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悦：我的父亲顾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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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后排是我母亲叶琳 琤 和父亲； 前排从左起：顾晓琪，顾一元，顾晓悦
我的父亲顾冷观
---作者：顾晓悦
一． 父亲的身世和为人
此文写于父亲一百岁诞辰前夕，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父亲字育仁，1910年阴历八月初九出生于江苏崇明城桥镇（现改为上海崇明县）。我祖父外出打工，收入有限，无力养家。我祖母乃一城市女子，读过私塾，毅然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经营了一家点心店；我太祖母则助其一臂之力，在宅心（天井）种菜、养鸡。父亲六岁那年，有一次一路狂奔，不慎被绊倒，不幸咬断了舌头，满口是血，祖母东贷西借，张罗了100元大洋（旧称一尺大洋）急忙送他到上海白克路（Park）德国人开的保隆医院才把舌头接上，从此以后父亲的舌头上一直有一条横横的疤痕。祖母和太祖母就更克勤克俭了，因为既要还债又要供父亲去上学。开学的第一天，我太祖母领父亲到校，一直站在教室外看他上课，直到中午放学才陪他回家，可见她老人家的欢心与期待。
崇明虽属弹丸之地，但文化荟萃。辛亥革命时，许多有志之士紛紛留学东洋，县城之内取消私塾，办起一所所中学、小学和女校，实行民国教育。父亲就读的城南小学是一个 “洋学堂”，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设有四年制初小，三年制高小和四年制中学。每晚父亲被逼着读书、作业、默写。在一支昏黄的油灯下，祖母一边织布，一边督促和监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一家生活清苦，父亲直到晚年还回忆起，年幼时逢天晴便要和一家人，忙着到外面去采集枸杞藤、萕菜、马兰头等野菜来应付穷生活。
父亲十二岁丧母，生活顿失依靠，又遭其他同龄孩童欺负，童年凄凉。他不久便赤手空拳,被祖父送到上海某机器厂当学徒谋生，小小的年纪便要操作皮带轮机床，学习当一名冷作钳工。此厂地处提篮桥的舟山路，四周皆是荒地。学徒期间，父亲夏天睡阁楼，臭虫成堆；冬天睡在灶下以取暖。师父和师兄能上桌吃饭，轮不到上桌的他只得挟点菜在饭碗里、蹲在门口吃。此时父亲不仅认识了生活的苦涩，也领略了人间的世情冷暖。通过接触社会，他慢慢明白，一个人只有经历苦难才会去努力奋斗。
然而这样的艰难生活不出二年，工厂就倒闭了。父亲随即回到了祖父的身边，当时祖父正在英国领事馆当信差。只有高小二年级（当今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父亲，重新入学，专攻英语，以便进英领馆接替祖父之职。为了贴补生活，父亲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生涯。
据父亲晚年时回忆，当年常伴领事的女儿玩耍，学得一口好英文。领事先生离任回英国前曾邀父亲同行，但由于我祖父的反对而不果。倘若父亲当时去了英国，他的命运定会大不一样，但这世上便没有了我们姐弟五人！ 他刚成年, 我的太祖母和祖父便相继去世，父亲擦干眼泪, 埋葬了这世上他仅有的两个亲人，独自去应付更加艰辛坎坷的人生和迎接社会的挑战。
青年时代父亲喜欢动动笔、投投稿，响往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文化人，不久他就辞去了英国领事馆的差使。与友人办起过一所小学，开始了粉笔生涯，却因年轻又不得志而闹得不欢而散。为了生活，他报考了一个出版社，做一名校对，工资少，地位又低。父亲却因此而能广交文友，而且从工作中初步了解印刷的程序，编排格式，和印刷用的铅字体，为他以后担任私营杂志编辑准备了条件。 半年以后父亲被联华广告公司招聘为广告文学撰写人员，还要编一本广告杂志。父亲刻苦努力，很快熟悉了工作，终于能独当一面地负责编文字、跑印刷所又兼当校对而受到重用。由公司方面管吃管住，他的生活才比较稳定了下来。
