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宣:“赖青”轶事

1989-06-04 作者: 雷宣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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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青”轶事

--作者:雷宣

2012 年,历史学家 L 教授回家省亲。近二十年不见,见到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厮混的伙伴,两人都很高兴。

L 教授给我介绍了他的女儿。 90 后的小侄女长期在日本生活,性格阳光,很是可爱。 L 教授要我这个当叔叔的,有机会给她讲一讲中国的社会,讲一讲我们亲历的历史,希望她了解中国,不要忘了根。

我很疑惑,何必给今后生活不会和国内事物有交集的阳光女孩讲沉重的话题?年轻时的坎坷和磨难,是我们无可选择。况且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儿子听起来都觉得不可理解,以为是“天方夜谈”的东西,在国外生活的她更是难以理解。所以,我对教授的承若一直未能兑现。

讲宏观的历史,不如讲父辈亲历的事情更生动、更可信,所以把我们在黑暗和荒唐年代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我完成了承诺,希望后代能够理解。

先给小侄女说一句话:你的父亲曾经是“赖青”。

“赖青”的由来

1968 12 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之后,城里的年轻人分为了三个群体:知青、社青、赖青。

知青--知识青年。各学校的学生被驱赶到农村,开始了插队生涯,这个名称大家熟知。

社青--社会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学校。例如家境困难,无力上学者;因文革耽误了小学上初中的“小学超龄生”;按照下乡时规定的政策,独生子女或有兄弟姊妹,但是其他人身体残疾者;本人有严重疾患,不能下乡参加劳动者……总之,有某种官方认可的理由留在城市的青年。

赖青--没有“正当”理由,“赖在城里不愿下乡的应届学生”,人数相对于知青要少得多。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和“赖皮”“耍赖”“无赖”的含义紧密相联。今天看来,这些人其实比我们这些多少还有些许“革命热情”“正统教育”印记或者不愿意影响父母处境的人更先觉悟,更有勇气一点,敢于和“体制”抗争。

“赖青”中的大部分出身不好,在 1963 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恶潮中,成为学校里的另类,被歧视、斗争弄得伤痕累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下乡也是“垫背的”,只能“赖”在城里。

事实也是如此,同学中的红二代们可以开后门当兵,毛某人可以以一句“子承父业,当兵无罪”来合法化开后门;“大招工”时,各单位的“政审”又很难为出身有问题的开门。所以不少出身不好同学,在乡下一呆就是 8 年,直到知青大返城才跳出农门。

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个结局,却没有勇气抗拒。学校按花名册落实该下乡的学生,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办理下乡手续,学校就会通知父母所在单位。通知措辞严厉,“ XX 人应该下乡,但迄今为止不办理下乡手续”,抗拒者就会被冠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遭受迫害或处理,直接殃及父母和家庭。没有那个胆子,也不愿意家庭被牵连,所以只能下乡插队。

不久,学校完成了动员任务,再用学校的名义来动员也不合适,学生们全部名义上毕业了,后面的去向与学校何干?各单位和街道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 简称“知青办” ) ,市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统一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务,继续督促“赖青”们下乡。

“知青办”权力很大,炙手可热,负责认定学生有没有合法留在城里的资格,认定在下乡中因病因伤转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能不能回成都落户口等等。

在严格的管理之下,“赖青”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进狭缝里。社青,街道和单位可以为你安排一些工作机会,诸如罐头厂剥桔子瓣;肠衣厂刮肠衣;工地上担土方;在学校代课之类。运气好,还可以安排你参加交通警察等正式工作。“赖青”,带着抗拒上山下乡的原罪,这些事情和他们无缘。非但无缘,还和阶级敌人一样,随时被“知青办”的工作人员查缉,意图将伟大领袖的指示贯彻得严丝合缝,不留任何空子可钻。

到了知青大返城时,“赖青”们的处境仍然很糟糕,所有招工单位都不会招收他们。哪怕是随后兴起的“退休顶替”,也要求顶替者有合法的身份,“知龄”两年以上的知青或合法的社青。所有“赖青”都无路可走,只有用装病来通过“知青办”审核,把身份变成“社青”;或者是“老王不见面”,浪迹天涯,让知青办找不到人。

要想合法转为“社青”的身份,是一个高技术活,装病也不是轻易能够得逞的。想想也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平日里活蹦乱跳,如何马上疾病缠身、病入膏肓?病情还得“召之即来,来之能病”?

起初,弄一个医生证明,证明你有肾炎、肝炎、心脏疾患就能过关。不久,“知青办”发现其中猫腻。严格了种种程序,一般的伎俩随即破产。

装肾炎,先是寻找真正肾炎的病人,说好话,递上好烟若干支,求得一份样本交“知青”办。“知青办”发觉了有假冒的样本,要求陪同到医院取样。只要不跟进到厕所里,就有可趁之机。将事前准备的生鸡蛋蛋清滴进样本中,加上刺破手指滴两滴血进去,一份“肾炎尿样”妥妥的。不知是哪位仁兄意欲急功近利,滴进去的蛋清太多,蛋白试验强阳性,显微镜下都可以看见蛋白的絮状物,而且这么“严重”的肾炎,居然找不到“管形细胞”,明显是造假,“知青办”再次改进,要在他们目视下取样,这就没法了。

装“肺结核”,用一片“纸烟精” ( 香烟包装的锡箔 ) ,剪成不规则的圆形,贴在后背, X 光透视,结核晚期出现了空洞。这种伎俩太小儿科,只要医生不愿意为你有所隐瞒,要你换个侧位,立即就发觉造成空洞影的东东其实就在你的表皮上。

装“心脏病”更是不可能,可以寻找病人的心电图图纸,但是要守着你做心电图,如何装得像?

