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也：“政审”往事
“政审”往事
－－作者：非文也
最近腰痛不能久坐，只有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看书。
看到老鬼《血色黄昏》一书最后乘着兵团解散移交地方之际，老鬼让金刚抽取他档案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决定给销毁掉时，不仅会心一笑，想起小弟当年也是这么干的！
恢复高考的 1978 年，小弟以优异的成绩被名校录取。大概是刚刚恢复高考，很多规矩程序还不到位，校方让考生自携档案到校报到。小弟在赴大学报到的路上，揭开档案封口，看到档案里关于父亲问题的种种材料，偷偷把它们抽出销毁掉，照原样糊上封口带到大学报到。我们一直很惊讶小弟在大学混得很好：学生会主席、围棋协会主席、党员培养对象……，不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通过政审关的？！直到很多年后，小弟才说出当年的秘密，让我非常的吃惊和佩服，借我一个胆也不敢啊！男孩子的胆大叛逆更能适应社会。
“政审”这二个字，在过去的中国，就是一纸判决书，是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的依据。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政审”一词的解释只有四个字：政治审查。它指的主要是由组织审查个人政治态度，也泛化到个人的家庭出身、历史表现，以及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现在只有在参军等少数领域，才存在“政审”情况。但在这个词儿却长期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尤其是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这 30 年间，几乎无孔不入左右着所有人的事业与命运。
中国人是有原罪的，生来就带有标识。与如今的红二代富二代不一样，红二代富二代占有社会资源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中国人由于出生地不同被划为城里人农村人一样占有资源的优势不同而已；而政审二字把不同家庭出生的人划成有罪和无罪的二类。政审不是审查学生自己有没有犯政治错误，而是主要审查学生的家庭出身，是血统论的具体实施，从而看出打着革命口号的极左年代本质上如中世纪一样野蛮落后。
1970 年左右，我就读的那个中学工宣队领导，恰恰是父亲学校的一个学生，文革造反当上了学校的小头头。真是冤家路窄，不知道当年当卫校校长的父亲怎么得罪过她（据父亲回忆说她人长得黑丑且“丑人多作怪”作风不好），反正她是号上我了，三天两头地找我训话，让我和家庭划清界限，弄得我几乎精神崩溃，我好恨自己家庭不是三代贫农，恨父母是知识分子不清白。我成了班上唯一不是红卫兵的人。初中毕业我们面临四个面向： 1 ，到生产建设兵团（部队建制）； 2 ，工厂（上班）； 3 ，上山下乡（下放农村）； 4 ，继续升学。我们家庭有问题的，到兵团工厂是提都不要提，眼睁睁地看那些三代根正苗红的同学奔好前程去了，我们家 5 个孩子 4 个被下放农村，父亲托人给我弄了个病残证明才躲过下乡一劫。当时并不是怕农村苦不愿下放，而是因为下去户口就再也不能回城，所以虽然一直在姐姐下放地陪斩，家里至少减轻一个下放上调的负担。
提起“政审”二字就心惊肉跳，在写这个标题时，我忽然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即便以后我当了警察（是系统内调干，免去政审一关），但始终没有申请过入党，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这个体制内警察身份的人居然不是共产党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我还是怕“政审”这一关，父母亲文革后也恐难彻底洗白，我潜意识里一直没摆脱“政审”的阴影。
被政审搞怕了－－一辈子都是非组织人士也非宗教人士，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连红卫兵也不是，也好，清清白白的没干过坑人害人的事，不需要忏悔只有反思。
兄弟姐妹们在政审问题上吃尽了苦头，影响了他（她）们的一生。
孪生姐姐的命运最为坎坷。她 1970 年被下放到农村，每次上学招工都因为家庭问题政审不合格为由，在最后关头被人顶替。大概是在 1974 年，哥哥带着她大闹县五七办公室，在县五七办公室主任家绝食静坐，抗议主任把姐姐上调的名额开后门给了熟人，最后也没能挡住被政审不合格的理由淘汰出局。当时邻村传来一个上海大龄女知青姐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屡屡不能上调绝望自杀的消息，当时我们姐妹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大弟的经历最惊心动魄。 1976 年他下放的县革委会领导，碰巧是父亲的一个老部下，看到老首长的孩子因为父亲莫须有的罪名而不能上调参军，就让带兵的人直接把大弟送到部队，免去政审这一关（此前 1968 年下放在皖南泾县的哥哥，也是因为革命老区父亲的影响及老部下帮忙，浑水摸鱼躲开政审招工回城的）。正当全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没缓过劲来的时候，当兵二个月的大弟被部队退回来了。因为父亲单位的政工科长向南京军区写揭发信，揭露父亲的历史问题，部队顶不住上级的决定，以政审不能通过为由退回地方。为了安抚大弟怕他想不开出意外，部队首长亲自送他回来并且赠送了军装和军大衣，再三强调部队的如何不舍之情，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1978 年恢复高考考试后，市委专门开会讨论大弟和其他 2 位考生的录取问题，对 3 位考试成绩优异但家庭有问题的考生，市委爱才心切为保险起见，决定录取在本市的大学，大弟在师大和医学院之间选择了学医。当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出身不好的考生不予录取，但按照文革的一贯思路都是那么做的，感谢当时的市委领导，敢于突破文革思维，让政审让位于考试成绩。
轮到 1976 年小弟下放时，特意选择到山区公社最偏远最苦的一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到那里插队落户，天真地希望将来招工上学时没有人竞争，或能侥幸通过“政审”一关。大山里面出门难消息闭塞，等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儿时已经为时太晚，仓促之间参加考试，数学考了全区第一，英语零分（受当时“不学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思潮影响，没学英语），十几年后凭出色的英语能力被派遣到加拿大那是后话。
“政审”这二个字，那些年一直是悬在我们家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那时上学招工参军都没办法绕过这一关，只有认命。如果没有打倒四人帮，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们兄弟姐妹的未来。
回顾历史，绕不开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政策，政审就是其一。它本质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把千千万万的无辜平民划到政治圈里绞杀，“政审”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体现，是践踏人权的做法，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齿。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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