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悦：《小说月报》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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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家
作者：顾晓悦
前言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化界，在苦难之中出现了难以言喻的繁荣。不仅成名的作家们佳作连篇，青年作家，甚至一些尚在大、中学就读的学生文学爱好者，也因日寇入侵、血洗我祖国大好河山、致使生灵涂炭而义愤填膺，纷纷以笔作为武器，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抵抗。我父亲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不仅拥有名家包天笑、张恨水、秦瘦鸥、程小青、郑逸梅、周瘦鹃等为其主要作者群，也别开生面地，向青年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主持《小说月报》 名家名士云集
1940年10月， 32开本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在上海创刊。联华广告公司聘请我刚满30岁的父亲，任刊物的主编并继续负责编辑姊妹刊物《上海生活》。《小说月报》的名誉顾问是报坛巨子、《新闻报》主笔兼副总编辑严独鹤。 独鹤先生自1939年4月起就是《上海生活》的名誉主编，与父亲交情匪浅，起缘于《新闻报》曾一度与联华广告公司合作，以该公司出版的《上海生活》免费赠送给《新闻夜报》订户，以示优待，既发展了自己的订户，又扩大了广告的效应，收益自然也增加了。双方老板皆喜出望外，独鹤先生被聘请为《上海生活》的名誉主编，而父亲则被聘为《新闻夜报•烟景周刊》的编辑。
《小说月报》的封面由擅长黑白画的广告画师张以恬设计，每期结合广告绘制成三色或四色雕刻锌版，用重磅木造纸精印，期期更换，是具有广告特色的套色封面。正文内，广告地位约占文字的五分之一，文中多插图，铜鋅版并存，每期道林纸精印，刊登宋、明、清字画者居多，由国画家申石伽供稿，并负责撰文说明。
上海出版的以《小说月报》为刊名的，大致有三种。最早的一种是1907年创刊的，24开本，主编是亚东破佛，由竞立小说月报社发行，但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另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期由恽铁樵、王西神主编，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发表于此。1921年12卷开始改由茅盾主编，成为培养新文艺作家的摇篮。第三种就是我父亲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培养新进作家，交流文化思想，团结新老文人，保留民族文脉，缓解文化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方面，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创刊的话》一文中，父亲告诉读者创刊的缘由： “在这迫切需要条件下，我们为要提供一种新鲜的食粮”；并评论“上海自成为‘孤岛’以来，文化中心内移，报摊上虽有着不少的东西；但是正当适合胃口的，似乎还嫌得不够”。他声明：《小说月报》以小说为主，散文小品为辅；作者必须在纯正的原则下提起笔来写作品，这绝对优胜于那些空虚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文字。在编辑方针上，我父亲张扬三个特点：一是新旧小说并重，没有门户之见；二是各种体裁兼备，广泛团结作家；三是注意提携文学新人。他编辑的《小说月报》有一大贡献，就是为文学界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新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名家。
