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成都大逮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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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成都大逮捕侧记
----作者：雷宣
194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已进人第二个年头。
在军事上，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已经失败，不得已转入重点进攻。然而进攻延安和进攻山东的行动被彻底粉碎，蒋帮在军事上受到致命的打击。
经济上更是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国民政府增加苛捐杂税,法币的发行和物价上涨都出现了天文数字,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法币的发行速度;工商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工业体系趋于瓦解;农业生产衰退,粮荒严重抢米风潮迭起。
政治上，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浪潮席卷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强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统治秩序。
国民党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决定采取血腥镇压的措施，用所谓“大行动”的法西斯手段，妄图一举消灭蒋管区内的人民革命力量。
1947年春，蒋介石悍然勒令所有在蒋管区内的全部中共人员撤回延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蒋介石还讲“信义”、“先礼后兵”，实际上则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策略，是准备血腥镇压前发出的一个信号，为反动派以后连续进行“六•一”、“八•二〇”、“四•二〇”等历次“大行动”制造借口。以后这些反革命大行动，都是由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官邸会报”中密商决定，通过甲、乙、丙、丁层层会报组织统一执行的。
1947年6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借口“中共人员没有完全撤退，弁阴谋联合民主党派准备暴动”为名，在它统治地区的重要省、市、县进行了一次反革命“大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革命进步人士进行一次统一的、大规模的逮捕。因为成都、重庆等地都是在六月一日凌晨前后进行的，所以称为 “六.一大逮捕”。
在成都市的大逮捕中，六十六名在 “黑名单”上的共产党和革命进步人士，仅原广益小学教师熊维真(原名熊芝英)一人幸免。为掩护她逃脱魔爪，成都著名教授刘星垣在住所被特务枪击受伤后被捕。此事件在当时的成都曾轰动坊间，并险些造成学潮发生。本文记录熊维真老师刘星垣家任教和虎口脱险的经过。
(一)
刘星垣，四川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四川省立高等师范、四川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成华大学等学校教授。刘先生早年在英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电机工程系，1921年回国继承家业。
刘先生祖遗产业较丰，加之本人不菲的工资收入和善于经营地产、实业，逐渐有了殷实的财富积累。祖辈遗留的产业中，英商“怡和洋行”是一个组成部分。“怡和洋行”位于成都鼓楼北二街，有临街铺面数间，铺面后有一栋“工”字型两层小楼一栋。刘先生回国之后，各种生意顺风顺水，因此在“怡和洋行”的北侧和西侧购买了不少房产，最终形成了一片25.3亩的地产。这片土地，北面隔临街铺面和红庙子街相邻，东面隔临街铺面和鼓楼北二街相邻，南面是白丝街数个院子的底边界墙。
旧时的成都，社会治安很差。土匪横行，稍有露富，家人会被土匪绑票(四川俗语：拉肥猪);军阀内战连连，混战中间顺带祸害平民，抢掠财物也不鲜见。刘先生家族没有军阀官僚的背景，和四川的帮会也无瓜葛，低调自保是唯一选择。20年代初期扩建公馆时，刘先生在预防此类事件发生，采取了许多措施，没想到这些措施后来成为义举的条件。
公馆北、东两面修建了高六米的“封火墙”;南面几乎倾圯的界墙旁边，夯筑了一堵高约两米的围墙，和原来的界墙形成了一个宽约一米的狭缝。
公馆南面接原来“工”字型旧楼新建一栋三层新楼，两栋建筑在衔接的地方，因为层高和结构不一致，有几处死角，形成了不易察觉的房间;新楼的楼梯、书房等处有意设计了隐蔽的暗室、夹层。
公馆大门开在原来“怡和洋行”的铺面房中，铺面外观未做变动，装上铺板和周围无差别。在内部“封火墙”中，有坚固的二门。
……
(二)
刘先生年轻时一直在英国留学，对英国富裕家庭一般采用的的延师在家教育幼小子女的方式很欣赏，所以五个子女(二男三女)都采用这种方法完成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刘先生要求除了按照《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小学语文教材施教之外，还需要学习《孟子》和《论语》。到了小学高年级的课程时，要求完全放弃教科书上的中的白话课文教授，所有白话课文改为学生自己阅读，语文课改为专学古文名篇，选用《中华书局》出版的自修国文课本为教材。这个现代小学和传统私塾混合的教育方式对老师的要求很高，老师要懂得新式的小学教育，还要能讲解国文经典。此外，还要能弹风琴教小孩唱歌，示范指导体操动作等小学课程，成都当时符合条件的老师凤毛麟角。
