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斐：我所知道的“困长春”
我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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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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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鞠斐
今天看到对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采访，说起围困长春时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说是大概死了十到十二万人。这个数字我大概也认可。但这个问题却勾起了我诸多的回忆，因为 1948 年，当时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在长春，都经历了这段长春人不愿提起的往事，尽管那时他们并不认识，但其中痛楚却是长春人永远的伤痛。须知道，即使是十万人，对于一个当时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带给个体生命的记忆是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的。祖父辈早已做古，接近八十岁的父母应该是这段记忆最年长当事人，我只在他们的讲述中经历过，作为口述史，我觉得有义务把那些如高高的谷堆边的故事记录下来，尽管只能是听说的事情了。
一、祖父一家
祖父家在外县农安，但年轻时就进城闯荡，其实开始时对长春感情不深，后来在长春找到了一个推销农业杂志的职业之后，和这座城市开始发生关系的。东北光复时，祖父还在老家农安县伏龙泉镇里，光复之后，他老人家出于对祖国和东北光明的前景的认识，回到了长春，又做起了推销员的工作，只不过不再推销农业杂志了，改为有什么卖什么。四平战败，林彪北撤，长春恢复了繁华，虽然没一夜致富，但总还能养活一家人，尤其是考虑到父亲的读书，就把一家人都接了过来。没想到这却是悲剧的开始。
父亲的记忆就是来了长春读书，进了建设街附近的西安大路小学，同桌就是当时镇守长春的新七军的军长李鸿的小姨子。然后不久，长春就开始了被围，但一开始，街市上的人们还是对国军满怀信心的。当时长春的市民们先看到了林彪领来的八路军，衣衫褴褛，破枪扛肩，人数不少，但看惯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兵的人们对这枝最先见到的中华王师不能不充满怀疑。然后看到了新七军，新七军是赫赫有名的孙立人的新一军的一个师增编过来的，因为急着从西南调过来，身上还是丛林作战的军服，东北人笑为猴子兵，但对其美制武器是佩服的，东北人在十四年里，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关东军横行，看着义勇军和抗联被其压倒性地剿灭，心里充满了苦涩与无奈，但后来听说不可一世的日本居然被美国给打败了，于是真心佩服起美国来，所以对新七军的美式武器还是充满了崇敬。
但后来就听说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打了几仗没打进来，开始时还安心，后来就发现问题了。因为八路是没打进来，但发现国军也打不出去了，而且春天时大力宣传的“敦刻尔刻大撤退”之后，吉林市的六十军也撤到了长春之后，反而更是困守孤城了。人们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粮价涨了，然后就一涨再涨。那时候不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供粮凭本，一次买完一个月的粮，而是每家只有三五天的存粮，于是粮食就开始成了问题。
于是饥饿开始了。祖父家那时的情况是，父亲是男孩里的老大，13岁；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应该叫大姑的，16岁，父亲下面是三姑和二叔，11岁和9岁，再下面是老姑，6岁，再下面是三叔3岁，问题是奶奶那时候还怀着孕。
