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如何规训“不服从”－－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6)
如何规训“不服从”
－－广西平乐县整风运动小人物志(6)
作者：韩福东
“邓光耀，男，现年27岁，系广西桂林市人，汉族，手工业出身，伪人员成分。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历任过公安助理、民政助理、势江乡乡长，现在食什站工作，任办事员。”
“邓君明，女，现年38岁，系平乐县平乐镇人，汉族，地主出身，教工成分。文化程度高小，历任伪教师，解放后留用，曾在平乐一小、沅头下坝小学任教师，56年以后，曾在沅头、同安任教导员，现在张家幼儿园任教师。”
在1958年整风运动席卷平乐县时，邓君明被揭发存在如下问题：“对工作不热情，个人主义严重，不服从领导，团结不好，组织性差，因此对党的肃反和统购统销政策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不满，乘整风之机向党进攻。”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词是“不服从”。新中国建政后，对社会进行规训的热情高涨，权力始终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与“个人主义”有关的一切，都被权力的刀锋削平；以“团结”的名义，消除任何异议；用“组织性”挤压“自由”可腾挪的空间。
邓君明因存在上述问题，而被给予“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只是，对邓君明的指控没有具体展示这位地主出身、伪教师成分的中年女子，有哪些不当言行。邓君明在留用察看期间，并未因此被驯服，“不但没有悔改表现，反而更为消极不满，整天写报告，闹退休辞职等等，没有得到答复就更加消极怠工。”
借用现在的标签，邓君明就是一个信访者，或者用官方更精准的话语表达，是一个“闹访者”。她对“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不服，因此在体制内寻求救济。而体制内的沉默如山，既表明上下级官僚的协同一致，也昭示了反抗的徒劳。平乐县人民委员会认为“现该员已不可再挽救”，于是研究决定给予更严厉的处分：行政上开除公职。
对邓光耀的指控要具体得多，有很多细节。首先是“污蔑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他说：“共产党的手段真好，如（一九）五一年来一个土匪自新，自新完了以后，重的枪决，轻些的劳改。现在又来一个干部下放，下放后想回来就是妄想，如放到我，我就不去。”
这一段其实不只是“污蔑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还包括“土匪自新”政策。平乐县人民委员会笔杆子的归纳能力，令人捉急。
邓光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得利益者，做过公安助理，所以对“土匪自新”的案例很清楚，他的意思是，执政者惯于哄骗人，以前说“土匪自新”宽大处理，结果以枪决、劳改收尾。这一次干部下放，也是变相裁员降职。
邓光耀在说这些话之前，还是势江乡乡长。如果作为干部下放，显然是自身权力的一次旁落，他的抗争更多是出于经济人的理性计算。1950年代末的这次干部下放，精简人员之多，造成基层官员内部的恐慌之大，值得专做研究。
是否被下放，并非个人意志所能决定。整风运动开始时，邓光耀已仅仅是一个食品厂的工人。他“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工人闹事”，“借帮助领导整风为名，大肆活动，发动群众，收集领导缺点，并说食品公司差火，我们今后要大胆一些，提不通就闹，骂就可以解决的。”
这是整风的第一个阶段。邓光耀响应党的号召，同时也发泄心中对领导的不满。在领导们有能力反扑时，这都将成为他思想与行动右倾的证据。
毛泽东时代，很多政治运动都指向领导干部，这其间有纯洁执政党基本盘的意图。包括文革，也有砸烂“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初衷。而恣意的权力斗争一旦展开，尤其是此前被压迫的底层民众，有了跨越法制规范反噬当权者的政策鼓励，被释放的破坏力将形同九级飓风。当权者也不是吃素的，各方撕咬博弈的结果，除了导致两败俱伤结局外，一般也更有利于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与仲裁人树立威权。
当整风进入下一个阶段，不仅邓光耀此前的“大肆活动”受到批判，他本身也被揭发出很多“反党言行”。此时胜负未定，仍有博弈空间，邓光耀不肯轻易服从。“邓说：你们骂我一篇，我就写你们两篇，你找我的麻烦，我也找你的麻烦。并到门市部去散布空气说：老子不是地主，又不是国民党员，（休）想拿我作右派。（他）并夸大别人的错误和历史事实，无中生有，嫁祸于人。”
邓光耀的反击没有成功，此时他已完全陷入被动，后果于是很严重。“该员在运动中极不老实，说别人搞鬼，耍死狗抵赖，威胁别人（检举他的人），更为严重的是捏造事实，嫁祸别人，表现非常恶劣，毫无悔改之意，故决定划为右派，行政上给予邓光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之处分。”
从邓光耀的履迹看，他作为伪职员，在1950年后快速蹿升，从公安助理做到乡长职务，想必对新民主主义新政的配合相当卖力。那时，他是服从于权力的。干部下放触犯了他的个人利益，这时他甚至会翻出自己做公安助理时所掌握的事实，宣扬“土匪自新”的欺骗性，他变成一个不服从者。“整风”运动开始后，他的表现彰显了人性的幽微复杂，对运动的服从和对领导的不服从在此有了一致之处；但当运动开始纠偏之际，他又像落入一个阳谋圈套里进退失据的猎物，不服从只会导致更严厉的惩治。
毛泽东时代，执政者一直试图通过大幅度的反右和小幅度的反左交替进行，来达致一种统治的平衡。它最终令统治者内都产生了分裂。改革开放后，执政者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去规训不服从的民众。
注： 本文主要事实部分，依据《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邓光耀的行政处分的决定》（58）案决字第292号，1958年8月30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开除邓君明的行政处分决定》（59）会监字第123号，1959年9月22日。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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