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
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
－－作者：陳丹青
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以上這番話，是晚清官員鄧實所說，文言句式，不難懂。逾百年後，中國沒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漢字迄未廢除，由繁體而簡體，仍在使用。中國的 “ 語文 ” 則發生空前鉅變：文言文早經廢棄，現代語文一律是白話文，能讀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沒人再如鄧實輩這般思維而說話了。
這樣的 “ 中國語文 ” 是怎樣一種語文？由這語文而言說的中國，是怎樣一箇中國？
語言亡失繼而亡國的古例，並非沒有。鄧實說這話，時在國難逼近之際，朝野救國，議論滔滔，他獨取 “ 語文 ” 一節而發此危言，不知當初獲致怎樣的應和。百年迄今，救國強國的無數實踐多半奏效，或在試圖奏效的路途，其中，始於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及其後果，則要比其他革命 — 國體、政治、經濟、科技、文藝 — 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得更為深刻、更為久長、更難評估。
李春陽女士《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似在迴應鄧實以上這番話。昔鄧實以五十六字出之，本書逾六十萬字 — 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讀了兩遍，其中佈滿許許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與識見，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願以這篇序言感謝李春陽。
白話文運動、文化激進主義、五四啟蒙的政治化、文言傳統的喪失 …… 這些詞語，我平時隨口說、隨手寫，自以為歷史的是非早已清曉。讀過這篇詳詳細細的賬，這才知道我於白話文運動，及其今日白話文的種種來歷，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話刊物的初起，遠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傳教士，並非始於民國初年那場白話文運動；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訓令全國初級小學改 “ 國文 ” 為 “ 國語 ” ， “ 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 ，雖說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並非一班書生鬧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目標是 “ 言文一致 ” ，首倡者，想當然耳，胡適之、陳獨秀，其實有言在先的卻是晚清的黃遵憲；而在魯迅提議年輕人 “ 少讀，或不讀中國書 ” 之前 — 至少早了近半個世紀吧 — 吳汝綸就扔出更為決絕的話，說是除了一冊《古文辭類纂》，中國的古書一概不必讀 ……
這等事情，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陳述白話文運動的原委，本書持續接引語言學觀點，與白話文運動的史料時相穿插，層層揭示運動的內因、外因、遠因和近因。如古代開科取士與文言文的關係，近世廢除科舉與白話文的關係，孫中山的立國 “ 五權 ” 何以特設 “ 考試權 ” ，周作人為什麼以 “ 十二分的誠意 ” 提請給大學生排幾課 “ 八股文 ” ，這些，我都不知道 — 當章太炎為漢語漢字嚴正辯護，同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祖宗索緒爾在巴黎開課，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 — 至於什麼是漢語的 “ 字本位 ” ，什麼是印歐語系的 “ 音本位 ” ，什麼是漢語書寫的 “ 意 ” 和 “ 象 ” ，什麼是八股文的 “ 破題 ” 與 “ 束股 ” ，什麼是 “ 義理 ” 、 “ 考據 ” 、 “ 詞章 ” ，什麼是唐宋八大家，什麼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 …… 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瞭然，現在由作者領著一路讀下去，這才望見白話文運動鬧起來，或故意、或無意，處處和語言學發生大錯位。當初，新舊文人對文言文的辯護有理有據有遠見，從胡適陳獨秀魯迅那邊看過去，莫不是強詞奪理的混賬話，如今遠隔是非，始得看清強詞奪理之輩，反倒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和大佬。
李春陽是要來質疑啟蒙前輩麼？不是；是為清末舊黨抱屈麼？也不是。通篇讀下來，李春陽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訴你：白話文運動的前前後後，哪些關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哪些人物當時說了什麼話，哪些文字針對什麼問題，哪些問題被什麼緣故或支離、或利用、或完全掩蓋了 …… 所有這一切，據實說，我一概不知道。
我樂意公佈我的不知道。我亟願確信：當今若干文學教授、語言學家和歷史學者，應該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該大約知道的：但以上細故，僅僅關乎知識？白話文運動，只是語言專業的學術課題嗎？
我對本書的深度認同，大約以下幾點：一，材料的看法與用法，超越學術。二，大規模犯難，難度可驚，勇氣尤為可驚。三，對傳統中國語文，耿耿摯愛 — 沒有這份摯愛，僅著眼於史料與學術，不可能有這部書。
先說第一點。
本書成稿，歷時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初讀，即有感於作者對中國語文的命途與是非，異常敏感，且於歷來研究白話文運動的文字，顯然早經追究；而茲事體大，論者累累，倘非長期浸淫大量史料，反覆辨讀，不可能是這等審慎而富野心：此是書寫論文最可寶貴的狀態。
白話文運動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按論文通例，此一時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鮮有遺漏 — 包括部分啟動的所謂大眾語、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這一過程中的著名論爭－－幾乎是運動史料的一覽表。但這份一覽表僅佔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識遠過於此。就我二度閱讀的記憶，不斷不斷使我開眼而此前無緣一見的文字，遠比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已知史料，更具歷時感與說服力。
撮要說來，大幅擴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字。包括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論、專著、辭典、批判稿、會議檔案、政策條款等等。
（二）一改相關研究歷來聚焦民國的舊例，一九四九年後涉及語言改革的大事記，包括重要文獻、釋出年份、執行機構，從事研究或制定語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記存。
（三）議論白話文問題的人物身份，大幅擴充，包括革命家、哲學家、史學家、美學家、翻譯家、官員、詩人、書畫家、文藝評論家，甚至烈士遺屬、中小學生、老百姓。至此， “ 白話文運動 ” 的主角與焦距，易為 “ 白話文 ” 本身。
