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回忆我的大姑妈雷瑶芝
回忆我的大姑妈雷瑶芝
－－作者：雷宣
我的大姑妈雷起落 ( 字：瑶芝。以后从字 ) 生于 1919 年 9 月，出生地就在我家的祖屋。在她出生之前，奶奶先生育了 3 个男孩，可惜都在出生后不久夭折。爷爷虽然家境并非巨富，但是在子女教育上却很在意，所有子女都供养到大学毕业，所以 1942 年大姑妈从光华大学会计专业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成都的各个学校教授会计课程， 1948 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终身教授。
解放后，知识分子很缺乏，尤其是女性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记得那时候成都市的女教授，著名的就三个：江琴芬，留美归国的肿瘤专家，四川医学院教授；乐以诚，著名妇产科专家，四川医学院教授；姑妈，会计学专家，四川财经学院教授。
院系调整后，姑妈一直任四川财经学院的副教务长兼会计系副主任。严格的说， 1957 年反右前，新朝对这些老知识份子也还不错，工资都定得很高，职务安排也不错，其中一些人还培养入党，尽量使这些花瓶看起来很是绚丽。 1955 年姑妈入党，之后到文革一直是院党委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省财经委员会委员， 1955 年到 1957 年还兼任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我还记得，那时候姑妈的工资是每月 273 元，和新朝的干部 10 级工资基本一致。今天看来 273 元不是啥子大数，可是那时的二级工一个月才 34.5 元 (60 和 70 年代女孩择偶的最优标准是：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退休带娃娃，三转一响带咔嚓，四季衣服毛涤卡，五官端正一米八，六亲不认只顾她，七十工资带附加，八面玲珑会说话，酒烟不沾带忌茶，十分听话耳朵耙 ) ，一斤中粟米 0.138 元，一斤猪肉 0.65 元，鸡蛋 0.55 元十个，加上姑爹的工资也不低，是和校长 ( 西藏军区转业干部，师职 ) 一家一样的学校最有钱的家庭。
新朝的各级单位经常有一种现象，单位的领导班子至少是两种派别的人员组成，上级在安排班子时就有意这样，这两派人经常在各种问题上意见相左，争得冤冤不解；也会不断的打对方的小报告；领导不会让任何一派具有绝对的优势，就在今天支持张三，明天支持李四的把戏中维持自己的威信。就以财经学院为例，书记是 30 年代到延安“朝圣”的青年学生，和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是同学，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在学校里对教学骨干还很重用；以后派来的校长是转业干部，是一个大老粗，派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书记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那些不适合教学岗位而转到党群部门的干部和一些文化较低的中层就成为校长的班底。不幸的是我家，姑妈是副教务长 ( 因为是党委委员，实际地位比教务长要高 ) ，姑父是财政系 ( 当时叫政经系 ) 教师，爸爸是工经系教师，妈妈是统计系教师，这就成为文革时的靶子－－“雷氏家族”。
在我的记忆里，姑妈的形象和这几个词语联系在一起的：
“严厉”：这是对工作而言。姑妈担任教务长之后，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抓得很严，所有教师的授课，她都要亲自试听，而且还要听取学生意见。如果教学效果不好，哪怕是肚子里有货但语言表达不出来，都会要求改进。没有改进，就会调离教学岗位。尤其是对那些由干部直接来学校读书的“调干生” ( 往往都会留校当老师 ) ，在准备上讲台前，都要由她反复听取试讲，只要不满意就会打回去重来。反复试听后，能过关才是助教，不能过关者就判定为不适合教学岗位，改为党群系统、后勤系统的干部。有一位当年的调干生，以后的博导给我说过，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试讲，一堂试讲下来，就是冬天，背心、衬衣全部都是湿的。前两年，姑妈已经罹患“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住院，晚上整夜烦躁、无意识的大闹时，还是只声嘶力竭说一个词语“内容”。医生问我和妹妹们这是啥意思？只有苦笑，咋个给医生解释，她已经到生命的终点了，记得的事还是教师的教学效果，要有实在的、突出的、能听懂的内容。现在看来，对教师严厉的要求奠定了财大今天的辉煌，可是却为自己文革被整得九死一生埋下了祸根。一些被判定为不适合教学岗位和被严厉要求伤了面子的人，自然成为整她的主力军了。