父亲在编辑《上海生活》期间，就与诸位名家如程小青、张恨水、郑逸梅、顾明道、郑过宜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小说月报》创刊后，这些文友不仅自己积极投稿，还协助父亲向其他名家约稿。比如，父亲仰慕包天笑之才，乃托郑逸梅介绍，征到了长篇小说《换巢鸾凤》。登毕了，更续撰《燕归来》（见郑逸梅《克享遐龄的包天笑翁》）。如此这般“滚雪球”，为《小说月报》写稿的名家就越来越多了。中国著名的出版家、作家、填词家陈蝶衣，在创办《万象》月刊之前，也是《小说月报》的作者，屡次投稿。他所作的《媚惑记》就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创刊号。名家高手纷纷投稿《小说月报》，光在《创刊号》上亮相的就有范烟桥、陈蝶衣、徐卓呆，周瘦鹃，秦瘦鸥，郑逸梅，包天笑，张恨水、頋明道，李薰风、程小青等十余人。创刊号很受欢迎，曾再版过一次，所以流传的创刊号有两种不同的彩色封面。期刊再版，在当时当地仅此一份。
《小说月报》也刊登文章以探讨社会问题。 譬如父亲把蝶衣先生的短篇小说《一个不用牙膏的太太》发表在第二期，还写了按语：“冷观按：……现制度的婚姻（也就是数千年以来的传统制度）近世纪已有许多人感觉到不妥善，但一时是谁都没有办法改革这个制度；蝶衣先生此文，正可以代表现制度婚姻下所构成夫妇之间的苦痛-或者说是缺憾，可是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
父亲在第十一期《小说月报. 编辑室谈话》中，谈到数位作家：“……长篇作者中有两位是在外埠的，一是张恨水先生，他近来绝对不动笔，只有本刊是例外……,唯《风尘三女子》作者李薰风先生，北平环境恶劣，且寄稿时被阻扰，不得已暂停。为谋补救起见，已获秦瘦欧先生同意，允撰一长篇以代之……”。父亲又写道:”包天笑先生每期撰长短小说各一篇, 且多指助, 盛情尤为可感; 这期的《无婴之村》，思想积极，寓意深长，本刊对此类作品，极表欢迎”。
毋庸置疑, 众多作家中，为《小说月报》撰文最多的非天笑先生莫属，几乎每期都刊登他二篇，有时甚至三篇作品。他的长篇连载《换巢鸾凤》从创刊起连载至四十一期结束，是《小说月报》中最长的一篇作品，后由该刊出版单行本问世。从第四十二期开始，又连载他的另一长篇《燕归来》直至终刊。他的中篇小说《花痴》和《金粉世家》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此外，他的《钏影楼笔记》始于《小说月报》第十三期，从科举考试以及他幼时上学的礼仪写起，连载至终刊前一期，即第四十四期。 天笑先生不遗余力，为《小说月报》三个最主要的栏目：短（中）篇、长篇、和笔记，笔耕不辍。他的长篇虽偏重于都市言情雅文，但短篇《无婴之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天笑先生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四期的短篇《小说家的审判》，表明了他的心志：“可怜的小说家啊！真是至死不休，不怕入地狱，还是写小说”。1941年，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佐思 (王元化)，热情赞扬包天笑的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的进步；评论他为“至死不休，不怕入地狱，还是写小说的正义老人”。
《小说月报》刊登过一些历史故事。例如胡山源的《冯应昌》，描写米蠱朱泽荣,淋漓痛快, 寓意深长，借故讽今那些只顾发国难财的不法奸商没有好下场；他写的一系列明季（朝）义民别传，如《王江》、《王廷珮》、《张烈女》等，还有頋明道那情节曲折，文笔佳丽的长篇连载《剑气茄声》（1-24期），均借反清故事颂扬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抵抗外侮入侵的大无畏精神，在抗日烽火四起的年代里，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一三抗战后中国军队西撤, 上海沦陷，进步文学的创作空间备受挤压，新文学作家的撤离和沉默，抗日报刊被勒令停办，各大书局被查封，原本成熟的文学生产体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得期刊的中心地位更加明显（见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当时的名家除了张恨水奔赴内地参加了“文协”以外，其他大都选择了留守。郑逸梅、顾明道、包天笑、徐卓呆、秦瘦鸥等留在上海，而周瘦鹃、程小青则留在苏州。正是通过《小说月报》，父亲团结了一批滞留在江沪的作家。
