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钦:陈孙分歧与中国百年大变局
陈孙分歧与中国百年大变局
--作者:陈钦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 1922 年 “ 六一六炮轰总统府 ” 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孙陈二人为何决裂?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 “ 法 ” 是指孙中山 1912 年 3 月 11 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 “ 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 孙中山还曾以 “ 狼、大、快 ” 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 “ 狼 ” 字比喻勇猛进取。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 年 4 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 580 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 200 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 “ 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 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 “ 伪政府 ” 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 “ 伪政府 ” ,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但实际上,早在 1909 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 “ 建设 ” ,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 “ 革命至上 ” 、 “ 革命流血至死 ” 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 “ 武力统一派 ” 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 “ 中央集权 ” ,要以 “ 北伐 ” 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 “ 联省自治 ” ,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 “ 南北妥协 ” 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 13 州脱离英国,经过 11 年高度地方自治的 “ 邦联 ” ,进而建立 “ 联邦 ” 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 1921 年 2 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 。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 “ 一党专政 ” 及以 “ 军政 ” 、 “ 训政 ” 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 “ 绝对服从党魁 ” 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 “ 无知可怜 ” 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 “ 绝对服从党魁 ” 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 “ 政府把国民当成 ‘ 无知可怜 ’ 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 ‘ 无知可怜 ’ 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1909 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 …… 正是基于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 “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子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0 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 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 。
1921 年 6 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
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 “ 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 ” 竞存是陈炯明的字。有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 1946 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 1922 年 4 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孙中山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孙中山为表明自己 “ 天下为公 ” 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 “ 独裁 ” 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
1922 年 6 月 2 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实现国家共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 200 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辞职。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民望迅速下跌。
陈炯明对此也非常反感,他认为 “ 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 。
尽管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实施孙中山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应该宣告成功了,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坚持要通过军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1923 年 8 月 14 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 1922 年 6 月 17 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 “ 孙大炮 ” 由此得名。
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 “ 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
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 “ 将相和 ” ,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重写。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 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 “ 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 恩怨功过全由后人评说。
对孙陈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谁优谁劣,谁是谁非,自有历史评说。不过,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民族来说,何尝不是一大遗憾?!
以上摘自陈钦著《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转自《战略家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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