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兮：1949年前后的沈从文及其家人
1949
年前后的沈从文及其家人
－－作者：青兮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沈从文日记 （ 1949 年 1 月 28 日）
1949 年，这个在历史上注定不平凡的年份，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临了。
年初，北平城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正在安排和平解放。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这所曾是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大本营的全国最高学府，在新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再次风起云涌。
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洗礼的学生们激情澎湃，开始组织起来清算校内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很快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在北大教学楼，自上而下挂起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沉寂已久的北大民主广场也很快热闹起来，上面贴出了批判沈从文的大字报，并全文抄录了此前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对文艺》。
解放前夕的北京
“清算的时刻到了！”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小龙朱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去北大看热闹，看到爸爸的名字和其他人一起被骂，还被说成桃红色作家，年少的他不知其中深意，只觉得这颜色比起黑色、黄色什么要好，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回到家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了爸爸。小虎雏也跑去看，看过后觉得哥哥糊涂，因为他注意到大字报上面说爸爸“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着”。
听完儿子的描述，沈从文的耳边顿时有一个声音轰然响起：“清算的时刻到了！”
这个声音如同一面锣鼓，震动着沈从文原本就脆弱的心脏，震惊、恐惧、苦涩，搅作一团。想当初，他是靠着乡下人的一股犟劲在北平挨饿受冻一写好几年，终于从一个无名小卒跻身于知名作家之列，将成百上千一起学写作的人远远抛在身后。可是，时代骤变，如一场疾风劲雨，过去努力得来的成绩一下子被完全否定，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极为深重的打击。
沈从文年轻时在湘西当兵，看了太多打打杀杀，对动辄杀人流血的政治一直充满厌恶，所以多年来他从不加入什么组织，也不同任何政党亲近，有朋友来动员，他也总是拒绝。沈从文不投身于任何一个集团之中，却因此把两边都得罪了。
正当焦灼万分时，突然有一天，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他手中，信内不仅画了一个子弹，还声称“算账的日子近了”。这封来历不明的恐吓信深深地刺激了沈从文，使他更感恐惧。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绝望压迫在他的心上。 1948 年年底沈从文选择放弃全家去台湾的机会而留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会有被“审判”的这一天，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就像在沅水中行船的水手们，有一天遇到了数百险滩中最长最险恶的青浪滩，撞上这道“鬼门关”的人即使幸运地没有葬身水底喂鱼，也难保最后不会手里只剩一块破木板保命！
那段时间，沈从文悲观地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知道明天的命运究竟会是怎样，就好像头上悬着一把随时会掉下来的利剑。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总觉得自己被监视着，老担心隔墙有耳，因此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时常独自叹息道：
“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都是空的！”
见了小龙小虎，沈从文的眼神和表情都和以前不同了。他不再笑嘻嘻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们讲“豆豉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了。有时候，他走过来摸摸孩子的手，说：“爸爸非常之爱你们，知道不知道？”
看到爸爸好像变了一个人，尚不知人事深浅的两个孩子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向来遇事冷静的张兆和也急了。以前在云南的时候，沈从文也经常会陷入沉思，被一堆抽象的疯狂包围，写许多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可是这一次，情况好像远不是那么简单了。尽管她不停地劝说，试图让他相信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受批判的也不止他一个，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孩子们也乐观地鼓励他，可是这一切，仿佛都无法给他一点点力量。