《小说月报》还刊登了不少有争辩性的文章，譬如关于话剧A.B.制的争论以毛羽（剧评家），蒋旗（即唐纳）为一方，石挥为另一方，分别在该刊与《万象》月刊上发表文章，引起了当时戏刊与小报的积极反应。《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字以第37期的篇幅最多，计有胡山源的《我与弥洒社》、吴祖光的《记〈风雪夜归人〉》、徐明的《记夏衍》、沈子成的《中国新文艺中之地方色彩描述》等篇。《小说月报》为文人交流思想，创造了自由空间。
《小说月报》的《今人诗文录》是吕剑吾主辑的。执笔者都是当代江南名士，如冒鹤亭，金松岺，夏承焘，陈柱尊，钱名山，邓粪翁，白焦，申石伽，马公愚，郑质庵，沈禹钟，孔令俊，金问泗，梦焦，胡朴安等。他们的唱和之作，皆古体诗词，古香古色，每期多至数十首。同时，《小说月报》也为新文学作家敞开大门。宁波路联华广告公司二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一度成为陈汝惠、钱今昔等人会晤之处，便于他们交流创作见解，提供抗日信息。这样，新老作家同仇敌忾会集于此，使《小说月报》成为当时影响最大、销路最畅的文学刊物。
这本大型文学刊物的最初几期，执笔者多为鸳鸯蝴蝶派的名作家如张恨水、包天笑、顾明道、程小青、周瘦鹃等。大约从第6期起改变方针，腾出大部分篇幅，吸纳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赵景深、魏如晦 (钱杏邨) 、胡山源、钱今昔、陈汝惠、文宗山等作品也时见该刊（见钱今昔《化作春泥忆汝惠.《厦门文学》 2007年第01期》）。
倾力扶持新秀 文苑生机勃发
父亲出生寒门，童年失母，12岁即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他深知没有背景且无靠山的年轻人，要跻身文化界有多难，决心要帮助有志青年成才。
陈汝惠是当时的一名文学新人，由其师孔君贻介绍才与我父亲相识。他1939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时任立德中学语文教员。陈汝惠的中篇小说《女难》长达6万字，从1940年11月起分三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以中学教师林田与女学生文乃平之间的爱恋为线索，描写林田身在“孤岛”，心向内地，却受到难以抵挡的浪漫爱情的纠缠。《女难》大受上海青年的欢迎，24岁的陈汝惠也因此而显露头角，并成了父亲的莫逆之交。
接着汝惠先生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一、二期上发表了《淡水》，写男女大学生探索人生而发生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结尾处点出了“孤岛”的青年何去何从：“他们只焦急水箱里没有了“淡水”，没有发现自己正在“淡水”中行进…….淡水是要发现的，甚至制造的”。
1941年6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抗战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汝惠先生把朋友从内地传来的中国空军抗日的英雄事迹，构思成短篇《死的胜利》，在空军节完成并于时年11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四期。小说描写内地空军基地的三名空军飞行员奉命去轰炸日军，与敌机一场激战后，有人牺牲了，但战斗胜利了。主人公在临死时想起朋友的话：“我们去杀人是要叫此后没有人再会被杀……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这是“孤岛”时期少有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接着，陈又继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许多小说，其中短篇《小雨》、《捕珠手》、《斗牛土》等作品，分别刊登在第二十一期、二十五期和二十八期上，委婉曲折地反映了抗日救国的主题。汝惠先生从50年代起，在厦门大学任教，后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与陈汝惠一同认识我父亲的，还有他的一个哥哥，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翻译家的陈伯吹。据伯吹先生回忆：“谢六逸为《立报》主编的《言林》副刊,被迫南迁香港。