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记忆中的远房哥哥和伯父
记忆中的远房哥哥和伯父
－－作者：雷宣
在我的家族中有两个解放前身份和从事的事情完全迥异的人，一个是反对旧政权的革命者，一个是旧体制中的国军军官，两人是叔侄。因为叔叔为避免侄儿在成都临解放时被国民党特务屠杀于成都十二桥，曾经出手营救，有一段很离奇的经历；解放后，侄儿成了新政权的官员，叔叔是普通的店员 ; 文革期间，侄儿因为如何被营救幸存说不清楚而被迫害惨死，叔叔却因为是一个所有人公认的好人受到了一些“礼遇”。忠实地记录这段经历，作为一件民间历史。
( 一 )
我的家族来源于清朝中期从陕西迁往四川的移民，在成都经过若干代的繁衍，成为了一个大家族，有不少分支。按照祖宗留下的后代取名排行，我属于“家”字辈。在一个分支里，有一个远房的哥哥，名字叫做雷家焜，出生于 1930 年。
雷家焜的父亲雷起龙 ( 字跃门 ) ，毕业于川军某军事学堂，后在川军中任职。雷跃门首娶王氏，王氏病逝后续弦毛氏，毛氏之后又病逝，留下若干儿女。在雷跃门接近 60 岁时，娶成都名医陆景庭 ( 可见巴金《家》中为海儿治病者，谐音罗敬亭 ) 最小的女儿陆铸香为妻。夫妻年龄相差三十岁，婚后不久雷跃门病逝，留下的遗腹子即雷家焜。
雷跃门子女甚多，原来主要依靠其军饷维持生活，财产只有接近五十亩田地和成都东门街的一处破旧的多进四合院。雷跃门病逝，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故而将四合院出售，只留下院子最后的房子栖身。陆景庭虽然医名甚大，但是讲究饮食、嗜酒 ( 成都坊间曾有陆老酒后为病家开方，误为“红烧鲢鱼”美肴的笑谈 ) ，家庭经济也不富有，不能为陆铸香提供援助，雷家焜只能在寡母的呵护下艰难成长。
雷家焜在成都县中上高中时，接触了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学，思想进步，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著名诗人流沙河曾经回忆到， 1947 年成都县中的学生前往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示威，担心有军警事前准备好镇压，雷家焜 ( 高流沙河先生一个年级 ) 自报奋勇骑车先去侦察，探得虚实后再前往。
雷家焜身高一米八，在当时普遍身高较矮的人群中“鹤立鸡群”，外号“长人”，因此在各种街头示威中目标显著，成为特务关注的目标。 1949 年暑假时，特务突然出手抓捕了雷家焜，囚禁于将军衙门四川省特委会监狱 (1946 年前叫特种委员会，习惯简称“省特委会 ) 。铁窗生活，不但没有摧毁雷家焜的意志，反而使他接触到了一些著名的革命人士，相当于进了一所革命大学。
( 二 )
当时的特委会监狱中囚禁的人员，大部分是成都特务机关在 1947 年 6 月 1 日、 1948 年 8 月 20 日、 1949 年 4 月 20 日先后 3 次实行大逮捕时入狱，以及 1949 年 1 月 13 日中共川康特委遭到破坏时被捕入狱的 ; 另一部分是由附近县份的特务机关扣捕解送来的。
他们之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和勤工俭学时的老共产党员杨伯恺；有 1926 年在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国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有 1928 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有以世界语为武器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腐朽反动的老共产党员许寿真；有在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共产党员晏子良；还有进步青年学生毛英才、缪兢寒、余天觉……等人。
其中四位年长的难友最令雷家焜敬重：
杨伯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名教授和进步书报的翻译者，公开身份是成都民盟负责人。 1947 年 6 月 1 日大逮捕中被捕，关在三号牢房。