家庭教育的好处在于学生少，可以完全按照学生接受知识的速度施教。只要学生掌握了学过的内容，马上就开始上新课。没有寒暑假，每年只有春节时停课20天。从5岁开始，只要6年就可以完成一般需要8年完成的学前和全部小学内容。刘先生的孩子都是5岁左右开始上课，11岁时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升入初中。
(三)
1931年，刘先生的大女儿满5岁(按刘姓家族后辈统一排行，称为三小姐)，大儿子满4岁时(称为五少爷)，经过刘先生早年在华西学堂(华西大学前身)同学，青龙街礼拜堂的牧师郑受之(兼任广益小学校长)介绍，广益小学教师熊维真老师到了刘家，成为刘家的家庭教师。
熊维真老师原名熊芝英，1903年生于贵阳，幼年时父母早逝，跟随信仰基督教的外祖母长大。她6岁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王若飞烈士1905年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王若飞之二舅父、著名民主人士和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曾担任校长)，16岁毕业后即在达德学校任教。20年代中期，熊维真与川军军官龚某结婚，随后就在成都广益小学任教。以后龚远赴广西，在桂系军队任职，不久因病客死他乡。
1933年3月，熊老师的弟弟熊铁樵、王定一(侗族)等人在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的指导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出力，为此被贵州省国民政府主席王家烈通缉。熊铁樵和王定一转移成都，熊铁樵在广益小学任教，王定一考入商务印书馆门市当店员。1934年11月，经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批准，俩人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4月，熊、王两人工余时间刻印散发有抗日内容的传单，被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的特务发现被捕。熊老师听闻消息，前往商务印书馆门市找王定一打探情况，殊不知王已经被捕，特务已经在柜台蹲守，因而以同案嫌疑扣捕了熊老师。三天后，查明熊老师仅为熊铁樵亲属，经郑牧师担保后释放。8月，熊铁樵、王定一和另一同伴经熊老师的社会关系，川军的军医官杨尊九、四川大学教授魏时珍和谢昌黎担保出狱，旋即离开成都回贵州。
熊铁樵、王定一在成都期间，住在熊老师家楼上。在这段时期，王定一介绍熊老师看了一些进步书籍，还给熊老师讲叙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必须全国革命成功，妇女才能彻底解放等道理，希望熊老师也能投身革命。这段交往，对熊老师从同情革命转化成参加革命有重大作用。
熊铁樵回了贵州，熊老师的妹妹结婚后自立门户，大女儿在中学住读，熊老师家中只剩下她和小女儿两人，没有必要独立门户支撑一个“家”。刘先生和刘太太邀请熊老师搬到刘家居住，得到熊老师允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老师白天授课，晚上则参加成都民众和社会团体支援抗战的有关训练班学习。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战地救护训练班，熊老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了青年会赠予的银质奖牌，上刻“热心服务，努力救国”八个大字;接着又参加速记训练班学习，为参加全民抗战准备急需的技能。对于学生，熊老师也尽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1938年端午节前，熊老师辅导刘家10岁的二女儿(称为四小姐)写了一篇短文“献粽运动”，倡议小朋友节约下吃粽子的钱，捐赠支援抗战，刊登于《新新新闻报》。
刘家的雇工很多，大部分人出身贫苦不识字，熊老师对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帮助，经常帮助工人代写家信，指导女工编织毛衣。在刘家7年期间，熊老师和刘家家人及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大家的爱戴。
1938年冬天，四小姐和熊老师的二女儿龚琪都学完高小的课程。熊老师萌生了回乡探亲的愿望，加上黄齐生老先生来成都动员她回贵州达德学校任教，故而和刘先生约定，先回贵阳生活一段时间，待刘先生小儿子长到读书的年龄再继续回刘家任教。
(四)
1939年春天，熊老师回到贵阳，继续在贵阳达德学校任教。暑假时，在云南兴办“新村教育”的黄齐生老先生来信，请熊先生和王定一等前往云南蒙自县草坝“蚕业新村”设立村务处、小学、成人夜校、农忙托儿所，熊和王定一、蓝运臧、寇述彭夫妻(均为地下党员)与四妹蓝运铮等即前往云南蒙自。黄老担任村务处主任，王定一担任学校的校长，熊先生担任小学和夜校的教师。1939年9月，在黄齐生老先生的撮合下，王定一和熊老师结婚，成为革命伴侣。
“蚕业新村”是进步人士缪云台创办，教育家黄齐生直接领导的一个进步组织。工作人员在其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举办文化教育事业，为当地农民排难解纷，深得当地农民信任和爱戴。由于从事进步活动，“蚕业新村”受到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蒋介石嫡系势力的记恨。先是发生借故枪杀地下党员的事件，随后甚至意欲加害黄老，致使黄老不得已回到贵阳。1940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草坝，国民党机构趁机撤销了村务处，“蚕业新村”被迫解散，“新村教育”存在一年后夭折，所有人员陆续回到贵阳。