留在沦陷区上海的我, 只得选择翻译工作的那条路子获得主编顾冷观的协助, 《绿野仙踪》, 《小夏蒂》 (一译《海蒂》), 《出卖心的人》, 《杜立德航海故事》与《一文 钱》等等, 陆续发表, 日子得以过去”（见陈伯吹的《本卷主编的话》）。伯吹先生还曾是我母亲叶琳琤的语文代课老师。陈氏兄弟俩与我父亲的关系密切，来往很多。1949年5月上海解放，父亲编辑的《茶话》，在当年4月出了最后一期就停刊了。《茶话》停刊后，联华广告公司仍旧聘用父亲，但不再出版刊物，付给父亲的工资自然菲薄。为了养家活口，父亲不得不寻找第二份工作。当时，陈汝惠在长寿路力行中学（五一中学之前身）当校长，其兄陈伯吹是力行中学的董事，于是通过陈氏兄弟的介绍，父亲在力行中学找到了工作，教高中语文，从此淡出文坛，潜心教育，湮没无闻。
青年作家周楞伽由陈汝惠引荐给父亲后不久，就推荐了另一青年作家钱今昔，俩人都成了《小说月报》的经常执笔者。《荷兰的星月》乃钱今昔先生为该刊撰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第六期，描写因国难当头，一位青年华侨投向祖国效劳，情节错综，读之神往。周楞伽先生的短篇《断了的三弦琴》，讲述一位爱好音乐的爱国者正在经历爱情时，却因为主张抗日而被日寇捕去。这篇小说文笔隐晦，颇具散文诗的意境，曾经深受《万象》主编陈蝶衣的欣赏。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小说月报》连载，题目是《花都蒙尘记》，用法国人民组织地下游击队抵抗希特勒的故事，迂回曲折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不屈意志。周楞伽先生后来在晚年的回忆录《伤逝与谈往》中忆及，自己曾两次险遭日本宪兵逮捕。第一次是在1944年秋冬，幸亏我父亲及时通知才免遭劫难。父亲是通过他在金陵大学的同学、时任《时事新报》编辑的剧评家毛羽，才得知此消息的。
然而，父亲自己却于1945年初被逮捕。日寇终于觉察到，《小说月报》刊登过反日的文章，怀疑父亲的社会关系中有“抗日分子”，因此在宪兵司令部审讯了他整整一夜，百般威胁利诱，直到天明。父亲矢口否认与抗日人士有来往。日寇无奈，只好释放了父亲，却又找了一个高丽浪人来监视他，强迫他每晚去此人家中教授英文。抗战胜利后，那高丽浪人也不知去向了。
征文莘莘学子 培养文学新人
《小说月报》自第二期起，即刊登《文艺征文》广告，从第四期起，就开始发表来自上海、香港、苏州等地的学生征文。至创刊二周年止，已陆续刊出了51篇。其中又以东吴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学生稿件为多。譬如，著名报人编辑徐开垒，就读东吴附中高三时，就曾经在第八期发表过《师生之间》的小说。又如，后来成为“东吴系小姐作家”代表人物的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等人，除了在“学生文艺”专栏，发表处女作之外，更是将《小说月报》作为她们驰骋才华的舞台。此外，尚有一位东吴大三的陈琲桢，其作品《新的“立像和胸像”》，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七期。2010年，此文被王羽所编的《闺秀集》收录再版。陈琲桢亦与施济美等“小姐作家”，被并列为与张爱玲同时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的14位年轻女作家之一。
在《小说月报》第二期，《编者的话》写道：“为激发读者写作兴趣起见，本刊主办了一个文艺奖金。……将来，请文坛负众望者来评定之后，再逐期把这些原作品发表出来，以资观摩”。同时还刊登了《举办大中学生文艺奖金》和《文艺奖金征文简章》的广告，宣布：“我们增添了 [学生界] 一栏，敬备微薄的奖金，供给爱好文艺青年学生，迎时代而发扬相切磋琢磨的机会”。而征文体裁“以纯文艺为主体（包括小说、笔记、散文、译文、报告文学等），文言白话不拘,唯每篇至多以四千字为限”。
《小说月报》从第四期起即刊登学生文艺征文，第廿期起又增添职业青年征文，至卅八期已刊出征文共143篇。卅九期至四十四期因财务困难而一度中断外，其余各期均刊登征文，达149余篇。据父亲回忆，《小说月报》定期举办各种文艺奖金的发奖仪式，比较隆重的一次，是借中法药房二楼召开颁奖大会。除获奖者外，参加评奖的人有严独鹤、包天笑、沈禹钟等前辈（见《小说月报》忆语.《扬子江评论》 2012年01期）。
1944年起，“储备券”天天贬值，物价狂涨，《小说月报》的发行费、广告费等全部收入，仍无法抵消成本亏损，而且白报纸奇缺，原来的印刷厂又毁约，刊物不得不于1944年11月停刊。《小说月报》共出版45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之一，成功地为失陷遭劫的市民，提供了一点新鲜的精神食粮。
