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草根家族成员的点滴回忆：悲惨的老保姆
草根家族成员的点滴回忆：悲惨的老保姆
－－作者：雷宣
我的老保姆，从 1950 年我姐姐出生到 2002 年去世都在我家当保姆，因此也算是家庭的成员之一。
老保姆出生的家庭并不算穷，父亲是南门柳荫街的一个编织蜀锦的作坊主，按新朝的成分划分，属于“小业主”的范围。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柳荫街一带还是这些小作坊密布，机杼声此起彼伏。和蜀锦博物馆里现存的织机一样。只不过房子低矮，机器下面挖了一个大坑，投掷梭子的人就在那个大坑里劳作，潮湿自不待言。所谓的劳保就是必须每顿都有煸成细丝状的黄豆芽下饭，据说可以除湿。 10 天一次牙祭可以不吃，但是这个菜要是三天没有，员工要罢工，还要请老板去南大街的茶铺吃“讲茶”。我小时候经常随保姆回娘家，现在都还记得小作坊的织锦场面。而且一想起那个场面，就想起《木兰辞》的那句，“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
到了出嫁的年龄，嫁给了一个在南府街摆摊的小贩。小贩的老母亲过门不久就居孀，小贩是“遗腹子“。小贩结婚前就已经肺痨病入膏肓，结婚后八个月就一命呜呼，又留下一个“遗腹子“。遗腹子叫黄明星，小时候我喊他“黄哥哥”。两辈寡妇带着一个孩子，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活，非常艰难，所以老保姆在我姐姐出生后就到我家当保姆。那一年，老保姆不过 30 多一点，除了身高矮以外，相貌和年轻时的田华有几分相像，完全可以再嫁。可是她和婆婆一样抱定从一而终的信念，杜绝任何改嫁的可能。两个寡妇，全部心思和希望都寄托在孙子、儿子身上。
我小时候跟着保姆回南府街是一件最乐意的事。陪黄奶奶去外面的南河洗衣服，她背着一背兜衣服，我走在她前面，翻过屋后的城墙就是南河。那时候的南河，没有现在那么陡峭的河岸，两岸是自然的河滩，河水清澈的流淌，河畔杨柳依依。河滩上有许多人在河水里洗衣服、被单，小孩在河滩的卵石滩上游戏，逮小螃蟹、打水漂，我也难得地亲近自然
黄哥哥也还争气，读书很努力， 59 年考取了四川大学化学系。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懦弱胆小的人，不多言也不语。两代寡妇教育出来的男孩，缺乏男性教育，对人世间的坎坷非常脆弱，受不起任何打击，以后的悲剧与此密切相关。
上大学后，他和几个其他系的同学成了朋友，出于共同的文学爱好，成立了一个啥子非官方的文学社。 60 年暑假时，几个同学一起到青神、洪雅一带游历，看见了这些地方哀鸿遍地、饿殍遍野的惨景。回到川大，其中的“中坚分子”写了几篇游记，没有等到公开流出就被告发，文学社成了反革命组织。发起组织者被判死缓，押赴新疆劳改；主犯都获刑若干年。黄明星因是一般成员，家庭出身三代赤贫，从轻发落，几轮批判检讨后过关。后来才知道事情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其实档案里已经给他记上了这个污点。
64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工作。两代寡妇高兴到极点，所有辛苦和努力有了成果。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他盘算以后的人生大事。用多年积攒下来的棉花票和布票做了两床厚厚的被子，还扯了几段毛料，一心想儿子不久就会结婚生子。老保姆的那两年日子真是幸福，给人的感觉就是脸都在放光。黄明星到化八院时，恰逢纳溪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正在建设，有不少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在现场参加建设，他也在此行列中。以后，化八院又把一些不宜留在大城市单位的人办理调动手续，他就成了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技术员。