装“胃溃疡出血”,检查前食用猪血旺,一查大便,隐血三个加号。问题在于不久就要求有钡餐检查的 X 光片才能确认,这不是轻易能作假的。

坊间还有种种传说,说是 X 光检查前吸两支浸透碘酒的香烟,肺上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阴影。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得小肝乱颤,且不说香烟浸透碘酒后能不能点燃,碘蒸汽进入肺脏会不会一命呜呼也未可知。

……

为了识别“赖青”和“知青”想“因病”转为“社青”的企图,“市知青办”将所有掌握的作假案例汇编成了一本手册,详细记录了做假的手法和打假的办法,让各单位“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学习。我们把这本册子称为“赖青手册”,记得正式名称是《知青工作经验汇编》,册子下发后,又根据发现的“新动态”发了若干份补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赖青”们永远是弱势。

估计因为谅“赖青”们尚不至于为“赖”在城里真正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具有专业知识,所以“赖青手册”上没有用药物中毒导致身体病态的案例。

“赖青”们心理素质都很好,敢于和当局耍“泼皮”。虽然前途暗淡,却有一个口头禅支撑他们“赖”下去,“久等必有一禅”嘛。

“赖青”的家世

我从小的朋友 L 某某,有兄弟两人。熟识的朋友,称呼哥哥是“ L 老大”,弟弟为“ L 老二” ( 就是以后的 L 教授 )

L 老二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出身于四川内江望族,毕业于名牌大学经济系,是国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母亲更是出身成都市有名的家庭,是陆军少将、川军将领 N 老太爷的大小姐。

成都解放前夕,已经离职赋闲在家的 N 老太爷参加了四川彭县起义。解放后安排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当然也是一个闲职。原来居住的大公馆 ( 规模很大,现在成都军区院内的五担山,是公馆的后花园 ) 自然是没有了,全家搬到我家附近一条街,在 N 老太爷的老家居住,众多庶出的子女也各奔东西。

说是“起义将领”,在新朝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属于“准阶级敌人”之列,只不过暂时宽大处理而已。 N 老太爷 1960 年病逝后,家里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 1963 年, N 老太爷的幺女因为出身不好,不能考大学 ( 即使考,也会事前在政审时被加盖“不宜录取”的印章,哪怕你成绩考得再好也无济于事 ) ,成为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到西昌插队。 L 老大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不错,也只能选择在中等技术学校就读,早早的参加工作。

L 老二的父亲 L 伯伯 1946 年毕业于名校,解放后被划入“旧知识分子”的行列,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潜心于他的学问,不和所谓共产党培养的“新知识分子”竞争,远离争斗的漩涡,历次政治运动倒也平安无事。 L 老二的妈妈 N 嬢嬢,本来是大小姐,受过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只能在商业系统干一般的工作,文革时更被“发配”到商办药厂的分装车间当工人,每日分装“红药水”“蓝药水”之类东西。

L 伯伯从解放伊始,和我的父母就在一个单位工作。对于 L 伯伯的学问和人品,我父母是很尊敬的,加上解放前就是熟识的世交,故而是挚友。上一辈是朋友,我自然和年龄差距不大的老二也是好朋友。两家居住于相邻的两条街,抬腿就到。老二每天到我家来三次很正常,来五次也不稀奇,反过来也是一样。

文革前,老二顾忌进入“红二代”人数众多的四中就读,当了“丑小鸭”,转而进入平民子弟占大多数的学校读初中。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平民学校的“红五类”子弟占很小比例,文革开始时的“红五类”学生虐待“黑五类”同窗的事件远不及我就读的四中惨烈。

文革中的其他磨难却是 L 老二躲不过的。和我家一样, N 老太爷的公馆 ( 前院已经在 50 年代对私改造时被国家强行“经租”,面积大大缩水 ) ,被数次抄家,浮财尽失,房屋“被志愿上缴”。房管局安排进若干住户进入,将老二一家挤进两间房屋蜗居。老二和外婆同住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两间小床 ( 老二的还不是床,只是木板搭起的一个平台 ) 占据房间大部分面积,中间只有一个约一米宽的通道。一张小桌,放置油盐酱醋,兼做切菜的操作台。到了饭点,以两间床为支点,放上一块木板,就是一家的餐桌。 L 老大如果回成都探亲,两兄弟抵足而眠,连翻身都困难,老二只能到我家借宿。虽然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总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床可以栖身。

……

L 老二的家世大致如此,所以在知青上山下乡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当“赖青”,免得和小姨 (N 老太爷的幺小姐 ) 一样,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

“赖青”转“社青”

1969 年我下乡了, L 老二留在城里,彼此的来往稀疏了许多。据街坊其他“赖青”所说和我回城时的观察,老二还“坤得四楞四现” ( 成都俚语,表面上活得有滋有味之意 ) 。谎称自己有心脏病,知青办也没有经常为难他。我很羡慕,比起我在乡下的磨难,他过的是“神仙的日子”。

“赖青”们好景不长, 1971 年后,下乡的知青随着招工大潮纷纷回城。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虽然保密的信箱厂矿去不了,商业系统去卖茶叶,旅馆公司去当服务员,百货大楼当营业员之类的工作还是可以的。我因为出身不好,某国防厂意欲招收我时,到父母单位“政审”,单位说父母乃“ 5.16 ”份子 ( 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无外是按当时报纸上流行的词语,信手拈来的名词 ) 被拒之门外,只能到商业系统,当了汽车修理工加电工。有了一份微薄但稳定的收入,身份成了工人,可以每天回家。和当知青的苦难相比,仿佛是天堂的日子,轮到“赖青”羡慕我了。

知青下乡两年后可以招工,社青也陆续在安排工作,只是苦了“赖青”们。为了防止“赖青”们走捷径,知青办加大了查缉力度,随时对装病者进行检查认定,弄得“赖青”们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L 老二的家庭没有体制内过硬的关系,要参加工作只有一条路, N 嬢嬢退休,按政策让他顶替,可是这得装病将身份合法化。

找来几本《内科学》和《药物手册》,两兄弟仔细研究如何用药物导致身体病态,还要一过性的,不要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研究结果:洋地黄可以导致心率失常,如果洋地黄片不可得,满街的夹竹桃行道树的叶片煎水,也有类似洋地黄片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洋地黄中毒,会有严重的心脏损害,不是一过性的,闹不好小命就此交待。不敢冒这个险,只能作罢。知青办催得紧,检查认证时间已经确定,如何是好 ?