（四）國家，及國家首腦對語言改革的強度介入、長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納入白話文運動研究，時段跨越七十多年，歷經延安時期、內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後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的相關指示與宣傳，為最重要。
（五）白話文運動著名文字之外，百餘年來的大量白話文文字，包括晚清、民國、共和國迄今的各種公文、作文、小說、詩歌、發言、辯論、通訊、雜談、俚語、方言、網民語言 …… 總之，以往同類研究僅限於文字學、語言學與文學創作的材料範圍，至此擴充到白話文被及的幾乎所有層面。
至此，李春陽打通學科，串聯古今，將白話文運動被長期支離的歷時性與影響面，完整還給了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和歷史問題，終告合流；白話文研究的方法、觀念，為之一變，白話文研究的歷史視野，為之大開，白話文運動被一舉帶出五四語境 — 同時，也被全方位置入長期支配這一運動的歷時情境 — 進入遠為龐大的領域。在被白話文全面覆蓋滲透的所有領域中，白話文運動漫長遍在的後果（包括無法預估的前景），可能首次 — 至少，以此前未便點破的要點 — 被置於權力的景觀。
這是一篇不憚其繁，事事處處以材料組構敘述的論文。所有擴增的材料，為白話文一案展開全新的證據，其說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國現代政治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這一關係的公然呈示，終於在白話文史料與中國現代史之間，清理出一整條錯綜複雜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鏈。自白話文運動大面積失控到深度質變的全過程，初告揭示：當年這場語言運動設定的種種話頭，日後，幾乎全部坐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題 — 換言之，迴避政治，無以談論白話文運動。
在已知的白話文運動研究中， “ 政治 ” ，以及政治的歷史作用，照例被審慎帶入，作為背景，作為曖昧的補充，和語言問題區隔處理，以安全的距離織入理論性評述；但在本書中，每一份材料呈現為政治的，同時是語言的自供狀，閱讀全篇的過程，即是語言如何作為政治、政治如何成為語言的呈示過程：以遞進的，漸強的方式，李春陽使擴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組又一組政治真相：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個面，體現為語言 — 就是語言。
是故李春陽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話文運動政治性格的自行敘述。經審慎調理後，各種文字的政治性或從語言表層凸顯，或使語言的真問題從政治話語中被剝離，而後，同步植入本書的多聲部結構，甚至，成為主唱：論文的章節，由此清晰，並予確立。
譬如，據材料的類別與類比，劃分專章（如 “ 破除文言白話之執 ” 、 “ 漢語歐化問題 ” 、 “ 新舊白話問題 ” 等等）；追蹤材料的要義和疑點，焦距專題（如 “ 白話偏至論與兒童八股 ” 、 “ 現代翻譯問題對白話的影響 ” 、 “ 從張恨水到張愛玲與趙樹理 ” 、 “ 魯迅與毛澤東文體的差別 ” 等等）；利用材料的對立或關聯，顯示異同（論及翻譯問題一節，《天演論》的嚴復文言版與後世的白話譯文，兩相對照；論及 “ 毛文體 ” 一節，毛澤東二十六歲、三十三歲、五十多歲的文言稿件和白話文，前後對照；文革後以文革語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此，白話文與白話文運動，該運動與政治、歷史、語言學等等過於複雜、專業或非專業的種種關係，被所有材料的語言效能，彼此照亮 — 此前，這種語言效能未被髮掘、未予彰顯 — 並躍出材料，與本書形成交相辨識、彼此辯難的互文關係，所有材料於言事之際，同時便在說理。
論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閱讀，此前鮮少在論文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題的論文中，本書與材料大致處於從屬關係，在李春陽這裡，材料就是語言，作者的見解和材料中的見解，彼此出入，與本書不相區隔。我不願說，這是一種敘述的策略 — 任何策略不免傾向選擇的偏見 — 毋寧是紛繁的材料導引李春陽步步窺見白話文運動的驚人的輕率，在在觸探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雙重陷阱：經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陽詳細清理了白話文運動的斑斑後事，以一種並非意在理論的論辨方式，詳實估算白話文影響的是非凶吉：理論不可能凌越語言，理論就是語言，是語言政治之一。面對理論的語言和語言的理論，李春陽的警策與細察，近乎張愛玲發掘人性瑣屑的文學敏感：材料，特別是語言改革的官方權威史料，處處給她看出無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紀之久被置若罔聞的大錯大謬 — 如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同一性 — 論文開篇，李春陽即擷取國家辭典關於白話文運動的大段明文，從容拆卸，分段究詰。此後，本書與材料的關係難分難解，形同語言和語言的辯論。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並非本書的要旨，而是期使語言問題歸位，或者說，作者試圖揭示：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為什麼始終無法歸位 — 其間，語言問題的 “ 正位 ” ，於焉顯示：作為以上材料的遙遠對比，李春陽持續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論，連同歐美語言學觀點，在擴增材料中穿插並置，將白話文佔據的現代史與前白話文運動的漫長語言史，縱向銜接，兼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橫向比照，展開多維的縱深與對話 — 準確地說，將之交付語言的對決 — 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以及，這場運動本應針對的問題，因此獲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這時，良性的悖論出現了：我不敢判斷年輕的作者是否古典語文的飽學之士，而我無學，僅讀懂小半。但是，極度荒謬而親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從每一字句（包括不識不解的字詞）獲得漢語的歸屬感：一種不再為我所屬的歸屬感。我不得不由此確認，自己是白話文運動的隔代子民。
所有書稿期待辯難。對於本書，則今後的辯難者恐怕先要面對的是官方材料與國家文字。換言之，僅就李春陽目前所能收攬歸置的新舊史料，這篇文論即難以撼動。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觀點 — 如上述，其中逾半觀點已在材料與材料的關係中自行呈示 — 我們（至少，就我而言）對白話文運動，對白話文的認知，足以被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變更，以至顛覆。
我所感到最為窘迫而富有興味的是 — 這興味，處處來自真相的豁然 — 我從此不再信任白話文及其種種權威論述。但是，我屬於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我與本應歸屬的中國傳統語文（包括上溯宋代的舊白話）以及這份遺產所能蘊藉的全部文化，早經中斷線索 — 除了簡體漢字，還有，喧譁至今的現代白話文 — 我相信，五四前輩奮然爭得的所謂白話文，根本不記得李春陽攤開的這些舊材料，一如這場大獲全勝的語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漢語的漫長記憶：到今天，中國語文只剩了白話文。