川军名将于渊，出身苦寒，从士兵到城防司令，长期生活在旧军队，深知国民党政权之腐败。 1926 年，于渊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1926 年万县“九·五惨案”中，领导士兵惩罚肆意寻衅的英国兵舰。 1930 年参加发动江津起义。 1942 年，由张澜介绍加入民盟。 1947 年 6 月 1 日他与杨伯恺同时被捕，与杨伯恺同住三号牢房。
王干青是全狱最年长的难友，十八九岁时参加同盟会， 1927 年 6 月在成都经张秀熟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家乡绵竹，组织过农民武装起义。抗战中，王干青以成都保甲人员指导身份，出任刘湘驻延安代表，受到毛泽东接见。他努力架设的延安和成都之间电台，于 1937 年 9 月 15 日正式启用。从延安回成都后，他与地下党领导人罗世文、邹风平、张曙时、车耀先、张秀熟等关系密切，并利用保甲指导室掩护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 1942 年，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聘任，为普济堂堂长及培根火柴厂主任，任职以后悉心照料普济堂数百名孤老的生活。
王伯高，邛崃“信义社”总舵把子、有名的王大爷。 1933 年，因不甘充当军阀混战、残害同胞的工具，趁部队改编之际，解甲还乡。因为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志和，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启发。 1937 年底，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 年 6 月毕业后，返川回到邛崃，成立了“群立救亡社”，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0 年 6 月 18 日，在邛崃县城成立“信义社”，自任总社长 ( 总舵把子 ) ，利用袍哥的组织形式，进行民主爱国斗争，并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争取党的领导，支持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1946 年春节前，为避敌追捕，秘密住进成都九思巷邓叔才公馆。 1947 年 6 月 1 日凌晨，在隐居处逮捕。入狱后受尽苦刑，但坚持一句话，“我是操袍哥的，不过问政治，与任何党派均没联系！”
18 岁的雷家焜关在 5 号牢房，受四位老革命的熏陶，不仅没有屈服求饶，反而和看守斗争，曾经和同室的难友合唱革命歌曲表示对特务的蔑视。特务们恨之入骨，都说这个犯人年纪最小，但是最顽固。
陆铸香对儿子身陷囹圄，忧心如焚，但是毫无办法。只有从家焜堂叔雷起源处得到一点儿子是否还在人世的消息，送几件衣物进监狱而已。
( 三 )
据《成都十二桥惨案真相》 ( 十二桥烈士调查组 ) 一文记载： 1949 年 11 月 30 日，西南首府重庆解放。毛人凤带领一伙大特务乘飞机逃到成都，立即在东门街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 军统公开机构 ) 处长周迅予的公馆内，召集同机逃来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和在蓉的军统头目吕世锟、杨超群、周迅予、何龙庆等，秘密策划组织反共游击武装，布置潜伏特务、电台，屠杀全部在押“政治犯”。
12 月 2 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又到周迅予公馆见毛人凤，向毛请示省特委会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毛答称：“总裁 8 月间就有指示，原则上是：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干掉了。”徐又问：“情节重大，是以什么作标准？”毛说：“只要有相当证据，可以确定为共产党或其他反动党派就行；即使没有证据、口供，也可以参照逮捕前搜集的情报来处理。”
