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明：同学陈长言
同学陈长言
－－作者：韩丽明
陈长言是我初中的女同学，她的外祖父就是声名显赫的黄炎培老先生。陈长言端庄秀丽、娇痴娴雅，出身名门，属大家闺秀。
黄炎培，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
据史料记载，学阀黄炎培敢公然和蒋总统较量，蒋总统竟无计可施。蒋介石在1932年3月29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下午会客，与党员顾树森谈话，闻反动黄任之（黄炎培字）等勾结军队与本党败类，倡议废党。余答以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息），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也。”
1945年7月，年近古稀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长言曾说过她的姓名由来。生她那天，外公给毛泽东写了篇长信，为国家大事建言，所以给她起名长言。
记得初一时老师念过她写的作文，文中说毛主席曾送给她外公一辆小轿车。外公帯她去毛主席家，主席把她抱坐在腿上……长言对毛主席的热爱溢于言表。
黄炎培先生，生于清末的1878年10月1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的新中国。1899年，黄炎培先生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他们伉俪共生育六男六女共十二人，其中六个儿子依序为：黄方刚、黄竞武、黄鄱阳（早逝）、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六个女儿依次为：黄路、黄辽（早逝）、黄小同（早逝）、黄小素、黄学潮、黄素回。
1940年原配夫人王女士去世，两年后，黄炎培先生又与姚维钧女士结婚。至黄老先生1965年去世为止，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他们夫妇又诞下两双儿女，年长两女为黄当时、黄丁年；年幼二子名黄方毅、黄钢。
黄方毅， 1946年生。无党派人士，美国杜克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长言的大舅黄方刚，1915年至1923年在清华学堂学习，与梁思成是同学。1924年至1927年在美国卡尔登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7年至1928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代殁于心脏病。他与美国妻子所生的三个混血儿，二战结束前，便随母亲一道回美国了。
长言的二舅黄竞武（1903—1949），清华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
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献礼片《开国领袖毛泽东》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叮嘱特务头子毛森：“千万不能放过黄炎培的老二。”1949年5月12日凌晨，在离上海解放只剩下八天的时候，如今高楼林立的浦东，那时还是稻田连片的川沙县，长言的二舅、年轻的民主人士黄竞武被国民党活埋在老家的水田里。
近读《三联生活周刊》始知，时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的黄竞武系因抵制国民政府将百吨黄金运台，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黄家遭受了灭顶之灾。1957年，黄炎培活着的、成年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和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也难逃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厄运。成了名副其实的右派之家。
长言的四舅黄万里，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
黄万里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他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是三峡工程。2001年8月27日病逝于北京。
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从此再无异议。
我想，她的二舅黄竞武如果不被国民党暗杀，解放后同样难逃“右派”厄运。
长言的六舅黄必信在大连工学院任教，主讲电工学。文革初起，黄必信再次遭到冲击。红卫兵轮番上阵，对他刑讯逼供，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被逼自杀身亡。几乎同时，他的小女儿黄可清失踪；他的妻子余启运，1968年在“文革”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一时间五口之家，三人毙命。
黄老先生的继室夫人姚维钧女士，也因不堪“文革”中遭遇的殴打、批斗等非人折磨，竟抛下两双亲生子女，含冤离世，时年五十八岁。黄老先生如果不是在文革前夕去世，也绝难善终。
长言其余几位，能寿终正寝的舅舅姑姑们，皆因中共建政时及时逃离大陆。
长言的父亲陈锵，福建人，出身贫寒。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心血管病专家；母亲黄素回，系黄炎培的第四个女儿，1923年生于上海，内蒙医学院病案室的教师。
据长言讲，外公一次在国外看到杀牛，牛跪在地上流泪哭泣，他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外公回国后吃素，给刚出生女儿起名素回。
长言的父母原在大连医学院任教，1957年反右时，因响应号召给党谏言，夫妇俩均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又双双被发配到内蒙古医学院。
刚到内蒙时，她家住在门朝东的两小间干打垒平房里。因地面是土的，陈锵将带来的地毯铺在上面，人皆称奇。桌上放着一摞厚厚的英文书籍，便于随时查阅。