值得称道的是，《小说月报》第四十五期的终刊号，还设法为学子争取到了一笔由“中国华横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所赠设的“KASCO 学生文艺奖金”，终能最后一次刊登学生征文，而“文艺奖金征文”方得善始善终。父亲竭尽全力地为文学界发现和培养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东吴名校才女 “小姐作家”栋梁
“东吴系小姐作家”，是指一批出生于二十年代、接受了新式教育、活跃在四十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她们因大多就学于东吴大学的战时上海校区，以致有“东吴系”的美称。其主要人物是：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练元秀、俞昭明、杨琇珍等，都出身书香门第，家境优裕,故又有“小姐作家”的称号。鲜为人知, 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等，都是我父亲在组织“学生征文”之早期，所发现的新人。“东吴系”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汤雪华，虽然没有参加《小说月报》的“学生文艺征文”比赛， 也有不少作品刊登在《小说月报》。父亲先后刊登了这四位“小姐作家” 栋梁之早期作品, 多达18篇。而“东吴系”女作家这个概念，却是后来由陈蝶衣在他1944年8月创刊的《春秋》杂志上提出的（见《《春秋》中的“五虎将”与 “东吴系” 》.《绿土报》 2009年4月）。
施济美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她祖籍浙江绍兴，生长于北京。其父施肇夔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曾任中国驻英国参事，是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政府南迁后，她全家随父亲来到南京。南京沦陷后，避难上海。
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俞昭明之弟俞允明，双方一见钟情成了恋人, 并定下婚约。后来，三人又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 “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转学武汉大学，随校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日机轰炸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施济美当时只有十九岁，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她与俞家的友情，至死不渝。
施济美的处女作《晚霞的余韵》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二期，时年21岁，为东吴大三的学生。尽管《小说月报》曾约法三章,“每篇(征文)至多以四千字为限”,但我父亲显然非常赏识施济美的才华,才破例登载了她八千来字的短篇小说。此文描写了一位名叫韩文渊的富家子弟，在南京陈表兄家养病时，爱慕上了为金陵城里众人风魔之歌女黎晚霞的故事。那位黎小姐原为书香子弟，名门之女，不幸父母兄弟，尽在一•二八的炮火中无辜牺牲，无奈间才飘落红尘，以卖唱为生。黎酷爱文学，出淤泥而不染，七七事变后，在悲歌声中，勇敢地加入了抗日救亡看护队，奔赴前线。在故事的开始和结尾，都引用了同一首短诗呼应：
“还依恋秦淮河的清唱麽？
且听一听时代的怒吼罢！
不能让六朝金粉麻醉了年青的心，
----我们要记住祖国，永久地。“
之后，施济美还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童年》，《小天地》，和《花事匆匆》等作品。