军统蓉站司法专员兼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 (1946 年前叫特种委员会，习惯简称“省特委会 ) 秘书罗慧开于 12 月 4 日将特委会和稽查处两处关押的共 36 名“情节重大”的政治犯，汇造成册，交徐中齐转呈毛人凤。毛人凤略一翻阅，批上“一律枪决” 4 字。
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 ( 即省特委会 ) 主席的王陵基，在徐中齐将毛已批“一律枪决”的名册送呈会审时，不加思索地就提笔在上面签批“如拟”二字，令徐“漏夜执行”。
得到王陵基签批后，毛人凤和周迅予、徐中齐密商，确定了屠杀的时间、刑场、刑车、凶器、警戒、掩埋等行动计划的准备和分工问题。
在即将展开血腥屠杀的前夕，特务们也没有放过在“政治犯”身上发一笔横财的机会。特务头子徐中齐在飞逃台湾前，曾公开向在押人的家属要价，至少 5 条黄金放一个人。关在第一牢房的川大学生朱君友便由家里托人送给徐 10 两黄金，徐即手令监狱管理员谢鲁于大屠杀的前一天深夜将朱释放，朱成为幸存者。此外，还有因病保外就医的翁季常，其亲属也被特务敲诈了一笔钱财，才未被重新抓回监狱。
按资料记载， 12 桥屠杀的幸存者就是以上两位，实际情况还应加上雷家焜。资料还记载，雷家焜和朱君友一样都是家属用黄金贿赂特务而得到“保释”，但这不是事实，雷家焜家里根本就拿不出赎金。重庆解放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明眼人都知道国民党垮台就在眼前。担心特务会在逃跑前清理监狱杀害政治犯，家族的人都心急如焚。不认识和当局说得上话的人，只有雷家焜堂叔雷起源可以算得上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内工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希望， 12 月 6 日，雷家焜堂叔雷起源找到特务头子 ( 估计为徐中齐，因为仅有徐有放人的权力 ) ，送上一副白布绣花针套和几件吃食这些完全可以忽略的东西，特务头子居然同意释放雷家焜。当天下午，一个特务打开了五号牢房的门，用眼神暗示雷家焜出牢门，然后暗示他向一排牢房的后面走。雷家焜走到牢房后面，发现此处通往长顺街的门开着，留有一道门缝，还没有特务守卫 ( 此处大门平时并不开启 ) 。出了大门，就是繁华的长顺街。雷家焜不敢回居住的东门街家中，径直来到宁夏街树德巷 5 号堂祖父雷睡清 ( 我的爷爷 ) 家躲避。
12 月 7 日 11 时，特务将在押的 32 名革命志士逐一叫出牢房，用绳索捆绑，棉团塞嘴，布条蒙眼，强行推拖扔上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停下。在桥西南 200 多米处的乱坟坝里，残留一条长 50 米，深、宽不到 1 米的防空壕，这就是事先选定的刑场。特务们每次从刑车上拉下两名革命志士，由 4 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戳杀，再用手枪射击。特务还命令汽车司机发动汽车，开大油门，借马达和喇叭的轰鸣掩盖枪杀声。
20 天后的 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成都市军管会组织力量，于 1950 年 1 月 3 日、 4 日和 7 日，分别在十二桥和王建墓发掘出 35 位革命烈士的遗体，并举行了隆重的起灵封柩典礼 ;1 月 19 日，在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持下，隆重召开了成都市各界人民公祭殉难烈士大会； 1 月 20 日，又举行了盛大的公葬典礼，将这 35 位烈士连同在重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一起，安葬在青羊宫烈士陵园。
( 四 )
如果没有堂叔雷起源的营救，雷家焜必定在 12 桥烈士之列。进步学生缪兢寒、余天觉烈士和他的情况类似，毛英才烈士连民盟盟员都不是，仅仅因为借阅同学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遗忘在华西坝的一家裁缝铺，被发现而被捕，最后牺牲。雷家焜参加进步民主运动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毛英才的情节，为什么没有给出赎金就得到释放？这就不得不提及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一个成都坊间公认的“好人”。