現在可以理解本書的冒犯與危險：它針對今日人人使用的語言。當李春陽決意走出學術，即越出了安全線 — 議論這份犯難，也很難。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過去了。從鴉片戰爭算起，文化轉型、國家轉型則過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間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見光，重作評估；一面，做不得，太難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開。若干曾經犯忌的題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國研究、抗戰研究，兩黨兩岸關係研究，包括延安整風研究，反右運動研究，文革研究 …… 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當援引資料、觸探問題時，學者們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動囿於學界、位於邊緣，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學術的名義自我維護，並獲得維護。時間的長距離已向當今學術研究展開逐漸可為的空間：要之，這類富含當代價值的歷史研究畢竟是在處理過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學術的超然。
唯獨追究白話文運動，無可超然 — 白話文運動，是歷史舊案，白話文不是：涉及所有人、佔據所有文字，白話文的書寫言說，自動處於歷時狀態，既指向問題的起始與根源，也自動處於現在時。
明面上，白話文運動研究無關政治禁區（雖然處處照見權力的淵藪），也不是歷史與思想史（雖則在在觸動思想與歷史）；看內裡，則白話文再怎麼弄，漢語還是漢語，漢字仍是漢字，是惟中國才有的語言和文字，有這語言文字，於是中國叫做 “ 中國 ”— 李春陽的冒犯，是追究漢語便即牽動中國的一切。前引清末鄧實的那段話，或可視為嚴重的警告：不論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無妨放下權力的傲慢 — 即，白話文一統天下的當然傲慢 — 冷靜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忿、焦慮，早經遠隔，如今再來想想前清士子的話（那些話，亦曾被視為舊勢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民初的白話文運動，是本書的主線，但不是主旨。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專著，層層疊疊，今李春陽弄這數十萬言，攤一大堆材料，其實並非與學界辯難、對學者說話：我是讀到後來，後來再細讀，這才看清書稿的這股清正與蠻勁，指向所有人的精神處境，這處境，難有別種指歸，具體說，便是實實在在的語言處境 — 猶如檢視細胞而非病的診斷，李春陽試圖清點而究詰的問題，涵蓋文化與文明的基本單元，佔有每一位言說的個體，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歷史研究因遠隔歷史而被天然賦予的安全感，被這份書稿撤除了。
白話文運動之於傳統中國（亦即文言）的威脅，也早經撤除了：它的勝利，被公認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對應，猶如新中國的建立 — 當年運動的肇事者，胡適、陳獨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國名冊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國史唾棄很久了 — 繁體字，豎排本，悉數移去港臺及海外，新中國不再有一份書刊承襲完整如昔的漢語形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體字。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嚴格說，不是原典，而是由簡體字排版、白話文譯註的讀物，今之所謂國學教育，則形同外語教育。總之，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仇敵：萬惡的古文 — 出於半真實、半假想 — 從現代中國的語言譜系中，全面剷除了，一如抗戰、內戰、土改、文革 …… 悉數成為歷史名詞。我們有理由認為，白話文運動竭力撲滅的舊勢力，白話文運動惡毒描述中國語文的噩夢般的過去，統統消失了。
是這樣嗎？是的，除了白話文。近百年來，可能沒有一份革命的覆蓋面、有效性、滲透力 — 不論是災難抑或福祉 — 如白話文運動那樣，在中國形成具體而微的歷時性後果，恆久生效，人人有份。爭戰、暴力、運動、鎮壓 …… 那些顛覆歷史的現代往事，固然改造社會，改造人，然其侵蝕毀壞（或曰除舊佈新）的深巨與久長，均難和語言革命相詰抗：現代白話文，一種被極度人為所改變的語言，字字句句，反過來塑造人，置人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於言辭、書寫和思維之間，遍佈國民教育的每一階段、每一層面、每一角落，形同語言的水土與空氣。
這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最富活力的一份遺產嗎？它超規模繁殖，無可計量，你開口說話，下筆寫字，你就是影響與被影響的一環，證據是：你習焉不察，同時，別無選擇。
當今古典語文讀本及所謂 “ 國學教育 ” ，對白話文既不構成絲毫威脅，也無能襄助：足以平衡語言生態、行使語言辨識的大統：中國古典語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話文），不復存在。現代白話文，自然而然，鑄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獨裁，並被獨裁：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無須檢測，自行關閉了語言的出入與生機，如白話文運動詛咒攻擊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穩定形態，雖生猶死，然而空前肆虐，如問題百出而運轉如儀的國家機器。
在可見而難以預估的未來，現代白話文看不到語言及語言之外的任何出路與挑戰 — 此書題曰《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事實是，現代白話文的真正危機，是沒有危機。
但在白話文運動時代，語言危機不但顯在，且因其顯在，而被過度醒覺、肆意誇大了。迎對清末民初種種危亡意識，胡適一群新黨獨取語言文字的大關節，相率造反；而魯迅試以 “ 最黑最黑的毒誓 ” 詛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懟 — 現在，百年後，卻有李春陽單獨一個，沒有契機，沒有同志，除了冷卻遺散的歷史文字，不具任何可資藉助的時勢，居然在白話文運動九十多年後，放膽抖開運動的舊案，死命咬住，百般糾纏：她與胡適一樣，意在掀動當年文化叛徒群相標舉的命題嗎？
我願貿然斷定：這份孤膽遠遠超乎五四前輩的集體勇敢。猶如觸動歷史的鐵案，李春陽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則非但可能，而且聚眾，標舉國家民族的大蠹，其勢洶洶，匯通後續不止的其他革命與其他勢力，果然將兩千年以上的語言大統，合力扳倒了 — 被這洪流無情玷汙的名字，包括白話文運動的所有主事者 — 白話文運動贏了，傳統漢語的降伏、衰竭而敗亡，是中國語文的新生，抑或歷史終結？相比今日李春陽這篇孤零零的文論，胡適們當年實在有福了：白話文運動曾經悍然招致無數舊黨與之辯難，辯難雙方，乃成全一場角色相當而聲色齊全的大革命 — 百年後，漢語生態毀損殆盡，白話文勢力，已經強大到不必稱之為勢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話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霸權問題，這霸權，猶勝於五四一代攻擊的中國古文所曾佔據者。當白話文運動展開之際、推進之時，如魏晉、唐宋、明清文人之於時文的痛詆或反撥，有沒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如語絲派、論語派、學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驌、周作人、吳宓、廢名、李長之（更不必說章太炎、嚴復）等人，均在胡適派之外，先後給出豐富的見解，魯迅之於古文的姿態，則呼來喚去，情狀奢侈而複雜 …… 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話文進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整四十年，白話文未聞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識界略微醒覺，始有若干學者有感於時文的荒敗，歷史的疑點，乃吶吶為文，有所辨析，是為白話文運動半個世紀之後，稀散零星的質疑之聲。