许多朋友听闻沈从文病了，纷纷前来探望，给他带来一些不易得到的食物，陪他聊天。可是，朋友们的关心也没有起作用，沈从文依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应当离婚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了，北平城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着新年和春天，还有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沈家，却没有一丝欢乐的气氛。由于沈从文的精神状况不见好转，这个年注定要在阴霾中度过。
得知沈从文情况越来越糟，好朋友程应铨和梁思成放心不下，托人给他带了冰淇淋粉和一封慰问信，请他到清华园跟老友们一起过年，可以住在金岳霖家，吃饭就到梁思成家。由于多日来沈从文的情况丝毫不见起色，虽然新年将至，束手无策的张兆和也只好同意了。
大年三十这天，本是一家人团聚的节日。但为了缓解沈从文的精神压力，张兆和却不得不忍着痛苦让罗念生将沈从文接到了清华园，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张奚若等好友都在梁家等着他。
沈从文的老友：梁思成与林徽因
沈从文刚离开，放心不下的张兆和就写信开导他：“多休息，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
第二天，沈从文回了信，语气是无力而悲观的：“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重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大年初一，许多朋友来沈家拜年，见不到沈从文，难免问长问短，张兆和只能忍着眼泪，强作笑脸，勉强应接。没有爸爸在身边，龙朱跟虎雏都觉得这个年过得真没劲，冷冷清清的。一家人都想念着几十里外的沈从文，期盼他在那里心情能好转起来。
此时的清华园已经解放，很安定，同城里的紧张气氛完全不一样，金岳霖与梁思成夫妇还如往常一样，怀着乐观的希望工作生活。沈从文来之后，受到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每天白天，金岳霖都陪着他到梁家吃饭，三餐后朋友们一起陪他聊聊天，白天只聊半小时一小时，晚上则久一些，会长到两三个小时。像过去一样，大家谈天说地，聊文学，聊建筑，聊绘画，聊老熟人，尽可能地解除沈从文的忧虑。晚上，在金岳霖的照看下，沈从文服下由林徽因送来的安眠药，再喝一杯牛奶，才能躺下安睡。
起初两三天，沈从文的精神看起来好了些，梁思成夫妇写信给张兆和，请她放心。但是，沈从文表面上一时的振作，并不意味着已摆脱梦魇，情况实际上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甚至，清华园里一片乐观的气氛，朋友们无私的好意和信任，都隐隐加重了沈从文内心的负担。想到自己陷入这样颓丧的境地，把生活全打乱了，连累了妻子，他深深感觉惭愧。读着妻子写来的家书，他拿起笔，恍恍惚惚地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批语，字字句句都是从未有过的绝望：
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棉毛内衣一件是你的，中和弟二三日内回校，你换了衣服托他带城来洗。（衣洗不洗有什么关系？再清洁一点，对我就相宜了？我应当离婚了。免得累她和孩子。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游离。……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这些写在纸上的呓语，像是沈从文的一份精神病历，记录了他业已受伤的灵魂在狂乱中挣扎的过程，如一条绝望的鱼，在无水的鱼缸里喃喃自语。
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沈从文走后，张兆和也绷紧了神经，没有一天好受过。她得知此时的林徽因也正在病中，不仅因为着了凉在犯气喘，间或还发烧，可身体虚弱的她还为沈二哥担着一份心，越发显得这友情可贵了。她回信给沈从文时感动地说：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
“一切得重新学习”
就在沈从文来到清华园的第四天，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进城。得知这个消息，沈从文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既由衷地为北平和平解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对解放军进城后的担心。而朋友们无私的关心、妻子的坚强支撑，这一切都感动着沈从文，却也更使得其精神重负愈加沉重。回信给妻子时，他仍是悲观的语调：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如果说沈从文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张兆和倒更像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但对于人世的复杂，张兆和远没有沈从文经历得多，体味得深，所以当时很难理解他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剧心理。她曾乐观地相信，他去清华园同老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好好休息一阵子，因身心舒畅，总能有一种新看法，慢慢就会好的。但一周过去了，情况却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沈从文对业已被否定的过去仍感到痛苦，对自己不确定的未来仍感到绝望。也许，最强的痛苦跟最大的快乐一样，是只有自己才体会得最深的，别人只能感同，却无从身受。
