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听老红军讲革命
－－作者：陶渭熊
听老红军讲故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中小学生大都经历过。但是那样的报告会，讲什么，不讲什么，是有规定的，跟读报纸差不多。笔者有幸零距离聆听高干老红军讲述当年故事，得知一些难得的真实，现在与大家分享。
学校来了高干老红军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一位 15 岁的初二女学生。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曾在某部任职，后来调兰州工作。他还给我们看了他身着少将戎装的威武照片。一个偏僻的农村学校来了大首长，令人特别高兴。于是学校热情接待，请他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他似有难处但还是答应了。可是他的报告味同嚼蜡，不到 20 分钟就完了，令人大失所望。好在晚上与老师座谈时谈了许多精彩真实的故事，叫人终身难忘。下面记录的就是这次谈话的内容。
16 岁的儿童团长
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当时驻守南江的是李先念领导的红 30 军。有一次李先念来检查儿童团的工作，他集合全乡儿童团员站队点名，不用花名册将全团 300 多人一个不漏地依次叫出来；队列齐整，精神振奋，受到李先念的夸奖。
险些被杀
想不到的，这样一位出色的儿童团长却险些被砍了脑袋。
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
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他还谈到一些村苏维埃主席在瓜分地主财物时很自私，把好东西分给自己，被群众揭发，也被杀了。
他谈的只是革命内部的杀戮，对于外部“敌人”的屠杀，还要残酷得多。我到南江工作时离红军撤出通南巴不过 20 多年，时常听到一些当年的情况，例如跑红、万人坑等。所谓“跑红”，就是因躲避红色恐怖而逃跑。据说当年跑红的难民，成千上万。而万人坑，则是每个场镇附近都有－－把人砍杀之后抛弃尸体的沟壑坑洼，我们学校侧边就有一个。
《炎黄春秋》 2013 年第 8 期载《 1933 年四川兵灾》，以及罗学篷《红色带刀卫士－－张国涛卫士长回忆录》中都有一些滥杀无辜的记载，与 JXX 所说完全一致。
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
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
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打倒毛周张”
JXX 随部队撤离通南巴，渡过嘉陵江一路向西挺进，来到阿坝草原与中央红军会合。他说一天早晨起床后看见到处都是标语“打倒毛周张！”，“坚决反对毛周张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当时不知道毛周张是谁，后来才知道是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他们要带领红军北上，而张国涛则主张南下甘孜建立根据地。后来他们分道扬镳。
当藏族头人的女婿
来到甘孜，和藏族头人谈判成功，藏族人准许他们在一个寺庙里（忘了名字）驻扎。此时的他，也是 18 岁的正式团长，年轻有为，被藏族头人看中，要把 16 岁的女儿嫁给他。经过张国涛批准他就当了藏族人的女婿。
藏族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解释是“他们想生出来的娃儿聪明一些。”
他还说一些女藏民经常来找红军战士，常常几个女藏民把一个红军战士弄去发生关系。他说：“遭不住呀，几下就熬干了。”我们听后都笑起来。
大约住了半年，有一天接到命令突然北上，却不让他和 16 岁的妻子告别，他很内疚。
过草地
他讲的过草地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革命英雄主义。他谈得很平常，但却很真实。他说草地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呼吸困难头昏脑胀，全身无力，高山反应十分强烈，一些人倒下了也没有人去扶持，甚至有人骂见死不救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走不动了，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死亡。一些人背枪的力气都没有，就把枪甩掉。他说“草地上丢的枪多得很。”他还说草地上经常下冰雹，只要大声说话，鸡蛋大的冰雹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是“闯了鬼”。他们解释不了这种自然现象。
西路军西征的原因
他说，走出草地后他们正准备向陕北进发与中央红军会师，却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叫他们向西征讨打通国际路线。于是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二万多人组成西路军，于 1936 年 10 月下旬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发，受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围追堵截，最后全军覆没只剩四百多人回到延安。他是这一事件自始至终的参加者、幸存者。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我在此前读过原国防部副部长李天佑中将的长篇回忆录《悲壮的历程》，说西路军西征是张国涛背着党中央搞的，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 JXX 的说法完全与李天佑相反，我听得十分真切，很震惊。但其他人没有听出来，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西路军的事情。