就李春陽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來，內陸學界先後曾有鄭敏議論文學寫作與母語問題、許明議論語言革命與意識形態關係、郜元寶檢視文學語言的古今之別與精粗之別、陳方競延展張灝關於 “ 承續和斷裂 ” 的論說、陳平原追述嚴復、王國維、章太炎在古語和新學間的貢獻、陳來揭示文白之爭與文化激進主義的淵源 …… 這些議論，或此或彼，點到白話文運動的若干疑點及區域性遺患。
此外，老一輩語言學家如呂叔湘、徐通鏘等，則以相對超然的立場，冷靜研析白話文：前者的重要觀點是將現代漢語歸入近代漢語範疇， “ 近代漢語 ” ，係指唐五代以來書面漢語的連續體；後者，乃對應西方語言的 “ 音本位 ” ，整合國內語言學前輩（包括趙元任、王力、陳望道、張志公、朱德熙、陳承澤）的相關見解，平實申明漢語的 “ 字本位 ” 概念。
較五四前後的言論空間與爭鳴維度，今日的學術言動雖難項背而望，但上述觀點畢竟是書稿史料中時段切近、猶富理性的部分。可嘆如今學界既是有限的議論空間，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統，以上議論雖無全般質疑白話文的意思，然亦應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議，旋即歸於默然，便在圈內也難發生響動 — 漫無邊際的白話文，當然，無動於衷：覆蓋一切而喪失生態，現代白話文問題早經越出學術與文學，當代小說、詩歌、理論、學術，只是被白話文全面統轄、深度支配的漢語文字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爭的餘緒、文學創作的語言、歷史人物的再評價、激進主義的舊是非 …… 不是本書的焦點。作者的視野與關切，是在現代中國的語文 — 亦即白話文運動的總後果 — 所能涵蓋輻射的全息景觀。在這景觀中，李春陽的大面積追究，既針對五四前輩與新中國語言革命，自亦囊括當代學者和她自己在內的所有寫作及其語言 — 書稿題旨的所謂 “ 危機 ” ，非指五四那場運動，而分明說的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語言革命，指向歷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讀書人。
話無須說白，也說不下去。總之，一九一七年，有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篇短文《文學改良芻議》；二〇〇九年，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長文《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易言之，一個瀕臨崩解的文言文的舊中國，是白話文運動的總背景；一個日益富強的白話文的新中國，是本書的總背景 — 由時間此端遙看彼端，今李春陽的文化劣勢，無可對應，因而，無可同情。有如強大的敵陣，當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則自我滅絕了任何異端，它的敵方，它的病灶，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話文自身。目下，國中學術的權力網路，準確地說，權力網路中的所謂中國學術 — 其編織與肌理，全部是白話文 — 會如九十四年前新黨舊黨群相虎視《文學改良芻議》那般，正視本書麼？
此所以我願斗膽指明李春陽的這份勇敢：它不是堂吉訶德式的勇敢，而是萬分真實之事。
《周易》與先秦諸子的 “ 修辭 ” ，為後世建立了 “ 文教 ” 。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這 “ 修辭 ” 與 “ 文教 ” 在當時整體文化語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 —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這段話，引自書稿尾章《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我不想依從今時的濫調，將這份題旨說成全篇書稿的 “ 關鍵詞 ” ，但李春陽所以有此書，便在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語氣則慨然沉痛。以下摘錄的段落不為說理 — 以為不值一駁者，想必勢眾；有誠意的讀者，自當閱讀全文 — 意在正視李春陽摯愛漢語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認同本書的理由，不全在文論的理致，而是這份摯愛。
此下且看李春陽對漢字與白話文的關係，如何陳述：
即便白話文運動為了新時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斷裂，白話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漢字，凝鑄於漢字的所有文化符碼和資訊作用，不可能在同一個字裡被支解、被排除。沒有漢字，我們無法說話作文，每一漢字會自動堅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換言之，當白話文試圖重組漢字，猶如車道脫軌，被錯置、或被濫用的一系列漢字（歐化，以及外來的語法加劇了這種錯置和濫用）會拒絕執行清晰正確的文句 — 不幸的是，無數白話文正以災難性的錯誤，書寫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在表達、溝通、教育、傳播中留下無可估量的連鎖後果 …… 白話文意圖擺脫文言，或誤以為與文言了無干係，是一種語言的錯覺，同時，成為一種充滿錯覺的語言。
現代白話文乃是 “ 充滿錯覺的語言 ” ？好大膽的說話，但我無能反駁。倘若我們多少讀過幾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話文寫出清通的文句，並被清通地閱讀，則作者指稱當今市面上 “ 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 ” ，便是一句平實的話 — 細想，則萬分乖謬：
今天，我們要拿漢語漢字的一字一句完全當漢語漢字對待，已很難做到。絕大多數人既沒學過語法也不通外文，卻用 “ 印歐語的眼光 ” 或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觀看待漢語，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這種現象每日每時在發生，我們不必出門，開啟電視看看聽聽，漢語就是這種狀況 ……
“ 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 ” ，哪位當代白話文作者願意坦然承認不尊敬漢語、不懂得修辭麼？
修辭思維絕不僅僅是文句詞章之事，所謂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終究歸結為語言、歸結為修辭！《周易》曰： “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 諸如文風、格調、觀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經濟危機，人權狀況，個體權利意識，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題，能否獲致精確而豐富的闡述，在在取決於修辭思維，脫離修辭思維，什麼問題都難免於空論與誤談 …… 近來 “ 普世價值 ” 之類話語，惟修辭之善，可得超越，因 “ 普世 ” 云云，原亦不過修辭而已。