联华广告公司创办于1935年，坐落在宁波路470弄4号，是由原来《申报》的经理张竹平经营的联合广告公司与华成烟草公司合资组建的。该公司主要经营路牌、报纸、杂志、电影等项广告和印刷业务，还常常发行一种号称《广告刊物》的通俗杂志，随大报免费附送。不久，联华广告公司业务扩大，聘请父亲主编另一份月刊《上海生活》，以广告宣传来拉拢客户。当时《新闻报》是上海报纸中广告篇幅属多的一家。由于广告多，日报挤不下，乃办《新闻夜报》，以吸收更多的广告，增加收益。《新闻报》曾一度与联华广告公司合作，以该公司出版的《上海生活》免费赠送给《新闻夜报》订户，以示优待，既发展了自己的订户，又提高扩大了广告宣传的效用，营业蒸蒸日上，收益自然也增加了。而《上海生活》也因随《新闻夜报》附送，发行量剧增，发展为上海不可多得的一份综合性月刊。老板喜出望外，同时聘请他担任了《新闻夜报•烟景周刊》的编辑。
这份《上海生活》从1937年1月出版至1941年12月终刊，共出版了48期。在第七期的启事上曾表示：“本刊发行之旨，原谋产销合作，出品者藉广告之宣传，得与读者接触，读者由广告之介绍，获价廉物美之货，故文字与广告，有各尽其美之妙。”《上海生活》的编辑风格与风靡一时的小报相类，言情、武侠、帮会、黑幕盈篇累牍，但也刊登了不少文史掌故和市井小品。正如创刊词所言：“严守的立场，是要杂而不芜”，在内容上“不空虚，不无聊，不低级趣味，文字力求通俗，内容却力避庸俗”。所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2006年7月将它作为海派文化和60年前上海滩上的真实写照予以精选重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为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沦陷，《新闻夜报》停刊，父亲主编的《上海生活》也随之而停刊。
其后父亲又主编了《小说月报》和《茶话》。青年时的父亲之所以能跻身于众多名家之列，全凭借他自身的努力。
助人为乐是父亲最优秀的品质。经过摸爬滚打的辛苦，他深知没有背景且无靠山的年轻学子要跻身文化界有多难，决心帮助他们成材。他编辑的《小说月报》为文学界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新人，如东吴系的小姐作家，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等人，都是父亲在组织“大学生征文比赛”之中，识拔、挖掘出来的新人，他们中间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名家。父亲还通过这本杂志团结了一大批滞留在 上海的老作家。陈伯吹一度靠翻译谋生，获得父亲的协助，其译作《绿野仙踪》，《小夏蒂》，《出卖心的人》等都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其他的作家还有周楞伽、赵景深、谭正璧、钱今昔等人。
此外，还有几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崇明报》曾报导过家父在1974年推荐一崇明青年施国敦拜著名画家施南池为师。在名师指点下，该青年从普通的橱窗设计者晋升为崇明画院副院长。
父亲曾经把宣士荣（即宣仁）带到上海金陵中学求学，后来有幸被中央银行录用。父亲还把另一同乡樊胜莲领到上海，考进启秀女中。高中毕业后，父亲又介绍她去崇明新开河镇上教书。此外父亲为同乡出资治病和办理丧事的美德，也在同乡和闾里之间不胫而走。
父亲正直善良，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他待小保姆像自家的孙女。 前任小保姆凡带有小娃娃来看他的，或特地来向他拜年祝寿的，他必送“红包”一只，100-200元不等。其中有一位，大殓时特地带着丈夫一同来吊唁，放声大哭，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一大块纯羊毛毯子，垫在父亲棺木之底，说要让老爷爷睡得舒服些。她的丈夫成婚之前因违法乱纪，遭公安局拘留。释放后被我父亲多次当面训斥，警告他如果恶习不改，绝不让那位小保姆嫁给他。这位改邪归正的年青人与我初次见面时，心怀敬意，直说老爷爷教育了他好好做人。他现在做生意遵纪守法，越做越兴隆，生活也过得越来越火红。
父亲脾气暴躁，我小时候挨打最多，有时是我自己的错，犯了“规矩”，像撒了谎、与我大妹妹打架或搞破坏，这个罚我服。犯一次“规矩”便要罚打三记手心。我父亲会用木尺来打，很疼的。但弟妹犯“规矩”也要“诛连“我受罚，纯属代人受过, 对于这个我一直不服，到90年代还曾同父亲理论过。父亲的理由是当大姐的有责任管好弟妹。我的大妹鬼点子最多，譬如她六岁时带着四岁的弟弟一起神秘失踨，到处找不到，父母惊慌不堪。原来他们双双雇了一辆三轮车到宁波路的外婆家去了。这个祸闯大了，我也受了罚。我上中学以后，父亲变得比较温和了，二妹和三妹小时他很少动家法。父亲对第三代更显得一团和气，不要说打，连重话也很少。父亲性格内向，寡言，但很喜欢子女们去看他。每逢我和二妹相约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五姐弟天天在父亲处吃喝谈笑，他总笑眯眯地在一旁静听，从不嫌烦。
