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探亲右派”——我的大伯父
“探亲右派”——我的大伯父
作者：雷宣
大伯，父亲的长兄，年长父亲 2 岁。他的遭遇，应属家族里最不幸，经历最坎坷。他的不幸中，有他自己该负责的部分，也有历史造成的部分。毕竟，沦为“探亲右派”，在那个奇葩乱放的时代也不多见。
为何他是“探亲右派”，这得从反右运动中不幸被划入右派的人千奇百怪的获罪原因说起。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到如今一共划了多少右派，至今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密，加上“内控右派”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运动的结果，无论怎样粉饰，都是彻底打碎了中华民族精英的脊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因言获罪的文字狱。一些“右派”分子尚有大不敬的言语，而相当一部分却是由于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而被划为右派的，举一些例子：
“屙尿右派”：开会评议谁是右派，完成指标，大家碍于面子，都不开腔，恰巧此时某君内急上厕所离席，大家立即公推某君为“右派”。
“抓阄右派”：同上原因，迫于无奈，只好抓阄决定谁是右派。
“指定右派”：单位支部书记领导运动，无论如何动员，下属弄死不开腔，难以完成任务，结果按上级概念，每个单位的成员一定分为左中右三类，既然你不能发现其中右派，则你就一定是右派。
“自报右派” ：石室老学长曾彦修在反右斗争中，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他认为没有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分子。上级追得紧，而且还有“百分比”。曾老作为一个领导，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上面下达的“任务”，在以他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中，他想出的办法是：把自己作为“右派”报上去。在他的主持下连同自己报上去三四个“右派”了事。曾老被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
……
伯父不幸忝列此类奇葩右派中。
伯父是我家上一辈的第一个男性，在此之前的三个男丁出生后都不幸夭折，出生后爷爷和奶奶都宠爱至极，结果却成了最不争气的儿子。
从读书开始，调皮、旷课家常便饭，以致反复留级，让爷爷奶奶伤透脑筋。好不容易读了光华大学政治系，仍然是一个纨绔子弟，学习成绩不好，在光华村一带的“恶事”却干了不少。例如：和“黄包车”车夫发生口角，居然把人家的车子推到校门前的河里；到光华村的面馆吃“炝锅肉丝面” ( 到我小时候，“炝锅肉丝面”仍然是光华村一绝，记得师傅叫富贵 ) ，嫌店家给后来的人先上了面，一瓢水把人家的炉子浇熄；把光华村杂货铺里装糖果的玻璃罐上的玻璃把把全部用手指弹断……。所幸，生性其实胆小，不参加三青团组织，也不和特务学生来往，所作所为皆和政治无涉，所以解放后也没有人理抹 ( 成都俗语：清算 ) ，但是在光华村一带也结怨不少。
1948 年毕业，爷爷给他谋了个在南部县政府当小职员的差事，准备好全部行头送他去工作。结果 1949 年解放，伪政府的职员被遣散，他回了成都。本来，解放后有文化的大学生很缺乏，完全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是他试了一两次就不去了。其中一次，找到我外公，认为外公任工商厅长，安排一个工作无问题，实际上外公就是一只“花瓶”，根本无实权。他不理解，所以一直耿耿于怀。
他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闲居。每日继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终日躺在长沙发上看那些《电影画报》《明星杂志》等东西。爷爷死了以后，生活总靠靠姐姐、弟弟维持总不是办法，恰好此时为西昌地区招聘干部的“西干团”招聘，不得已参加了招聘，到了西昌当职员。
在西昌工作，原来的德行基本“收刀捡卦”，还老老实实工作做人，但是有些“纨绔子弟”的德行总改不了。例如：嫌单位伙食不好，每天总是和成都一起去的“狐朋狗友”吃馆子；每天一包“中华烟”；加上我大姑妈溺爱弟弟，怕他在西昌受苦，每月除了给他寄钱外还寄衣服。所以衣着光鲜，连内裤都是府绸的。可以想见在那些单位里，原来的从山西到西昌的老革命土布衬衣还没几件，大伯被视为“异端”是毫无悬念。更有出格的事，“狐朋狗友”某一天晚上在饭馆里喝高了，在老西昌街上排成一个横队前行。不管专员的汽车在后面如何鸣笛，就是不让行。专员老大不高兴，当时就问随员，几爷子是谁？记下名字，结果反右时“狐朋狗友”无一漏网。