是的： “ 不過修辭而已 ” ，這是致命的話 — 到了本章，李春陽取 “ 修辭 ” 發難，對白話文運動，對當代白話文，開始凜然側視：
或許白話文字身就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修辭，假設它的巨集願是另立文教 — 其實亦屬妄想 — 漢語的詞彙還是那些，漢字的絕大部分是傳承字，簡化字不過是繁體字拙劣的替代品 …… 新興白話文批判文言文，急於宣佈舊文化崩潰了，為白話之必然取代文言，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神話 …… 白話文運動的嚴重失誤，是使白話寫作與文言和舊白話為敵，不肯植根於漢語的字詞和語源，久而久之，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出離漢語規律的白話文，唯委身於政治。
莫說 “ 文教 ”—“ 文教 ” 一詞，久已失落，今幾人識得、幾人在乎？ — 而 “ 委身於政治 ” 的白話文（即 “ 意識形態神話 ” ），經此劫持而催眠、復由催眠而發昏，乃大規模 “ 出離漢語的規則 ” 。這是白話文運動的正果嗎？這就是今日的漢語和寫作： “ 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 ” 後一句，更為可悲 — 以歷史的立場看待語言，曾為白話文運動所標舉；以語言的立場看待歷史，即本書的要害：為等待這份語言的立場，九十多年過去了。
“ 歷史 ” 一詞，或也出於 “ 修辭 ” 吧：在五四以來的語境中， “ 歷史 ” 其實意指政治。不是麼？自來白話文的倡導者辯護者，撮其要，莫不出於歷史的大立場：所有現代中國的大事件，包括白話文運動，從來被要求 “ 歷史地看待 ”— 西語的說法，即以賽亞 · 柏林痛詆的所謂 “ 歷史必然性 ”— 讀李春陽排列的 “ 正面材料 ” ，當初白話文悍將的大道理，說來頭頭是道，萬般確當：歷史到了危亡關頭，豈可死抱著萬無一用的古文！
連當年舊黨為古文辯護，也多出以歷史的名義 — 其間秉承理性者，則於歷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顧語言的立場，如昔時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時的徐通鏘輩。他們親歷歷史的脅迫，歷史再嚴峻，國事再切迫，他們仍然試圖申說：語言終究是語言，語言從歷史中來，語言就是歷史 — 這裡所說的 “ 歷史 ” ，則是 “ 歷史 ” 一詞的本意了。
現在，李春陽試以語言的立場所針對者，既是白話文運動全盤否定的中國語言史，也包括白話文運動裹挾其間的歷史－－不論白話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漢語自身的歷史，理應置於其上。
“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 換言之，白話文、文言文，都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陽苦苦提醒、反覆舉證：清末的語言舊黨如林紓章太炎梁啟超，俱為思想的新黨，是中國第一代傳播域外新學問、新觀念、新文學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話文，照樣速速演成語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織成意識形態的大羅網，其負面，尤甚於古文所曾被詆譭者。
這便是語言的悖論 — 也是語言的能量：
從一開始，白話文運動就與晚清傳統白話刻意區別，其實出於漢語的自為性質，舊白話會自動跟進並融入新白話，因為漢字原本深具調節功能，舊白話之脫胎於文言，即是古例。毛澤東文體由文言而舊白話而新白話的如意轉換，也是一例。舊白話因遠離主流話語形態而獲晚清文士如梁啟超等青睞，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現非政治化語言環境的內在原因。如果白話文試圖擺脫危機，第一步，就是放棄文白劃分，把白話文納入漢語修辭的正途，以語言的整體立場看待漢語、整合漢語。
“ 晚清的白話傳統 ” ，上溯北宋，淵源久長，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殺文白的對立，已不是語言的立場。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 “ 語言的整體立場 ”— 倘若曾經有過這立場的話 — 則如前述，無非政治意圖，政治立場。其大門面，或曰大修辭，即是歷史：時當清末民初，誰敢逆歷史而動？以歷史的名義，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所要中國捐棄的大代價，首推中國的語言。
如今要來 “ 放棄文白劃分 ” ，可能嗎？文言沒有了，何來劃分。當初的理由，視語言為工具，白話文易學易懂，自然用白話文。但語言僅僅是工具麼？
哲學、科學、政治、學術、教育、文學，字字句句離不開語言，並取決於語言，但在哲學史、科學史、政治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學史的研究中，語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曖昧的，彷彿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語言，然而每一領域的學術文字 — 知識系統、理論闡述、概念的界定等等 — 自始至終形諸語言和文字，遍佈修辭的期待與介入。任何一篇科學的或者政治文論，其對錯高下，難道僅僅事關科學學理或政治是非，難道無關乎語言，無關乎理知被如何表達，如何呈現麼？
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為各學科所摒棄而相忘 — 近年花樣百出的所謂 “ 國學熱 ” ，迄無道及語言。今日的童子初讀國學原典，但凡識得字詞，朗聲一讀，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辭之善，領受語言的美感： “ 道可道、非常道 ” ，是理，也是語言； “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 是理，也是語言：不是這樣的語言，何來國學 ?
修辭之為修辭，必慎待語體，計較文體，孜孜於句式的營造，字詞的錘鍊，咬文嚼字，換取風格，最終落實為一種得體的、優美的、有尊嚴的書面語 …… 五四一代寫文章，白話正當創生途中，不論修辭功夫如何，以他們的舊學底線，尚能在文白之間作出選擇和調理。今時絕大多數寫家則惟餘白話一途。以如今的白話文而談論語體和文體，進而追究修辭思維，不禁起荒涼之嘆。
其實何必 “ 語體 ” 、 “ 文體 ” ，尋常交談，何嘗不涉修辭。此刻無端想起明人話本的四句話，是西門慶、潘金蓮被假定初會於宋代的問答：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
奴才虛度二十一載。
小人痴長七歲。
大人將天比地。
這是白話還是文言文？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俚語、大眾語還是國語？何必追究。直到我記事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滬上里巷、窮鄉僻壤，還常親耳聽得長輩用了幾乎同樣的詞語和機鋒，一問一答、一去一來，知進退，守分寸，暗示明說，閃爍語言的活潑與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現代白話滲透的二十世紀，甚至文革初年，這類日常話語仍未根絕：在南方，在我落戶的山鄉，目不識丁的婦孺一開口，分明是前朝的舊白話：稱青年為 “ 後生 ” 、稱俊美為 “ 標緻 ” ，稱可憐為 “ 作孽 ”……