为了不再给朋友们增加负担，张兆和只好将沈从文接回了家。
2 月 3 日这天，中国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刚从清华园回到家中的沈从文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解放军个个容光焕发，威严而和气，北平市民敲锣打鼓地来迎接，这是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军队，目睹过国民党种种腐败的他，确实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但另一方面，这也加重了沈从文内心的忧虑与不安，他无从得知，共产党上台后会怎样“处置”自己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怀着这样不可解除的忧虑，沈从文在一片沸腾的欢乐中，越发感到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
沈龙朱与沈虎雏在大院里，孩子们每天聚在大院里打垒球、泼冰场、打冰球、开联欢会，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把这年冬天的寒冷忘记了。解放区里一片如火如荼，到处都飘着热烈的歌声：“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什么花儿开放呀结出了自由的果？什么花儿开放呀幸福来？”“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每一首听起来都是那么快乐，那么激昂，像阳光下的向日葵一样充满了希望。小龙小虎也学会了，跟小伙伴一起唱得很开心。可是一回到家，见到愁眉不展的爸爸，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过完年，寒假结束，学校也开学了。学校里到处是敲锣打鼓的声音，欢腾的气氛还在持续蔓延。每天在学校里，小龙小虎和伙伴们一起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接受新事物，参加集会游行，忙碌而快乐。
沈家二子：沈龙朱与沈虎雏
胜利需要巩固，革命要求进步。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年轻朋友来到沈家告别，他们有的进了革命大学学习，不久即可随军南下，有的准备投身到新的工作，为新中国做贡献。他们对沈从文和张兆和说：“沈二哥你多保重。三姐也得注意身体，你太辛苦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家，都是张兆和一个人在辛苦支撑。
此时，沈从文的病日益加重，陷入更深的纷乱和孤独之中。 3 月 2 日，沈从文在校改完准备交给开明书店的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在存底本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沈家，一个痛苦的灵魂挣扎着，独自品尝着自己不合时宜的孤独，疯狂而清醒。
张兆和的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的女儿张以瑛，听说沈从文的情况后，特地从天津赶到北平来看望他，尽最大努力为他排遣心中的苦闷。张以瑛还为他请来父亲的部下，同时也是张兆和在中国公学的校友，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党委书记的陈沂来开导沈从文。陈沂特意到家中和沈从文长谈，告诉他共产党的政策，劝他不要总是疑神疑鬼，还为他带来了一些政治学习用的书报。陈沂还鼓励张兆和尽快跟上时代，积极参加有意义的革命工作，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在陈沂的鼓舞下，张兆和决定去华北大学学习政治，小龙小虎也很是兴奋，他们想看看穿着列宁服的妈妈会是多神气。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从来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对革命充满了隔膜，反倒是出身名门的张兆和，像两个儿子那样，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对革命表示出莫大的热情，接受起新事物来毫不费力，所以能很快融入新的社会。但仔细想来，其实这一点也不突然，张兆和自小在集体中长大，受到的教育也很正统，是受人尊重、得人认可的，性格上一直保持着做女学生时的单纯乐观。而且她的观念一直很朴素，早在结婚之初，沈从文因为希望她过得好一些，不要委屈了自己，还逼着张兆和时髦一些，她不但不买账，反而写信给他说：“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
张兆和更像是从最平凡家庭里走出来的，朴素得甚至让人心疼。抗日战争沈从文逃难去往昆明，张兆和说到沈从文花钱没有一点计划节制时，她还有过一番自我检讨：“假如平时每月可以留下五十元，在这时候不会不无小补吧。”这样的话，你以前听着会嗤之以鼻的，现在也是，将来也还是。本来嘛，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世界，这正是给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
跟张兆和比起来，常以乡下人自居却又爱淘点小宝贝的沈从文反倒更像个城里人。
