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渭熊：吃忆苦饭的回忆
吃忆苦餐的回忆
陶渭熊
吃忆苦餐没什么稀罕，凡文革过来人，大约都经历过。
吃忆苦餐大约盛行于 1968 年秋冬季节。那时，省地县区乃至公社，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但是在一些基层单位，特别是学校，武斗中尖锐对立的两派积怨甚深，很难抛弃前嫌实现“革命大联合”。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想到用吃忆苦餐的办法来忆万恶的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促进两派联合。
那时我正在大巴山下一所农村中学教书，长期的武斗不仅使学校桌椅板凳损坏，门窗无一幸存，而且两派学生戒备森严，几乎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于是县革委派来了联络员（不敢称为工作组，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工作组从此粘上了臭名声），区革委派出了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30 多人进驻学校，再加上两派头头，组成校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校革筹主持学校工作。校革筹决定吃一次忆苦餐来消融两派的对立。
问苦
大约是 11 月下旬的一天，校革筹把老师组成几个组去农村采集野菜。出发前那个县革委派来的蒋联络员再三交待，采集野菜时一是要访贫问苦，了解贫下中农解放前如何受地主残酷剥削，食不果腹，不得不用野菜充饥的悲惨生活；二是要向贫下中农请教，哪些可以吃哪些能不能吃，不能把有毒的野菜采回来拿给大家吃，这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我们一行五六人在还没有解放的原校长廖玉成带领下，沿南河两岸采集野菜，行走十多里，于十二点按时返回。
什么野菜可吃什么有毒？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作为生物教师，我当然十分清楚；其他老师其实也知道，但都不说话，都虚心听从贫下中农的教导。可是贫下中农却给我们上了一堂另一种更真切的“阶级教育”课。
当我们问：“这种野菜吃得吗？”他（她）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答案：“吃得！这叫 x x x ,61 、 2 年我们吃得多。”“公共食堂时期我们就吃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早就饿死了。”
有一个姓杜的老大爷说：“ 61 年正月还没过完，公共食堂就没吃的了。食堂里安排几个妇女采野菜。她们来问我什么吃得什么吃不得，我说媳妇们，你们打过猪草吗？她们说打过呀，咱没打过？过去准许私人养猪时我们天天打。我说这就好，你们就像打猪草一样，只要猪吃得的东西人就不会闹死！……哎，那年头，饿死人。我婆娘没活出来，就饿死了。”
一个姓岳的中年妇女指着我们背篼里的一种野草说：“这个是鹅儿肠，它救了我娃儿的命。那个时候从食堂打回来的清汤汤哪够吃？娃儿饿得精叫唤。我就到地里扯鹅儿肠，淘干净，在锅里燎一下，捞出来，放点盐，大把大把地抓起吃！哎，没办法啊。但是他老汉（父亲）还是没活出来，饿死了……”
这样的“阶级教育”，他们诉谁的苦啊？廖校长感觉到不对头，赶紧引导说：“解放前呢？你们解放前吃的苦怕还要多吧？”
没想到岁数大一些的社员竟然说：“解放前谁吃这些！猪都比这个吃得好。现在快到冬月间了，正是催肥猪的时候，哪家不是红苕包谷堆起喂？”还有人说：“除非你懒，不干活。勤快人哪个挨饿？”
廖校长说：“难道不向地主交租子？”
还是那位杜大爷说：“虽说要交租了，但交租后剩下的全是你的了，哪个不愿意多做多得嘛？不像现在，现在给集体干活，干多干少差不多，哪个认真干？”
没想到访贫问苦的结果竟是如此！今不如昔，还不如给地主种地；公共食堂饿死人；集体干活没有积极性。这些话如果从我们嘴里说出来，不知要闯多大的祸！
我们不敢再访贫问苦了，这样的苦再访下去，不啻是搜集“三面红旗”和大救星的“黑材料”。我们赶紧回校把野菜交到厨房。
忆苦
十二点钟，全体师生在礼堂集合，听忆苦思甜报告。本来是吃午饭的时候，但校革筹决定这个时候开会，正是要大家体验解放前贫下中农遭受饥饿的感觉，下午三点才吃饭。