語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與活躍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語言必與這民族的歷史同樣長久，不可率爾更動；活躍，是因語言永遠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時時用，無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當語言的保守性與活躍度被強行改變、強行抑制，語言進入既被動又任意的狀態：它不再聰明，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修辭變得多餘；它又被輕率地，有時幾乎是無羞恥地濫用，無視語法，或者，夾雜太多外來的語法，不忍卒讀 — 這正是新白話日益貧薄荒敗的根源。
這段描述，準確而緊要。荒敗貧薄的寫作，不忍卒讀，粗暴乖張的說話，不忍卒聽，而今時的寫家讀者、說者聽者，不覺有異。是的， “ 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 ” ，語言必定失去知覺， “ 不再聰明 ”— 更糟的是，自作聰明， “ 輕率地 ” 、 “ 無羞恥地濫用 ” 語言。對應《水滸》那對妖男魔女的初見，今時北大清華若干教授私下與同行打照面， “ 語體 ” 如何：
你哪兒的？我的書讀過沒有？
這甚至難說是一句 “ 問話 ” ，聽來與今時任何門房、保安、信訪辦科員的說話，沒有兩樣。某位學者初來京城，飽受學界日常話語的侮辱性 “ 洗禮 ” ，向我訴苦。但他怎樣表達自己的反感呢： “ 你不知道啊，都這麼說話，牛著呢，一個個都很牛！ ”—“ 牛 ” ，也是 “ 活躍而繁忙 ” 的語言之一例吧，而今忙著活著的，是隻剩偉大的白話與白話文：
過去百年來，白話文運動成功地使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識文言，也不會使用文言，識了白話，也未見得寫好白話。文言、白話，曾經並存千年，主從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憑豐富的字形彌補字音的相對貧乏，與此相應，中國人的認知經驗，目治重於耳治。歷史演進，白話趨時，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此一趨勢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整套意義系統驟然更替，白話文運動的震盪，至今猶在。白話的絕對優勢，已不可逆轉，文言作為漢語的精華與有效性，除了古文專業而外，幾蕩然無存。
據李春陽告知，今日極少數專研古文的中青年學者，深藏古籍之內，不讀五四文章，更不讀時文。但這不是語言的生態，而是白話文帝國的微型孤島，是古文尚未死絕的微喘餘息，雖非 “ 無存 ” ，卻已 “ 蕩然 ” ，決不是活的語言場，猶難滋生精美的語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寫家。
白話文勝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經典的青年書生，倒也試著寫那麼幾句文白摻雜的詞語，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絕跡：前些年南京高考狀元的 “ 文言作文 ” 即是盛傳一時、旋即忘卻的個例；而八零後記者的手機簡訊，也常以連連 “ 頓首 ” 收句，引以為雅，雖 “ 雅 ” 得可憐，渾然不知其錯 — 自宋及清，及民國，識文言而用白話，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蓮西門慶的問答；今天，會用且用對文言者，即便心誠意正，也落得一個奇怪的異類，不免做作之態、乖張之嫌。這類形跡可疑的語言 “ 返祖 ” 現象，並不能視作語言的機會，半點無助於語言傳統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證一件事：白話文勝利了。
自從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闖入漢語，強求漢語，漢語從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規範的同時，被剝奪自為的餘地 …… 寫作倫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幾乎不是問題：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聲聲要為社會承擔責任，卻對文字極端不負責任，下筆之輕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從文字開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稱的價值。難以想象，一個造成文字災難的人，如何造福於社會。顧彬說 “ 中國作家語言水平太低 ” ，這話初聽荒唐，然而任何國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語言，精通語言的人。倘若一國的作家而語言水平太低，豈非惡夢。
豈是漢語失去斯文，便是 “ 斯文 ” 一詞，也已失落，億萬人口行事說話而閃過 “ 斯文 ” 一念者幾稀。域外文人如德國顧彬的批評，其實要算斯文的，記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壇的愕然與驚怒，即大欠斯文，而回應此說的文章，我約略一讀：何談修辭。
“ 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以為無可移易。 ” （語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此 “ 無可移易 ” 一句，正是修辭學要害，修辭之所以是修辭，一如字詞之所以是字詞。白話文的大病與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詞須得不可移易。
其實當今漢語 “ 不可移易 ” 之辭，並非沒有，而且多得很，惟其 “ 不可移易 ” ，而成大病久病，以至無望治癒的頑症 — 拿起報紙，開啟電視： “ 各級領導必須重視起來 ” 、 “ 進一步加強落實各項基本工作 ” 等等等等，就都是 — 如何移易？豈容移易？於是天天講、年年講，倏忽六十年過去，無可移易。清末鄧實憂心忡忡在茲念茲的 “ 中國語文 ” ，如今便是這樣一種語文，誰敢說，這不是 “ 保國保種的金城湯池 ” ？是故李春陽以下數語，也可句句反證今時的語文和中國人：
人的思考的密碼，乃是語言，語言，豈能離開字詞。知識系統、價值系統，不但和言語密切相關，而且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
是的： “ 各級領導 ” 的話語，正是當今中國人的首要 “ 知識系統 ” 乃至 “ 思考密碼 ” ？ “ 進一步加強落實 ” 云云，則是政權竭力守護的 “ 價值系統 ” 。這一切，在在 “ 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 ” 。固然，李春陽的意思，不是這意思：
人的創造活動，俱皆歸因於如何使用言語，或者說，莫不以言語求得理知，求得闡釋，最後，語言作為現象，行使觀察，也被觀察。教育，意味著從無量的書面語獲得無數資源，豐富言說，擴大存在的幅度、維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當今白話文的 “ 創造活動 ” 是在求得權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當代中國語文的 “ 幅度 ” 與 “ 維度 ” ，更兼受惠於 “ 各級領導 ” 年復一年的 “ 加強落實 ” ，今遍中國的知識結構與思考模式，早經層層圈定，形成國人的另一層 “ 深度 ” ，或曰 “ 淺度 ” ，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舊白話的幅度與維度，塑造了那個消失的舊中國。
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為龐大的修辭意圖 — 這意圖本身早已實現為龐大的事實 — 既是知識建構，又以此建構新的權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體，確曾致力於新興知識的建構 …… 這一時期，毛話語的訴求之一是民主，與五四價值和共和理想相呼應 …… 一九四九年，新的權力結構終告達成，長於說理而擅於攻心的毛文體，一變而為權力話語，政令與批判成為毛文體的大規模修辭實驗 …… 權力話語猶如怪獸般脫胎於知識，實施知識的否定。文革，乃是權力踐踏知識的狂歡 ……