陈沂走后，沈从文一直盼望着官方能给一个让他安心的答复。可是，没有回音。沈从文越来越觉得，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快就要掉下来了，心里的恐惧感一日比一日更甚。眼看张兆和去华北大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更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寂，一种行将被抛弃的惶恐。这比当初在北平一蹲数年埋头写作时的孤独更让他难以忍受。自己不能阻止妻子要求进步，不能拖全家人的后腿，可是他真害怕她这样一离开，自己的神经更会受不了，甚至害怕她一去就不回来了。
沈从文深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往前走，力不从心；往后退，家国难容。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再加上过去的一切被否定的打击，无法被人理解的孤独感，以及连累家人的愧疚感，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纠结，最后拧成一股越扭越紧的绳索，将他紧紧捆住，最终无情地将他推到了崩溃边缘……
沈从文自杀：“我要回家”
3 月 28 日上午，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用剃须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些煤油。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昏迷中，沈从文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恰巧此时，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做客，从窗外路过听见了，叫门，无人应答；推门，门又打不开。他预感情况不妙，遂立即破门而入，只见沈从文倒在血泊中，已经陷入了昏迷。好在伤口不深，抢救及时，沈从文终于脱离了危险，亲友们也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的目光里，仍旧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自己刚从鬼门关回来，还以为被关进了监狱。见到张兆和，他急急地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无奈之下，张兆和只好把沈从文转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见了小虎，沈从文抓住儿子的手，朝怀里按一按，尽量压低声气说：“可怕极了！你们不能想象。”还说看见有人戴了口罩，装成医生穿着白褂子，俯身看他死了没有。在他的幻念里，有个人真收紧了大网要朝他扑来，毁灭他。“迫害感且将终身不易去掉” ，这句当时写在日记里的话应验了。
像在一座孤岛中，沈从文看着整个海洋都在咆哮，惊涛拍岸，而他，却能在狂想中发出无人能懂的呓语。看到爸爸好像完全变了个人，天真的小虎甚至以为是因为国民党特务使了离间计，于是很仔细地观察四周，想抓出个特务来。
很多朋友去探望安慰沈从文，他却急急地冲人家说，希望有个负责人跟他谈谈，告诉他究竟准备如何处置自己。这让听的人好不为难：谁要处置他？谁才算负责人？后来，吴晗来做了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也是当时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此时，吴晗担任北平军管会副代表，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党内确实有自己的地位。但又能怎样？吴晗来了，把该说的都说了，沈从文却说愿意去磁县烧瓷。
张家全家福
见沈从文如此痛苦，张兆和也心如刀割，万分难受，向来坚强无比的她这一次几乎无法承受了。但是她告诉自己，不能垮，不能倒，如果连她自己也倒下了，整个家就要塌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沈从文好起来，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几天后，她写信将沈从文的病情和自杀细节告知给他的大姐和大姐夫：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都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在这封信中，张兆和还向沈从文的姐姐姐夫询问沈家家族中是否有人得过这类病，试图从病理学上为他的发疯找出根源。因为她实在想不明白，这个相伴多年的男人何以会突然间变得这样脆弱，她希望能找出病因，帮他彻底走出阴影。这一次未遂的自杀在沈从文的脖子上留下了刀割的痕迹，而他用刀片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张兆和几十年后都没有忘掉。
许多年后，家人才真正理解了沈从文当时的痛苦，明白他的“落后”其实并不是落后。张兆和带着悔意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下篇：沈从文的重生
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为一。我似乎已觉醒，或已新生。人十分善良。——沈从文日记（沈从文 1949 年 11 月 13 日）
对于沈从文来说， 1949 年是没有春天的。
听闻沈从文自杀住进了医院，恰好在北平开会的女作家杨刚前来看望他，让他放宽心，还为他带来了《人民日报》和《进步日报》等几份最新的报纸。
看完报纸，沈从文知道了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还认真读了几个女英雄的事迹，她们的勇敢单纯，使他感动之余，又满心惭愧，认为那才是新时代的新人，感叹自己作为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同这些新人比起来，实在无用。沈从文当即向杨刚表示，自己决心向人民中间走，融入这个新的时代。可想到一个新的国家在慢慢长出羽毛，沈从文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叹息道：