一天晚上,我读一本法国小说 ( 记不清楚书名了 ) ,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的事情。书中有一段,说到抵抗战士在夜间出动,对德军占领军的交通线、通信电线进行破坏时,先服用盐酸麻黄素,由此可以保证一夜不打瞌睡,但也会有血压增高、恶心、呕吐的副作用。读到这里,眼前一亮,抵抗战士服用后还可以执行任务,随后还可以继续生存,可见副作用是一过性的。我如获至宝,马上翻身下床,跑到 L 老二家,给他看了这一段。

第二天,我们去新华书店翻阅《药典》,查到麻黄素的最大用量是:极量:成人一次 60mg ,一日 150mg 15 mg 一粒的药片,一次最多可以吃 10 粒。说干就干,约好了他去药房买药 ( 那时,还没有新型毒品这一说,麻黄素列入国家二类管制药品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作为一种医治哮喘的常用药,各个药铺唾手可得 ) ,我在医药仓库用大堆报废的表式血压计和听诊器拼凑一套堪用的,开始试验效果如何。

按照一次四粒的用量服用, L 老二通宵失眠,所有副作用都“完美”出现,就是血压增高不明显。眼见身体检查时间临近,咋办 ?L 老二决定试一试一次服用六粒,“不成功,则成仁”,孤注一掷。分手前, L 老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要我明天一早就到他家,看看会不会出现意外。

第二天一早,我忙不迭的冲到他家。 L 老二在床上辗转反侧,头剧痛,还不住呕吐;脸色潮红,就连眼睛的巩膜都是红的。眼见他如此痛苦,想起前几天恶补的《内科学》中高血压危象一节,赶忙绑起血压计测血压。乖乖隆的东! 210/150MM 汞柱,升血压的作用按书上的描述出现了,但是这可是作死的节奏啊。忐忑不安中,我们等待药物药效逐渐消失。许是人年轻代谢速度快,到了晚上血压有所降低,痛苦也少了许多。三天之后,血压平复如常。 L 老二很高兴,这一下子找到了对付知青办检查的办法了。

几天后,到了知青办指定的检查时间。有服用六粒没有出意外的经历垫底, L 老二想一蹴而就,竟然一次服用了九粒。第二天,他踉踉跄跄的到了指定医院,在知青办的人员目视下,医生量了血压。医生很纳闷,看起来好端端的年轻小伙子,咋个和老高血压病人一样出现了高血压危象?怕在检查中发生意外,医生要知青办人员马上送 L 老二回家休息;知青办人员也怕在他们陪同时出问题,一路小心侍候自不待言。这一次关键检查,以 L 老二“全胜”告终。

按照规定,第一次检查确诊后,三个月后还得复查,最后确定能否成为因病不能下乡的“社青”。 对工作很负责的知青办人员可不是吃素的,除了医学检查之外,还要对住家周围的街坊邻居走访,了解疾病是否确实。 L 老二平时挑水搬煤,不时还和人打篮球,“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所有情况都被知青办掌握。

一天, L 老二正在街道中段的“自来水桩”处 ( 文革中的成都,自来水管网在老城区只布设到街道的几个点,有人专门看守,按桶出售。 ) 挑水,一辆吉普车早就停在附近,两个知青办人员“蹲守”其中。一声断喝:“ LXX ,站到!”,两个人将 L 老二“押上”汽车,直接前往医院检查。

突然袭击, L 老二没有机会准备,似乎无论何种“勾当”都不能得逞。来到医院,他又是脸色潮红,血压 210/150MM 汞柱。知青办人员很是郁闷,明明半小时前还好端端的,咋个进医院就血压高 ? 检查结果摆在那里,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原来,第一次检查后, L 老二已经预先想到了会被突然袭击的可能。得“高人”传授,从上汽车伊始,看似坐在椅子上,其实屁股对椅子的压力趋近于零。到坐在医生面前测血压时,他已经“马步蹲桩”半小时许。“体位性”高血压,焉能不出现?

当然,医生同情“赖青”的处境,放了 L 老二“大水耙子” ( 成都话:放水的意思 ) 是确实无误的,如果按照医学检查规程,让他躺在诊查床上平静五分钟再测,这个“把戏”立马完蛋。

有惊无险, L 老二终于通过了“复查”,按程序办了转为“社青”的手续。 L 老二顶替成了工人,为了让他顺利“退休顶替”的 N 嬢嬢,坚持工作多年后终于能够退休回家休养。

这是 1973 年下半年,离上山下乡开始已经四年过去了。

“赖青”当工人

“赖青”成了工人,除了身份合法外,劳作却十分辛苦,远不及当“赖青”时“潇洒”。

L 老二顶替到了商业系统办的药厂,在“薯蓣皂甙”车间当工人。“薯蓣皂甙”,听起来十分高大上,其实工作非常辛苦,条件也很恶劣。深山老林中收购的“黄山药”,加上硫酸蒸煮水解,然后滤出药渣提取,得到的“薯蓣皂甙”是甾体激素和避孕药的原料。