反右开始以后，大伯凭一手漂亮的板书写那些宣传板报，还当了运动积极分子。可是到了运动后期要落实谁是“右派分子”时，本以为咋个都轮不上他，于是要求回成都探亲。真是咎由自取，政治系毕业的学生，居然在关键时刻自己给自己挖好了埋葬自己的坑！
大伯回到成都，老屋已经由外公一大家人居住，无地方安身。只好住在财大我家，和我睡一个房间。闲来无事就带我到光华村闲逛，自认为和富贵师傅等人私交尚可，沿途到处和人招呼。“二老师 ( 他排行老二 ) ，这个是你的儿子嗦？好乖哦！”他也洋洋得意的回答：“就是我的儿子嘛！”浑然不知解放前被他“肇皮” ( 成都俚语：扫脸面 ) 的人个个都恨他入骨，合计着要斗争他。直到我家老保姆到光华村去给他买香烟，才听说人家要为难他，马上回家报信，他才从财大后门走小路狼狈地逃回城里。
逃回城后不久，大伯接到电报，要他马上回西昌参加“运动”，回西昌后才知道，大伯回成都探亲给同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都能够顺利的逃脱危机。和“击鼓传花”游戏规则类似，右派的帽子到大伯的位置上没有传走，于是就毫无悬念的预先戴在大伯头上。当然，总得寻找一个理由来完善罪行材料，所以大伯回西昌后，组织指派干员找他谈话。谈话时，两个人隔一个乒乓球台对坐。干员问：“老雷，你觉得我们之间有没有隔着鸿沟 ? ”大伯说：“哪里有啥子鸿沟 ? 我们现在就隔一张乒乓球台。”于是，隔“一张乒乓球台”立即被肆意延伸解读，居然被说成是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由此“坐实”了右派言论。除此之外这个右派对当局半个不敬的字都没说过，所以我只能套用“屙尿右派”的模式，称之为“探亲右派”。
划成右派后不久，大伯和其他右派一起被遣送到盐源县农场改造。当时的盐源县交通很不方便，西木公路还没有规划，从西昌到盐源县要跟着马帮走 5 天山路。也许这是因祸得福，地方偏僻，不至于遭遇像《夹边沟纪实》描写的那样，对甘肃省的右派采取冻、饿、病的法西斯手段进行灭绝的事例，也没有像四川省其他地方把右派集中到“内昆铁路”的险工险段用人力蛮干，导致大量伤亡的待遇。
至于大伯在农场的经历，家人没有人清楚。他给大姑妈的少量信件肯定不敢提及，大姑妈给他的回信也一定是官样文章，诸如：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揭帽” ( 对认罪认错好，积极接受思想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等等。可以想见，大伯的“纨绔子弟”德行随便如何都难以完全改掉，所以从 1959 年开始对部分认罪态度好、积极进行改造的右派分子摘帽的事情与他无缘。“摘帽右派”尚可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大伯却只能日复一日的在农场从事体力劳动。
除了体力劳动之外，心情一定也很糟糕。没有亲情的关怀，孤寂无比。在那个年代谁敢关怀右派？本来就人人自危，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堕入深渊。就是不堕入深渊，摊上一个右派亲人，后辈子女的升学、入党都要因为这个社会关系而受影响。我入团的时候，就因为必须在志愿书上的社会关系栏中填了大伯，所以还必须说清楚和他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所以，大姑妈强制割断了所有兄弟姊妹和他的联系，其实是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大伯成了右派，是政治上的敌人和贱民，个人问题也无法解决，曾经和一位盐源县医院的丧偶护士有过一段交往，但是右派分子的身份使对方望而却步。
1969 年的一天，大伯在一次原木码垛时站位错误，被滚下的原木砸倒，一条大腿被砸断。盐源县当时没有合适的医疗条件，历尽艰辛把他送到西昌医疗 ( 这点盐源县的官员还值得夸奖 ) 。
1969 年的西昌，武斗还在继续，双方还动用迫击炮等武器对轰，战况激烈。医院里的医生也基本鸟兽散，病人也没人照顾。大伯在医院睡床上牵引，连吃饭、入厕都成了问题。有一天，有一拨老知青 (1963 年下乡 ) 抬着一个武斗伤员到医院，抓来医生诊治。大伯发现其中一位的面相和家族成员很相像，于是问他是那里人？住成都哪里？贵姓？对方反问，你是谁 ? 大伯说是我是你爷爷！天下哪里有给不认识充爷爷的人嘛？对方大怒，想一顿拳脚侍候。大伯这才赶紧说，你应该是“声”字辈，是高祖繁衍的家族的另一支，“幺房出长辈”，所以我是你爷爷辈。我的那个“侄儿”一听大喜，从此就开始在医院照顾他。