于是爷爷那点儿工资就不够一家人买粮的了，但爷爷不甘心，提前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吃不饱，找市长。爷爷是个很执着的人，从来只按自己的理论行事。于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跑到了高政府去找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没想到那时候没武警和保安，尚市长真的就接见了他小人家。其实没别的话题，爷爷就一个话题，我家人口多，吃不饱，怎么办？市政府不能让人饿死。当时估计尚市长官话不多，只是说，我也没有粮，但可以给你出几个主意，暂渡一时吧：一个是十岁以下的，可以进入慈善组织办的孤儿院，至少那里还可以有粥喝，第二就是年龄大的市长也没办法了，自行解决。于是爷爷回来后遵照市长命令执行，把二叔、老姑等几个小的送到了孤儿院，至少吃上了粥，估计饭是没有了，那时候老姑她们也太小，吃什么也记不清了。
大的就没办法了，只好自谋生路，父亲十二岁（虚岁十一），已经送不到孤儿院了。于是爷爷找到了教会的一个教友，姓黄，苏北人，是新七军里炮兵的一个连长，但军衔好象已经是校级了（这里也能看出新一军的素质不是吹的，炮兵连的编制小，但人员级别和档次是不低的）。黄连长就把父亲带到了建设街现在省军区那里的驻地，以权谋私地给父亲发空饷，其实空饷也没别的，就是有口饭吃。于是父亲白天去建设街上学，晚上回到军中吃饭，老长春都知道，西安大路小学离省军区走过去也就五分钟。因为爷爷那时租住在光复路的房子，很远的，父亲反倒很少回家。
但只有一个人没法解决，就是比父亲还大的大姑，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和父亲感情最深，但她没有地方能够解决吃饭问题，已经没书可读的她只能住在家里吃住，本来她在绘画上挺有天赋的，刚开始时靠在街上给人画像赚点儿钱贴补家用，但后来人们吃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儿还有人请人画像呢。后来大姑就病了，看了大夫，说是肠炎。估计就象三年困难时期一样，这是一个标准的病例，病因只有一个，就是饥饿。那时候大概已经上秋了，大姑就要不行了。据说，大姑一直等到父亲知道消息后，从兵营赶到了病床前见到了最后一眼后才咽气。
这时已经是夏天之后的事情了，本来奶奶就一直想走，女人的直觉是更准的，而且风险意识比男人高得多，她们不赌。她一直就希望能够一家人“爬卡子”出去回老家，至少能保证一家人吃饱。但爷爷是男人，他从来不承认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几十年里，只要他在一家人就没挨过饿的，他以前一直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他一直拒绝出逃。但大姑饿死使这个倔强的男子汉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决定爬卡子回老家。
这里需要说一说长春人所说的“卡子”了。当年说爬“卡子”其实指的是两道。因为当时两军并不直接对垒，所以都有一个缓冲带，缓冲带的这边是国民党的“卡子”，管放不放的。长春人过去买房习惯于说买五桥以里的，因为其实老长春城区一边是伊通河，一边是铁道，于是铁道上三座桥，伊通河上二座桥就成为了老城区的界限，而当年国民党的“卡子”就是这五座桥——西北的西安桥，东北的东大桥，东面的南关大桥，西面的西朝阳桥，再有就是西南的一个其实当时没桥，但位置近于现在的西解放立交桥，但“卡子”的位置是在现在的省医院路口上的红旗街——伪满时叫做“洪熙街”，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洪熙官的什么影响没有。另一道则是进入解放区的，管收不收。大概西北的位置在宋家洼子，东北的位置在安龙泉，西南在孟家屯一带，东面的在龙眼或者三道，还有就是净月和奢岭一带了，这里主要是查粮，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不让一粒粮食流进长春，西面的不太知道了。中间地段是三不管，但共产党常派游击队和一些情报人员在其中，主要功能是打冷枪，骚扰国军。因此，这才是最惊险之处。
据父亲说，那时在八月节之前，父亲从学校回到了家，一个朋友送来了一升黄豆，还有一位邻居也送来了一升黄豆。将一半连夜磨成豆面，吃掉，路上带一半，炒熟。第二天早上踏上了未知的行程。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人情现在怕是找不到了，一升黄豆那时便是一家人命啊，