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的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
我需要这点机会。衡量全生命过程，我应当还可要求在一切试验和斗争中，即在狱中苦役，看这个国家发展，也心悦诚服。（沈从文 1949 年 4 月 6 日日记）
原本早在 3 月，张兆和就安排好了进华北大学学习的事宜，但因为沈从文突然自杀进了医院，只好推迟入学。很快，就到了张兆和入华北大学学习的日子， 5 月 10 日，沈从文把这一天称为“一家人最重要的一天”。
离开家，张兆和哪里放心得下沈从文，入学的第二天，她立即给沈从文写了两封信，给他讲新的环境和生活，希望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谓用心良苦：
雍和宫是北平城里顶大的喇嘛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法器和古怪的佛像，二月里打鬼热闹得很。我走进国子监，国子监就是孔庙，红墙黄瓦和琉璃牌坊，在晚晴的色调中又寂静又富丽。正殿都封闭着，两廊的木栅里面有许多石碑，我一个人巡行浏览一番。里面玩的人很少，静得很，如果二十年前，在我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在这样孤寂情形下，我一定又要伤感了，现在我虽然也还是一个人玩，因为有你们，我从来不感到孤独和感伤。（ 1949 年 5 月 11 日，华北大学，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
妻子的慈语慰人，令大病初愈的沈从文感到温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不曾倒下过，这一次也不例外。感动之余，沈从文又在家书上写下了批语：“三三，你太伟大了，你太好了，我怎么说呢？还有日子要挣扎，不能伤感！”可以看得出，这时沈从文的精神，尽管还很力不从心，但已经有了一些起色。
然而对沈从文来说，要想真正恢复身心，摆脱疯狂的梦魇，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认清现实，接受现实，赶上妻子和孩子认可的那条路。这对他而言，就好像要把自己伤痕累累的心掏出来，再重新换上一颗新的心，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要实施这个近乎惨烈的精神手术，必得在内部外部的共同作用下方能见效。因此这段时间，沈从文的心情依旧很不稳定。一时受到鼓励，他会振奋，但更多的时候，是犹疑。看 5 月 30 日这天沈从文写下的日记，即可见他受过伤的心，仍在滴着血：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沈从文 1949 年 5 月 30 日日记）
这篇富有象征意味的日记被命名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它既是沈从文挣扎中写下的“狂人日记”，更是当时处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痛苦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
张兆和在学校里学习政治，很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只能写信来关心家人。朋友们也非常牵挂沈从文，巴金、章靳以、李健吾等老朋友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劝他好好休息，为病中的沈从文带了不尽的感动。
在情绪糟糕的时候，音乐能给沈从文带来许多安慰，抚平他受伤的心。他爱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的曲子，当那些抽象的音符在耳边流淌如一片大海时，他的心在浪涌中得到了休息，变得像孩子一样单纯。沈从文称音乐为“唯一用过程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它们如同一道温暖的阳光，照进了他沼泽地一般湿冷的心房，将那颗破碎的心一点点粘合起来，慢慢修复。在音乐声的抚慰中，沈从文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因此常常一边听一边拿起笔，在纸上写下长长的诗，以倾诉心中的痛苦，可是又经常写完便立刻撕毁，在他残存的诗稿《从悲多汶乐曲所得》中，他写道：
在乐曲的发展梳理中，于是我由脆弱逐渐强健了，正常了，单纯了。三三，你如自信已奋迅而前，上了大路，你带我走好。十六年中你的勇敢和你的单纯，及一种农村本质的素朴，对于我本是一面旗帜，永远在春风中泼泼作响，我认识那符号十分清楚。我为了你而忍受一切，在生存中接受种种试验。重新向现实学习，得到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一分。于弦管参差众音齐鸣，复杂进展中，理会到你和孩子的单纯与正直的意义。
就这样，沈从文在破碎中一点点修复着自己受伤的心。
看到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三三奔跑着，像一头小鹿，小龙小虎也赶在了前面，他们都说，前面不远，就是天堂，快跟我们一起跑啊。听见他们的呼唤，沈从文多么想赶上去，他知道，时代变了，只有改造自己，让自己变得合群一些，才不至于自毁，才能让生活得以继续，家庭得以维持。然而，这第一步要迈出去，却是何其艰难，他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三三，你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一同新生了。
