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检讨要深入灵魂与大脑－－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11）
检讨要深入灵魂与大脑
－－1952年天津三反运动实况（11）
作者：韩福东
李宝震祖籍江苏昆山，1916年11月10日生于天津市，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他的研究专长在会计学，曾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会计史研究组组长，是国务院先进工作者。1993年3月25日逝世。（注1）
1952年三反的时候，他是津沽大学副校长，也迎合运动做过检讨。
“一九三二年我考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工商学院。在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机关里，披着宗教外衣的凶狠的国际间谍们，并雇佣了一批洋行的经理来充‘教授’，灌输殖民地的买办教育，来毒害中国青年。当时，我虽然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时代里，却堕落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的帮凶。”
李宝震的检讨，强调了自己受教育时期的“革命大时代”背景。天主教会学校，在新中国建政后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的过程中，很快遭到清除，部分宗教人士被认为是间谍。李宝震的这一段检讨，与当时的主流舆论非常合拍，除了将教会学校定性为“文化侵略机关”外，也承认自己在此接受经济学教育是一种“堕落”，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帮凶”。
即便在和平年代，激进的政治反对派都容易进行道德绑架，将价值中立和未对相关事件表态者打为“专制的帮凶”。更何况是在你死我活的大革命时代，而李宝震受教的学校又有教会背景。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教师中有名叫斐士的，是一个‘美国会计师’，他经常夸耀他的交游，和做会计师职业的优越。我受到斐士的影响，感觉做会计师是名利双收的‘自由职业’。这种思想使我在毕业后教书的期间，不安心于教学工作，组织了会计师事务所，用教授的虚名，招徕业务，在解放之后为了追逐个人的利益，还给资本家做‘会计顾问’，分润他们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或为资本家的代理人。”
这一段描述，主要从自己行为取向的资产阶级化着眼，阐明反动教育与反动职业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的因果关系。那是一个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可藏身的年代，为资本家服务，就意味着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
在接下来长篇累牍的自我检讨中，李宝震批判了自己为资本家和执政党（国民党）服务的“买办”与“反革命”思想，并将重点放置于自己如何在教育领域“毒害”青少年上。
（图注：三反五反时期的街头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我为了夸张教师的阵容强，把本系的先生，每位都形容成为‘专家’，使得学生为了崇拜‘专家’而学习，为了自己做‘会计专家’而学习，造成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主张‘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所以那些读死书、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学生，我都看成是‘好学生’。他们的分数，常比思想进步的同学高，因此就鼓励了同学们忽视政治的倾向，阻碍了青年的进步。在我所认为是‘好学生’里面的一个，竟在毕业的时候，曾经因为保定的财政米价比天津的低了五十元，而不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工作。有一位青年团员，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服从组织纪律，等不到毕业就要走了，而我却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腐蚀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等到毕业呢？那时有了学问和资格，不是可以待遇好些吗？’”（注2）
这段现在看起来像笑话的检讨，既是三反的成果，也是中国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果。后者作为一项运动，时间上基本与前者吻合：始于1951年秋，终于1952年秋。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派我为津沽大学的副校长并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决心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努力多做贡献。从1949年到1952年，正值土地改革、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期，我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虽然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都很繁重，但从未脱离教学岗位，搜集专业科研资料和编写卡片的工作，也从未中断过。1952年‘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民盟组织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运动后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调到了南开大学会计系做专职教授。从1953年到1956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很好，我的生活得到改善，奋斗有了目标，理想的环境使我更能心情舒畅、集中精力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注3）
上文是李宝震晚年自述里，回忆建国初的章节。其中提到“三反”运动，自己在民盟组织的帮助下，“政治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进步。”该如何理解这一近于自污的表述，它是李宝震先生历经政治劫波后一种基于自保的话语表达惯性，还是“三反”时执政党的议题设定让他觉得思想改造有一定正当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注1：《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人物》（作者：尹恺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版）词条“李宝震”中这样描述他：1931年考入天津工商大学，1937年大学毕业，留校任讲师，1942年晋升为教授。先后在天津工商学院、达仁学院、津沽大学、南开大学、河北财经学院和天津财经学院从事财政经济、会计学、审计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自1936年至今，发表论文90多篇，出版包括《中国之所得税》（英文著作，列入《震旦大学经济丛书》1937年版）在内共50多部专著、教材。
注2：李宝震《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原载1952年4月16日《光明日报》。转引自《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北京。
注3：《李宝震自述》，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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