“仁慈”：这是对学生和朋友同事而言，对大是大非而言。姑妈从 1942 年到 1990 年退休，从教 48 年，桃李满天下，四川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所有学生回忆起她来，即使是那些整过她的学生，无一不对她的师德记忆深刻。远的不说。 90 年代，财大的学生中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天为节约伙食费而长期没有肉食，姑妈和财大的几个老教授联名给校方写信，以老师的老嘴老脸促使校方对这些学生每天补助一份肉菜，细致到餐券由辅导员发放监督，保证中午时这些学生的碗里有肉。
她工资的相当部分，从解放后开始就每月补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晓得的有两个：姑父的远方侄儿，一直供养到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现在是中国著名的冰川地质学家；姑妈的一个同学，早年丧偶，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自己在东大街的那个文具店当会计，生活困难。姑妈按月补助 50 元生活费，直到两个孩子参加工作。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姑妈参加农村工作队到简阳县，工作队队长是卫生厅长潘阳泰，她算是高级干部，任副队长。那时，简阳县的农村已经开始大面积断粮，搭伙的农民家里只有红苕根根和红苕藤合糠煮的糊糊了，本来规定工作队员的配给口粮要保证工作队员食用，姑妈却坚决把配给的米倒在农民的糊糊里面，和农民一样吃那些东西。同时，她仔细收集了各个公社断粮的情况，准备向上汇报。潘阳泰劝她，这可不能如实汇报，彭老总刚刚才遭事，刚刚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可是姑妈居然在省委的汇报会上，将大面积断粮的情况如实全部端出来。也许是按她的会计职业习惯资料搞得详实，或者是她的高级知识分子加高级干部的身份特殊，居然没有啥子事情。简阳县按指示开仓救灾，避免了像雅安、乐山专区一样大面积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事后，潘阳泰给她说，你汇报时我们都捏了一把汗，你给简阳做了一件大好事。
“严谨”：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对她的教学效果，要求非常严格。听过她讲课的学生都公认，她的授课，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语助词。逻辑非常严密，但是又不是照本宣科，跟着她的语速记录下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将近 80 岁时，她担任四川财务人员自学考试主考时在电视上讲考试重点，我特意听过她的讲课，逻辑的严密，语言的讲究，语速的平稳，确实是一个从教半世纪的老教师的风范，一般人难以企及。另一层意思是在新朝统治下，她做事非常谨慎，任何时候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957 年反右初期，财大的民盟支部通知盟员到财大后门的一处农家院子的茶铺开会，收集对校党委的意见。老爸是盟员，也得到通知，正准备去开会，姑妈当时已经是校党委委员，中午急忙到我家，不由分说，坚决不让父亲赴会。结果参加会议的盟员，绝大多数都被划成右派，老爸幸免。反右运动之后，她向我父亲、小姑妈、大伯宣布了一项决定，要她的兄弟和姊妹相互之间不再直接联系，所有人都只和她保持信函联系，有必要的事都由她转达。所有人对她的这个决定都有微词，但是只能照办。我长大后才理解，这是她不得已为之的事，在那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人自危，随时可能跌进深渊的时代，兄弟姊妹任何一家出事，都只可能波及到她，不至于蔓延到其他兄弟姊妹。