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1949 年 9 月 20 日，北平，沈从文致张兆和）
传说凤凰死后，会重生。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劫的沈从文在朋友亲人的关心下，在音乐的鼓励下，已经渐渐放下了“解脱”的念头，如凤凰浴火，等待着重生。此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张兆和能够陪在身边，不要离开。他太害怕没有她了，只要看见她乐观的笑脸，他就相信自己可以重拾信心。他一度很担心张兆和从华北大学毕业后会被安排到别的地方工作，如果她真的离开了，这对自己必将是致命的打击。
于是，惶恐中的沈从文写信给丁玲，请求她不要安排张兆和离开自己，也不管她是不是真的管得了张兆和的工作问题：
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 1949 年 9 月 8 日，北平，沈从文致丁玲）
幸好，张兆和从华北大学毕业后，并没有被安排离开北京，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语文教员。听说这个消息后，沈从文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即便妻子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可是至少，她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如果真的失去了，等于是把他最后的希望也毁掉了。
“要学习‘接受’，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生’”
沈从文出院后，北大中文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了。但在住院时，沈从文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写一些文物方面的文章。 7 月，北大正式成立博物馆学科并正式开始招生，博物馆委员会中并没有沈从文的名字，但他常常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陶瓷史，或介绍一些具体的文物知识。 8 月，沈从文的病情基本好转，经郑振铎的介绍，进入了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自此，沈从文舍弃自己单枪匹马筚路蓝缕开辟出来的文学之路，走向了森林中另一条小路，而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在博物馆，沈从文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曾数过上万枚钱币。最初的一段时间，沈从文怅然若失，仿佛成了空心人。虽然说笑、吃饭、睡觉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分明是机械的动作，麻木而无味。周围的人，那样亲近，却又那么隔膜。沈从文经常一面坐着，一面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来，引得人侧目而视。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庄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它像一个从血染的废墟中降生的婴儿，刚剪断了与旧时代相连的脐带，正躺在摇篮里甜甜地笑着，纯真的脸上写着的全是希望。过去的一切苦难仿佛由此终结了，一切都是新生的。新的国家，新的政权，新的人民，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沸腾着，唱歌，跳舞，呐喊，大街小巷里也处处都是敲锣打鼓欢庆的声音。人们尽情地歌颂着，当何其芳开始写献给新中国的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时，沈从文也将几日前开始动笔的长诗《黄昏和午夜》完成了，却是另一种风格：
神武门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默喑哑相对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年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
你饱尝人生辛苦忧患的过来人，或由于脆弱，受伤后即倒下永不再起，或由于坚强，于倒下后犹能重新上路，我明白你是万千中之一人，终得从‘沉默’启示中回复过来，要学习‘接受’，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生’！你得觅路回来到来处去回到家里去，休息休息，在孩子面前展开一张盈盈笑脸，让他们感到有个爸爸，病体已行将复原。使他们活在应当得到的世界里，待羽毛丰满，筋骨强健，好勇敢而单纯，和万万人民一样，来准备迎接每个新起的日头，在阳光雨露中勤劳手足，完成社会国家的新生！……
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沉思中的沈从文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有如蚕食桑叶，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西北角的屋子，显得那样悄寂无声。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