讀解毛時代的毛文體，今已不算太難 — 雖說仍未解、仍待解 — 難的是下文提及的語言現狀：這現狀，很難說是毛文體的 “ 形變 ” 或 “ 泛化 ” ， “ 加強落實 ” 之類，論文采，論修辭，論蠱惑力，遠不及毛文體，然其陳腐之狀、氾濫之姿、流佈之廣、統御之效，則為昔時的毛文體所遠不及。
在今天的語言現實中，要麼是以知識制衡權力，要麼是持續毛文體的形變與泛化，以權力掌控知識；前者是知識權力，後者是權力知識，欲求知識與權力的良性互動，端看我們對二者的認知，以及，能否將權力還給知識，將修辭還給語言。
是的。今時中國的語文 — 不論何種型別的寫作，不論為何而寫、為誰而寫 — 多麼需要新的修辭，然而沒有；多麼需要知識的權力，然而不能。知識應有的權力，眾人得不到，於是無權無勢的人滿口權力語言；語言應有的修辭，眾人不會，亦且不知，於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勢成語言的泥漿。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辭，隨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啟超輩及五四一代寫手之於文白之間的餘裕，今人更是休想 —“ 喪失修辭思維，不知有修辭思維 ” 的漢語，於是 “ 委身於政治 ” ：這是當今漢語難以展望的未來，也是現代白話文進退失據的語言現實。
白話文運動可能要對我們至今幼稚的理解力 — 也即可悲的語言狀態 — 負有責任。無所感應於西方文字的修辭手腕，其結果，只能是輕信與盲從，同時，流於淺薄的認知。時下國內主流話語的昧於修辭，大量體現為意識形態宣傳而遭遇心理抵制。昧於修辭者而被認作知識分子，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一如貧薄蕪雜的白話文，早已見怪不怪了。
“ 輕信與盲從 ” 對應 “ 幼稚的理解力 ” ； “ 社會的常態 ” 對應 “ 貧薄蕪雜的白話文 ” 。白話文運動曾經抱有偉大的責任感，如今的白話與白話文，承擔什麼責任？怎樣承擔？靠什麼承擔？除了權力性格，莫說責任，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語體，可曾贏得當然的敬愛、起碼的護惜？
九十多年前，白話文運動惡毒攻擊文言文，然昔時的文士便知古文總得革除，語言不免革新，也還摯愛文言文、惜護文言文：那是歷史的遺贈，成熟的語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書寫古文的人。魯迅痛詆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幾段，文辭間難掩享受之狀；胡適儼然新派，老來讀古書、參古經，他已憬悟，並且說出：白話文運動後來成了一場禍 — 今世，人人都說白話文，誰人摯愛誰人敬、誰人知惜護？倘若愛敬惜護白話文，白話文便不會是今日的白話文。
人不愛自己的語言，語言便不肯施惠於使用語言的人。當代的書寫不再聰敏，市面的言說漸失生機，莫說西門慶潘金蓮的潑辣而斯文，如今撞見個會說話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聽，也不過黃段子或江湖語，惟較 “ 加強落實 ” 之類，略有人間味。據說，古語舊說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流在中醫界、佛學界、書畫圈 — 雖佛界早經行政化，書畫圈更是分餅奪利之地－－文界、學界，敢說精通而愛敬白話文者，大約有誰？能有誰？寫著白話文，不愛白話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態，讀到本書的觀點，倒會昂然起身，為白話文辯護吧。我讀到書稿材料中那些為白話文嚴正辯護、慨然說項的種種腔調，不禁想：很好，你主張白話文，你愛不愛白話文？你愛白話文，你想必懂得、應該懂得，倒來說說白話文的好，怎樣的好法，文章寫來，又該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話文 —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
各極 “ 其度 ” 、 “ 其致 ” 、 “ 其造 ” ，白話文怎麼說？ “ 開闔奇正 ” 、 “ 百尺之錦 ” ，白話文又怎麼說？注而釋之，說得像了，好看好聽、可感可用麼？讀李春陽上引王世貞《藝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憐之嘆。我笑這腐儒的眉飛色舞得意洋洋，讀來如聞夢囈：今白話文蟻民誰曉得這一套？誰吃這一套！我猶可憐李春陽四顧時語的大荒涼，搬出這死滅的文言文，聊以為寄，據以辯難，其說夢之感，尤甚於搖頭晃腦的王世貞。
古文喪失，不獨漢語的意義鏈斷失，語言的聲色，便即消褪，人和語言的關係、語言和文章的關係，隨之亡失。這關係不失，於是人對自己創造的語言、語言對創造自己的人，彼此有愛，往來有靈犀。精彩的文白相間、上好的白話文章，自有新的聲色，新的意義鏈，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辭章。可是那樣一種新語言，好語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辯，如周氏兄弟的潔淨而沉穩 …… 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鬧起來，文白固有的血脈，尚且交融，文白間的往還，猶如姻親－－事到如今，選來選去反覆讀，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寫家，還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幾個人。此後半個多世紀，失去愛敬的白話文降得住幾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陽要來披頭散髮，成六十萬字，由白話文運動從頭說起吧。其發難的勇氣，只因摯愛漢語：這大愛，表之於頑強的質詢，寫到本章，忽而轉為近乎母性的，準確地說，對母親般的，那樣一種愛：不容褻瀆，義無反顧，又如失母的孤雛，無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時，極度嚴肅 — 怎樣才叫做愛國？你愛這國家的什麼？倘若愛國而不知愛這國家的語言，愛國一說便是大欠誠實的修辭，如氾濫無際的白話文，成一句空談，等同謊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過時的網路短訊：
二〇一〇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籲設立 “ 語文節 ” 。他說，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可見其重要。建議將每年這一天定為語文節，每個中國人想想自己會寫文章會說話嗎？尤其當下五種人該想，該以反思的形式過語文節：一是語文工作者包括教師記者編輯等，二是各級各類官員，三是各級各類所謂發言人，四是翻譯，五是為人父母者。我感覺這五類人中會語、會文者少！
卸任官員的 “ 呼籲 ” ，本不必認真，網友讀過，頃刻忘記。而急不擇言，慌不擇路，竟給出這份藥方，也算中國當代語文抽樣之一吧： “ 語文工作者 ” ，標準四九年後的白話官腔；語文的重要居然因 “ 年年高考，先考語文 ” ，則對照清末鄧實 “ 語文文字關乎國之存亡 ” ，簡直霄壤之別。稍可認真者，是所謂 “ 五類人 ” 語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國的語文是何等語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學，尚有決斷與自信在，此後，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 — 直到被白話文活活弄死 — 九十二年後，有政府教育部前官員弄出這不倫不類的 “ 語文節 ” 動議，則白話文之途窮，昭然若揭。
這就是漢語的命運。一紙禁令，千年文言； “ 語文節 ” 動議，百年白話文。前者迫於國難，雖粗暴，尚有文化轉型的痛感在，後者徒託空言，跡近玩笑，想要嚴肅，無從嚴肅起。以下李春陽的感喟，是屬懇切：