我的爷爷辈有两兄弟，哥哥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父亲的叔伯大哥，名字叫雷起源。我按陕西移民的习惯，自己的爸爸叫“大大”，而叫他为“爸爸”，伯娘为“娘”。
民国初年，“爸爸”的家道中落，不得已读了“陆军小学” ( 现在的实验小学 ) 。该读中学时，家中无力承担学费，他的母亲 ( 我称呼五奶奶 ) 不得已把他送到四川军阀开设在三台的“武弁学堂”从军。在军校里学习的是“工兵科”，毕业之后一直在邓锡候的军中当下级军官，最多是一个连长。“爸爸”身材很高，但全无一点威武之气，活脱脱一个穿军装的教书先生，哪里能带兵打仗 ? 所以大部分时候就呆在邓锡侯的成都办事处里，干点杂事，混口饭吃。
抗日战争期间，“爸爸”参与了修建 “特种工事” ( 马特霍恩计划 ) 的工作，即在成都近郊的新津五津、邛崃桑园、彭山青龙、广汉三水建立四处轰炸机基地，准备以成都为基地推进轰炸日本本土。“爸爸”领着一个工兵连，在新津五津和四川的民众一起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修建机场。
迄今为止，这项工程仍然是 世界最大的飞机场建设工程 。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中，四川人民体现了极大的坚韧和爆发力。如此浩大的工程几乎是用手工完成的，工程所需的原料都从当地获取，曾经建筑万里长城的国家的人民几乎仍然使用当年的工具运石固土，携手施工，建设过程艰苦卓绝。
听他回忆，工地生活的艰苦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吃的是新鲜青菜加盐，再用扁担一阵乱砍的所谓“科学咸菜”下糙米饭，如同喂猪；住的是工棚，大家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 ( 疥疮 ) ，因痒抓而血痕遍体……。但是爱国精神驱动他们忍受了一切苦难。 1944 年 5 月下旬，“特种工事”终于在预定的时间里，在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和士兵们手中完成。
抗战结束后，依然回到邓锡侯的成都办事处里工作。旧时的成都电影院、戏院、唱清音、打道筒、说评书等的茶铺，经常有国军的兵痞吃霸道钱，看戏不给钱，还打架割孽 ( 成都俚语：吵架 ) 。这些人经常带起“吹火筒”、“歪把把铁” ( 成都俚语：老式步枪和手枪 ) ，是警察惹不起的歪人；又分属各个军阀的部队，相互之间也是管不了的。为解决烂兵扰乱治安的顽疾，各部联合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娱乐场所的治安。每个戏院靠后的中间几个席位贴上“弹压席”，坐上几个别枪的大兵，遇到烂兵滋事，拉出去一顿臭打，再关进办事处收拾。这个专门机构由“爸爸”统辖，为了镇得住堂子，军衔也就升成中校。
“爸爸”的工作相当于旧成都娱乐场所的治安总管，这些场合的老板一个个巴结还唯恐搞不赢，免费看戏完全是工作范围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爸爸”是个戏迷，喜欢川戏，还喜欢听打“道筒” ( 四川曲艺，道琴 ) ，几乎每日必到。下班后总是回家，换上便服，再和“娘”一起去买票看戏，绝无一次例外。
因为“爸爸”的这些作为，成都坊间一致公认他是一个“好人”。 “爸爸”的工作平素和特务机关没有牵连，官阶也太低，官阶也太低，肯定在特务头子眼中没有任何分量，居然没有给付赎金就让特务同意放人。家族里的人都认为，“好人”的名声在成都有口皆碑，这个名声居然在特务头子那里发挥了作用，救了侄儿一条性命。
陆铸香为了感谢雷起源搭救之恩，遂将雷家焜过继给没有子女的雷起源为子。为此还专门在宁夏街树德巷 5 号举行了一个传统仪式，邀请族人参加，以表示郑重其事。我从小就知道，还有一个表哥叫雷家焜。因为雷家焜是雷起龙最小的儿子，我称呼他为“幺哥”。
( 五 )
