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
一身跨两代 —— 阅读陈乐民
作者：雷颐
这些年来，人们喜欢将近代以来才有的不同于传统 “ 读书人 ” 、士大夫 ” 的 “ 新式知识分子 ” 分代，遂有近代以来多少代、 1949 年以来又有多少代之分。
其实， “ 分代 ” 并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对知识分子 “ 思想改造 ” 时，就将 “ 天翻天覆 ” 的 1949 年以前的 “ 新式知识分子 ” 定义为 “ 旧知识分子 ” ，而将其后的定义为 “ 我们自己培养的 ”“ 新知识分子 ” 。
陈乐民先生
如依此划分， 1948 年高中毕业、 1953 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 “ 旧知识分子 ” 的最后一代， “ 新知识分子 ” 的第一代。因此，在这 “ 一身跨两代 ” 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 “ 典型 ” 。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所以， “ 阅读陈乐民 ” 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1
1930 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 “ 新式教育 ” ，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份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 “ 过关 ” ，但教会学校却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 “ 中学 ” 、 “ 西学 ” 打下了浓厚的功底。
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恶之一是既进行 “ 洋奴教育 ” 又进行 “ 封建教育 ” 。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 “ 英语热 ” ，许多人为 “ 中文 ” 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 “ 英 ” 、 “ 汉 ” 并非 “ 此消彼长 ”“ 不两立 ” 的对立关系。
从 1948 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 1953 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 1950 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 “ 世外桃源 ” 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 1951 年秋就开始了 “ 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 ， “ 宁静的 ‘ 清华园 ’ 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 ‘ 世外桃源 ’ ，而成了知识分子的 ‘ 炼狱 ’ ！ ” （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图书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 “ 挖思想根子 ” 、 “ 自我剖析 ” 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 “ 上纲上线 ” 批判老师。
他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的自我剖析时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 “ 顾问 ” 时听众群情激愤，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 “ 作践 ” 他们，很不合情理。
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于是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 “ 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 ”
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于是他赶忙坐下。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 “ 大同学 ” 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 “ 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 ，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 “ 追求进步 ” 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
然而，这位 “ 大同学 ” 自己在 60 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 “ 文革 ” 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 “ 文革 ” 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也是一种 “ 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 “ 政治运动 ” 相比，此时的 “ 改造 ” 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 “ 严酷 ” 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 “ 学生批判老师 ” 而 “ 学生斗老师 ” ，再一点点发展到 “ 文革 ” 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 “ 以苏联为首 ” 的 “ 社会主义阵营 ” ，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 “ 外事无小事 ” ，因此 “ 我们自己培养 ” 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 1953 年，由于 “ 院系调整 ” 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 “ 北大学毕业生 ” 的身分后进入 “ 涉外部门 ” ，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 “ 艳羡 ” 的长期驻外人员。
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 “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 （简称 “ 和大 ” ）工作。所谓 “ 和大 ” ，是苏联操纵的 “ 国际统一战线 ” 的国际性组织 “ 世界和平理事会 ” 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 “ 和平组织 ” ，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 “ 旧社会 ” 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 “ 起义 ” 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
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 “ 天之骄子 ” 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
因此他自信自己在业务上不如那些 “ 旧知识分子 ” ， “ 但在政治上，我绝对 ‘ 胜 ’ 过他们！ ” （《在中西之间》，第 51 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 “ 几乎没有 ‘ 独立思考 ’ 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 ‘ 组织 ’ 的指令和安排 , 是很典型的党的 ‘ 驯服工具 ’ 。 ” （《在中西之间》，第 98 页）
因此，在驻维也纳 “ 世界和平理事会 ” 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一直是他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 “ 例如毛泽东的 ‘ 一边倒 ’ 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 ” 。（《在中西之间》，第 71 页）