这里必须说一说黄豆的事情。因为它不只是一种作物了，在当时的长春人那里，它具有一种巨大的符号价值。四十年代，中国东北曾经拥有世界大豆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这曾经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物资。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国东北当成是日本的生命线，其实很多研究者忽视的正是大豆这样的小事物。因为化肥没有大规模应用之前，日本的GDP主要是靠农业支撑的，而日本以水稻为主的农业中必须依靠大豆的豆粕为肥料。因此，在四十年代之前，没有东北的大豆，日本的财政就会破产。因此，日本对于大豆的囤积就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光复之后，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物资中大豆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以至于光复之后，接收大员们接收的粮仓里大豆占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于是，46年一年里，东北城市里居然不买煤了，都以黄豆为燃料，这种浪费也很好理解，因为黄豆的价格比煤炭还低。但到了四八年，长春围城的危胁越来越重了，一个值得感谢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当南京政府要他将二百万斤大豆调运到南方，他那时已经预感到了长春的情况不妙，便私下找理由扣留下来，所以长春后来主要的粮食就靠这二百万斤大豆了。大豆当时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磨成豆面，糁在其它粮食里吃，另一种就是炒熟吃。父亲回忆路上带的一半便是炒熟的黄豆，放在一个袋子里，不时掏出几个来吃。但不可能总吃，因为感觉永远处于饥饿状态之下，吃多少都没有饱的感觉。其实一家八口人，一升黄豆一个人才能分到几粒？
一辆车，一袋黄豆，留下了大姑的魂灵，一家八口人就上了路，目的是农安县老家。那时老叔已经出生，奶奶正坐着月子，于是奶奶抱着刚出生的老叔坐车，三姑背着饿得已经不会走的三叔，父亲和九岁的二叔拉车，七岁的老姑一个人走路。唯一的壮劳力爷爷没有具体任务，但是最重要的，在前面探路。真没法想象，要是爷爷这个一家人唯一的主心骨出了什么问题，一家人可怎么办。但那时可能连想都不敢想了，要活命，活一个算一个。
于是一家人从东边的光复路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人和车延西安大路都到了西边的西安桥。（其实后来看史料，这条路伪满的时候因为是向西通到内蒙通辽、大兴安岭等地的，所以原来叫做兴安大路和兴安桥。）西安桥是国民党的“卡子”。
那时已经监控了围困的末期，西安桥的国民党卡子已经只管进，不管出了，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出去谋食，不在城里耗费粮食。但也不能算是顺利通过，过桥的时候，还不时的响着枪声。但不管怎么样，算是过了第一道卡子。不过过去之后，天也快黑了，延着今天的青年路走到了天黑，便听着不时响起的枪声，一家人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带着饥饿的身体启程，走了一天，走到了宋家洼子，见到了后一道“卡子”。
表面上看是一夜无话，但其实可能是一家人幸运的原因。后来看了一些当时的记录，就在这条路上的中间地带，其实是死人最多的。就是现在长春客车厂宿舍叫“西大洼”的后面，据说当年就是乱坟岗。一方面是被打死的人在这里成了孤魂野鬼，另一方面，许多人本来就已经是饿得不行了，便饿死在了道边，尸体都被埋在了那里。
但父亲说，这条路边死人还不是最多的，因为国共双方都知道，往北的几条路其实多数都是长春市民回老家就食的，最惨的是西南的红旗街，因为那是南方军政要人回去的路。父亲说，那时候，红旗街路旁有很多的几岁的孩子，哭着在两边流浪，因为有的父母走了（但回得去回不去不一定），年龄小的孩子没法带走，就扔下了，他们只会哭着找父母，但最后的结局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我看过记载，长春那时出现过黑包子铺，做人肉包子，一些就是以这些孩子的肉做馅的，国军还枪毙过二道那边的一个人肉包子铺掌柜的。而共军因为知道南逃的国军军政官长们都走这条路，所以就防范最严，所以这条路也死人最多。而且不同时期，双方态度是不一样的，开始时，是国军放，而八路军不放，不让人出外吃粮，让帮着叫光国军的粮食；后来城里饿死人太多，就变成了共军接，但国军不放，因为怕全放了之后，全城只剩下军队，共军攻城用重武器就无所忌讳了。