白話取代文言，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社會事件，深涵中國近代以來，甚至千年以來的文化矛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改良和革命的消長，啟蒙與救亡的衝突，保守與激進的起伏，全盤西化和儲存國粹的對立 — 單一角度、單一學科的析評，不足於解讀這一事件的全部複雜性及其影響。
這番話，確是議論白話文是非的大難。何止單一學科無以應對，單一國度的事相，也須持論審慎：白話取代古文，非僅中國的語言官司。全球範圍現代化、工業化、大眾化、商業化，語言興替的需求，語言變異之疾速，各國皆然。拉丁文、古英語之在歐陸與英美，歷史典籍之在中亞、印度、日本，境遇類似。亞洲地區，則各國國粹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種種語言劇情，其性質、緣由，程度的輕重、後果的大小，各相類似，各存差異，要來比較，怕要有另一篇大論。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虛擬的絕境尚能從白話文窺見廣大的出路，於是起語言運動，今時，白話文若欲振作，靠什麼破局？向哪裡求生 — 在紐約，我長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與母國的傳統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見任一民族如中國人這般，冥頑抱守民族主義，同時，怡然自安於文化的失據而無根，證之於語言，則種種民族主義的叫囂，無有一句是民族的語言。
原因無他：白話文，已是一種失憶的語言。這失憶，非指所謂國學 — 冷落典籍，非惟中國，不懂古文，無關巨集旨 — 要害是，當今荒敗不堪的語文課只是識字，不再能稱之為語文教育：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年輕人及未來一代代 “ 炎黃子孫 ” 那裡，這樣一種失憶的白話文，是沒有未來的語言。
但億萬人惟餘白話文，白話文不會死 — 三十多年來，國正當崛起，黨、政府、公司企業、各行各業、各色人等，語言需求空前切迫，語言市場無可限量。而經濟銳意前行，社會日夕變異，人心不復既往。明面上，惟體制事事掣肘，步步滯後；向內看，則語文實與體制同病，在超速鉅變的時勢與國勢間，梗橫阻滯，呈大脫節而大錯位。更大的錯位是，億萬人已然適應了體制，在這近乎鈣化的漫長過程中 — 因其漫長，事屬被迫抑或主動，已難分清 — 中國人所適應的另一巨大之事，無過於白話文：這一失去記憶的超級語言聯盟，經久釀成億萬國民的集體人格，這集體人格的單面性、平面感、空心化，無可挽回地趨向語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劇語言的耗損。每一箇中國人蔘與了這場語言的災變式狂歡：初起，緣自革命年代的白話文，終於，實現為芸芸眾口的白話文。
人受困於語言，併為語言所反制，若欲掙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語言：反之亦然。毛澤東那代人所曾侵潤的漢語資源，大可排程，大可選擇。今我黨拋棄了毛語言，自亦連帶失去漢語的一大資源，縱有話說，卻沒有語言，遂迴圈咬嚼另一路陳腔、另一套濫調 — 此亦或可解作黨語言對毛語言的全盤失憶 — 這語言的絕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勢禁，內裡 — 有誰想到過嗎 — 其實是白話文運動的世紀報應。
這不是語言的危機、語言的歧路，而是，實實在在的窮途。這窮途，如何對應前路昭昭、大有餘地的國勢？媒體娛樂語言、商業廣告語言、學界文論語言、世俗人情語言、網路流行語言 …… 看似喧騰，花樣百出，蓋同出於長期黨化的單一白話文，為敷衍各各殊異的語言需求，惟支離挪騰，攪拌兌水，兌水而復攪拌，使白話文語體腫大起泡、狀若汪洋而已。這樣的白話文，實在連 “ 語體 ” 也難成立。即便零星異議的語言，無一例外，源自早經用濫而仍在濫用的白話文。
五四一代，曾將古文與文言文罵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陽獨自給白話文做此龐大的診視，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確的白話文 — 白話文可有迎對詛咒的氣量？我不很相信本書書稿果然能夠全文發表，便是發表了，今群起捍衛白話文的學術徒眾與權力陣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強大太多了。讀李春陽引述世紀以來有關白話文的種種辯詞，在在剛愎而強橫，但我仍願領教，白話文的辯士們還能吐納什麼新的大道理。
沒有用的。當初清人為古文苦苦辯護，是為徒勞 — 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運，不肯停下來聽取文言的辯護 — 今天，福兮禍兮：白話文不存在自守自辯的語境，因白話文的植被和疆域，遠遠甚於古文：失去記憶的語言，勢必規則蕩然，無所謂自為自證，正因此，白話文空前頑健恣肆，休想有別種語體給它挑釁、威脅，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潰散而同質的白話文，不具任何語言的層級、派別、質地、表徵 — 所有人只會說白話文，但白話文不屬於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語言，而是無關尊嚴和美感的低階工具，全然交付權力，演繹為不同權勢的簡陋副本。
本書的要義，即白話文運動是由語言的權力蛻變為權力語言的歷史。眼下，如果白話文仍然形同政權，不容絲毫質詢，如果李春陽的觀點將被某一方（這某方其實並不存在，除了白話文）指為一組錯謬，則必定不會來自語言的說服力 — 即便假以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名義 — 而是，取決於言說它的權勢。這類權勢大抵是臨時的，輪替的，但不必更換、也不可能的更換的工具，是白話文。它保證權勢執行，卻無需保證語言的效能。語言的效能，在白話文那裡早經去勢了。
然而這篇文論難道不存有問題或錯失麼？或許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無知而偏激：我願高聲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大問題、大過失，何止百千倍－－我們，包括 “ 語文節 ” 的動議人，倘若早經不安於當今的語言困境（說是 “ 困境 ” ，仍屬客氣的修辭）－－李春陽的功績就在告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場革命，堂堂漢語，何以一至於此。
最後，我對本書的唯一意見，是嫌篇幅過於冗長－－包括這份序－－此即白話文。古文與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於這等長篇的官司：時代到底不同了。揭示歷史的 “ 全部複雜性 ” ，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語言：漢語的能量、幅度、詞語、文類，確乎因白話文運動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漢語的可能性（這可能性，其實大半來自百年以來的翻譯之功），空前豐富了漢語的言說與寫作－－是的，被改造、被豐富的現代漢語，可以被稱之為 “ 白話文 ” ，但絕不僅僅歸因於五四前後啟動的白話文。白話文的歷史，遠及宋代，白話文的能量，原本就是漢語的能量，漢語的千年檔案，從來葆有完滿自適的語言邏輯，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消滅古文，解放漢語；但白話文運動所矚望的語言未來，是不是今天這種白話文－－凡同情歷史而敏感語言的人，可能會抱著兩種難以調和的心理：白話文運動是一場語言的災變，抑或救贖？今天，當我們下筆開口，理應對白話文心存警惕，抑或，對當初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贊同李春陽在完篇之際二〇〇九年未曾定奪的副標題，即，獻給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转自《《詩書畫》雜誌 2016 年第 1 期總第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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