1966 年 6 月文革开始，各单位的人事部门，把档案翻出来，对那些档案中有污点的人，组织“大字报”，以显得各单位文革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黄明星的污点也被“揭发”出来，在纳溪的施工现场被贴出了大字报。据我以后向知情者了解当时的情况，大字报不多，也就是十张左右，而且还不是主要被攻击的对象。大字报出现后的第三天中午休息时间，有人看见他穿着汗衫、短裤从驻地向外走，没有携带任何东西，这一去就再无人见过他。单位曾向长江下游沿岸的水上公安发去协查通知，看有没有捞起的浮尸和他的体貌吻合 ; 也向边境发出通缉，堵死他外逃的路……。一切都没有任何消息，彻底从人间蒸发。
半个月之后，化八院来人通知老保姆，说是黄已经失踪，如果他给家里人联系，要务必通知单位。晴天霹雳！老保姆近乎疯了，单位上的人一走，她就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对着砧板猛砍，一边喊一边惨叫：“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刀口砍缺了，砧板也砍成两半，任何人都不敢去拉他，直到她精疲力竭。要命的是，老保姆在大家言不由衷的劝慰下，诸如：只是失踪了，也许不久后就会有消息；从小在南河边上长大，水性好得很，不得出意外……，勉强安静下来，他奶奶咋办？能受得了吗？为了不发生意外，家里遣我到南府街把老奶奶接到我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说漏嘴了。奶奶来的时候还不忘要我背上一背篼在布鞋厂接的手工活 ( 把布鞋的面子和内底手工缝在一起， 2 分钱一双 ) ，免得耽误了工厂交货。接下来的两个月，每个星期我都陪黄奶奶到如是庵街的布鞋厂去一趟，交成品，领原料，每次 100 双，得两元手工费。
两代寡妇在我家不断编织的各种善意的“谎言”的劝慰下安静下来，直到 9 月 10 号我家被抄家才不得已离去，小妹妹也和她们一起回南府街避祸。半年后，单位送来了黄明星的遗物，一个粗糙的木板箱。撬开一看，里面有两条“经济”烟 (8 分一包，当时最廉价的香烟，是贩夫走卒抽的 ) ，几件旧衣服。两代寡妇抚箱大哭，一个鲜活的人，最后的遗物竟然如此简单……。
一年年的等待。不但她们如此，家人和朋友都祈祷或许能有“奇迹”出现，有一天黄明星会突然出现。可是“奇迹”没有出现，直到文革结束，单位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决定给她们按月发放微薄的生活费； 80 年代，“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平反回到成都安排了工作……。所有人才逐渐接受了严酷的事实，黄明星已经死了。
两位寡妇很坚强，奶奶靠老保姆的工资和以后的微薄的生活费，一直活到 80 年代中期去世。奶奶去世后，老保姆退掉了南府街的房子，无家可归。很自然，在我家一辈子，我的家就是她的家。后来保姆年事已高，家务事也做不动了，家里再请了一位保姆，照顾爸爸妈妈和她。
从儿子失踪后，老保姆宣布“信佛”。也就是在每月初一、十五，说是天上过神仙了，那一天吃 “花花素”，修好来生。年事渐高，不晓得听哪个婆婆大娘说，火化前要在肚子上划一刀，免得炸坏炉子。老保姆说那样该有好痛，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死后被火化。这时，她的一个远房侄儿出场了。这位侄儿嗜赌成性，有钱就赌，没钱了把女儿带去卖血换钱赌，完全不可救药。侄儿骗她说，青白江龙王场他的家还没有强制改革，可以土葬，随便我们咋个劝说都无效，去意已定，只能答应每月给她 400 元养老金，她到侄儿哪里居住。可以想见，农村的生活条件一定很差。侄儿不断骗她，给她换棺材，每次都报高价，据说换了三次，所有的钱都骗了个干干净净。 2002 年春节的一天，侄儿和老婆一起外出打牌，一把锁把她锁在院子里。她勉强起来热饭，看见外面的狗饿得惊叫唤，不幸在喂狗时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待到通知我们去接她时，已经回天无术，接到医院两天后就归西了。死后依然火化，妈妈拿出她下乡前寄放在我家的一个四万多元存折，除了支付医疗费外，尽剩余的钱给她买了个豪华的墓地，安葬了她。
老保姆走了十余年了，每当我想到她，就对自己说：天堂上没有大饥荒，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在那里她会见到儿子，在另一个世界里母子重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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