说到这里，有几句题外话。“侄儿”的爸爸和我同辈，按说是我的哥哥，但是岁数比老爸还大， 1943 年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空军，是中国赴美国学习 B-24 重型轰炸机驾驶的留美空军人员，学成之后驾驶援华的飞机飞回国。内战开始之后，不愿意继续参加内战，但是没有刘善本驾机起义的觉悟，于是要求复员回家。解放后，解放军登记国军人员，发现了成都还有正二八经的留洋飞行员，除了我这位远房哥哥外，还有一个他的同学，抗日将领李家钰的侄儿，于是把他们招到新津机场当教官训练飞行员。一天，一批解放军的军官到机场参观，要求坐飞机上天开洋荤。机场的飞机是教练机，除飞行员外，每次只能有一个乘客上天，如此反复，直到接近黄昏，可是还没有全部满足要求。机场要求继续再飞几个起落，结果李家钰的侄儿在落地时没有看清楚无线导航铁塔的拉线，飞机被拉线挂住，机毁人亡。事后倒也没有追究是否有意破坏，只是将旧空军人员全部遣散。我这位远房哥哥好不容易在成都牛奶场谋了一份工作，从此终日浑浑噩噩，以酒浇愁，直到离世。
后来，西昌那个远房侄儿送大伯回成都，住在羊市街的亲戚家里养伤。那时候我在乡下当知青，很少回成都，只是晓得伤养了几个月，外面的伤口愈合了，骨头却长歪了。大伯成了瘸子，还是要再回盐源县去改造，只是不能再参加体力劳动，改在农场食堂当保管员和管理员。
1978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大意如下： 1957 年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全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 45 万人。从 1959 年至 1964 年先后五批摘掉约 30 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 年 9 月 17 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至 11 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
一直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大伯，此时才得以随大流得到改正处理，于 1979 年 10 月办理退休手续 ( 提前病退 ) 回到成都。
右派的帽子害了大伯一辈子，此时“改正”还有多大实际意义？右派“改正”这个主谓短语简直令人拍案叫绝，特别那充满“政治权谋”的“改正”二字，它站立在平反和不平反之间，不偏不倚面不改色，使身为政治贱民的右派们哭笑不得。一贫如洗的右派们蒙受的家破人亡、任人践 踏的苦难已长达二十年以上，难道就是“改正”这样的语言就搪塞了？
右派改正的理由是这样表述的：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一个违背逻辑、蛮不讲理的胡说八道，是对实事求是口号的辛辣嘲讽。不仅如此连为什么会“被严重扩大化”和谁人主使了这个“严重扩大化”也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是文过饰非的经典之作。
传闻说有那么五、六个右派头面人物似乎刻意留作标本没有被“改正”。就以官方公布的右派五十五万名这个令人生疑的数字计算，其中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是不予改正的所谓真右派。面对这个大得离谱的正、误比例，还好意思睁着眼睛说出“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句掩耳盗铃的瞎话？
描写右派分子的遭遇的文章和专著多矣，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右派确实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确实由于和当局意见相左或差异而获罪。但是不少右派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档次，纯粹由于一个某人臆造的百分比，为达到这个百分比凑数而获罪。这些人就是一些“毛毛虫”，大伯就是其中之一，根本想不到有什么意见，更无所谓“左右”。难道不能善待这些“毛毛虫”吗？
大伯退休回到成都后，家里的祖屋因为还未腾退，寄住在亲戚家。为打发时间，在第 14 中学校办厂应聘会计。每天按时上下班，中午在学校就餐，晚上在金家坝的一个牛肉馆里包饭。二两小酒下肚，独自回家就寝。其中如何孤寂，我们都无从知晓。