施济美是“东吴系作家”的领军人物，作品最多。据报道，1946年《上海文化》杂志举办了一次“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开卷调查，施济美继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同上，见《绿土报》 2009年4月）。抗战结束后，她名声大震，在上海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凤仪园》和《鬼月》，其中《凤仪园》在一年之内印了三版。接着，又写了长篇小说《莫愁巷》，约20万字，后在香港出版，并且改编为电影，由朱石麟导演，李清、陈娟娟任主角。
解放后施济美退出文坛，终身未嫁，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当语文老师。1968年5月8日深夜，因不堪迫害，在家中与室友，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年仅48岁。
“东吴系作家”俞昭明，祖籍江苏淮安。处女作《东流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五期，时年21岁，就读东吴大学四年级。短篇《东流水》约三千余字，描写了情场失意后的青年李子扬，束装离开沦陷区上海，后投入祖国的怀抱，在热血沸腾的大后方，让创伤的心浸入不朽的事业里。但是李无法忘怀昔日的情侣费佳德，也始终不理解为何费小姐突然中断了与他的往来，而决定与海上金融巨子闪婚。费佳德在生命垂危前写下的一封信，为他解开了这个谜团。俞昭明发表在《小说月报》的另一小说，《玄武湖之梦》，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
俞昭明大学毕业后在苏州黄棣老家教书，1946年回到上海，曾主编杂志《今日妇女》。1950年，她与同事步启颢结婚，先后调到外贸系统几所学校做语文老师。“文革”期间，一个学生在试卷上引用了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俞昭明不知道这个句子的来源，只是觉得毛泽东思想应该不断地向前发展，不应到此为止，于是在“顶峰”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由此遭到迫害。1974年，俞昭明从上海财政金融学校退休，1989年12月因病去世。
“东吴系”中另一位作家，程育真于1921年出生于苏州。她的处女作《圣母曲》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七期。时年，她乃东吴大三学生。程育真的父亲程小青，是侦探小说巨匠，也是《小说月报》的经常执笔者。父亲曾告诉我一则趣闻：程育真投稿时用了个笔名“程大青”。后来被我父亲婉言谢绝后，才用了自己的真名。
《圣母曲》是一篇约四千字的短篇小说，描写名叫何紫明的女孩，在圣诞节清晨踏雪去庆祝基督诞辰。因在教堂里听到一首名为圣母曲（Ave Maria）的梵哑林独奏，便回想起当年教她演奏此曲的音乐家，那位老师的生平和他的英年早逝，以及他们师生间的情愫。程育真是“东吴系”作家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较多的一位。继《圣母颂》后，尚有《夜祷》，《圣歌》，《赎罪记》，《音乐家的悲歌》，《第一次的憧憬》，和《父亲》，共七篇作品。2007年《 圣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小姐集》所收集。
大学毕业后，程育真应邀在东吴附中执教，曾以“白雪公主”之笔名，在乃翁主编的《侦探世界》上发表过小说《我是纳粹间谍》。1948年她赴美留学，后与华侨吴某结婚，在纽约创办报纸，担任编辑，并发表创作数十篇。1983年，程育真在纽约整理了乃父诗词遗作数百首，取其父书房“茧庐”之名，编定为《茧庐诗词遗稿》，用以纪念程小青九十周年诞辰，并分赠国内外亲朋友好。据跋所记，程小青一生创作都公开出版，唯其晚年诗词，因“文革”之乱，未曾付梓，家人辗转保存，才幸免于焚毁。1998年底，程育真夫妇结束报业生涯，正式退休。
汤雪华，浙江嘉善县西塘镇人，也是“东吴系”的作家。她幼年失沽，被一位汤姓牧师认养，得以读书成材，并认胡山源为寄父。胡山源先生是施济美等人在东吴大学的语文老师，且是《小说月报》之经常执笔者。
汤雪华有不少早期作品，刊登在《小说月报》，如《莫菊先生》，《最舒服的时候》，《轧 》，《墙壁里的一天》，《荒山上的一夜》等五篇。其中，《墙壁里的一天》是她的代表作，亦为《小姐集》所收集。
1946年，汤雪华在参加胡山源的寿诞聚会上，结识托派领袖彭述之的助手籍云龙，一个才华出众又风度翩翩的苏联留学生。两人一见倾心, 于1948年初结婚。次年汤雪华生下独子后，就告别了她那丰富多彩的文坛生涯。