父亲在1957年前很喜爱听评弹。他在《上海生活》杂志里，撰文表示：“工作之后，需要相当的娱乐来调剂精神，不过上海社会是个万恶的渊薮••••••晚上无事，去听一回书，确是个省俭而高尚的去处，比较玩那纸醉金迷的女人，春意销魂的跳舞场好得多了。”文章之中可以窥见，当年他是城隍庙和跑马厅附近书场的老听众。
原本他也喜欢每天抽烟半包、喝黄酒半斤的，但听从了医生的劝导，从九十年代起把烟酒都戒了。他一生喜欢边喝红茶，边看书报，红茶必须是滚燙的。阅读是他每天的必须，他爱看《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爱阅读书刊，1991年他去香港我二妹家居住的那几个月，每天午睡起身，必去当地的商务印书馆 看2-3小时书报，乐此不倦。
父亲年轻时英俊非凡，到了老年仍是眉清目秀。他声音非常好听，有磁性，但父亲从不唱歌也不哼调，我一直为此可惜。父亲极爱干净，衣着整齐，天天刮胡须、梳发，定期理发。一日三餐，饭前洗手，饭后洗脸。到了晚年他依然脑子敏锐，家中每物都放在规定的地方，井井有条。
从1996年起父亲坚持写日记，直到他去世前半年。日记的内容十份丰富，有读报后的感想，有评论当今社会的，有记叙他健康状况的，有记录来信来电的，更有回忆往事的：如他慈爱的母亲，苦难的童年，故乡的风俗和乡邻，也有回忆编辑生涯，教育同仁和他的学生。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天6、7行的日记正好完整地记一件小事。我们把他所有的日记装订成册，按上鲜红色的硬封面和封底，在封面上烫上金色的“爸爸日记”等字样，在扉页写着“本文收集爸爸的部份日记，以资记念”、他的生日、忌日以及他五个子女的名字，我们人手一册。父亲的日记写得真实而动人，使人爱不释手。爸爸的日记我已从头到尾看了整整二遍，看得十份投入，如痴如醉。看到幽默处我会大笑，看到他受的苦难我会大哭。很惭愧，我对父亲的了介还有待于加深。父亲在他1996年的日记里概括自己的一生为：“吾乃一布衣之士，出生寒门，童年即失去母亲，邻里中一直矮人一截，一生中除对家庭克尽职责之外一直是被污辱被剥削的形象。”
左图：父亲在1940年
二．为他人作嫁衣裳
1940年10月, 联华广告公司聘请三十岁的父亲主编《小说月报》。这是一本大型文学刊物。——32开本，由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部发行。发行人陆守伦，主编顾冷观，助理编辑是吕白华和后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现代文学专家丁景唐先生。刊物的名誉顾问是严独鹤。杂志注重长短篇小说，兼涉笔记，散文，译作，报告文学等。不少作品反映都市生活下各阶层人士生活现状和心态，曲折地反映了抗日的爱国思想，其撰稿人既有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张恨水，秦瘦鸥，郑逸梅等名家，又有周楞伽，文宗山，钱今昔，徐开垒等文学新人。到1944年11月停刊，共出45期，系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之一。（见《上海出版志》）
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大致有三种，最早的一种是1907年创刊的24刊本的，主编是亚东破佛，由竞立小说月报社发行，但仅仅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另外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期是由恽铁樵、王西神主编，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发表在此。1921年12卷开始改由茅盾主编，成为培养新文艺作家的摇篮。我父亲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培养新进作家，交流文化思想，团结新老文人，保留民族文脉，缓解文化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方面，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小说月报》《创刊的话》一文中父亲写到：“上海自称为“孤岛”以来，文化中心内移，报摊上虽有着不少的东西；但是真正适合胃口的，似乎还嫌得不够。”他大声呐喊要为上海市民提供精神食粮。《小说月报》以小说为主，散文小品为辅。作者必须在纯正的原则下提起笔来写作品，这绝对优胜于那些空虚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文字。作为此文的尾声，父亲呼吁在校或从业的青年阅读小说，养成良好的习惯，而有一种良好的发展。并且明确的指出：此刊的出版为失陷遭劫的市民提供一点新鲜的食粮。