L 老二所在的“水解工段”,有几个深埋在地下的直径三米有余的大木桶,成吨黄山药放在里面,加上浓硫酸和水,用蒸汽蒸煮几小时,然后把药渣放在板框压滤机中滤干。车间里蒸汽蒸腾,酸雾弥漫,就连车间地面的混凝土地面都被酸液腐蚀成了蜂窝状。所用工具,铁铲,斗车;出料时,工人穿一双高筒雨靴,高温环境中赤裸上身,下身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身自著犊鼻裈”类似,一条破短裤遮羞……。没有技术可言,就是“苦力”的干活。

L 老二削尖脑壳想进提取工段或者以后厂方想把“薯蓣皂甙”再合成一步成为“双烯”的试验小组,稍微改变一下工作条件。可是厂支部书记老 D ,据说以前是西南王李井泉的警卫员,阶级斗争观念坚定不移。认为他是军阀后代,有了一份正式工作已经是“皇恩浩荡”,好岗位轮不到“狗崽子”。加上 L 老二“政治上不思进取”,不积极向团组织靠近,总是和工厂里的一些“落后分子”打得火热,在一起讲“荤龙门阵”和非正能量的话题,所以瓦解了他的“企图”,还不时在大会上“敲打”他

80 年代中期,我成了 L 老二原单位的党委书记,由此发现了曾经围绕在老二身边潜在的危险。为了控制“敌情”“社情”,过去单位由保卫科长和党委书记掌握了一批“秘密治安保卫力量”,成员每月发给一些津贴 (5-10 ) 。津贴由保卫科长悄悄发放,财务上只用书记和保卫科长签字的“白条”按特别费用支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谁。

显然,这些人员不可能是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分子,用这些人,什么情况都摸不上来。只能用一些有“负能量“的“散眼子” ( 成都话:落后分子 ) ,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一旦出现“反革命标语”、“反革命言论”“反革命聚会”等等事件或苗头,这些人就会及时向保卫科科长汇报线索。

从名单中,我发现有 L 老二关系密切的“散眼子”。所幸,老二和他交往,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或者是“散眼子”本身就是混津贴的,压根不准备汇报任何情况,只是“潜在危险”。

我和 L 老二的单位同一系统,但是我的工种比他好,虽然劳作一样辛苦,但还有可以钻研的“技术”,可以学习《汽车修理手册》《电工手册》等书籍,无师自通地操练手艺。有了手艺,不时可以用休息时间为居住郊区同事架设电线、安装电灯,为没有汽车保养能力的单位应急修理汽车等,混一顿“油大” ( 成都话:酒肉管饱的宴席 ) 和两包好烟。 L 老二没有手艺可学,只能达到成都市井小儿挖苦工种不好的我们这一批新工人的歌谣:“矬 ( 成都话:差 ) 是矬,有工作;凶是凶,临时工。”的境界,以有工作来聊以自慰。

1977 年恢复高考前,除了红二代之外,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人处境就是这样。在流动固化的年代,单位或工种一旦形成,鲜有能改变者。加之我们同属“狗崽子”之列,上升空间基本被封杀,没有可以期待的前途。故而下班后尽力“饱读诗书”,在穿戴上努力修饰,幻想具“轻佻浮华”的文生士子气质,期待着有桑间濮上燕会的好事降临。

我不知在那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有意保持衣衫褴褛,和优雅的谈吐同时示人,是一种特殊的浮华”,深以为然。下班了,也是一身油污片片的工装,只有脚下的一双北京布鞋,刻意保持一尘不染,以此显示自己的“野性”和不羁。 L 老二和我相反,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发型经常打理,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不起白衬衣,但套在棉毛衫上的衬衣假领总是随时保持白净;参加工作后首先装备的手表,也是找外县商业系统当领导的舅舅“开后门”买的瑞士二类名表“罗唐纳” ( Rodania ,比我 120 元一只的上海牌贵 60 ) ;骑一辆永久 12 半链盒平车 ( 不及我的永久 18 全链盒平车 ) ……

装备虽尽力齐备, L 老二也是一个“帅哥”,谈吐不俗,风度翩翩,可是感情上却依然四处碰壁。 [page]

“赖青”的感情经历

即使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官方,现在也不否认文革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年代。高压政策近乎疯狂,专制统治无孔不入,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为了稍微能够自由呼吸,我们进行过许多尝试:参加“革命组织”造反,感谢伟大领袖解放自己;和对立“组织”争执谁是“左派”,直到刀兵相向;到工厂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都得不到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

想做点什么的冲动加上青春期“荷尔蒙”的刺激,最常见的行动就是“扇盒盒”。

成都市井俚语把求偶称为“扇盒盒”,等于现在的“撩妹”“泡妞”。相比起来,“扇盒盒”更为形象,更为直接地说明求偶的目的。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说起,偶然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说起,小一辈都不知所云。其实,这个名词的来源于我们 60 70 年代读小学和初中的男孩流行的一种游戏--“扇烟盒”和四川钓鱼的一种方法--“扇白钩”。

“盒盒”--香烟盒折叠成三角形,一个放于地下,用另一个使劲摔在旁边,利用掀起的气流或直接将地下的香烟盒拱翻面,即为胜利者,得到这枚烟盒。香烟有好有坏,烟盒也按香烟的好坏分等级,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一枚“中华”烟盒兑换两枚“牡丹”烟盒 ; 一枚“牡丹”烟盒可以兑换两枚“前门”“大重九”等等,乃至到了贩夫走卒所抽的“春耕”“经济”,一枚“中华”可以换十枚。

折起的三角形烟盒,长边是一个狭长的开口,我们中间醒事较早的人 ( 成都话称之为“坏娃娃”,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 ) 常把三角形的两锐角相对向中间挤压,狭缝就成为一个橄榄形的开口。游戏中,开了口的烟盒迎风面积大,容易被风流掀翻,大家都这样做。此时,“坏娃娃”一脸坏笑,说是学姐学妹的胯下之物的物理结构与之类似。久而久之,“盒盒”成了女人的代称,只不过明白其中粗鄙甚至“淫秽”含义的人不多,故而流行起来。