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 “ 反修 ” 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 “ 批判苏修 ” 。总之， “ 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 ” （《在中西之间》，第 71 页）
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 “ 反右 ” 风暴。 “ 反右 ” 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 “ 鸣放 ” 已经过去，而 “ 批判 ” 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 “ 鸣放 ” ，结果很可能被打成 “ 右派 ” ；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 “ 批判 ” ，以他对党的信赖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会成为 “ 反右派 ” 的 “ 打手 ” 和 “ 积极分子 ” 。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 “ 被打 ” 的厄运又躲开了 “ 打手 ” 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 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 “ 文件 ” 、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 “ 大跃进 ” 的 “ 红火 ” 、 “ 轰轰烈烈 ” 。然而，这次当他到河南西部获嘉县某农村 “ 锻烧 ” 时，才大为吃惊地了解到农村、 “ 大跃进 ” 的实情。开始他大吃一惊，农民的主粮竟是干瘪的小红薯，但不久连红薯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种 “ 糊糊 ” ，后来 “ 糊糊 ” 也日渐稀薄，变成了只有几粒 “ 毛粮 ” 的稀汤。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解散 “ 公共食堂 ” 曾经引进最高领导层的分歧，最终，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与队干部一起到县里开会， “ 上面说了， ‘ 公共食堂 ’ 是要 ‘ 万岁 ’ 的；麦收前的困难是 ‘ 暂时 ’ 的 ” ，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允许农民领回口粮自己开伙，但又一再叮嘱麦收后马上恢复食堂。 “ 不料回到村里向农民一传达，个个毫无反应，呆呆地茫茫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锅没有了，用啥开伙！原来各户的铁器早被 ‘ 一平二调 ’ 去 ‘ 大炼钢铁 ’ 了。 ” （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第 220 页）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 “ 批判苏修 ” 的斗争。然而， “ 文革 ” 爆发，他也受到批判， “ 靠边站 ” 了。因为 “ 文革理论 ” 认为， “ 文革 ” 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是 “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 ，因此，他们也是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原本被称为 “ 党的孩子 ” 、 “ 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 、肩负改造取代 “ 旧知识分子 ” 的这一代 “ 新知识分子 ” ，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 “ 旧知识分子 ” 。
陈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 “ 转变 ” 态度，争取 “ 主动 ” ，于是 “ 我很快表态 ‘ 紧跟小将 ’ ，向 ‘ 无产阶级造反派 ’ 学习，批判 ‘ 和大 ’ 的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为了自保，写了不少这类内容的大字报，并且严厉地批判自己家庭出身、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 ‘ 资产阶级思想 ’ ，用自己的手剥下了自己的个人尊严！表示自己已经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了界限。 ” （《在中西之间》，第 99 页）
这一代人曾经为作 “ 新一代 ” 参与逼迫自己的师辈 “ 用自己的手剥下自己的尊严 ” ，没想到十几年后就轮到比他们 “ 更新的一代 ” 用更严酷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报应？无论如何，这段沉痛的历史不能轻易忘记。
“ 文革 ” 结束，几经努力，陈先生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 “ 外交系统 ” ，来到当时更有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 回到 ” 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曾长期担任该所所长。
2
陈先生初中起就在教会学校上学，精通英、法文，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甚至有过不短的 “ 驻外 ” 经历，近三十年又以 “ 欧洲研究 ” 为专业，想来应当非常的 “ 洋派 ” 。然而，他却又非常传统，喜爱、谙熟中国传统经典、诗词。
直到现在，他仍拒绝电脑，坚持毛笔写作，比许多 “ 弘扬传统 ” 者更加坚持 “ 传统 ” 。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经常 “ 出洋 ” 的经历，使他对 “ 传统 ” 与 “ 现代 ” 关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极富启发意义。
“ 欧洲研究 ” 是陈先生后半生的 “ 本业 ” ，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陈先生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极富洞见。
常说中国最富于史学，但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 “ 史 ” 其实都是 “ 政治史 ” ，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 “ 实录 ” 框架中写出来的。在中国， “ 修史 ” 是掌握在 “ 史官 ” 的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专门以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 “ 史官文化 ” 的樊篱中论史。
因此，他对张岱的一段史论尤为赞赏。张岱曾尖刻地说道： “ 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 原因在于 “ 史官 ” 的乌纱碍了手脚。正如陈先生所说，而张岱之所以能秉笔而书因其家藏甚丰，国变之后仍能隐迹山林，无官之累，张岱自己也说： “ 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末核，宁阙勿书。 ”
而且，陈先生认为 “ 机械唯物史观 ” 是近几十年来 “ 史学又添一新病 ” ，这种 “ 病症 ” 是 “ 每每先有一种判断在脑中，为确证这个判断而去寻找乃至裁量史料，终将以史料强合观点，实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 ” 。 “ 治此二病者，其为 ‘ 年鉴派 ’ 史法乎？ ” （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8 页）