文革期间她家住在附院门前马路边的303号楼，二间朝西的房子。自然比以前干打垒的房子强多了。那时，他的父亲每天进行劳动改造，间或还为一些高官诊病。一日，内蒙古党委书记尤太忠来找他看病，从此医学院军管会对他的管理略有松懈。但长言的母亲却一直在打扫卫生。
陈锵绝顶聪明，医疗水平无人可比，据说黄炎培老先生有病时只让女婿看。据陈锵的弟子回忆，陈锵在医学院给学生讲课时从不看教案。头顶老头帽，双手叉在袖口里，两眼看着天花板。虽然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保持着那份高傲与自尊。
1964年我见过她的父母。那是一个暴雨天，她的父母冒雨双双来学校接他们的爱女。不幸的人更珍惜亲情，我很感动。那时我无人来接，犹如野孩子一般。
长言是聪慧的，她的学业是优秀的，她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但她又是忧郁的、孤寂的、冷漠的、封闭的，很少和同学往来。
1965年夏天，我们初中毕业了。因为家庭的缘故，她的中考报名登记表上也赫然钤盖着“该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和我们一样辍学回家了。
失学使长言受到严重伤害和打击，据说几个月没有下楼。后来得了过敏性紫癜，差点失去性命。她母亲在她病床前嚎啕大哭，说一辈子最对不起自己两个女儿。同学郭秀川去看她时，她躺在床上，形单影只。郭说，现在想起都很心痛！
后来，她去呼和浩特动力机厂五七队做了苦工。五七队是集体所有制，是厂里的工人家属组织起来的集体企业。凡是正式工不屑于干的苦活、脏活、累活都交给她们干。比如清运垃圾、搬运铁件等等。这种工作就是壮汉也吃不消，然而她还得咬牙坚持。
她每天蓬头垢面地和一群中年的大嫂混在一起。收入微薄，付出沉重，前途迷茫，看不到任何出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美丽善良的女孩，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说来令人心痛！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领导看她有点文化，调她到车间做统计工作，一时如释重负。
那时，她的妈妈对人讲，长言性格大变了。不象小时候那么天真活泼开朗，常发脾气，和父母争吵，卑贱的身份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扭曲了人的性格。
后来经人介绍，她又在红旗区（即回民区）委找到一个打杂的营生，总算摆脱了劳工阶层。林彪事件后，共产党开始反思。长言被组织上重新认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至内蒙古医学院读书。在那届工农兵大学生中，她仍是佼佼者。
时间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了，阴霾散尽、云开日出。1977年，恢复高考，长言的妹妹长晴也考上了河北大学外语系。在面试口语时，她一口流利的英语，语惊四座，当即就被河大留下来在外语系执教，后来不久长晴即赴美留学。
长言后来追随妹妹，通过考试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离开了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据说她飞抵洛杉矶时，有上百位陈氏及黄氏家族的亲眷亲临机场欢迎，她感动的泪流满面。
刚到美国时妈妈信中问她受不受歧视，她说只有在国内才受歧视。多少年来，她除了一次去浙江大学讲课外，极少踏上这块令人心碎的国土，怕恶梦醒来！
听长言的闺蜜，我的同学郭秀川说，长言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教。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搞影像技术的瑞典人，五十岁时生了一对双胞胎姊妹，厄运从此终结了。最近又听说，几年前举家迁往瑞典定居，但每年回哈佛半年搞生物医学课题研究。
长言的父母亲退休后，长言姐妺俩本打算给父母在杭州买房子。但老俩口从美国回来杭州房价暴涨已经买不起了，只好住进养老公寓。不仅如此，陈锵去世后在杭州买不起墓地，托人安葬在安徽一个地方。呼市房子长晴托老同学代卖，结果那个同学骗了老太太，只给了她很少一点钱。原说再补偿十万元，但电话再也联系不上，人心叵测啊！
眼下老太太的弟兄姐妺仅剩她一人。老太太一个人住老年公寓，专门有一个护工照顾。由于养老金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在有两个女儿，不足部分由她们来补充。
长言，你现在在瑞典生活的好吗？还记得咱们五中的同学吗？那个瘦小干枯、姓韩的男孩就是我呀！
泪下！
后记：
叶恭绰（1881－1968年），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吴湖帆，书画家，江苏苏州人。三四十年代与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并称为“三吴一冯”。
1949年以后，叶恭绰应邀北上“参政”“议政”。吴湖帆则在黄炎培等人的劝说下决定留在国内。叶、吴两人虽各居南北，但仍以书信相互联系。1956年，国务院拟批准在京、沪两地成立中国画院。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后任北京画院院长的叶恭绰向上海有关方面力荐吴湖帆出任上海画院院长，经“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在首批画师和特约画师中秘密提名测试，亦初步拟定吴湖帆为院长。但最后出任院长的却是丰子恺，而吴湖帆连副院长一职也没有，仅是画院聘请的一名画师。此中的具体实情至今难详，只是传吴湖帆因“家庭成份”（大地主家庭），以及曾与汪精卫、褚民谊、梁鸿志等人有过交往而“落选”。后来随着“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始，叶恭绰和吴湖帆两人均在劫难逃，自顾不暇，一对挚友几乎终止了往来。
1968 年 8 月 6 日，叶恭绰在北京含恨辞世。五天之后，弥留之际的吴湖帆在医院中自己拔去插于喉头的导管，拒绝治疗也含恨离世。而在此数天之前，吴湖帆曾为前来探视的外甥和弟子朱梅邨写下两句犹如偈语的绝笔 ——“ 情中明事体，理外见天机 ” 。
转自《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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