1952年12月，籍云龙被捕并判处无期徒刑，在上海提蓝桥监狱渡过余生。1958年为避免被作为“反属”遣送山区，汤雪华忍痛和丈夫离婚，带着幼小的儿子去江西某纱厂做工, 从此不闻世间人事。“文革”初，又伴陪前去插队的儿子，共赴苏北。1973年，她退休回到魂牵梦绕的苏州老家，伴随左右的儿子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1984年，七十岁的汤雪华与一别三十载的胡山源相见。她握着九十高龄寄父的手，情不自禁地哭了。1992年7月，汤雪华給儿子留了一封长信后,带着无尽的遗憾和对往昔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时光荏苒，当年才华横溢的小姐作家，今已纷纷谢世兮。她们中最受命运之神眷顾者，莫过于程育真。2007年尚有报道，她健康地在美国生活着。
往事如烟已逝 友情永恒长存
《小说月报》的青年作者，后来有不少成了名家。最近，我喜接当今著名的电影编剧家和小说家，沈寂先生之来函，方知登载在《小说月报》二周年纪念号上的《子夜歌声》，就是沈先生的试水之作，也是当年的“学生征文”。
沈寂先生以写通俗小说和传记文学而声誉卓著，初习写作时，作品都寄给《小说月报》。他的另一小说《暗影》，反映同学的真实故事，发表在《小说月报》后，引起校友们的注意。由此他决定走上文学之路，既艰巨又激动。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先后发表过五篇小说。其中，《奴隶的牧歌》乃其成名后的作品，刊登在《小说月报》三十九期。家父曾对人戏言道：“沈寂是我发现的”。沈先生在给我的来函中，称此确实，而对我父亲的“发现”之恩，始终铭记。
沈先生在信中道：“我只见过冷观先生一面，平时通信。他的字迹挺拔园转，另有功夫和情趣。可惜已遗失。…… 近年年老体弱，更为怀念旧友。冷观先生是我念念不忘的恩师，他的事我一定竭尽余力”。
钱今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可是，早年却以卓有成就的作家而著名。上海“孤岛”期，正是钱先生就读上海暨南大学时，因周楞伽介绍，得识父亲。他课余弄笔，常在《小说月报》发表，偶而亦为《上海生活》写稿。 自《荷兰的星月》一文发表后，他渐成为《小说月报》的经常执笔者。钱先生在《化作春泥忆汝惠》一文中回忆道：“1940年秋，联华广告公司聘请顾冷观主编《小说月报》。…… 1941年夏，万象书屋出版了《万象》月刊 (陈蝶衣主编)，虽然各有特点，但作者群大致相同于《小说月报》”。父亲在他遗留的日记中, 也有类似的回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钱先生离沪，到福建南平执教剑津中学，并且担任东南日报的编辑。抗战胜利后返沪，父亲前去拜访，旧友相聚，欢何如之。钱先生曾为父亲当时编辑的《茶话》月刊第一期，写了短文《一别四年》，略述当年福建的工作概况。
此后，钱先生即为《茶话》与另一刊物《家庭》撰写长、短篇小说与散文。他的长篇《水上的希望》，是根据生活与工作实践，描述在上海的学运、工运情况和风土人情。写稿期间，常与父亲交流讨论。原计划写八十万字的长篇，波澜壮阔。殊不知，却为免遭国民党的逮捕而中断。钱先生在给我的信函中写道：“记得我的长篇《水上的希望》曾受冷观兄鼓励，连载于《茶话》，约一年余，虽因我避居而中断，但此情此景，于今我93岁时，仍恍如目前。发表于《茶话》各稿，虽经十年动乱，仍完整保留，友情绵绵，无限感慨”。
斗转星移，沧桑易老。 我想借用钱今昔先生来信中的“往事虽然如烟，友情总是永恒”来结束此文，恐怕是最恰当的了。
附录：顾冷观的青少年
如今的文化界，可能已很少有人知道顾冷观这个名字了。他是我敬爱的父亲。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他编辑了三份有影响的刊物—《上海生活》、《小说月报》、和《茶话》，并由此结识了一批当时或已成名或尚未成名的作家。
父亲原名顾育仁，曾用名顾静铭，1910年农历八月初九生于江苏崇明城桥镇。
父亲的故居在崇明城朝阳门街8号，步行5分钟即是码头。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而崇明城原来围有内、外二层城墙，其间为城壕，可容纳出海的木船。城墙本有五个门，其中最靠近父亲故居的“朝阳门”又名“得胜门”，凡新官上任进城必由此门进入，故又称“咪里嘛啦朝阳门”。“咪里嘛啦”是乐器吹奏的象声词，讨个好口彩。当地百姓还惯于在东、西、南、北各门前冠上某个形容词以示其特点，如“嗅东门”是城外农民挑粪出入之门，“冷西门”是处决犯罪人之地，“卖纱卖布出北门”乃集市地所在，而南门港是客运码头。 此城墙一直保留到上世纪中期，我出生时犹在。