陈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弊病虽深，但中国哲学却自有特点，不能用西方哲学体系衡量。中国哲学不讲究 “ 体系 ” 往往被人诟病，便他认为之所以无体系是因其 “ 虚 ” ，而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 “ 它可以给你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神思驰骋的天地 ” ；其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面， “ 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 ” 。他强调， “ 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 ” 。（陈乐民：《书巢漫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6 页）
由于胸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体，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于当代中国意义的论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长期的欧洲研究，使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马勒伯朗士及一些来华传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对 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中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感遗憾，但他承认在西方哲学家中，最喜欢的还是莱布尼茨和康德。
对莱氏，陈先生已经研究好几十年，还主编过莱氏中文著作选本。莱氏在中国之所以出名，盖因其力主并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都认为他的思想深受中国思想影响、他的 “ 二进制 ” 更是受中国阴阳八卦的影响。
然而，陈乐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莱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 “ 八卦图 ” 、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时是在 1701 年，此时他已 55 岁了， “ 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数学上的 ‘ 二进位制 ’ 、物理学中的连续性运动规律，形而上学中的 ‘ 简单实体 ’ 、 ‘ 理由充足论 ’ 、 ‘ 先定谐和 ’ 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国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 ” ；他与中国的 “ 特殊关系 ” 经过人为的 “ 放大镜 ” 变成了 “ 特写镜头 ” ，他的形象在中国便走了样。（《过眼小辑》，第 124 － 125 页）
莱氏后来才知道《周易》 “ 八卦图 ” ，以自己的理解把阴爻训为 “ 零 ” ，把阳爻训为 “ 一 ” ，认为这与自己的 “ 二进制 ” 不谋而合。 “ 但直到今天，中国还仍有人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的高明，以满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 （《书巢漫录》，第 230 页）
但康德对陈先生的影响更大： “ 康德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 80 年代，我反复地读康德 ” ， “ 康德影响了我尔后的治学道路，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我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谓 ‘ 润物细无声 ’ 。 ” （《在中西之间》，第 160 页）
尤其是康德 “ 三大批判 ” 外《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何谓启蒙？》、《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等 “ 第四批判 ” ，陈氏更是奉为至宝。康德，逐渐成了他研究欧洲的 “ 圣人 ” 。
对中国、欧洲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康德的 “ 普遍历史 ” 、 “ 世界公民 ” 观念的启发，陈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 “ 因东西之异而有古今之异，这是势所必然的。而中国既然也要走向现代，则 ‘ 洋为中用 ’ 和 ‘ 拿来主义 ’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认我国还落后于现代，那么，我们就还处于鲁迅所说的 ‘ 拿来主义 ’ 时期。 ” （《过眼小辑》，第 85 页）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 “ 补齐 ” 了课再一起前进， “ 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 ‘ 移植 ’ 和 ‘ 嫁接 ’ 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 ” （《在中西之间》，第 171 页）
他一再强调 “ 全球化 ” 不应也不可能只是 “ 经济 ” 的全球化，而 “ 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权等普世性的价值观，也必是 ‘ 全球化 ’ 的内容。 ” （《在中西之间》，第 183 页）
当然，这是基本价值、制度的 “ 全球化 ” ，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 “ 全球化 ” 。 “ 通读了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 ‘ 工业革命 ’ 和 ‘ 启蒙运动 ’” ，即 “ 科学 ” 与 “ 民主 ” 。所以今日之中国， “‘ 回归五四 ’ ，倡导科学与民主，仍是非常现实的任务。 ” （《在中西之间》，第 172 页）
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 “ 前几年，某些号称 ‘ 新左派 ’ 的学者拾了外国的 ‘ 后现代 ’ 的牙慧，说 ‘ 启蒙 ’ 是 ‘ 前现代 ’ 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 ‘ 成熟 ’ 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 ‘ 什么是启蒙运动？ ’ 》 ” （《过眼小辑》，第 399 － 400 页）
同时，他指出这类 “ 文风 ” 是 “ 以方块字说洋文之 ‘ 翻译腔 ’” ， “ 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 ‘ 众人不解，矫揉造作 ’ 。 ” （《过眼小辑》，第 113 页）
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 “ 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満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 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 ” 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 “ 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 ‘ 新儒家 ’ 的经 ” 。
他指出， “ 新儒家 ” 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 “ 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 ‘ 儒 ’ 学因素，那么必是 ‘ 创新 ’ 或 ‘ 转化 ’ 了的 ‘ 儒 ’ 在起作用。然则，经过 ‘ 创新、转化 ’ 的 ‘ 儒 ’ 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 ‘ 西化 ’ 之 ‘ 儒 ’ 则已不是原来的 ‘ 儒 ’ 了。 ” （《过眼小辑》，第 144 － 145 页）
“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 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名句，陈先生多次引用。陈先生的思想、学问，也正是钱氏此言的印证。
转自《一脉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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