成都解放后，雷家焜参加了 12 桥惨案遇难烈士的遗体辨认。随即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金堂县参加革命，长期在金堂县的农村奔波，从事农村工作。
雷家焜工作认真，踏实肯干，深得群众赞许和上级信任，所以不断得到提拔。 1966 年 4 月，在中共金堂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雷家焜当选为县委书记。
1967 年 6 月，成都的亲友得到消息，说是雷家焜在金堂自杀身亡，说是因为对如何从 12 桥屠杀中幸存的经历说不清楚和在 67 年初期带领人员冲击县人民武装部等罪名“畏罪自杀”。亲友都很疑惑，雷家焜如何从 12 桥屠杀中幸存的原因很清楚，解放后肯定经过严格审查，不但有同为幸存者朱君友同志可以证明其狱中表现，而且特务刘崇朴、周迅予、罗慧开、谢鲁等人解放后均被捕获，有供词可以证明脱险的经过；至于冲击县人民武装部的说法更是荒唐，县委书记本身就兼任人民武装部政委，何来冲击一说？
按《金堂历史大事记》记载的有关信息，雷家焜亡故前后金堂发生的大事为：
“ 1967 年 1 ～ 2 月，县内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群众停工、停产闹革命，各级领导班子被夺权。县内群众组织分成两派，斗争激烈。
1 月 23 日，县人民武装部及驻金堂部队奉命参加“支左”，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
2 月 18 日，“二月镇反”开始。一些群众组织头头被捕入狱。当日，县委书记雷家焜被关进赵镇二王庙进行大会批斗，于 5 月 28 日含冤去世。
3 月初，县生产办公室成立。 3 月 19 日改组为县生产委员会，县人武部副政委杜兴邦任组长，行使县委、县人委权力。 6 月下旬被群众组织冲跨。
3 月 20 ～ 23 日，县人民武装部“支左办公室”召开金堂县政治工作会议， 189 人出席。会议培训无产阶级左派骨干，进行火线整风，实现左派大联合、三结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全面总攻击，进行大夺权。
5 月 7 日，贯彻中共《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对在“二月镇反”中被取缔、压制的群众组织陆续平反。会后，受压群众组织组成“金堂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指挥部”，生产委员会被冲跨。”
很显然，雷家焜是因为“二月镇反”被关押，应对此事负责的是进行“二月镇反”的金堂当权者和以后行使县委、县人委权力的县生产办公室；在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二月镇反”中被取缔、压制的群众组织陆续平反，被扣押人员被陆续释放的时候，雷家焜反而“自杀”，其中原因值得怀疑。
1980 年前后，金堂县对雷家焜去世一案进行了复查，也审查了一些据说和此案有关的人员。因为雷家焜除了老母之外在成都的亲戚只有我门这一支和他关系最为密切，所以金堂的官员找到了我的大姑妈雷瑶芝，试图说明调查结果。
官员对大姑妈说明雷家焜“自杀”的原因是雷家焜在街上给儿子买了两个“锅魁”，儿子说是“黑帮分子”买的他不吃。雷家焜不能忍受儿子也把他看成“黑帮分子”，愤而自杀。还拿出一份据说是雷家焜所书的“遗书”请大姑妈辨认。
社会经验丰富的大姑妈看出了对方用意，一旦看过所谓“遗书”，对方一定会说“遗书”已经交亲友辨认云云。大姑妈坚决拒绝了对方要求，说：“我不认识雷家焜的笔迹，请你们将遗书交给他的爱人辨认。”对方无奈，只能离去。这份所谓的”遗书“却从来没有交给雷家焜的爱人看过。
官方的说法令人疑窦丛生。雷家焜 18 岁时就已经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而且面临过生死关头的考验，断不会为了所谓儿子的一句话而轻生。雷家焜的爱人也说，雷当时被关押审查，根本就没有上街买“锅魁”给儿子这回事；所谓“遗书”，本应该首先交给雷的爱人辨认，为何要拿给并不熟悉他笔迹的远房姑妈辨认？
怀疑归怀疑，最后金堂县还是以“含冤去世”之类模棱两可的结论了结此案，决定为雷家焜平反昭雪。雷家焜死后被草草埋葬，此时已经不能确切断定坟墓的精确位置，只有在大致区域掘开几座坟墓，在几具尸骨中寻找身高大约一米八的那一具尸骨，确定这是雷家焜遗骨。