“扇白钩”--四川的一种捕鱼的方式,和垂钓不同,鱼线上栓若干锋利的多头鱼钩,在水流湍急处奋力将鱼钩抛到远处,不断用鱼竿牵动。如果水里的鱼遇上鱼钩,就会被鱼钩挂住,这种方法,成功率很低,但是锲而不舍的重复,还是会有斩获。“扇白钩”的“扇”和“扇烟盒”的“扇”,在成都话中都是一个类似动作的动词,两者结合,很生动地说明了“撩妹”“泡妞”的目的和过程。比起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名词“处对象”“把妹”“耍朋友”等要“娱乐”得多,对吧?

一旦“扇盒盒”成功,成都话称为“闶盖盖”。“ 闶”,成都俚语中指一种居高临下,用一个物件盖住一个物件的动作。例如,“把锅盖闶起”“闶一顶军帽”等等。如此,“闶盖盖”的含义成为名花有主的代名词,街头巷尾经常可以听得见坐在一起闲聊的婆婆大娘们说,“哎呀,大姐,你家女子有对象没有啊 ? 你看李家女娃子,早就“闶”起盖盖了……。”

虽然是市井俗语,仔细探究还是源远流长。“高门有闶。”,张衡《西京赋》中有这个字。 k à ng 形声。字从门,从亢 (g ā ng) ,亢亦声。“亢”意为“管道”。“门”与“亢”联合起来表示“管道的门”。至于如何转化成成都方言的,留待语言学家考证吧。

“扇”,古来有之。鲁迅先生在《二心集·唐朝的钉梢》里写到: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我等自认,总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天资聪颖,多少有些素质。不耻和街头“烂眼儿” ( 成都话:小混混 ) 一样,在街头和公共场所追逐素不相识的女孩,口称“小妹儿,耍一会儿嘛!”。于是,就有了写小说替代“便须佯醉且随行”的事。

一天, L 老二兴冲冲的给我说,电影制片厂医务室有一个专门“打针” ( 注射 ) 的护士姿色不错,年龄也很小,要我去“搲 (Wa, 平声,成都俚语:看 ) 一眼,看看够得上“巨粉 ( 极其漂亮的女孩 ) ”不。两人相约去了,可是护士小姐对我们这两个自认的帅哥根本不屑于看一眼,对我们的搭讪也沉默相对,两个只得悻悻离去。我说:“至多是“粉子” ( 漂亮女孩 ) 而已,况且是冷美人,你娃多半“扇”不到哈。”他反驳,说是:“人家只是矜持而已,说明人家没有耍过朋友,正好!”

之后, L 老二辗转打听到了 C 小姐的名字,摸清了确实名花无主。“消息未通何计是” ? 想到那时候传说的女孩青睐的对象是民谣所称:“整乐器 ( 会演奏乐器 ) ,打体育 ( 会打篮球 ) ,业余时间写小说”,他决定写一篇小说寄给 C 小姐,希望得到 C 小姐芳心,又不至于落入给不认识的女孩写不着调“情书”的俗套。

小说的故事情节如下:洪雅山区, 50 年代中仍然有老虎出没。某农夫在水田中驾牛犁田,忽然山中密林扑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农夫怕牛被老虎吞吃,挡在牛前,被老虎一口咬住上手臂。惊恐中,农夫顺势将小臂伸向老虎咽喉,老虎恶心,闭不上虎口,农夫手臂也扯不出来,僵持很久。农夫大呼救命,赶来的乡亲用“沙枪” ( 土造猎枪 ) 装上铁条,击毙猛虎。老虎虽被击毙,但锋利的虎牙将农夫的手臂伤得厉害。县医院建议截肢,农夫惊恐,转投山中草药医生,终保住手臂云云。

事情不是虚构,是 L 老二在洪雅游历时听说。加上老二一番梦笔生花的渲染,成了一篇符合当时“一把草,一根针”治疗大病,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主旋律的短篇小说。意欲用写小说的本事和医药卫生工作牵强附会,引起当护士的 C 小姐瞩目。

信写好了,但是在关注 C 小姐前, L 老二和电影厂的 K 小姐有一段交往,虽然无果,但是厂里知道的人很多。唯恐名声“不佳”,他给我说 : ”萱哥儿,这封信用你的名字和联络地址寄出去哈。”,我同意了。他不放心,反复叮嘱:“你娃不要悄悄地和 C 小姐联系,“耗子别左轮 --- 起了打猫的心”哈。”

信寄出去了, L 老二每天都到我家来,询问是否有回信。等了一个月,任何回信都没有。老二精心炮制的“小说”,泥牛入海无消息,连“依稀闻道太狂生”的机会都没有。

大部分机会,还是在认识的朋友圈里,经过辗转介绍得来的。可以比较方便地抵达“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的程度。

我有一个朋友 Z 小姐,父母都是高校老师,父亲是一个极好的数学教师。我从乡下回城,开始自学完成全部高中课程。数学的学习常遇见难题,先是拜成都某中学的一级教师为师,为我讲解难题。后来因为老师年事已高,我转投 Z 小姐父亲为师,经常到她家请教。本身就认识,走动多了,我和 Z 小姐成为很好的朋友。

Z 小姐很漂亮,称之为“巨粉”不为过。大大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高高的身材。性格很活泼,书读得不少,很健谈,一看就知道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众的是 Z 小姐的打扮,在大众“兰黑灰绿” 的衣着海洋内扯人眼球。冬天,一顶红色的贝雷帽,鲜艳的呢大衣;夏天,一顶加缎带的草帽,一袭花布长裙。除了我去她家外, Z 小姐不时会在星期天来我家找我,交换书籍,顺带要我陪她逛春熙路或是公园,聊聊天,逛逛书店等。