这段时间，沈从文仍然处在恢复期，萧离夫妇、老朋友查阜西分别来沈家看望他，安慰中仍不忘劝导。在家中，沈从文可以说是唯一的“群众”，其他三个都是他的“领导阶级”，这让沈从文感到颇有压力。张兆和进华北革命大学之后，由于还没有入党的资格，年纪又已超过加入青年团的团龄，因此以团友的名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儿子龙朱已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团员，小儿子虎雏也申请加入了少年儿童队，他在自传里这样写：“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
沈从文不同意“斗争”两个字，就跟小虎说：“这个措辞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小虎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眼泪已挂在眼角，沈从文只好赶紧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为了争取爸爸同志的进步，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没有少努力。有一天晚上，小龙小虎从东单劳动服务回来，兄弟俩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白天的事，沈从文也加入了。孩子们崇拜穿军装的战士，觉得爸爸在博物馆里弄古董没什么意思，就轮流给爸爸同志上课：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说着说着，小龙还掉下了眼泪。
被孩子们上了一课，沈从文有些哭笑不得，后来写文章，他形容这一幕是新式的《父与子》。看着孩子们单纯而天真的脸，他清楚地知道，政治已经渗入他们年轻的生命了。单纯的孩子们是太阳底下金黄灿烂的向日葵，热切地向着那火热的太阳转。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很简单，认为只要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新政权就是革命。大多数人从没有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对不对，都是在不够“理解”的时候就去“执行”，但沈从文做不到。
因为对于革命，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只有极端枯寂而沉闷的工作，在万分困难中进行，对一切腐败取个不妥协方式，才是革命。革命是绝不能掺和混同于社会组织以内来进行的。我不能理解政治的多样性，如作家会中进行的跳舞会，和官场商场进行的社交政治，和革命有什么关联处。”沈从文由“思”出发理解的国家，跟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大不相同。而这样固执的“书生之见”，在那个用简单的“信”来衡量的时代，注定是不会被认可的。
“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国家在发展，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前所未有地展开了，旧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重点，也一点点地被全面吸附进来，而这个改造的过程对于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注定会是艰难反复而漫长的。 1950 年 3 月 2 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后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在政治学习组里，沈从文被认为是个差生。他不爱听报告，也不喜欢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支也不会唱。学习之余，别人都打成一片，玩扑克打牌跳舞下棋，沈从文则喜欢去厨房，跟里面的炊事员聊天。
见爸爸一点也不积极，小虎看不过去，主动说要教爸爸扭秧歌，沈从文坚决不肯，他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小虎自己会打鼓，但以前从没听说爸爸会打鼓，于是马上找来一面小扁鼓，把鼓槌塞给爸爸，想看看爸爸打鼓的水平。沈从文笑着接过鼓槌，他试试音，然后半闭着眼睛，得意地打起来。可小虎很快失望了，他听过京戏班子、军乐队、和尚们以及耍猴打鼓，可父亲打出来的鼓声却是他没有听过的，轻柔的鼓点落下，如水花落在水面泛起涟漪，行云流水，飘忽不定，浪漫却一点也不革命，沈从文自己陶醉得很。小虎心里盼着这温柔的蹄声发展成千军万马的战场厮杀，可惜，直到最后，沈从文还是这样的打法，一点也不热闹。
小虎虽然有点失望，不过，起码这是爸爸同志的进步，写作文的时候总算有东西可以写了。
9 月 9 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一家人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联欢会。十七年中，沈从文第一次在小馆中叫了两盘菜，一家人度过了这重要的一天。
12 月，在革命大学为期十个月的学习快要结束了，沈从文认真地写学习报告，最后一个才交稿。虽然最后他得到的评定成绩很低，但总算是通过了。
事实证明，在革命大学的这段日子，对沈从文的影响是不小的，只不过，他自觉受教育最深的，并不是组里学员头头是道的空谈，反而是那些话很少但做事最多的炊事员。在他们身上，沈从文切身感受到“劳动”和“人民”的意义。尤其是其中一位负责烧火的老炊事员，给了沈从文很深的触动，他还以其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此后的三十年，沈从文便学习这位老炊事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声不响干下去。而每逢要写思想检查，沈从文都不忘说到在革命大学里炊事员给自己的深刻启发。
