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今天你“大义灭亲”了么
今天你“大义灭亲”了么
－－1952天津三反运动实况（5）
作者：韩福东
（1951年，青岛市店员举行“五反”示威大游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16岁的史淑云，原本打算就地和被群众揭发贪腐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事。但她所就读的北京市新生女子中学团支部却劝她回去动员父亲坦白。回家之前，她对组织说，“今天我要上战场了！”
她与父亲你来我往的“敌我”斗争，只留下她的片面之词作为历史存证。按照她的记述，她先对父亲说：“一切事情我都知道了。别人都对我说了。只有毛主席这么伟大，提出来搞这个运动，好建设咱们的国家；还给贪污分子坦白的机会。你如果再不坦白，对得起毛主席吗？”父亲史增润说：“我坦白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呢？”这句话似乎显示出他的确有所贪污。史淑云说：“不用顾虑这个。我学习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管我。现在不也是人民供给我上学吗？”她连父母供给上学都否认了；“人民会管我”的说辞背后，是大同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来临的愿景。
在刀枪舌剑的动员与反动员行动中，也曾出现短暂的沉默。史淑云说：“有问题快点儿讲！你坦白出来就是我的爸爸，不好好坦白就不是我爸爸。我是青年团员，就是要向坏分子作斗争。贪污国家财产是革命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她注意到父亲变了脸，还说了一句讽刺的话：“你这么好，呵。”她给父亲的评价是“狡猾”，更加生气：“不用耍滑头！你好好想想，解放后党怎么提拔你，把你从工人提拔成股长。你这样做对得起谁？”（注1）“党”和“人民”一样，是那个时代最有说服力的大词，他们给予了一切，而小我被认为是纯粹的接受恩惠者。
在《天津日报》上，也刊登了多起妹妹举报哥哥、外甥举报舅舅、儿子举报父亲、老婆举报丈夫的案例。这些举报人，大多年轻，是学校或工作岗位上的积极分子，容易接受党的宣传教育。但像史淑云在自己笔下所描述的那样立场坚定者并不多见。史淑云在自己并不掌握父亲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即完全相信其他检举人，对父亲失去信任，还亲自进行言辞拷问。而天津日报作为典型登载的“大义灭亲”者，内心多有纠结，但最终“义理”战胜“亲情”，看上去更符合普通人的心路历程。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经过对这个运动的学习，我认识到凡是以不法手段窃取国家资财的行为都应视作贪污；因此肯定了我父亲是一个不法商人，而我却曾经是他的帮凶。我认识到这种偷税的行为，在经济上直接侵占了人民的财产，严重地阻碍了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周留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一开始就具备检举父亲的勇气。
周留根的父亲叫周杏达，在江苏常州开有一家百货店。周留根高中毕业时，没考上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则因经济能力差难以负担，就休学在家帮助父亲管理账目。这一年刚好常州解放。共产党的税貌似比国民党还重。为了漏税，父亲教会他做假账。
“因为当时我只想到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我还不曾认识到人民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本质上的不同。不久，我就感到人民政府其他一切都好，只是‘捐税重了一些’，因此对人民政府样样都服从，只有对税收工作是例外。”周留根说，后来读了大学，接受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内心非常矛盾，知道偷漏税不对，但又以家境差为由开脱，最后干脆不去想这个事情。
三反运动对周留根是一次新的洗礼。他决定检举自己的父亲，但又担心父亲会因此伤心，于是先写信过去，奉劝父亲坦白。“我想假使事情是由父亲自己坦白出来的话，情感上就不会起什么波动，罚起来也一定要轻些。但是，基本上这还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在替自己父亲做打算。”
他难以斩断的亲情，最终在同学们的“帮助”下，被切除的一干二净。他肯定了自己父亲是一个“自私自利，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人民大众利益的家伙”，也放弃写信可以令其坦白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了检举揭发之路。虽然比史淑云年长，但在检举父亲时，周留根还不是青年团员，他已经在为之而努力“斗争”。（注2）
在天津还曾发生一起母亲抓捕儿子的个案。解放军驻京某部事务长张学成被指控贪污－－“盗窃国家财产”，逃回天津。住在天津六区的张学成母亲张大娘，在正月十五儿子与其通信会面时，将其捉拿归案。（注3）
历史学者常说传统中国形儒实法，但其实，至少在亲属容隐的法律设置上，以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准则，而排斥法家所谓的“大义灭亲”。据瞿同祖的研究，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从直系亲属和配偶扩大到同居亲属，无论有服无服，均禁止亲属相互告讦，同时也就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违者官吏有罪，唐宋杖八十，明清杖五十。在北魏时即有子孙告父母，则子孙处死刑的规定。之所以如此，汉宣帝本始四年诏书所说甚为明确：“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注4）
革命意味着对传统的颠覆，但在民国时期，《六法全书》中刑法仍对“亲亲相隐”原则保持一定程度的继承。新中国开始后，法家精神则在中国大放光芒。“三反”运动，成功将“大义灭亲”话语塑上金身，直到今日，它仍在影响着我们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
注1：史淑云《《我和贪污分子史增润断绝父女关系》。《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知识书店印行。
注2：周留根《我检举了我的父亲》，《天津日报》1952年1月19日。
注3：《母子虽母子敌我要分明——记张大娘捉拿贪污犯儿子张学成》，《天津日报》1952年2月16日。
注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9月版。
转自腾讯《大家》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