对于 Z 小姐的邀请,我是很乐意的。穿一身邋遢的工装,和一个打扮出众的漂亮小姐并肩逛街,还有说有笑,大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妮娅类似的场面。感觉到路人频频回顾的目光,小小的虚荣心由此得到满足。

一天,我和 Z 小姐刚出巷子口,遇见才下夜班的 L 老二。招呼之后,老二的眼光一直上下打量 Z 小姐。晚上,老二来了,直奔主题。“她是谁?”,我如实告知;“是否是你的盒盒?”,答曰:不是。一介烂工人,没那个胆子;“介绍给我,如何?”,答曰:当然可以。

第二个星期天一早,我和 L 老二去了 Z 小姐家。 Z 小姐是家中独生女儿,文革时父母未被冲击,生活条件很好。独立的闺房纤尘不染,收拾得整整齐齐,比起我和老二文革抄家后栖身的“蜗居”来就是天堂。老二和 Z 小姐初次见面,不免有点拘束。为了延长接触时间,我尽量寻找话题和 Z 小姐聊天,希望老二参与谈话,显示自己才学。

话题从《当代英雄》《红与黑》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从拉赫玛尼诺夫的《拉二》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从伦勃朗到列维坦……最后, Z 小姐说:“你们两人真是才华横溢!”。

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至于如何发展就是他们的事。从 L 老二减少了来我家找我的次数判断,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我见到老二时,他总是容光焕发,不住口的称赞 Z 小姐,幸福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过了几个月, Z 小姐忽然来找我,说是 L 老二要和她分手,希望我当说客,找老二问问可否继续维持这段情缘。看见 Z 小姐花容失色,“梨花带雨”,我不忍询问老二提出分手的理由,答应晚上去找老二问问。

晚上,我到 L 老二家,未等我开口,探亲在家的 L 老大说:“你娃肯定是当说客的! Z 小姐给老二说,她常给要结婚的闺蜜进行婚前教育,可见其非凡,我们老二服不住 ( 受不了 ) ”。这可是冤枉了 Z 小姐,所谓“离经叛道”的知识,其实来源于我,准确地说来源于一本书。

记不清楚来源,我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的小册子,书名《青春期卫生知识》,粗略的介绍了一些性知识。在那个人性禁锢,视性为禁区和“淫秽”的年代,自然是罕见和隐秘流传的书籍。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还撕去了书的封面。许多朋友都借这本书去看过,书已经被翻阅得很残破, Z 小姐自然也借阅过这本书。 Z 小姐所说,无外是书中内容。只是为何从她口中说出,成了不可接受的理由?为 Z 小姐鸣不平,我解释了可能的来源, L 老大仍然坚决不许老二和 Z 小姐继续交往。

L 老二此时的态度却是隐隐约约表示了种种不舍和心痛。待老大离开,我问老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老二说: Z 小姐到他家去了,看见 N 嬢嬢的病状;也看见了他和外婆同居陋室的窘境;认为 L 伯伯和她父母对照,一个是死定了的旧知识分子,一个是解放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知道老二工作的艰苦和无技术, Z 小姐说:看到这些想一头撞死,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L 老二的现状就是如此,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可能, Z 小姐有如此看法也很正常。我给老二说:就是 Z 小姐这样说,人家现在也后悔了,能不能再给人家一个机会?老二摇头拒绝。我只能去给 Z 小姐回话,当然略去了 L 老大所说的理由,这段姻缘就此结束。

……

和我们喜欢的《当代英雄》中皮却林的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不同,老二的追求全是全身心投入,可总是因为家庭,住房,本人的工作等等原因没有结果。用我们调侃的话说,这个社会,纵有宋玉之才、潘安之貌,抵不上有个好老汉 ( 爸爸 )

“赖青”≈“罪犯”

“赖青”赖在城里,有抗拒伟大领袖指示的嫌疑,不但被密布于街道的“情治网络”监视,而且被“人保组”等强力机构所时时关注,一不留神就成了“罪犯”。

1970 年的一天,我约 L 老二到我插队的生产队去玩,体会一下知青的生活,也算是老二的一番游历。早上,我们上了火车,中午到了生产队。白天老二和我一起出工劳动,晚上抵足而眠。生产队的农民认为他是其他地方的知青,而且不像其他“串队”的知青一样,偷鸡摸狗加惹事生非,和他不久就混熟了,大家都喜欢这个劳动卖力,愿意和他们交流的“知青”。

十余天后, L 老二回了成都。老二走后第二天,我正在田里劳动,大队书记领了两个穿“人保组”制服的人来,不由分说,将我“押上”挎斗摩托带到县人保组。一路上我很纳闷,本人循规蹈矩,未作奸犯科,何以如此?到了县“人保组”,几个工作人员严厉地问我,“认识 LXX 吗?”答曰:“认识,是我的好朋友”;又问:“ X X 日,你和他一起干了什么?”,掐指一算,就是我们回生产队的日子,答曰“早上的火车,一起到生产队”。问完,几个工作人员不再理我,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一番摸索,我居然在衣服口袋里摸到了火车票,连忙喊来工作人员观看,证实我没有说谎。又等了大约两个钟头,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是你可以走了。

出了“人保组”,寻思 L 老二可能出事了,赶忙赶火车回成都。见到老二,得知他也刚回家,也被一辆挎斗摩托“请进”市“人保组”,询问的内容是 X X 日你在哪里?干了什么?。一定是老二“如实供诉”后,电话通知县里要我证实,但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头雾水。