我祖母原是育婴堂的弃婴，由顾家抱回，视为己出并奉作掌上明珠，后又被送去私塾读书。祖母不仅聪慧，而且美貌。可惜她刚及妙龄，我太祖父即去世，家道中落，太祖母不得已为之择婿。媒婆们踏破了门槛，但因顾家无子，要求女婿入赘，这下难倒了许多慕名而来求婚的后生。我祖父长祖母15岁，同意入赘又隐瞒了年龄才乘虚而入。对这段婚姻，祖母心里虽不中意却也无可奈何。婚后祖父终年在外，一年才回家一次，祖母甚为落寞。因祖父带回的钱远不足以养家，支撑家庭之重担由此就压在祖母身上，那时她才17虚岁。
祖母和太祖母苦心养育我父亲，她们当时经营了一家点心店，供应馄饨和酒菜。我祖母清早即起，做馅子、擀皮子和包馄饨，为下午营业做准备。太祖母则酿老白酒、在天井种菜，还常年养着十多只鸡，可做成鲜嫩可口的白斩鸡出售。到了夏季，小店还加售冷水圆子。圆子由糯米粉做成，煮熟后放在井水中冷却，即可出售。因天气炎热，冷水圆子不能多做，却很受欢迎，刚上柜即销售一空。
父亲6岁那年，祖母领回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说是他的新妹妹。父亲因突然添了一个玩伴，惊喜万分，狂奔至床前，不慎磕倒在踏板上，咬断了舌头，满口是血。祖母东贷西借，张罗了100元大洋（旧称一尺大洋），急忙送他到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德国人开的保隆医院，这才把舌头接上。从此以后，父亲的舌头上留下一条横横的疤痕。那“新妹妹”原是领来做父亲童养媳的，不幸几年后就夭折了。祖母和太祖母既要还债又要供父亲上学，就更加克勤克俭了。
崇明虽属弹丸之地，但人文荟萃。辛亥革命后，县城之内取消私塾，办起了一所所中学、小学和女校。父亲就读的城南小学就是一所“洋学堂”，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设有四年制初小、三年制高小和四年制中学。开学第一天，太祖母领父亲到校，一直站在教室外看他上课，直到中午放学才陪父亲一同回家，可见老人家之满怀期待。
每晚在昏黄的油灯下，祖母一边织“芦飞花布”（一种蓝底有白纹的布），一边督促父亲读书、做作业，使他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童年生活清苦，听他晚年回忆，那时每逢天晴，便要忙着到外面去采集枸杞藤、荠菜、马兰头等野菜，以应付日常食物之不足。
父亲12岁丧母，生活顿失依靠，学业中断。他不久便被祖父送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当学徒。该厂地处提篮桥的舟山路，当时四周皆是荒地。父亲夏天睡阁楼，臭虫成堆；冬天则睡在灶下取暖。师父和师兄能上桌吃饭，他只能夹点菜在饭碗里，蹲在门口吃。如此艰难的生活也仅维持了两年，工厂还是倒闭了，父亲只得回到了祖父身边。当时祖父正在英国领事馆当信差，原打算让父亲在领事馆里洗碗碟，到晚上再进修英文。后在祖父朋友的劝说下，父亲才得以读日校，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于1926年在圣芳济中学肄业，并于1928年进青年会中学，专攻英语，以便进英领馆接替祖父之职。
据父亲回忆，他当年常伴英国领事的女儿玩耍，学得一口标准的英语。领事先生离任回英国前，曾邀父亲同行，但由于我祖父反对而未果。高中毕业后，想找份工作不容易，于是父亲考入金陵大学继续深造。谁知他刚成年，我太祖母和祖父便相继去世。父亲擦干眼泪，埋葬了这世上仅剩的两个亲人，独自一人去面对艰辛坎坷的人生。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常向报馆投稿，向往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文化人”。不久，他终于辞去了英国领事馆的差使，但要想跻身于文化界，没有那么容易，只得先从事教育，与友人办过一所小学，后应征三和出版公司（位于南京路138号），被录取，当上一名校对。虽然工资少，地位又低，父亲却因此能广交文友，而且从工作中初步了解了编排格式和印刷程序，为他以后担任私营杂志编辑准备了条件。半年以后，父亲被联华广告公司招聘为广告文学撰写人员，同时主编广告杂志《上海生活》（1937-1941）。父亲刻苦努力，很快成了内行，受到重用，由公司方面管吃管住，这样，他的生活才稳定了下来。至于他主编《小说月报》（1940-1944）和《茶话》（1945-1949）二本期刊，则是后事了。
顾晓悦2014年2月完稿于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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