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我所经历的80年代文化现场
我所经历的80年代文化现场
——作者：顾土
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起步的时代，与任何变革年代一样，文化界最为活跃，敢于冲破禁区，也最具冲击力。
1980年代，中国大陆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出来，反省是当时的社会共识。但反省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想恢复1957年之前的时光，有人怀念1966年前的岁月，有人向往更早的历史，有人则在打开的国门面前满怀好奇，试图探索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于是，冲突、对立在所难免，不过，多元、执著、激情、天真，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1980年代，“运动”的思维惯性依然强劲，但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没有人因此而入狱，没有人被批斗，被批判的人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公开发表。而且，社会上同情、赞同他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也没有受到株连。这种区别，既有社会背景的原因——经历了“文革”后，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运动的那套做法深恶痛绝；也有来自高层的分歧——有人不同意这种批判，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80年代，计划经济从松动走向解体，城乡生活开始好转。尽管票证仍在使用，但作用日趋减弱，商品摆脱了各种限制，日益丰富，进口货也出现在市场。社会经济的活跃为文化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1980年代，作为1978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笔者先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后又进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和记者。
【传统知识分子文化是主流】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是社会的主导；近代以后，经过西学东渐，士大夫文化面对全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形态，逐步演变为中西融合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无论左翼还是非左翼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国学的根基，或多或少再带有部分西学的熏陶。哲学、历史、小说、话剧、诗歌、电影、散文等，是他们治学、排遣或表达自己观点、体验、理想的主要渠道。
1980年代，20世纪初出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尽管久经磨难，毕竟还存活下来一部分，由他们培育出来的下一代知识分子，基本遵循着长辈的治学路数，只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那时的大学，从77、78、79级直至以后的多年，文史哲依然是年轻人最热衷的。在我就读的大学里，这三个系的考生分数最高，而法律、经济、财会却在其次。
沈从文，这位早已成名的文学家经过几十年的沉寂，重新被人们认识；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长期被封存的人物再度受到重视；通过电视剧《围城》，很多人才知道还有钱钟书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作家；胡风，居然没把牢底坐穿，还能重见天日；周扬、夏衍、丁玲、赵丹都重返文坛艺坛；巴金再次成为偶像，因为他敢于直面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曹禺的作品又被一次次搬上舞台，还有已经含冤去世的老舍的那些戏。
读诗、写诗是那个时代有点文化的年轻人起码的爱好。有人喜欢旧体，有人迷恋新诗，不但有幸考上大学的学子是这样，连一些年轻工人和农民也对诗歌充满憧憬。我插过队的村子就有3位初中毕业的青年农民是诗歌爱好者。诗歌最容易引起青年的躁动和幻想，所以是文化变革的先行者，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激发了一代人的个性，从那些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诗的世界里，学生和青年们发现了新思想的诱惑力。
诗歌虽然也引起了争议，还遭到过激烈批评，但毕竟比较“朦胧”，远不如戏剧、电影对现实的反映那么强烈，并曾惹出大批判和禁演一类的风波。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话剧充满了探索的意味，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注意，《绝对信号》《车站》等，时年20多岁的我每场必看。1985年后，我进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去北京人艺看戏的机会就更多了，其间有幸结识了于是之、夏淳、林连昆、林兆华、顾威这些著名的艺术家。戏一散场，于是之先生就会拉住我聊一会儿。我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总喜欢侃侃而谈，身为常务副院长的于先生却能耐心地听我发言，让我感动不已。有一阵子，有位领导看过北京人艺的戏后，在座谈会上严厉批判了人艺的一些作品。会后，于是之先生拽着我的手，低沉地说：他批判了我们人艺的戏！他批判了我们人艺的戏！看着他的愁容，听着他的絮叨，我能了解他的心情。
徐晓钟导演的话剧《桑树坪纪事》，彩排时我就先睹为快，散场后，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徐先生和我们几个新闻界记者座谈。我说我兴奋极了，连连称赞这部作品，说这是反思民族文化的划时代代表作。回到报社，在我的传播下，先后有几拨同事赶去欣赏。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报社的名记者，骑在一辆破自行车上听我的介绍，然后又骑车招呼朋友，约上十几位名流一起去看戏。《人民日报》文艺版一连发了好几篇评论文章。我在电话里告诉于是之先生，《桑树坪纪事》里有的演员很适合北京人艺的舞台，他很快就派人过去，那位演员还真被选中，后调入了北京人艺。
我的同事李彤在北大读书时是诗人，在文艺部负责电影评论这块儿。《红高粱》在柏林获奖后，他与张艺谋彻夜长谈，次日即写出《红高粱西行记》，以整版见报后声名远播，成为很多读者多年后还在议论的佳作。李彤上世纪90年代移民加拿大，成了生意人，据他说，张艺谋睡觉喜欢赤身裸体，所以当时与他算是“坦诚相谈”。那个时代，电影除了《红高粱》外，其余多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的电影，像《庐山恋》《人到中年》《牧马人》等，从中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反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