过了几年，校办厂垮了，大伯年纪也大了。大姑妈出钱为他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的生活。长期的孤独和经历的坎坷，使本来就不好的脾气越发古怪。
坚持不洗澡，不换衣服，要大姑妈进城督促才改进；越来越节约，到了强制每周只吃一斤猪肉的程度；不看电视不看书，终日埋头抽烟。而且最不堪的是，每日莫名其妙和保姆大吵大闹，保姆和走马灯一样更换……。连我和妹妹送他上医院都拒绝合作，费尽力气才把他送到医院。 2001 年因为一个小病入院，最后猝死在街道医院的病床上。
听闻消息，我马上赶到医院，同时通知了大姑妈。大姑妈马上从财大赶到医院，我看见她老人家抖抖索索的来到医院楼下，赶紧下楼搀扶。来到病床边，大姑妈颤颤巍巍、老泪纵横，连声痛呼：“弟弟！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我为大伯料理后事，送了他最后一程。灵前的花圈挽联上书写：“父亲大人灵前，雷宣率孙 XX ”，我实在不忍心让路人看出，这是一个孤寡老人。再把骨灰坛送到先辈的墓地深埋，途中不断对放在副驾驶座的骨灰坛念叨：“二老子 ( 陕西移民对父系长辈的称呼 ) ！我送你去见奶奶……”
事毕，到祖屋里他居住的房间为他清理遗物。旧衣服全部打捆送给拾荒匠；几本杂志卖了废纸，留下一本《四川军阀战争史》留念。；一台早就放不出图像的 16 寸彩色电视让照顾他的保姆带走。其余物品，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能全部扔进垃圾箱。但是有四样东西我保留下来，因为这些触及了我心里的柔软部位。
第一件，我儿子三个月时的一张 7 寸彩照，他用一个相框装好了，一直放在书桌的中间。相片上，儿子的笑脸多么的灿烂！除此之外，房间内再无其他照片悬挂。在他孤苦寂寞的生命最后几年中，他就一直面对这张照片，他想了些什么？对自己没有后代的遗憾 ? 对自己尚有血亲后代的自我安慰？抑或还有更多……。
第二件，书桌抽屉里，有一个仔细用塑料袋包裹好的大信封，想来是他的珍爱之物。打开一看，装有一张黑白照片和几封信。黑白照片的尺寸大约 7 寸，照片上一个身穿旗袍的年轻女性，推着一辆自行车对着镜头微笑，背景是华西医科大学校园里的老钟楼。照片粘贴在一个花边硬卡纸上，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 40 年代的东西。卡纸边缘的部分已经磨损，可以想见是大伯经常手持所致。
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大伯一辈子魂牵梦萦的人。不能亵渎亡人，更不愿意了解他人隐私，信件全部没有观看，只是把东西全部原样装好，交给了我的两个姑妈。大伯年轻时和这位女性有一段什么样的感情经历，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也不是后辈该了解的。只是觉得大伯这辈子太凄苦，一张照片，几封情书就成了他感情生活的全部，心里觉得很难受。可以肯定的说，大伯如果不是沦为右派，即使和这位女性不能成正果，也完全能和其他人组成家庭，何至于晚景凄凉如此。
第二年清明，我按例去祖坟扫墓，大姑妈拿出这包东西，要我焚于大伯坟前。于是这些东西在大伯坟前成了一缕青烟，伴随着我呼喊：“二老子！你爱的人来陪伴你了。”
第三件：一扎大姑妈写给他的信，都是由财大寄到祖屋。我可以翻阅这些信件，于是就抽出来阅读。千篇一律，关心他的生活。要他记得按时吃药；要他稍微多买一点肉来做丸子，吃好一点；要他洗澡、换衣服，免得身上散出阵阵臭味……。我善良的大姑妈啊！到老还和年轻时一样，溺爱着弟弟。
第四件：一个余额 3000 多元的存折， 200 多美元现钞。我是家族我这一辈人中唯一的男性，所以大家决定这些交给我。我收好了美元现钞，在我儿子到美国留学时原封不动的交给儿子。给他说清楚，这是“二爷爷”留给他的。
到现在，我还会不时想起大伯，但愿他下辈子不要这样坎坷！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恶少”的作为该受到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和沦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没有什么联系。就是按因果报应，这也过分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迁祖坟时，把他的骨灰坛有意和奶奶的挨在一起，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他妈妈在一起，不再孤独。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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