熊先生回到贵阳后担任达德小学校长;王定一回贵州后，由黄老介绍在贵州协济会当秘书。此时，达德学校因躲避空袭疏散在贵阳远郊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老师和学生分散住于附近农家。熊先生既要管教学、行政，还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生活，每天辛苦异常。即使如此劳累，熊老师仍然将已经故去的妹妹的儿子朱厚泽(曾任中宣部部长)和女儿，以及另一个即将分娩的妹妹和女儿姜琪和儿子姜自强(曾任上海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一起接到摆郎庙和她同住，以微薄的薪金养活一大家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随即掀起了反共高潮，特务军警在贵阳及各地进行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大逮捕、大屠杀活动。春节前夕，中共党员王定一、寇述彭、蓝运臧、蓝运铮先后被捕。5月19日深夜，四人被秘密枪杀。熊老师失去了亲人和战友，悲痛欲绝，但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1942年春，刘先生的小儿子到了读书年龄，刘先生去信和在贵阳的熊老师联系，希望她来成都继续任教。此时，恰逢熊老师女儿龚琪在达德中学住读，三青团团员受童子军教官指使，趁龚琪周六回家之机，翘开龚的木箱，偷走了日记本并报国民党省党部。日记本中痛骂国民党杀害王定一言辞，成为反对政府的“罪证”。接到省党部中地下党员报警，熊老师带着女儿，将谌时曾同志给重庆中共办事处的介绍信和关于贵阳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报告封在随身携带的被子里，搭乘一辆运输汽油的卡车，通过沿途军、警、特务的盘查逃到重庆。
按照谌时曾同志告诉的路线，熊老师母女去到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得到周恩来副主席接见。熊老师提出希望能去延安，但当时国民党对延安实行了严密的封锁，每月只能有一辆卡车开往延安，要先安排那些已经暴露必须撤离的同志和工作需要的同志先行，到延安去的愿望难以实现。熊老师给周副主席留下了在成都的联络地址，然后带着女儿来到成都，继续在刘先生家任教。
(五)
熊老师回到刘家任教，此时的她已经一个温文尔雅、富有学识和正义感的教师，转化成一个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舍生忘死，集国仇家恨于一体的革命斗士。
1942年下半年，熊老师受葛雅波(中共党员 全国妇联离休干部，时任《华西晚报》编辑。渣滓洞，白公馆幸存者)邀请，参加妇女副刊的编写工作。1941年4月20日创刊的《华西晚报》，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报纸。总经理田一平是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派到川军将领潘文华身边工作的秘密党员，潘文华委田一平为侍从室上校参谋，同时任职《华西晚报》。为充实晚报内容，加强对妇女的抗日宣传，田一平决定在报纸上增加妇女副刊，安排葛雅波负责这项工作。葛雅波接到任务，首先找到熊老师，熊老师欣然同意，说：“我本事不大，但我愿意尽力而为。于今正是抗战处在艰难时期，我们能有这个阵地宣传教育妇女，提高妇女的抗日觉悟，也算我们为抗战尽了点力。”在成都县女中的进步学生的共同参与下，《华西晚报》妇女副刊开始出版。1943年，妇女副刊定为每月出刊三次，更名为《女型》。
抗战期间，《女型》旬刊主要围绕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向妇女宣传团结抗日;号召妇女关心国家大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女型》旬刊主要配合地下党领导的各项民主运动，提出进步主张，号召妇女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虽然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女型》仍然坚持出刊，每一期内容都紧跟当时的形势，例如：川大学生被特务殴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重庆较场口血案;昆明“一二.一”惨案;北平沈崇事件等等，每件事情发生后，《女型》即以此中心组稿。熊老师亲自撰写了不少稿件，辛辣地针砭时弊，揭露反动派的罪恶。
《女型》副刊每一期出版前都要讨论刊物本期中心，研究组稿和分工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定期集会的集体，按照副刊名称，这个集体定名为“女型社”。
1945年7月15日，在中共南方局妇委的领导下以李德全(冯玉祥将军夫人)为首的重庆各界100多名妇女，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 参加的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300多人。妇女联谊会是解放前国统区民主妇女集中研究问题，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性组织。抗战胜利后，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先后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香港5个分会。尔后，昆明、成都、桂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独立的妇女联谊会组织。成都妇女联谊会从筹备到成立以致以后开展活动，熊老师都是该会骨干成员，“女型社”的二十多名成员也全部集体加入成都妇女联谊会。
1945年，熊老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当选为民盟成都市支部执行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熊老师和另外两个盟员一起，一共动员了五十多位盟员参加了成都妇女联谊会。
(六)
对于熊老师在从事革命工作，刘先生家人都是清楚的，没有人认为有何不妥之处，而且还从物质、场地、时间上默默给予支持。