祖父一家人终于走到了宋家洼子，到了第二道卡子，这时八路军的政策已经是放人了。而且设置了粥铺，不要钱，管喝。据说只给粥，不给饭的原因是因为给了米饭反而会撑死，这是事实，饿久了的人没有饱的意识了，吃干饭肯定会撑死。父亲说，过了卡子，就有许多的农民来换干粮，玉米面的大饼子之类的，一件衣服就能换一个，须知，解放前衣服比现在要值钱的多，于是许多饿得不行的人就去换，一些八路军的战士就劝，说再往下走一件衣服能换一筐大饼子呢，但饥饿的人在欲望的驱使下顾不了许多，宁可现在换一个，解决肚子的饥饿感问题，实际上挨饿久了的人无论吃了多少都消除不了饥饿感，而且可能还有一个相对的比值可以安慰自己，城里得用一个金戒指来换呢。
吃了粥，进入了解放区，终于远离了饥饿，困长春终于成为了爷爷一家的历史记忆。但父亲和爷爷一生都有一个痛苦，就是大姑永远地留在了长春的饥饿之中。而且可能正是大姑的保佑，让一家八口都只听着子弹的声音，但保全了生命。
二、外祖父的经历
外祖父曾经入过共青团，后来还和我细说过当年他的老师吕大千一同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的情况(吕烈士的事迹和照片至今还陈列在哈尔滨的烈士纪念馆，八十年代，我上初中时，中国青年报的烈士录中还介绍了吕大千，我读了之后，因为听说过这个人，就拿回家，外婆不识字，但看了照片，还感叹说照片不象，她的记忆中吕是很帅气的)，外公还和我讲过吕就义之前给他的手帕，让他有机会交给自己的女朋友。外公在伪满时两次入狱，后一次说来也很搞笑，是因为日本人要战败了，就把他们这些有政治前科的人都抓了进去。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日本看守不见了，而且牢门居然没锁，于是他们就推开了监狱门，径直大摇大摆地带着脚镣子走出了监狱，这时才知道说日本战败投降了，大喜，赶紧找到个铁匠铺才把脚镣子打开，然后就回了家。但可惜回家后外祖父太单纯，没有再去找组织，反而相信了中央政府，那时候还在国共合作时期，他老人家便轻信了大家是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但2005年，我采访时见到了当年和外公同时加入共青团的一个老人家，他原来是在省广电厅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说当时他还想找外公，但听说外公已经与国民党方面接触了，按照组织政策，便不再联系了）便在一个亲戚的号召之下参加了组建地方国民党部。但他忘了，北满实际上是苏联的天下，国民党只能做表面上的接收，只有半个月之后，作为国民党员他们便只能逃了，这样便按照组织安排从哈尔滨逃去了吉林市。
但外祖父的传统文化观念还是很强的，走的时候是带着大舅一起走的。吉林市当时还是国民革命军六十军的驻防地，他便把大舅送到了长春给北满的国民党子弟兴办的松北联中去读书，自己在吉林市当了个铁路党部的科长之类的党内官僚。然后给老家捎信，让外婆也一起搬过来。
黑龙江的土改是流血斗争式的，外婆见势不妙就带着母亲等孩子们逃了出来，要不作为国民党亲属必死无疑。接到了外公的信，就带着母亲和小姨赶赴吉林市，把大姨留在了哈尔滨——当然这后来成为大姨一生中永远的痛，就象《唐山大地震》中的那种感觉，直到现在她快八十了，想起这事儿还眼泪在眼眶里转，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感觉到母亲不要我了——大姨那时才十二岁——那是一辈子最忘不了的记忆。但外婆也有她的考虑，大姨至少有可能自己生存了，九岁的母亲和六岁的老姨要是不带着就是死路一条了。
母亲回忆说，那时外婆也不知哪里找到的麻袋片，给她和老姨用它做了外套，里面絮了点儿棉花，就变成了棉衣奔赴吉林，其实外婆在此之前连吉林市在哪儿都不知道，她除了哈尔滨之外没去过任何其它的城市，而且大字不识几个，只是一个平常的农村妇女。母亲回忆说，时而乘马车，时而换汽车（但是瓦斯的，比马车快不了多少），在路上度过了阳历新年之后，终于来到了吉林市。到了吉林市才看见，外公只有分配来的一间房，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且重要的是，这是在东北的冬天，衣食无着，只有配来的一斤杂和面。
那时吉林市是国民党六十军的驻防地。不管怎样，外公也算是党国中人，分配的宿舍也在军官的家属区之内。但春天三四月份，忽然有一天，夜里人喊马嘶，云南口音的邻居们冲着屋里的外公外婆喊“李先生，李太太，再见了，我们要走啦！”外公外婆这才知道，原来六十军要走了，于是经过了两个人不到一个小时的讨论，决定和六十军一起撤退，但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以及仅有的被褥伴着兵荒马乱的深夜向西撤的路上，一床被褥也被不知道哪里来的真兵或者假兵给抢走了，于是再议，决定外公一个人跟着去长春，至少去了还能照顾大舅，而外婆领着两个孩子仍然住在吉林市。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在全国大肆宣传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因为守吉林市的六十军在擅长围点打援的共军的眼皮底下居然用了三天时间，没遭受什么损失，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到了长春。我所知道的就是的确与现在对国军的描述不太一致，那么大的一个正规军的撤退，居然我外公是到了临走才知道的。此后，吉林市的母亲等人就失去了外公他们的消息了，直到几个月之后。