后来才搞清楚,我们离开成都的那一天,恰好是当局在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枪毙“李向阳部队”的成员“瘦狗” ( 罗文宪 ) 等八人。几乎在行刑车队游街到东城根街的同时,东城根街银行储蓄所被抢劫,歹徒用砖头砸死了两个女柜员,抢走巨额现金。

轰动一时的大案,“人保组”全力侦破,发动群众广泛“摸排”,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个 L 老二中学的女同学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是事发前后曾经看见一个 L 姓同学蹲在储蓄所附近,有“重大嫌疑”。查证后得知, L 姓同学案发时在 A 县乡下劳动,不可能在现场。“人保组”联想,和 L 姓同学住街对门 L 老二也姓 L ,不是 L 姓同学就肯定是 L 老二,而且老二事发当天从成都市消失,还是一个有抗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嫌疑的“赖青”,早就“恭候”他多时了。

奇葩的办案方法令人匪夷所思,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L 老二原来学校的某位领导道听途说,为了证明“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阶级斗争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在全校大会上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我校原 XX 级学生 L 某某就参与了东城根街抢劫案……”。高音喇叭的声音传到四周街区,害得老二一段时间不得不给满腹疑惑的街坊邻居们反复解释。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能爆一句粗口:“赖青”活得,好他娘的艰难!除此之外,还能干啥?

“赖青”的自学经历

“轻薄狂生”的经历,只是在特殊年代下的挣扎。大部分时间,我们最热衷的还是努力自学。

为了什么学习?说身处逆境,不堕青云之志,乃至心怀祖国民族等等均是扯蛋,没有“红二代”们的思想境界。只是觉得自己这辈子难道就是一个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实在是太冤了,说什么也得靠自己自学,达到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至于会不会“然并卵”,没有仔细想过。

当“赖青”,时间大把,教材易得,自然比我条件好, L 老二在自学上一直比我的进度快得多。在乡下,我只能看《中华活页文选》《古文观止》等书籍,试图将中学的语文课学完。此外,所谓的“革命热情”尚未完全消失,还醉心于《自然辩证法》《哥达纲领批判》之类书籍。

回家探亲,见到 L 老二在自学高中的数理化教材。老二的学习环境很差,小屋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只能将书本放在睡觉的平台上,用一块胶合板垫着写字,窗外还传来一阵阵大杂院的喧嚣。晚上。老二还挑灯夜战,为不影响旁边的外婆入眠,在床上放了一盏台灯,用报纸做成一个大“灯罩”遮蔽灯光。

我很是惆怅,眼见得人家学习在突飞猛进,已经基本完成高中的课程 ( 老二是 66 级初中生,初中的学业基本上完成 ) ,我却在语文和那些基本无用的东西里艰难地挣扎。 1972 年初招工回城后,立即向老二借来全部教材,开始拼命追赶。此时,老二已经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我望尘莫及。

说到自学教材,我们都得感谢 1963 年版的中学教材。这套教材的每一个概念,都由浅入深地讲解,认真读几次后就会理解。遇见稍微有难度的,还有一套《自学丛书》可以借鉴,这套书和教材的结构一样,只不过为了自学容易,讲解得更为详细。两套教材对照起来读,然后完成教材中比较难的习题,基本上就过关了。如果再把《苏联数学竞赛习题集》等习题集中最难的习题做一遍,肯定可以达到高中优秀学生的水平。

1972 年初开始到 1973 7 月的时间里,我自学得“昏天黑地”,每天挑灯夜战,周日怀揣难题向名师请教,学完了中学六年的数理化课程 ( 初中我只读了九个月,忝列老三届行列 ) 。此时,老二已经基本完成高等数学的自学,正在研究是往数论还是往泛函分析方面努力,以便看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永远追赶不上他。

1973 年,突然听闻要恢复高考。我很激动,以为近两年废寝忘食的自学终于有了可以检验的机会,几个名师教出的我会一鸣惊人,拿个高分一定没问题。我有资格报考, L 老二是“赖青”,没有报考资格。为了精雕细作中学数学知识,保证考试时万无一失,我要老二为我准备两篇作文,我把精力放在研究《苏联数学竞赛习题集》的难题上,到时将老二写的文章看几遍,凭记忆写在考卷上,拿一个语文的高分。

几天后,老二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我在乡下参加“一打三反”专案组,由贫农大队治保委员带领,根据模糊的线索,长途跋涉,将一个解放前在当地为非作歹,解放后畏罪潜逃的伪保长 ( 王麻子之流 ) 押回,使之得到清算的故事。另一篇,写了我 1973 年参加四川炉霍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事情。

两篇文章都是垃圾,只是比报刊上充斥谎话套话又毫无文彩的狗屁文章高明。经过老二多次修改打磨,行文流畅,结构合理,算得上是符合当时“正能量”标准的“优秀短篇小说”。我估计,无论考试的作文题是何物,稍微改动一下标题,可以轻松的抬上去。其他考生在写作文,我在背小说,肯定占得先机。

临近考试,突然通知本次考试不以分数为唯一考量依据,所以采取开卷考试的办法。明明白白地摆着,人家要招收的不是我们这些努力学习的人,而是政治正确、阶级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只是“陪杀场”的。

“陪杀场”就“陪杀场”,尽量把成绩考好,权当是对不公平待遇抗议的呐喊。考试当天,在考场上遇见了若干四中同学也来参加考试,大家都明白只是“陪杀场”而已。为了尽量考好,一个老学长甚至用旅行袋提来一包参考书上考场。数学考试题目非常简单,不超出初二数学的范围,认真准备的东西全无用途。语文考试,老二给我准备的“小说”很容易地默写到试卷上,脑筋都不需要转动。

考试结束后不久的 8 20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我们又被“戏弄”了一番,而且这厮还信口雌黄,一句“……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 ”,把我们统统打入另册。

这一事件,对我们打击很大。无论如何努力,难逃“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恶名。于是,我止步于完成高中数理化课程,老二止步于完成高等学校《高等数学》的课程。现实就是如此,这些东西学来干什么 ? 看见数学公式和习题就生理上恶心,再继续学习下去,缺乏原始的驱动力。

自学已经养成习惯,总得继续学些什么吧?