熊老师第二次来刘家任教时，对于她回贵州后的经历，未对刘先生家人有所隐瞒。熊老师给刘先生和家人讲，王定一被逮捕后熊曾几次探监，送去食品和衣物。后来再去探监，看守只是说王已经没有关在此处，家人在贵阳寄卖行发现了王生前所带手表被特务拿去寄卖，才猜测到王可能已经遇难。
熊老师担任民盟成都市支部妇女委员，还负责成都妇女联谊会的领导工作和主编《女型》副刊，身兼数职，经常忙得坐不暖席。在她必须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指导刘先生小儿子和小女儿读书的工作就经常由刘家的两个青年朋友周克和徐达浩代替。刘先生和刘太太对熊老师参加民主运动早有了解，只是隔着一层纸，彼此心照不宣，不主动捅破而已。
刘家宅深院大，每天出入的客人较多，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女型社”和成都妇女联谊会的定期会议，绝大部分在刘家公馆举行。刘家明知她们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但是没有人干涉。每当开会，还为她们提供午餐。成都民盟欢迎著名爱国华侨舞蹈家戴爱莲的欢迎宴会，也在刘家公馆的大花厅举行。
1947年三八妇女节前，妇女联谊会要在成都公开举行一次文艺汇演，节目中有《古怪歌》《茶馆小调》《黄河大合唱》，排练就安排在刘家进行。除了参演演员之外，还有不少来看热闹的人。每一个排练的星期天，人数都比前一个星期天增加，最后人满为患，不得不改在公馆的网球场进行。看热闹的人中，肯定有人是国民党特务。(“六.一”大逮捕时，特务说他们早就有人打入了内部;而且一进公馆大门，穿过客厅，直接扑向位于比较隐蔽处的熊老师寝室，可以看出这是事实)，熊老师的行动早已被成都的特务组织注意。
(七)
1947年5月26日，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即“乙种会报”。但在四川方面，对外一直沿用成都行辕时期的“特种工作委员会”——即“特委会”这个名称)主任委员邓锡侯，接到国民党中央会报(即“甲种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密电，命令在6月3日以前，将四川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和其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并将执行逮捕经过连同被捕人的名单报告中央备核。
邓锡侯接到紧急密电后，立即以四川省特委会主任委员名义，发出紧急通知，召集全体委员和省、市级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各有关会报机关负责人，在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大会议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项命令。
会议由邓锡侯亲自主持，决定遵照伪中央的指示办理，并商讨决定：由各参加会议的行动单位如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成都警备司令部、成都稽查处、宪兵第二团等提供黑名单，再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召集该单位主要科、组以上负责人开会审查，然后送请主任委员批准执行逮捕;成立“临时行动指挥部”。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任总指挥，下分四个行动执行组，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省会警察局、宪兵第二团等单位分别担任一个组，由各单位负责人兼任组长，分配黑名单，分别执行，负责完成逮捕任务。各组将逮捕到的人，全部送交省特委会看守所统一关押审讯;执行逮捕时，要宣布临时戒严，不准车辆和行人通过市区。
第二天，上述四个临时行动组将平时侦查有案认为必须逮捕的革命进步人士造具黑名册，送交省特委会，由特委会秘书处代理主任秘书李白英在将军衙门召集各行动组负责人开会审查黑名单，参加这次审查会议的还有各行动组主管情报、行动、审讯等单位的负责人。会议由李白英主持，由秘书李文孚将初步整理好的黑名单逐一提出进行讨论审查。初步的黑名单总人数共有一百人左右，由李白英亲自送交邓锡侯最后核批。
5月30日邓锡侯看了黑名单后，又召集省特委会各有关执行单位的负责人到省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开会作最后的商讨。最终核定逮捕的人(共六十六人)的黑名单，交由省特委会秘书处和临时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严啸虎商量决定后，分配给各行动组执行逮捕。
5月31日深夜11时开始行动时，成都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宪兵二团、成都稽査处、省特委会秘书处、中统川调室等行动单位，除老弱病残者外，几乎都动员参加了。有的担任指挥和引路工作，有的专搞逮捕工作，有的押解被捕人员，有的担任审讯，有的担任留守和传达情况……。一座七十万人口的锦城，一时变成了鬼蜮世界，被这批反动的军警特务搞得满天乌云，阴森恐怖，直到第二天(6月1日)早晨天蒙蒙亮时，才结束了这一罪恶的行动。
这次“六•一”大逮捕，被逮捕的有知名人士田一平、杨伯恺、于渊(即于邦齐)、孙蕴实(即孙文石)、刘星垣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多数是新闻、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共计六十八人(名单共六十六人，熊维真老师脱险，逮捕了没有列入黑名单的川大教授刘星垣和《华西晚报》两名印刷工人)。由省特委会秘书处会同各行动单位组织临时会审小组，用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等残暴手段，进行审讯处理。除对一部份被捕者认为情节较轻、迫办理所谓“自首”、“自新”手续，准许陆续交保释放外，其余大部份都被长期关押起来，受着残酷的折磨。有的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如田一平、孙蕴实等，还被押送到重庆伪行辕(后改称“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继续关押审讯。有的如杨伯恺、于渊等烈士一直关押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被惨杀于成都十二桥。