1951 年 1 月，沈从文回到历史博物馆继续工作，正值寒假，便带着儿子小虎雏去午门上班。在五凤楼东边昏暗的大库房里，小虎帮助爸爸清理灰扑扑的文物，擦去一些不重要东西上的积垢。冬天库房里很冷，又不准生火取暖，擦灰尘的黑抹布都冻成了硬疙瘩，水还要从城楼下边端上去。沈从文经常给儿子普及一些历史文物知识，小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但为了不扫爸爸的兴，也就由他去说。有时，小虎还能听到爸爸一边工作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才是劳动呐！这才叫为人民服务呐。”
4 月，历史博物馆与敦煌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敦煌文物展”，展出了一大批字画的摹本，内容丰富，吸引了很多人参观，沈从文则主动为观众进行讲解。就这样，沈从文一面全身心扎进工作里，一面历经着思想上的艰难转变。从沈从文 1951 年 9 月 2 日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复杂的挣扎心理：
国家基础已确立，任何势力都不可动摇。但因为旧机构打毁，凡事在重新安排，不可免有些不接榫处，千头万绪待疏理。但是国家已日益好转，个人不算什么的！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就像一座机器的运转，其上一颗齿轮的命运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此时，在这个新生的国家面前，渺小的个人已无立足之地。
沈从文深感自己仍游离于新时代空气之外，为了更多地接触和了解新事物，他于这年 10 月自愿加入了赴四川参加土改的队伍。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了许多家书，后来以“川行书简”为名收入了《从文家书》。就在即将离京的上午，他给张兆和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此行的决心和愿望：
……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能好好的在领导下完成任务。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你放心，我一定要凡事好好作去。和龙龙虎虎也作了保证，要来为国家作几年事情，不至于使他们失望的。（沈从文 1951 年 10 月 25 日日记）
这次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活动，尽管条件艰苦，但沈从文的心情比早几年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他不但为川南风光深深吸引，还亲身见证了“地主”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的消失，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引起了震动。而参加土改时受到的种种见闻教育，远比过去在革命大学的空洞理论要来得实际，因此也更能触动沈从文的心。看到这个国家的确有一股朴素而强大的力量，沈从文深受感动，他心中过去犹疑的部分渐渐瓦解了，转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热情。此后，沈从文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过去，沈从文都是从“思”来理解国家，如今开始学着像张兆和、小龙小虎那样，从“信”出发理解中国的一切了，尽管他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完成这个转变，但以“信”为基础的工作方法和态度，确实深深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1953 年，开明书店以“内容过时”为由焚毁了沈从文的各类书稿。 1954 年，香港《文汇报》刊载了一条台湾禁令，禁止沈从文的所有作品在台湾销售或出版，存书和纸型也全部焚毁。“文化大革命”一来，更是将沈从文保留在手边当作个人纪念的作品集子、未发表作品等以“代为消毒”的名义进行了彻底的大扫荡。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沈从文深感重新写作毫无希望。自己明白很是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把过去对写作的热情转化成另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更努力地在博物馆做他的说明员和研究员。
1957 年，中央要求“大鸣大放”，身边的朋友纷纷响应号召，到处好不热闹。有人拿着上海《文汇报》的介绍信来采访沈从文，要他就解放后放弃工作发表意见，由《文汇报》代鸣不平。沈从文拒绝了：“我解放后改行，是自己决定的，有什么不平？”而早一段时间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就曾表明自己的态度：
近来正是“百家齐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 1956 年 7 月，北京，沈从文致沈云麓）
这一次“引蛇出洞”，丁玲、萧乾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沈从文则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张兆和事后想起来还觉得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转自《听道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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