李天佑的说法其实是中共中央的观点。 193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涛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会议所作的《关于张国涛同志错误的决议》就是这样认定的。 1937 年 12 月，毛泽东接见西路军回延安的部分领导人时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涛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他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叫朱玉的人研究西路军的历史，发现了毛泽东命令西路军西征的电报，至此关于西路军西征的原因终于真相大白。
草原上的仇杀
JXX 说马家军的回族兵在草原上的势力很大，兵强马壮，民族隔阂又深，杀起汉人来一点也不手软。他说他们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一眨眼工夫他们的就冲到我们阵地上来了，举刀就砍，只见人头落地血肉横飞。近距离作战枪炮发挥不出威力，我们只有举起大刀砍马脚杆，但是马家军步枪上的刺刀从马上刺过来，我们还来不及举刀就被刺死了，然后马蹄从我们士兵尸体上踏过去，所以我们的牺牲非常惨重。如果被俘后更悲惨，砍头、刺死、剖腹，其中拉祜族人对汉人的仇恨最深，最反动，最残忍，捉住西路军战士后，割鼻子、挖眼睛、割舌头、挖心肺……残忍之极！他说：“我们也毛了，捉到他们的人，就把他们的‘雀儿’（男性生殖器）割下来塞到他嘴里，让他活活痛死……”这些故事听得我们胆战心惊。民族仇杀，暴力冲突，双方都没有什么正义可言，都是刽子手。
命运悲惨的娘子军
JXX 说，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娘子军队伍，有几千人，大的 20 多岁，小的才十二三岁（当时我想十二三岁还是儿童，闹什么革命？知道什么是革命？），她们也跟着西路军西征。在过草原的时候全军覆没，除个别人逃脱之外，全部被俘。被俘之后，全部遭到强奸、轮奸。有的被轮奸后用棍棒、刺刀通阴道，把人整死。长得漂亮一些的，能唱歌跳舞的，识字的，命运好一点，被马步芳的军官弄去做小老婆。不漂亮的，没有特长又不识字的，长期被那些回族人、拉祜族人奸污，沦为他们的公共性奴。草原上梅毒、淋病等性病流行，这些人全部染上性病。他说解放后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人员调查当年流落在草原上的红军女战士，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蹋鼻梁、翻眼皮，样子十分丑陋。他说，这些人已经说不来汉话，但还听得懂。她们听说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这些词语时，只是非常凄惨地流泪，但是已说不出她们内心的痛苦。而那些被迫当国民党军官老婆的女红军，解放后又被划为地主、反革命分子、伪军家属，成为专政对象。她们的命运真叫人唏嘘。
“同志们，逃呀！”
此时他已是军部的作战科长，常和西路军高级领导人接触。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听见隔壁屋子里，西路军的领导人李先念等人正在用洋磁碗分金子，他知道他们要逃跑了。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你们有金子，我早已准备了一些。”他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备马！。不久，敌人追赶过来，李先念等人大喊：“同志们！冲呀！”他也大喊：“同志们！逃呀！逃得脱你说逃呀！”……
听到这里，我们无不哈哈大笑。
他说最后冲出来的，只有 400 多人，幸好当时党中央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联系，盛世才派了十辆汽车把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故事讲到这里，已是凌晨 2 点钟，大家休息。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玄乎。吃什么草的根？什么树的皮？从来没有人说过那怕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草原上有树吗？有可供千军万马充饥的树皮吗？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什么就不能出粮食？ 1954 年我在泸州听一个名叫李长河的老红军（据说是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讲，“过草地时，没吃的了，把皮带解下来，在火上烧一烧，水里煮一煮，就拿来充饥。”那时我想，鲜牛皮“烧一烧，煮一煮”尚且坚韧咬不烂，何况硝制后的干牛皮？所以我一直怀疑吃草根树皮的真实性。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后来的情况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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