(八)
“六.一”大逮捕之前，已经有消息在成都知识界中悄悄流传，说国民党不久将要进行一次大逮捕，矛头所指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消息的散布面很广，就连平日里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刘先生都知道。借和熊先生同桌吃饭的机会，刘先生还有意转述传闻，取瑟而歌地给熊老师提个醒。
“六.一”前几天，公馆大门正对的街边，忽然出现了一个烟摊。这个烟摊很蹊跷，一般流动的烟摊都摆在几条街道的街口，这个烟摊似乎有意摆在公馆的大门正对处;只看见烟摊上的香烟逐日减少，最后剩下几包也不添新货，可见摊主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卖烟上。奇怪的烟摊，显然是特务蹲守所设，刘家的家人都注意到了，也给熊先生说过烟摊的蹊跷，提醒她注意。
5月31日上午，地下党在特务机关的内线，已经获得了黑名单，委托经常到刘公馆的杨德临(四小姐的同学)火速到刘公馆通知熊老师转移。杨德临赶到刘公馆，看见熊老师正和游平(地下党员，以成都慈惠堂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在一起。得知情况，熊老师要游平迅即离开，但自己却说：“老五(侄儿姜自强，随熊老师生活)还没有回来，我要等他。”无奈，杨德临只能和她约定当晚八点到九点，熊老师到九(眼桥)三(瓦窑)路口碰面，然后转移到乡下。
当天是星期六，四小姐从学校回家，刘先生和刘太太有应酬不在家，只有熊老师和刘氏姐妹一起用餐。刘氏姐妹等了很久都没有见到平时很守时的老师来饭厅，询问佣人才知道熊老师临到吃饭，提了三双皮鞋到门口去擦皮鞋。刘氏姐妹很纳闷，老师一向很守时，从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一次去擦三双皮鞋，也和老师平日的习惯不符合。当然，也没有人深想其中缘由。
晚上，熊老师安排侄儿姜自强睡下，还嘱咐他说：“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来问你，你就说你姓刘……。
先有刘家人的提醒，后有组织的报警，对侄儿也有交待，可见熊老师对即将来到的暴风骤雨很清楚。可是为什么没有撤离?非但没有撤离，还故意一反常态的暴露在蹲点的特务面前?莫非是有意提醒有关同志，抑或是牺牲自己，掩护其他同志撤离?现在都是无法解读的秘密。总之，在大逮捕前熊老师就没有离开刘家公馆，蹲守的特务一清二楚。
(九)
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调査统计室(以下简称“川调室”)，在成都“六•一” 大逮捕中，担任一个“临时行动组”的执行任务，充当了一个既提供黑名单又参加逮捕审讯的重要角色。川调室被分配逮捕的，计有《华西晚报》社长田一平、总编辑孙蕴实、编辑及记者刘鸣章、刘慕宇，《成都快报》记者巫怀毅，律师叶青东，女教师熊维真(龚芝英)等共十一人。川调室的行动科长易孝思负责率领全体行动人员共五十余人执行逮捕任务，并事先派行动员对被捕者的行踪、住址、进行了一次复查了解(这就是公馆对门奇怪烟摊的来历)。大行动开始后，由西丁字街四贤里四号川调室电台用电台指挥，并收听执行逮捕情况。
5月31日晚11点许，几个特务乘坐一辆小轿车来到刘公馆大门前，开始呼叫打门，守门的工人以未得东家许可为由拒不开门。特务们撬起街道的街沿石开始砸门，巨大的响声惊醒了刘先生。刘先生意识到特务的大逮捕已经开始，迅即起床叫醒还在沉睡的熊老师，自己则马上到大门口和特务周旋，为熊老师藏匿争取时间。
刘先生来到大门口，询问砸门的特务是谁?特务回答是省特委会执行公务。刘先生以执行公务按当局规定要有当地保甲长到场，证实并非土匪抢劫方可开门为由尽力拖延时间。此时，王家坝街逮捕《华西晚报》人员和华兴正街大亨里逮捕田一平的逮捕行动已经得手，只有刘公馆连大门都没有喊开。特务认为将遇到武装抵抗，迅即再开来一辆十轮大卡车带来一群特务增援。特务们将卡车的铁货箱对着大门倒车，将门扇整体撞塌后冲进了公馆。
熊老师被刘先生叫醒后，马上跑到二楼四小姐房间，摇醒了刘四小姐。熊老师说：“特务来抓我了，你能不能找地方把我藏起来?老五(熊的侄儿，时年5岁)还在我的床上，你得找个地方把他转移。”此外熊老师还试图给四小姐解释，她不是……。门外砸门声阵阵，顾不得听完熊老师的话，四小姐拉着熊老师的手向二楼刘老太太(刘先生母亲)的贮藏室跑去。
贮藏室里有一个古式大立柜，四小姐把熊老师藏进了立柜。照顾刘老太太的陈大娘也跟着进了贮藏室，陈大娘用棉絮遮挡了熊老师，关好了柜门。有陈大娘帮忙，四小姐赶快下楼，把还在睡梦中的姜自强抱上楼安置于自己床上，又马上下楼把老师的被盖、垫絮等卷起，想布置一个几天没有睡人的假象。收拾完老师的床，四小姐发现老师平时装来往书信和照片等东西的小皮箱放在几个叠放的皮箱最上面，担心其中东西被特务搜去，牵涉其他人员，连忙将皮箱转移到老师平时放杂物的房间内。这间房间和老师卧室并不毗连，要穿过一个天井才能抵达，当天屋内还住有一个从乡下来探亲的钟婆婆。
安置好皮箱，四小姐赶快从旧楼的楼梯上到二楼，迅速脱离老师的住房。这时候特务已经撞开了大门，冲进了公馆。
(十)
二十多名特务手提手枪，不少人还用手巾遮住面孔，一进大门就直扑熊老师寝室。一个特务伸手在卷起来的被盖里一摸，说是还有余温(其实是姜自强留下的余温)，人一定还没有走远。特务们转身冲到公馆新楼的楼前，迎面遇上正从大门口返回的刘先生。几名特务扭住刘先生，将他按倒在台阶上的一张竹躺椅上，几把枪抵着刘先生逼问，熊先生在什么地方?刘先生回答：“我不知道，公馆这么大，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特务大怒，开始殴打刘先生。刘先生用手护住头部，坚称自己不知道熊老师在什么地方(确实他也不知道老师藏身何处)，特务们的情绪几乎失控。特务陈国荣用驳壳枪托猛击刘先生的上身，并且抵在左上臂上开了一枪。现在分析，开枪一定是特务情绪失控导致的走火。经过训练的特务应当知道，这种情况下开枪，子弹穿过人体后可能会击伤旁边的人员，如果跳弹反弹，闹不好还会伤了自己。子弹贯穿刘先生左上臂，再擦过刘先生的后脑勺，造成头部一条长三公分、宽半公分的伤口，所幸未伤到枕骨。这颗子弹再击中砖柱，弹头嵌入砖柱中。