外公随着六十军的云南部队顺利撤入了长春，而且顺利地找到了在松北联中读书的大舅。但大舅住校，外公一个人借住到了一个亲戚家里，日子好象又恢复了太平，但饥饿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在每个人的身边了。这个亲戚姓李，就是上面说过的拉着外公进入国民党的那个人，他原来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到了关内的学生，后来在关内随着政府颠沛流离，终于混到了光复，旋即被党国发现了用处，给了他接收大员的名义，让他回乡去搞接收，他官不大，但活动能力很强，据外婆说是个很有扇动力的人，当年还做过国大代表，外婆说还见过他开会回来时拿回来的宋美龄等人的照片。在长春，他至少总能搞到吃的，外公也免了挨饿。但后来，长春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他就带着家属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去了沈阳。但后来知道，他结局也不妙，开始时他在沈阳他仍然能吃得开，靠倒卖去广州和台湾的飞机票赚了几票，但结果没想到当想给自己和家人搞飞机票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进了沈阳，于是成为了战犯，被关进监狱三十年，直到七七年后才给放出来，最后回到了尚志县的老家，给了个政协委员当当。
而外公在亲戚走了之后，就举目无亲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搞到吃的了，大舅他们学校里也开始挨饿了。外公和大舅饿了一段日子之后，觉得反正在长春也没什么意义了，就决定爬卡子出城了。应该是比祖父他们早一点儿，是在中秋节之前，祖父他们是在中秋节之后。
外公把十六岁的大舅从学校里接了出来，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向东出城。他们走的是东北线，因为心中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吉林市，因为外婆和母亲他们都在那里。乱世中，只有亲人才是自己唯一的目标。
那时情况还好，没有饿得走不动路，外公与大舅就向东北方向走，终于过了东大桥，就出了国统区了。东北方向国民党的卡子就是东大桥，与西安桥一样，它是国民党军控制的最后关卡。那时的政策前面说过，随松随紧，但现在想起，其实是有些规律的。开始围城的时候，是国军不放，要维持长春这座城市的生活，共军对接收倒是欢迎；但很快国军发现了共军开始限制粮食入城，就改成对难民一律放行了，但共军为了让百姓在城里吃粮，就不接收了。但后来一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围城的最后，因为城里死伤太重，已经是饿殍遍地了，共军决定接收，但国军又开始不放了，因为怕城里只剩下守军，没有了百姓，共军就敢于肆意地用重炮攻城了。其实不管什么时候，百姓都是双方搏奕的筹码而已。外公出城的时候，正是国军放，但共军不完全接收的时候。这时候也是缓冲地带最复杂的时候。外公与大舅出城的时候，正是双方政策都不鲜明的时候，国军有审查，但基本立场是放，于是两个人便过了伊通河，进入了国共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了。
但那时这个三不管地带中的人很多，对于出城也传闻多多，大家普遍地有种恐惧感。都不知道自己出来了，但能不能出去。那时候，外公和大舅手里还有几块大洋，还有几件行李。出来之后，就遇见了一个人，说自己有关系，难保证出去，但要报酬的。于是两个人就在计价还价之后，把几块大洋交给了他，然后跟着他继续向东西走。但后来，这个人拿着几块大洋就不见了踪影，方知道自己受骗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也不知道离解放区还有多远，两个人就找了一间半倒的破房子歇息下来。大舅年轻，倒头便睡着了，外公不敢睡，找了根棍子，一直靠到了天明。但中间，那唯一的财产——几件破行李也不知道弄到了哪里去了。