L 老二把学习重点放在自学国学经典上,虽然经史子集都有涉猎。读得最多的,还是古诗词,尤其是宋词。老二乐此不疲的将宋词改写成一篇篇散文,说是练笔的好办法。我对此很有疑问,宋词已经达到了中国文字的一个高峰,字字珠玑,改写成散文不是“狗尾续貂”糟蹋圣贤吗 ? 看过他写的文字,确实是不错。把宋词改写成散文,可以学习宋词描写人物,景色,思绪等精妙的结构,还可以体会什么是文章中什么是必要的情节和点睛之笔,由此快速地提高写作水平。

我却走上了一条歧路。父亲要求我通读《列宁全集》第 25 卷到第 33 卷,还要做好笔记。认为我笔头功夫还好,单位要我为中心理论学习组撰写各种大批判和理论学习的文章,以便在系统内显示单位的理论学习成果累累,全体职工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无奈,虽然心里嘀咕:天天提高那还了得,都成了当代列宁了,可还是得勉力而为。于是,就有了指鹿为马、牵强附会,把王安石推崇为法家代表人物 ( 当时,正逢“评法批儒” ) 《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这篇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也有了为解释何为“资产阶级法权” ( 来至于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供各单位中心学习组交流的“学习心得”…… 。我写的这些狗屁东西说了些什么,现在没有印像了,除了《游褒禅山记》中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的这句名言,一切都忘了。

说到自学,一定要提到 L 伯伯。 L 伯伯出身望族,自小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且学贯中西,尤其是在文字学、考据学方面功底深厚,腹中藏有诗书万卷。开始,看见我们两兄弟成天鼓捣旧书,做出一副“做学问”的样子,想到自己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书读多了才被“边缘化”的经历,曾经坚决反对我们读书;后来,看见我们确实知识贫乏,求知的欲望强烈,才转而默许我们读书。不时,也会指点我们,学习经史子集该是一个什么顺序,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以便成为一个体系。说得最多的,还是教育我们纠正急于求成的学习态度。

记得有一天, L 伯伯说:“你们这些娃娃,好读书不求甚解。哪里像我们读书时,一本字典读得滚瓜烂熟,随便翻一个字词考我,我都能给你们说出个子曰。”知道他学问好,是文字学、考据学专家,但是不信他有如此本事。

我马上拿起一本汉语词典,说:“我随便翻一篇,选一个字可否 ? ”“那还用说,你随便翻,” L 伯伯信心满满。随手翻到一篇,“姨”字,下面词语“大姨子”。“大姨子是啥子?”我一心想看 L 伯伯难堪。

知道如果考他国文中的正规词语,肯定他会对答如流,市井俚语不一定行。果然, L 伯伯沉吟良久,完全不知道如何解释。“萱哥儿,你肯定是自己造了一个词来为难我!” L 伯伯没有办法了。“不是,确实是字典中的词语。”我幸灾乐祸地坏笑。

“那你说字典上咋个解释?” L 伯伯无奈地问。“大姨子,妻之姐。”我回答。“我还以为是某种植物的果实。” L 伯伯自我解嘲。

虽然如此,关于治学应该有的严谨态度, L 伯伯却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上大学之后,对于每一个有机化学合成的反应,一定穷其所有能找得到的文献。乃至查阅《美国化学文摘》,连专利号都背下来,就和这次经历得到的教益分不开。

至于说到外国名著,那是我们自学之余的闲书。读了多少 ? 称之为海量一点不为过。近乎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的阅读状态,那种和一块干海绵一样吸取所有阅读甘霖的渴求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1976 年时,我们发觉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名著基本上都读过了,寻找一本尚未读过的书已经很困难。通过阅读,我们似乎在与作者交谈,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书中人物的性格、思想、行为中的闪光点逐渐汇聚在我们身上,形成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在阅读中开始复苏,特有的禀赋气质也就在阅读中逐渐成熟。

自学有得,也许是 L 老二“赖青”生涯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后记

1977 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 L 老二终于看到了前途。此时,老二工作了四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工龄五年可以带薪学习,所以老二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

我知道,凭他从 1969 年开始的系统自学,九年的坚持,考一个大学是小菜一碟。果然,老二成了 1978 年全省文科高考的“探花”。老二醉心于当电视节目主持人,看着赵忠祥每天在屏幕上出现,被亿万观众瞩目,心里很是羡慕。认为自己浓眉大眼,一张国字脸长得比赵标致 N 倍,准备填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

多年以来,老二遇见大事要和我的父母商量。妈妈听见他居然要报考北广,坚决反对,说是:“老二,那个地方你去不得。你没有看见广播电台、电视台大门口是背枪的守到的吗?那些地方是人家的要害部门,你“狗崽子”往里面拱啥 ? ”言之有理,老二不得不打消了进北广的念头,转填国家最高文科学府的历史专业,成为人人羡慕的名牌大学学生。

在工厂, L 老二是一个“苦力”,可是到了大学,因为有五年工龄,成为政治可靠成熟的“工人阶级”代表,安排他和若干日本留学生同住一个寝室。知识的功底加上学校的系统学习, L 老二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1982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成为旅日学者,在日本某大学任人文科学部教授,早已著作等身,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为历史学家写历史,有点不揣冒昧。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除了“知青”之外,在荒唐的年代中,曾经还有一个人数较少的“赖青”群落。他们一样努力挣扎过,一样不该被历史遗忘。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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