顿时，刘先生的两处伤口血流如注，鲜血浸透了三层衣服。刘太太连忙要刘三小姐找来新毛巾，一边为刘先生裹伤一边悲切地大呼：“先生，你快出来!我的人被打伤了。”这个呼叫，其实是喊给特务听的，以表示刘家人并未藏匿熊老师，深藏几堵砖墙间隔后大立柜中的熊老师绝对听不到。
特务用枪逼迫刘家的两个女儿带路，在三层楼房的各个房间逐屋搜查，每一间房屋内能藏人的柜子全部打开查看。反复搜查若干次，但是始终没有能发现刘老太太的的贮藏室。原因有二：其一，新楼延伸修建时，原来向西的三个房间中间的一间没有办法采光，改成了贮藏室。贮藏室留有一扇小门通向刘老太太的盥洗室，盥洗室通向刘老太太卧室的门打开，正好将这扇小门完全遮蔽;其二，新楼延伸修建，和旧楼的层高不一致，在盥洗室和刘老太太卧室衔接处有两步楼梯，四小姐在通过此处时有意加快速度，跟随的特务必须低头看路，顾不得仔细查看周围环境。
熊老师的杂物间特务也进去过，进门看见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以为这间房间和熊老师无关而没有搜查，老师的皮箱没有被发现;特务进了四小姐的卧室，喝问床上的姜自强姓什么，姜答复姓刘，所以也没有发生担心的将姜扣为人质的事情。特务又回到老师寝室，悄悄偷走了老师写字台抽屉里的皮包，掏空里面老师刚领的工资，把空皮包扔在男厕所里，此外还卷走了老师战地救护班结业时的银盾。
直到接近6月1日凌晨两点，特务才将刘先生捆绑后押解离去。
(十一)
特务走后，熊老师从藏身之处出来，请求刘太太救她，得到承诺。刘太太担心特务随时可能“杀回马枪”，急需为老师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确保特务不会发现。此时的公馆大门已经被损坏，无法再拖延时间。刘太太提出，把老师隐藏在南面围墙和原来的界墙之间的狭缝内，刘家子女才第一次知道公馆内还有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刘太太计划，这个狭缝贯穿相邻的三个院落，其中一个院落为刘家至亲陈家所有。陈家在修缮房屋时，已经将自己所属的一段改为砖墙，中间还开有一扇小门。陈家四个子女，也是熊老师的学生。陈家恰好准备在“六.一”晚上宴请宾客，届时打开小门，让熊老师混在散席后的客人中，从白丝街陈家大门逃离。这个计划似乎天衣无缝，大家一致赞成。
躲藏的的地方安全，转移的计划也很周详。四小姐拉着老师的手，顺手拿上一根长板凳准备为老师攀登垫脚，急忙向墙边的竹林跑去，途中熊老师告诉四小姐，妇女联谊会的名册藏在她寝室后门外楼梯的暗柜中，要四小姐帮助转移。
竹林后的土墙虽然不高，但是也不是老师爬得上去的。先前准备的长板凳平放，高度太矮，人站在上面够不到墙帽。四小姐把凳子竖立起来，用手扶着凳子让老师努力攀登，这才成功了。天亮时，四小姐担心夜晚攀爬会在墙上留下痕迹，又回去看了一次，攀登处除了长满青苔的墙帽上有一个很浅的印痕外，没有其他痕迹，这才不担心特务白天来继续搜查。
(十二)
暂时安顿好了熊老师，刘家人接下来要紧的事就是援救刘先生。当时的刘家，除了刘太太之外，只有两个女儿在家，大儿子在武汉读大学，其余儿女尚未成年，能够为救援奔走的只有两个女儿。
刘太太安排四小姐天一亮(6月1日早上)就到支机石街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家里，请求李过问此事，施以援手。李伯申(字肇甫)在张群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1年10月到1947年辞职)。张群是蒋介石不可缺少的股肱之臣，常驻重庆，于是四川省政府成了秘书长当家的状况。即使1946年后邓锡侯代理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正式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秘书长仍然权力很大。
李伯申是刘先生交情不深的朋友，抗日战争时因为女儿出嫁和刘家有了姻亲关系。李太太爱打麻将，但技术欠佳，加上高度近视看不清牌，十打九输，不敢在外面社交场合打牌，只有在亲戚家中玩小输赢的小牌，所以经常在刘家玩麻将。刘太太的这个安排很恰当，就两家关系而言，李一定会施以援手;就李的地位来说，也一定会起作用。
天刚亮，四小姐就赶往支机石街李宅，途中路过羊市街魏建忠(984团团长兼成都警备区副司令，以后因为贩运鸦片被枪毙)公馆，看见一辆深蓝色的轿车正在门口上行李，车牌为583，正是几小时前抓捕刘先生的那辆车。四小姐想从车辆所属单位了解父亲的去向，于是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车是南新街婚纱出租商店的，今天准备去雅安。虽然仍然不知道刘先生下落，但是从昨晚的大逮捕，除了动用军警宪特的车辆之外，还征用了民间车辆这点看来，“六.一”大逮捕涉及的人员一定不少。
到了李宅，四小姐请李太太转告李先生，父亲昨晚被打伤后带走。李伯申闻讯后很重视，说：“我现在就提前上班，让办公室去查问这件事。”随即匆匆赶往省政府。
(十三)
刘先生被特务打伤后抓捕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刘家本来是成都本地老住户，刘先生又在成都各高校任教多年，亲戚朋友和学生不少人前来慰问;不少人毛遂自荐帮助营救，据当时来访的登记簿统计，陆续大约有两百多人来过刘公馆。
四小姐的同学杨德临昨晚在九(眼桥)三(瓦窑)路口没有等到熊老师，知道情况有变，一大早就来到刘家。一进客厅，刘太太怒气冲冲吼了一声：“先生不在!”，平时温文尔雅的刘太太以这种方式对杨德临发出了“这里出事了”的警报。四小姐示意杨德临跟她走，悄悄告诉杨，老师被藏在夹墙内，暂时是安全的，要她赶快把姜自强带走，以免时间一长，特务万一知道了姜自强和老师的血缘关系，将姜扣为人质。杨德临带着姜自强迅速离开了刘家。
当天来访的人很多，刘家人并不了解这些人员的真实目的，担心有特务背景的人混迹其中来打探老师下落，所以都由社会经验极其丰富又聪慧过人的刘太太出面接待，免得被发现老师仍藏身于公馆中的蛛丝马迹。