第二天随着其它的难民继续向东北走去，最后终于到了安龙泉一带的八路军的卡子。虽然其实东北的共军换了多次名称，但老百姓一直这样称呼。到了卡子，它的功能就是登记人员，然后安排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个决定放行与否的重要关口。外公和我讲到，他领着大舅接受了一次生死考验。他前面的一个人被盘问，问：“做什么的？”答曰：“开饭店的，”解放军不屑道，“解放区不欢迎剥削者，你回去吧，”于是这个破衣褴衫的小业主的命运就被决定了。要知道，让回去的多数就没机会再出来了。
于是外公留了个心眼，问他做什么的时候，他马上回答，“是木匠，带读书的儿子出城”，于是盘问都立刻兴趣大增，问了相关的几个问题之后，马上让他到后面去找相关人员去办理手续。其实外公从来没有作过专业木匠，但他老人家从小手很巧，又出身贫苦的农家，一般的工匠活儿是不在话下的，没想到这个手艺居然在关键时刻有了用武之地。而那时为了军工生产，木匠是很有用的人材，这样，外公和大舅被迅速地放行了，而且直接给编到了九台的营城子煤矿去做木匠了。
到了矿上报了到，有了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给在吉林市的外婆捎信，告诉爷俩个的地址，让她们赶紧来团聚。个把月后，外婆终于接到了信，请别人念过之后也心喜异常，但外婆那时又怀着孕，而且六七个月了，只好把十岁的母亲和七岁的老姨留在了吉林市，一个人去七十公里之外的营城子煤矿去找姥爷。艰险之处自不必多提，那时没有汽车，马车也没钱坐了，只有走，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走了十来天终于走到了九台营城子煤矿。
而十岁的母亲只好带着七岁的老姨留在了吉林市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岁的母亲那时候展现出来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她居然靠帮着邻居带小孩儿，做点儿针线活儿养活了自己和老姨两个人，每天的收获就是一些玉米面，煮成糊涂粥，反正够和老姨两个人分着吃了。直到三个月后，外公和外婆托人把她们接到了营城子煤矿，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当然了，不包括远在哈尔滨的大姨，十四岁的她那时候已经哈尔滨混成了有工作的售货员了。
三、史料中知道的困长春
两家的经历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其实祖父与外祖父家的记忆里面都有种苦涩的温馨。虽然经历了饥饿，但人总算是活了下来。祖父家只有大姑留在了长春的饿死的饥民行列，虽然父亲一生念念不忘，因为大姑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外祖父一家都还算幸免于难，但经历此难，也是永志心间，外婆总和我说，那时候曾经三个月没吃过盐，母亲说，记忆最深的就是吉林已经解放之后，她随着一位伯伯取一件东西，但遇到了国军的飞机扔炸弹，卧倒再起来之后，却发现那位伯伯——外公的朋友，已经怎么叫都不醒了，她第一次知道，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脆弱，那时候她只有十岁。
工作之后，看了些史料，对围困长春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的是出于正史，有的是出于省内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中当事人的回忆。具体的也不清了，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一个是死亡的人数。这曾经是一个不被提起的数字。长春开城时的人数大概十七万，这里面新七军和六十军两个驻防军大概十万，市民七万。长春在伪满后期人口大概是五十万，失掉了三十三万，其中多数是如祖父家和外祖父那样逃了出去，但一般认为以饥饿致死的大概是十万到十二万左右，我想这个数字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这个人数只是大概，饿死这事难以象枪毙的数字一样清晰，因为饿死还是病死之间是难有准确的界定的。近年来，一些人在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数字争论的时候，可以来问问长春的老户，他们可以告诉你，病死的多数实际上都是饿死的。我大姑就是典型例证，因为那样的病有吃的话，是死不了人的，同样，三年困难时期中，人们都知道，许多所谓的病，打一针葡萄糖就好了。所以困长春饿死的数字可能永远难以确定了，但大体上的数字却不容否定。