报告文学是当时文化和新闻的亮点，亮就亮在代表了时代的良知，而那个时代也急需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良知。《歌德巴赫猜想》《洪荒启示录》《人妖之间》《胡杨泪》《小木屋》《三十八年是与非》，一篇接着一篇，从70年代末就开始兴起的报告文学热，让读者不断处于兴奋状态。文学的生动优美和新闻的直率真实，使报告文学成为那个时代反思的强音，但因此也常常是交锋的目标、争议的焦点。
那个时代的变革勇气最先来自报刊，思想解放的信号总是从那里体现出来，因为新闻的背后是高层，高层的改革意图和改革分歧不能不体现在新闻之中。翻阅那个年月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几种声音并存是常态，因为高层在对待一个问题上往往就有几种不同意见，所以党报并不是“一言堂”。
1980年代，《人民日报》一言九鼎，能够左右中国大陆的政治方向，当然也可以促使文艺的进退。作家袁鹰和蓝翎相继任文艺部主任，文艺部里聚集着一批名流，而先后分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则是王若水、范荣康，更高的领导是社长，前后为胡绩伟、秦川、钱李仁。从1980年赵丹逝世前说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开始，《人民日报》文艺版就不断发表影响深远的文章，常常轰动一时。我记得，王蒙化名阳雨写出的《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以后》震动了整个文学界，人人竞相传诵；而话剧《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京剧《曹操与杨修》、电影《红高粱》等，《人民日报》通常都以整版篇幅刊登评介文字，将这些当代经典之作推向舆论的高峰。当然，每次刊发都是顶住了各方压力，甚至还有直接主管的高层领导的干预，但也得到报社领导和另外的高层领导的坚定支持。最令社会瞩目的是《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老中青杂文家的一批经典文字从此诞生，嬉笑怒骂都聚集在这里，匕首和投枪的风格再次高扬，杂文的思想性终于熠熠生辉，可以说这是杂文界的一个辉煌时期。评选过后，杂文家齐聚贵阳研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用茅台酒宴请全国的杂文精英。当时有的领导对“风华杯”杂文评选颇有微词，但最终被更高的领导所否定：“风华杯”杂文总体是好的！
【读书热、哲学热、理论热】
读书，是1980年代的文化主流。有幸考上大学和没考上大学的，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六七十年代文化荒芜带来的结果，也是国门逐渐打开后人们对一个新世界的无限向往。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中外名著，编辑丛书更成了风气，“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汉译世界名著”是我们的必读；《彭德怀自述》《随想录》《傅雷家书》《第三次浪潮》《宽容》《万历十五年》《美的历程》，还有弗洛伊德的那些大作，一次次在读者中引发欣赏热。年轻人聚会聊得最多的是李泽厚、刘再复、刘索拉、马建，金庸、琼瑶、三毛等人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早就问世的古今中外名作有的被再版，有的被重译重校，50年代以来诞生的各类国外名作也被迅速翻译。翻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你会发现，实际大多都是老人老书，只不过被冷落了多年而已。
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那些人，后来绝大多数已被“改正”，且在各个文化单位都成了顶梁柱，王蒙还当上了文化部部长。在人民出版社，与我同一编辑室的张梁木老人虽然饱受屈辱，但真诚、坦率的性格不改，还是敢说敢当；相邻的历史编辑室有一老编辑邓蜀生，气度非凡，最早被人介绍说是秦文的丈夫，其实他的过去才是传奇，他主编的“美国史话”是我了解美国的入门书。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时，主任蓝翎、副主任舒展当年都是“右派”，他们的杂文冷峻犀利，为人刚正不阿。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后，这些人虽已年过半百，但对文化事业仍是一腔热忱，而且比从前更为执著。
1980年代，哲学还是知识分子学习和思维的基础，凡是有志于文化的人没有不阅读哲学的，书店里的哲学书也很畅销，因为大家都认为哲学是各种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哲学基础就等于没有文化。自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首先就由哲学出发，引起了连锁反应。1980年代的文化界，其活跃的思想探索也是从哲学入手，探索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民族发展的前途，直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与中国其他的思想讨论一样，也是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突破口。那个时期，《人民日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形成了一股潮流。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迅速引发了全国关于人生观的大辩论，持续半年之久，这远远超出了过去那种“伤痕”式的哀诉，提出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如何实现这一根本性问题。1981年1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一书，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被收入其中并被用作书名，而他的另一篇《谈谈“异化”问题》也很有名。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把他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就已形成的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发展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的批判，呼吁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在1983年3月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也认为：“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很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讲话，不料，结果却被认定是犯了错误。10月下旬，由此引发的一场批判运动在全国铺开，坚持发表周扬文章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被免职，总编辑胡绩伟“辞职”，而周扬则被要求作出检查。
转自《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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