早上8点的第一个来客是成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刚一进门就提出要查看熊老师的寝室，马上又向刘太太提出“找出熊老师交给政府”的劝告，刘太太婉言推诿拒绝了“劝告”。这是当天所有访客中唯一奉劝刘家与政府合作的人。1949年12月，解放军逼近成都时，此人又上门，要求刘先生出资200银元支持在成都附近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刘先生怀疑是他有意设的圈套而加以拒绝。成都解放后，刘家人发现此人居然成了人民政府的公安人员，故而在镇反运动中检举揭发此人在“六.一”大逮捕中的言行，导致他被单位审查，调出公安系统。
下午，忽然有一个自称陈毅和的中年男子求见刘太太，陈称刘太太为师母，自述早年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读书时是刘先生的学生，现在成华大学训导处工作，陈说：“老师现在将军衙门关押，我在里面见到了老师，老师的枪伤已经用碘酒冲洗，重新包扎了，请师母放心”。说完就离开了。这是刘先生被捕后刘家得到的首个确切的消息。陈的话语，表明了他的特务身份，但是他的目的只是为刘家提供刘先生下落的消息。
上午10点，和刘家关系极好的邻居孙太婆悄悄地告诉刘太太，留在公馆大门外的特务不甘心，明明落实了熊老师没有离开公馆，可是却无论如何搜查都找不到人。特务们正在街坊邻居中游说，鼓动街坊出面，以帮助刘家寻找熊老师为名进入院内，他们好夹杂其中进来再次细细搜查。刘太太要孙太婆马上联系几个邻居，一起抵制特务的游说，釜底抽薪，特务的阴谋未能实现。
(十四)
6月1日下午，刘家的远亲的亲戚张迪亚来到刘家探视。张曾任宜宾警备司令，退伍后居住在成都休闲，居住地离刘家很近，有时也跟着亲戚到刘家打麻将。张迪亚毛遂自荐，给朋友写信援救刘先生。其中一封信收信人为吕尚功先生，没有地址，只是要刘家交到玉带桥街站有门岗的宅院。
四小姐乘家里的人力车赶往玉带桥，正请求卫兵转交信件，卫兵突然大声说：“来了，来了，你自己交吧。”四小姐回头一看，一个五十岁左右，身着便装的黑胖男子正从一辆崭新的黄包车上下来。四小姐将信交给男子，男子接到信后拿在手中，要四小姐随行进去。四小姐虽然不情愿，无奈男子不由分说地快速前行，四小姐只能跟随。
这个黑胖子四小姐很眼熟，在忠烈祠街到玉带桥一段经常对面相遇多次。黑胖子坐崭新的私家包车，穿着讲究，寒暑均是绸缎中式长衫或白绸短装，一副富商打扮。虽然穿着讲究，但是长相粗鲁、表情蛮横，一双眼睛总是盯着青年妇女，令人生厌。
从大门进去，有一个标准的多进四合院，院子的门和大门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大门外看不见院内的活动。四小姐跟着吕尚功穿过大厅和过厅，没有遇见一个人。院内两边的房屋，房门都打开着，但只看见办公桌，不见有人办公。四小姐越往里走越觉得阴森可怕，大约走到第三进，吕走进上房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房间中间放了一张办公桌。另有几张木椅子散放在靠墙处。吕尚功叫四小姐坐下，四小姐有意选择了靠门最近的椅子落座。
吕尚功在办公桌后落座，看完信件后开始发问。首先，吕追问熊老师平时和什么人来往?有哪些朋友?四小姐有意强调，平时在学校住校，周末回家忙于看电影和参加舞会，弥补一周缺乏娱乐活动的损失，自己玩的时间都不够，所以不知道熊老师的情况。
吕尚功一再追问这个问题，四小姐把自己的形象有意往及时行乐的大学生、大小姐方向夸大，故意强调自己是“东家小姐”，熊老师是弟妹的家庭教师，不可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打听西席的客人。另外家宅宽大，各自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会客的地方，彼此互不干扰，所以对熊老师的客人没有印象。
吕尚功紧接着问是谁介绍熊老师到刘家任教的?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介绍人是青龙街礼拜堂的郑受之牧师，如果直说，一定会给郑惹来麻烦。四小姐反应很快，吕的问话刚出口，马上立即回答:“童洋人”，还说出了居住地址。“童洋人”早年是刘先生朋友，但是经过八年抗战，早就不知道到何处去了。即使还在成都，介绍一个家庭教师也完全不会影响外国侨民的安危。
吕尚功以后没有再提重要问题，但是不表示谈话结束，一直东拉西扯地不让四小姐离开。四小姐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被吕扣留;如果被扣留，如何通知门口等待的车夫转告家人。正在忐忑的时候，一个穿长衫的男子手持几个卷宗进屋，走到办公桌前向吕请示。趁此机会，四小姐立即起身，口里说着告辞的话，两步退出房门，迅速离开了这个有卫兵站岗的院子回家。
以后才知道，有卫兵站岗的院子就是成都警备司令部;标准的多进四合院，就是国民党军统蓉站的魔窟，公开名称叫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吕尚功是军统蓉站副站长兼稽查处副处长。是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鲜血的特务头子。
(十五)
6月1日早上，刘太太除了安排营救刘先生之外，还安排了人通知陈姓亲戚，请他们打开通往夹墙的小门，准备将老师先安顿在陈家。陈姓亲戚知道老师藏在夹墙中，赶快开门查看，这时才发现属于李姓的夹墙中段已经不知何时已经被封死，老师无法通过。原来设计的转移方法不能实现，只有另找出路。着急也没有用，特务把大门看得很紧，根本不可能通过大门冒险逃走;家里的人，除了刘太太和女儿知道老师的躲藏地，其他人都不敢告诉;大白天家里人来人往，也不能反常地接近围墙，引起怀疑。当务之急是躲藏，如何走出夹墙脱险只能暂缓考虑。
老师进入夹墙已经几个小时了，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刘太太除了接待前来慰问的亲朋好友外，还悄悄的安排了为老师送去吃喝。那时的成都，街面上不卖馒头，只有肉包子出售。六月天气很热，肉包子不容易保质，只有面包可以储存几天，适合送进夹墙给老师。面包只有成都春熙路的耀华西餐厅出售，刘家人去买面包可能会被蹲守的特务注意，于是转托亲戚陈家的女儿去买面包，用书包悄悄带进刘家准备等到夜深人静后送进夹墙。
夹墙之中，蚊虫成群、坍塌的杂物遍地、闷热难当……，这些都顾不上考虑，毕竟就在特务监视之下，能够保证老师不被发现就是万幸。