十万人，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唐山大地震死亡的人口在比例上远低于围困长春的死亡人口，唐山城区人口在四十年代里远没有长春更高，而长春饿死的人口都局限于市区，其人口丧失比例是远高于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唐山大地震是天灾，而长春围困完全是人为的灾难，初期共军制定了“不许一粒粮食流入长春”的政策，围堵了双阳奢岭等粮食走私的渠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长春出现饥荒而迫使守军转变立场。而国军不让市民出城的目的也是如此。双方的立场居然出奇的一致——都是拿城里百姓的生命作为战场上的赌注。于是，十万人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十万人，会留下几十万个体生命中永远痛苦，须知，《红岩》中真正被枪杀的生命只有二百个，而真正被宣传的共产党员只有九十几个，与十万生灵的湮灭是不成比例的。但这十万人不只是在文字的记述中湮没无闻了，其肉体永远地消失在了周围的乱坟岗子里，其生命的价值也因无法“留取丹心”，而在“汗青”上永远失去了意义。
没有人为他们致哀，没有人为他们凭吊，他们永远以孤魂野鬼的形式存在于东北的旷野之中。而且他们的死没有人为之反思，没有人将其作为历史的教训，让后世的人们不再做同样的蠢事，这是他们更大的悲哀。
而且史料里面有一点让我心底里更难受。就是无论是国军守城的新七军还是六十军，以及围城的共军，都没有一个人因饥饿致死，而我父亲还可以在国军中吃空饷。但民众饿死了十万，说其中的任何一方是为了人民作战的军队，岂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因素，但利益的名义都是为了人民与社会。但人民的生命丧失如此，只能证明所有的理论与教条都是虚伪的，它们都是为自己的屁股服务——与脑袋无关。所有的正义在人的生命面前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只能得到一点结论，把正义往置生命于不顾的位置上，这个正义肯定是虚伪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找个借口说是为了更多的人更好的生存，但计划生育就变成了更可笑的命题。
但在我看到的史料里，却有一条让我感动的事件。就是驻守今天的人民大街以东的六十军一夜之间起义之后，西城的新七军也没有了抵抗的价值。这时开始与共军谈判，当然是瞒着正在打摆子的李鸿军长的。但谈判里面却有一条，就是必须保留长春南郊的一个农场，人员供其自便。这个农场好象就是后来的前进农场的位置，但让人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新七军已经是没有任何军事对抗资本的时候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无关宏旨的条件。协议中清楚地谈到，一方面新七军与六十军不同，他们只能和平接收，但不能接受起义，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是曾经光荣的新一军分出来的一部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留这个长春南郊的农场，因为它是安置新一军（新七军）的伤残军人的地方。
新一军在孙立人将军的领导上，在抗战中战功赫赫。但国军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转业复员制度，战场上的老哥们结局都须自己解决。于是进入长春的新七军跑马占荒式地成立了一个农场，来安置这些曾经有过无上光荣但已经被三年时间遗忘的老大哥。国军退伍的境遇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只能依靠这样的方式来帮着那些曾经光荣的老兵们获得生计。所以看到谈判的这一条时，我感慨良多，我看到了在战争这种对生命最为忽视的行业之中，闪现出来的人性。新一军的兵士们曾经违反国际条约照长官的命令把曾入中国的日本兵全部以敌军枪杀，但在为老兵们争取权利上表现出寸断的柔情，将其视为最后必须争取的条件。
当然，后来因为共军对此充分理解，农场问题无歧义，新七军和平缴械。长春解放，迎来了曙光，人民重新安居乐业，这是后话。
资料写作者：鞠斐，大学教师，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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