“整洁”：这是对她自己的形象。从教以来，对自己的形象，姑妈一直视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重要内容。为此，她的衣着都很讲究。衬衣都是真丝，领口和前胸都是镂空绣花；外套、大衣都是很好的料子精工裁制；各种颜色和衣服配套的高跟鞋有几十双，皮包也有十余个，完全是当时财大其他人不能相比的。但是，一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行头换下来，穿上旧衣服，然后做家务、备课。这种做派，很自然的遭到财大的一些人嫉恨，成为文革遭难的祸根。
“封建”：这是对我而言。不要看姑妈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共产党员，“花瓶”还绚丽夺目。其实她骨子里的老传统根深蒂固。老宅里的几个房间都是外公的书柜，里面一排排书柜，在最角落里的一个老式的大立柜有一扇柜门由姑妈锁着。每到一定时间的晚上，姑妈都会从财大悄悄到老宅里来，叫上我去打开这扇柜门。柜门里有若干木头的灵位牌，从我老祖直到爷爷奶奶的灵位都供在里面。不敢烧香点烛，就是要我悄悄的跪在这些灵位牌前磕三个头，然后就关上柜门。小时候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这是为啥，只是晓得这是我该做的，做了就悄悄的，不给任何人说起。长大了才晓得，每到爷爷奶奶的生日和忌日以及 7 月半之前，就是姑妈祭奠先人的日子。文革开始后的一天晚上，姑妈悄悄的来了，也是叫上我，但是不是磕头，而是把所有灵位全部抱到厨房里的大柴灶面前，要我用柴刀全部砍了，填进柴灶里烧了。我默默的照办，没有问原因，厨房里就我和她两人，都没有说话； 66 年 9 月 10 日抄家时我才庆幸，幸好提前把这些东西烧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从祖爷爷开始的全部先人的骨灰，也从文革前的 1958 年迁坟火化后全部委托家族的老家人悄悄移到双流九江镇的林盘里深埋。我成年之后，家族新亡的长辈的骨灰都由我送到九江深埋。直到九江开发成啥子工业区，才全部由我移到公墓安葬。姑妈借刻碑，给我留下了先人的名字，还仔细的给我写了一张家族排行的文字，前面的她记不得了，从爷爷开始的排行是“少起家声，国运乃平，光宗耀祖，仕理朝廷”。这些东西有啥用 ? 我很怀疑，到我儿子一代还能传下去吗？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要按姑妈的嘱托，传给儿子，结果就不再想了。
对于我这个家族的唯一男性后代，姑妈爱了我 60 年。母亲有要责罚我的时候，老婆有和我闹矛盾的时候，唯独我的姑妈，任何时候都用浓浓的爱意呵护着我。记忆最深的事情，这辈子都忘不了。
文革开始，姑妈被关进“牛棚” ( 就是各单位所设的法西斯集中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 ) 。每天三顿，都要从关押地排队到食堂吃饭，吃饭前先整队，要先唱“嚎歌”。 ( 歌词就是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 这个时候，都有许多人围观，而且还有一些小孩受大人支使，对队列里他们恨的人吐口水、扔石子。我也要去打饭，不可能不遇见这种场面，每次都远远的站在台阶上，想哭又不敢哭，用目光搜寻队列里的姑妈和老爸。台阶很高，姑妈能看见我。用啥子词语来描述姑妈看见我的眼神，我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目光如炬”，“目光似电”，反正一看见远处的我立刻眼光一亮，带着一点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和我对视，成为我和她在“牛棚”受难时每天重复的固定内容。
姑妈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给我买东西，而且理由合适，我能接受。家教严格，一辈子我都不愿意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姑妈却以给我礼物为高兴的事，以致这件事成了她老人家的心病。记得我下乡插队前去给她辞行，她要姑父把人家才送姑父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拿出来带下乡，全然不顾那东西姑父刚刚到手，是他的心爱之物；我满 18 岁的那天早上一大早她就到老屋来，马上带我去人民商场买手表。那时进口表是稀罕之物，只有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 120 元在现在不算啥子，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工人要买手表还是一件要节衣缩食的大事。第一年学徒每月 18.5 元，第二年 20.5 元，第三年 30.5 元，加上我才回城，食量大得惊人，区区工资连吃饭都不够，所以她不给我买，我自己是买不起的；到了 20 岁，姑妈又来了，说是她在人民商场看了照相机，品种太多搞不懂，要我自己去看，捡最好的、喜欢的给她说个价钱，她给我钱去买。那时还没有日本相机卖，最贵的、我喜欢的就是苏联的“基辅”和“费德 II ”，后一种卖价 480 元。原想，给她报个 480 元的价格，已经相当于二级工一年多的工资，她知难而退就好了。可是她却高高兴兴的给了我 500 元，说是要买就买好的，哪天她就看起了，只是不晓得我喜不喜欢。
