不幸的钢琴活生生地被红卫兵砸了个稀巴烂。魏文翰、魏文达老师以及原来港机系系主任等家被破了四旧……。两个老师自杀……。
不久付院长徐健被抛了出来。因为他们一批山东老战友在中华船厂厂长家玩时，有人发牢骚不知被谁告了密，于是他们就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他说他当时正好去洗手间没有听到，但这洗刷不了反党嫌疑，于是从市政府降到海运学院做付院长。徐健的材料其实是由宣传部的老师暗示64级几个党员同学揭发的。运动开始抛档案打死老虎这是一种惯例，反映了一种心态：人人都害怕政治运动搞到自己头上，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打死老虎。因为抛徐健符合运动的大方向，所以附和的人不少。后来北京批三家村，揭发徐健的学生就搞了个以党委书记陈琪，付院长徐健，政治部主任江熔的三鬼店。当时陈琪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熔，64年学习解放军时从北京空军航校转业来当政治部主任的，因为他童言无忌说话无遮栏所以也是三反分子。那时水经65级以几个干部子弟为首的一些同学，因为运动开始前维护说过美国有多少核弹的同学金杰，被徐安桂批评为“干部子弟最不听话”而和党委付书记徐安桂、王华杠上了。结果学生就形成了打三鬼店保徐安桂、王华派和打徐安桂、王华保陈琪，徐健，江熔派的对立。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喇叭对了喊。当时的红卫兵都是按照出身自封的，后来北京红卫兵南下来上海点火，在北京红卫兵的指导下，上海高校红卫兵以华东师大李本荣，复旦大学季中信为头头，建立了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因为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所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红卫兵的正统，各路自立的红卫兵都纷纷要求加入总部。为了寻求保护，打徐安桂、王华的一派也要求加入总部，因为还要审查所以没有马上批准。打三鬼店的一派有个法语专修班的同学吕宝芝，原来是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他去和北京的哥们一侃，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立马接受了打三鬼店的一派。不久62、63级回校，他们参加了社教，脑子里有明确的阶级观念政策概念，所以大多数同学参加了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打三鬼店的一派。没有能加入总部的一派十分孤立就死死揪住徐安桂、王华批斗。10月底总部的一派到市委要求得到支持，市委接待站安排他们在红都剧院，高教局局长与同学见面，得到支持的学生趁热打铁把徐健拉到红都剧院进行批斗，那时没有总部的一派参加了非正统的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有了后盾就来救徐健，徐健被藏了起来，两派就在红都剧院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那首著名的“造反派的脾气”一诗，就在那天晚上，由水经64级一个苏州女同学熊明珠登台表演。她当过海院广播台的播音员，不仅字正腔圆而且一身杀气。看过她的表演后我觉得不能以为苏州女生只会发嗲。看来愈是嗲的女人发起狠来就比狠的女人更狠。从红都出来
他们就参加了冲解放日报社并在冲解放日报社中声名大振。一月革命夺权后，解放日报首先刊登了这首“造反派的脾气”由此这首诗就推向了全国。
尽管在上海高校中海运学院是第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但是这个头功市革会没有给海运学院，而是给了同济大学东方红。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无所事事，不少人就回乡革命了。后来就出现一种情况，不少人在学校是保守派，在家乡是造反派，再回到学校就不知所措了。算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到了十月，中央文革决定六六届进行分配而且从九月开始发工资，我们都回到学校，经过一番折腾大家就分道扬镳了。29个同学，分在长江的有9个，其他20个在沿海。运气最好的是上海同学徐伦豪，他到秦皇岛港务局去报到人家不要人了，于是就被再分配到上海立新船厂去了。运气最不好的是分在上海船厂的蔡琦国，工作不几年就病故了。最出人意料的是分在天津新港船厂的贝章华，后来成了河北石家庄的报纸总编。以后29个同学中陆陆续续走掉了5个。朱文汇在澳大利亚，惠孟余在香港，王忠林、魏林水现在不知在哪里。
历经沧桑，无论是什么名份大家基本上都是高级职称，只有蒋芬葆还是中级职称－－会计师。原因是单位小没有那么多高级职称的岗位，所以不能评为高级会计师。给她评定职称的负责人是63级的同学－－上海海运局的总会计师杨火才。好在她和周应高有两个经济学硕士的儿子，所以不差钱。
2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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