大家都以为是请某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来作报告。或者就地取材在进校的 30 多位贫宣队员中找人诉苦；因为这些贫宣队员都是三、四十岁甚至 50 岁的人，那时才解放 19 年，他们在旧社会最小的已生活了一二十年，亲历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应该有苦水可以倾倒。如果这些人都不诉苦，都倒不出苦水，那么在万恶的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又何从谈起？现在诉苦，用来教育后代，正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可是大出所料，竟然是蒋联络员坐在讲台上一字一句地念材料。
蒋联络员的诵读水平不怎么样。坐在半导体扩音器前声嘶力竭，下面的学生开始小声说话，后来大声嚷嚷，再后来就打闹嘻戏，会场一片混乱，没人听讲。那材料据说是某报社统一印发的，说是“非常典型”，什么农民被地主捉去强迫做苦工啦，不给饭吃不准睡觉通宵磨面啦，被无情鞭打啦，关水牢啦……，基本上是《收租院》的翻版。如果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假设这是一个非常心狠刻薄的地主，想尽量多地榨取农民的血汗，该叫农民吃饱睡足多干些活呢，还是不给吃不准睡无力做事？是地主愚蠢还是编造材料的人愚蠢？这样随意编造出来的东西有几分真实？有几人相信？忆苦的效果可想而知。
蒋联络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念完材料。他走下讲台时，一边擦汗一边说：“不像话不像话，现在的学生不像话！”
后来我听另一个学校的老师讲，他们那里早吃了忆苦餐。请的是附近一个老贫农作忆苦报告，那个老贫农讲着讲着，就谈到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上面去了。说公共食堂没吃的，生产队饿死了多少人。会场主持人赶忙上前想把话题引开，但是那位报告人说：“我讲的是事实，哪个龟儿说假话！不信你到我们生产队去问。”惹得全堂大笑不止。
据说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本想忆旧社会的苦，却忆到了自己的头上了。有鉴于此，才由某报社赶忙编制了一份材料发往全国，统一忆苦。这就是蒋联络员宣读的那份材料。
吃苦本来是个体的生活经历，现在却要全国统一“塑苦”。中国人造假的本领真的是“融化到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吃苦
好不容易才等到开“饭”，肚子都饿扁了。端上桌子的是几大碗野菜：芭蕉头、侧耳根、苦荬菜、鹅儿肠……
为了督促大家吃忆苦餐，师生混编桌席，每桌一位贫宣队员。
贫宣队员带头吃了几口，我也跟着吃。这是态度问题，不敢不虼。学生们却不吃，几哩咕噜地埋怨。
同桌的一位叫张毕志的学生，一口都不吃，却将筷子在野菜中乱挑，说：“谁吃这猪草。”那个贫宣队员大概是他同一个生产队的熟人，叫着他的绰号说：“张鼻子！你好挑嘴。你老汉如果像你这样子， 61 、 2 年早饿死求了。”
又是 61 、 2 年！明明叫忆旧社会的苦，怎么又揭本朝的伤疤？
张毕志说：“喊你忆旧社会的苦呢，你偏要说 61 、 2 年。 61 、 2 年是谁领导？”
那位贫宣队员说：“我说的是真话。不信你回去问你老汉。”
就是这句话，又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困为来吃忆苦餐的，都是早该毕业的 66 、 67 、 68 级老三届的学生，他们还留在学校“干革命”，其实是等着拿一张毕业证。虽说是初中生，但山区学生入学晚，都 18 、 9 岁了，公共食堂时期已有 10 来岁，公共食堂的苦难经历，他们还记忆犹新，所以又七觜八舌谈起了公共食堂饿饭的事……
看来，大饥荒不管如何掩盖，如何强迫遗忘，但是早已铭刻在每个人记忆里，记载在民间无形的档案里，就像一股化脓的血水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从那个难于愈合的伤口流露出来，想遮盖也遮盖不了。
忆苦餐终于“吃”过了，剩下一桌子猪草，由饲养员来打点。
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算是结束了。但是两派群众受到多少教育，提高了多少觉悟，鬼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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