1966 年，“大革文化命”开始。姑妈和我们都陷入一场空前的劫难，痛苦难以忘怀！
1966 年的 10 月，财大的红卫兵将财大的“牛鬼蛇神”押往市区游街，这是成都市的第一次，引起大量市民围观，也许老成都们还记得。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三个人，党委书记、校长和姑妈。三个人中间，姑妈的样子最惨。原来出门就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被剪刀绞了一个头的一半，称为“阴阳头”；脸上被红墨水涂花；耳朵上挂着两个墨水瓶，称之为“耳环”；两个人扭住她的手臂往后尽力抬高，称为“喷气式飞机”。所幸，被揪出家门时她大叫妹妹把她的鞋子拿出来换上，没有像另外两人穿着拖鞋走那么远。被绞的头发还可以长起来，墨水也可以洗得干净，而被“放喷气式飞机”扭脱臼和撕裂肌肉的肩关节却不能完全恢复，从此之后再没法抬高，没法自己梳头了。
一天晚上在“牛棚”里，看守忽然虐待狂大发，把几个“牛鬼蛇神”拉出来排队，用木棒痛殴，姑妈的头被打烂，满面鲜血，一只眼睛被血糊住。看守打累了，翻出“毛选”，要“牛鬼蛇神”背诵《敦促杜聿民等投降书》，限时 30 分。到时候背不出来，或者是背错了，打死！半个小时过去了，看守首先要姑妈背，姑妈居然一个字都不错，连语速都和上课时一样。不晓得看守被她的镇静和气度所震惊还是打人累了，没有继续对她和其他人施暴。后来一个一起背书的“牛鬼蛇神”伯伯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坚强、镇静的女性。
她已经陷入深渊，还是不忘记她对亲朋好友的责任。工资早就被扣发，按每月一个人 10 元发给生活费。姑妈用没有被抄家发现的存款继续给她的朋友每月 50 元接济，还给我家生活费。 1968 年夏天，财大被 132 厂的兵团派攻击 ( 起因首先是街道造反兵团的团长宋立本和姘头在东城根街兜风被一中红成截住，转送到财大被打死；其次是财大 831 几爷子成了匪徒，阻断光华村和背后的黄田坝公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公路吃公路”，杀人越货 ) ，架起飞机上的 23mm 机关炮对教学大楼就是一阵炮击 ( 文革武斗，成都用炮的还有两次，隔二号桥击毁攻击柴油汽车修理厂的“红卫东”用推土机改装的“土坦克”； 1968 年进攻汪家拐卫校。 ) ，打得地动山摇。姑妈一家躲到城里，给我家拿了一张 3000 元的存单。靠这笔钱，我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
文革结束了，姑妈还是和原来一样的工作，教书育人。唯一变化的事情是衣着再没有以前讲究，不是没钱买，可能是文革中那些“革命先锋”对她仪容讲究的攻击让她伤了心。原来那些讲究的大衣后来都穿在“革命先锋”的身上招摇过市了，我问过她，需不需要我出面像追回我家的楠木家具一样上门追讨。她说算了，就是几件衣服，追回来我也不得穿了。
姑妈退休后，退休工资一直未能调整，加上通货膨胀，原来的存款也就逐渐缩水。到了世纪之交时，家里的装修、家具成了和城市贫民无二致。给她买了一套沙发，也是看在我送去的份上，才勉强接受。
同时，疾病开始缠绕姑妈，先是反复肺部感染，到该送医院时坚决不去医院，必须要我去送才服从，其实这时老年痴呆已经开始了。之后，病情越来越重，又加上帕金森氏病，最后就和植物人基本一样了。先是认不清外面的人，后来连两个妹妹谁是谁都认不到了，只认得清楚她的外孙子和我，晚上烦躁大闹的时候也就念她外孙和我的名字。
2013 年 1 月 29 日大姑妈走了，对她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再不用忍受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我失去了一个爱我 60 年的人，她的往事都慢慢回忆起来，所以就有了上面的文字。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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