几十年已经过去，雷家焜真实的死因已经永远成谜。只有一个事实成立，一个国民党监狱的囚徒，在国民党枪口之下侥幸逃生的人，最终却死在自己人所谓的“党内斗争”之中。
( 六 )
雷起源解放后的经历却十分平稳。成都一解放，国民党军政人员都要向新政权自首，参加自新学习班，凡有劣迹的，不是拉到昭觉寺后面的林盘里“敲沙罐” ( 四川俗语，枪毙 ) 就是进监狱服刑。“爸爸”自首后的第二天就被放回家，从此不再理抹 ( 四川俗语，清查 ) 他。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进行了调查，但是确实查不出任何劣迹。共事的人有一些“敲沙罐”，一些判刑，基本都不得善终。
我家一个远房亲戚 ( 和地下党有关系，成都的电影放映师 ) 按公安局的指示，在商业场里开了一个卖无线电器材的商店。公安估计，国民党潜伏电台要是坏了，总要去买电子管之类的器材，正好请君入瓮。有老板还得找伙计，还不能是根红苗正、浓眉大眼的那种，要是这种人，特务还能来吗 ? 找一个身份有问题，但是绝对老实的人当伙计，正好麻痹可能上门的特务，于是“爸爸”就成了那个伙计。许是新政权的铁扫帚厉害，铺子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特务。成都私人有收音机的人屈指可数，铺子门可罗雀，不久就关张大吉。托公安局的福，“爸爸”被安排到成都日杂公司在东大街商店里当店员。老成都可能还记得，原来交通路和东大街交汇的街口上就是这个商店，卖火砖、石灰、小青瓦之类商品。
上班 10 多年，每天早上 6.30 准时出门，步行到铺子，扫地、抹灰、扫铺子外的人行道、烧开水，所有同事的茶杯全部洗干净，还用开水仔细烫好。到 8 点，同事上班，一切事情都全部搞定。做这些事，绝对不是他因为身份不好夹着尾巴做人 ( 他还没有那个智力水平 ) ，而是就是按他自己的本性，觉得就该这样做。按说，文革开始，前“中校”一定首当其冲，不搞个灵魂出窍才怪。但是，居然任何事没有，连大字报都没有一张，什么学习班、监督劳动、“牛鬼蛇神等之类更是与他无缘。也许，运动初期的单位领导，到后面的造反派头头，都觉得这样的“好人”要是整了，会伤阴德吧。非但没有被整，还主动把他调到位于玉带桥的商店上班，减少他上班的路途辛苦。
“爸爸”除了吸烟、吃甜食外没有嗜好，经济困难时期我外公、父亲、妈妈配售的香烟，其中好的“前门”“重九”留给我外婆，其余“芙蓉”“红金”“钟声”都送给他；为吃甜食，卖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直到家徒四壁的程度。卖的钱，全部变成的一元钱一个的“高级点心”，每天一家三口分食 ( 那时候，他的老娘还在 ) ，切成四块，一人一块，为我这个家族唯一的“香炉脚脚”留一块。我放学中途路过他家，先进去享用这奢华的美食，再回家吃饭。此外就是爱好在文化宫图书馆切借那些通俗读本 ( 人类起源、生物进化之类 ) 来看，乐此不疲。
“爸爸”没有子女，老境凄凉，加上罹患“老年痴呆”，更是生不如死。现在，他走了近 30 年了，除了在世的时候我经常骑车满城找走失的他，送他进火化炉，在家族墓地安葬他外。我什么都没做，也做不了……。
( 七 )
远房哥哥和伯父的经历就是如此。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他们都是极其渺小的人物，他们的经历本不值得一提。
写出雷家焜的经历想说明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延续多年的党内斗争，上起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都在这个“党内斗争”的血海里挣扎，一旦被列入斗争的对象，就会直接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挂钩，被直接列入阶级敌人的范围，被迫害乃至被整得惨死，没有例外。我们需要法律和政治制度保证下的民主体制，保证这种斗争不再发生或者至少不要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血雨腥风的狂飙。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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