(十六)
刘先生当时任成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又在四川大学外文系兼课。两校学生听闻当局打伤逮捕老师的消息都非常愤怒，准备联合上街游行，抗议特务的暴行。
特务的暴行也引起了成都各界的不满和指责，一些刘家并未托请的人，也为刘先生打抱不平，主动利用关系为刘先生说项。如刘先生少年时的玩伴，已经几十年未来往的熊某，因为严啸虎是他的侄女婿，到警备司令部指责严，说：“你们乱抓人!刘星垣是共产党?他是成都大绅粮，共产党就是要共他的产。过几天你是不是也要把我当成共产党抓了?”弄得严啸虎狼狈不堪。
李伯申上班后查明昨晚确实将刘先生打伤后逮捕，马上向省特委会提出意见，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刘星垣不是共产党，要求特务释放刘先生。李是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例如，蒋介石委派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兼任四川省主席时，张群曾经说：“如果要我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蒋介石向李伯申因此事发过三封电报，因其不愿从政，最后一封电报说“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于是李才答应任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的担保，在释放刘先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特务中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发横财，不甘心就此释放刘先生，如特务头子漆中权(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扬言：“刘某人不要以为他有钱，你看老子要把他整个家破人亡。”但是最终由于李伯申的担保，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担心可能引发学潮等原因，特务决定释放刘先生。6月1日子夜时分，李伯申亲自将刘先生送回家中。
特务们在释放刘先生时提出了一个保释条件，要刘先生写一个启示，表示已经回家，而且一定要在次日的报纸上见报。恰好一个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青神中学任校长的老学生正在刘宅，于是请他代拟了一份启示，几经在客厅坐等的李伯申和刘先生修改定稿。内容如下，“六月一日余赴官厅有所呈述，庚即返家，有劳众多亲友前来慰问，不及踵谢”。这篇启示，有意将特务抓捕改为自己前往，把受到刑讯说成是志愿呈述，关键是说出已经回家。李伯申即安排人送到《新新新闻》报赶排，保证第二天见报，以便缓和社会各界对特务的不满和责骂。
李伯申走后，已经是6月2日凌晨，趁夜深人静，四小姐到夹墙处和熊老师联系。四小姐轻轻哼了两句《古怪歌》，得到熊老师回应后把面包和水送进夹墙。四小姐告诉老师特务仍在门口严密监视和刘先生已经回家的消息，要老师继续等候，一旦有了机会再安排老师逃离。
(十七)
6月2日，公馆大门对面的烟摊和街邻杜大老师修理钟表的小店内，几个特务一直在严密监视公馆大门。公馆唯一的出入口已经被特务封死;夹墙中间已经堵死，无法通过陈家逃离;公馆里人多眼杂，老师也无法避开众人的目光从夹墙里出来;夹墙里的条件很差，也不能长期躲藏……，种种不利条件让刘家人焦急万分但一时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下午三点多钟，夹墙方向突然传来大声说话的声音，刘家人知道情况突变，但是唯恐招来门口的特务，只能保持沉默。所幸大声说话的声音仅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再没有其他动静。以后才知道，隔壁邻居的张姓老夫妻，发现夹墙内有响动，以为是小偷，故而大声盘问。熊老师怕误会引起更大的动静，只有从夹墙的另一侧出来(另一侧较刘家一侧低矮，还有倾圯的缺口。)。老人见熊老师一脸疲惫，浑身泥土，问老师:“你这是怎么回事?”熊老师说：“我是刘家的老师，前天晚上抓刘教授时，我吓怕了，才躲在这里。”老人没有继续多问，拿出刷子帮熊老师刷去满身泥土，又叫了一辆人力车，代付了车资，让熊老师迅即离开。张家的大门开在白丝街上，蹲守的特务根本就看不见这条街的动静，加上出门时张家老人细心地放下车帘，路上的人也看不见车内是谁，熊老师得以顺利逃离。
熊老师先到青龙街广益小学邱伯明老师家，邱老师赶快借了一身干净衣服让熊老师换上，迅即雇了人力车将其送往三瓦窑杨德临母亲家里，随后再转移到仁寿县乡下躲藏了一段时间。
脱险之后，熊老师先在重庆育才学校避难，以后辗转到上海大场育才学校、浙江南浔中学任教;解放后在上海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任副所长;1956年调武汉，任实验学校幼儿园园主任，1957年到文革前夕连任四届武汉市人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常委，第五届委员;1966年2月退休;退休后仍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员会顾问;1996年4月在武汉去世。
熊维真老师的一生，都献给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献给为祖国培育幼苗和人才的教育事业，她的革命人生值得纪念和追忆。
熊维真老师在刘星垣教授家担任家庭教师前后共计12年，共同生活、聆听教诲的经历让刘家后人难以忘怀。尤其是1947年的遇险情况，熊老师的亲友所写的纪念文章都缺少详实的记录，相关史料也仅仅记载了脱险的结果。事件的当事人，现在仅有两人在世，用笔墨记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已经刻不容缓。记录这段成都历史上曾经有一定影响的事件，提供一段民间历史，乃撰写此文之目的。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