在编辑方针上，我父亲高扬三个特点：一是新旧小说并重，没有门户之见。二是各种体裁兼备，广泛团结作家。三是注意提携文学新人。
上海沦陷以后，文学创作的语境发生了改编，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文学开始变体。文学创作和产生的空间备受挤压，新文学作家的撤离和沉默，抗日报刊被勒令停办，各大书局被查封，原本成熟的文学生产体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得期刊的中心地位更加明显（见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这本大型文学刊物的最初几期，执笔者全是鸳鸯蝴蝶派的老作家如张恨水、包天笑、顾明道、程小青等，销路有限。大约从第6期起改变方针，开放大部分篇幅，吸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赵景深、魏如晦 (钱杏邨) 、胡山源、周楞伽、陈伯吹、钱今昔、陈汝惠、文宗山等作品也时见该刊。这样，新旧合流于同仇敌忾的旗帜下，吸引了不同爱好的读者们，成为当时影响最大、销路最畅的刊物。当时的上海滩有三大文艺刊物之称的是《小说月报》、《万象》、《大众》。
《小说月报》成功地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新的精神食量，刊登过为数不少的抗日作品。委婉曲折地反映了抗日救国的主题，陈汝惠（陈伯吹之弟）曾将朋友从内地传来的中国空军抗日的英雄事迹构思成小说《死的胜利》，在空军节完成并发表，著名老作家沈寂在散文中除了追述爱国作家陈汝惠《死的胜利》一文之由来，并且评论了陈汝惠此作是“孤岛”时期少有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沈寂在此散文中进一步报导, 之后陈汝惠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雨》，《捕珠手》等作品。充分反映了作者抗日爱国的热情。其实当时沈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曾转到苏南加入过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曾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受刑罚。他的第一篇小说《暗影》就是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的。
左翼作家周楞伽当年也是《小说月报》的撰稿人之一。其中《断了的三弦琴》，写的是一位爱好音乐的抗日爱国者在经历爱情时，却因为主张抗日而被日寇捕去，文笔隐晦，颇具散文诗的意境和语言，曾经深受《万象》编者陈蝶衣的欣赏，在《万象》创刊之前，陈蝶衣曾经叮嘱周是否能够创作类似这样的作品。周楞伽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连载在《小说月报》上，题目是《花都蒙尘记》，用法国人民组织地下游击队抵抗希特勒的故事，迂回曲折地表达，中国人民的抵抗侵略的不屈精神。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忆及自己曾两次险遭日本宪兵逮捕。第一次是在1944年秋冬之交，幸亏由《小说月报》编者顾冷观通知，说是毛羽告诉他的。
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曾经化名夏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创作小说和外国翻译作品。他还积极帮助我父亲拉稿，周楞伽就是通过他的弟弟陈汝惠拉来的。
《茶话》创刊于1945年6月5号，仍由上海联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编辑人顾冷观,吕白华。这二位都编过杂志，吕白华还是书法家。办到第8期，吕白华不知何故，退出了《茶话》，接替他的是申小迦。《茶话》共出版了35期，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停刊。期间周楞伽先生用杜惜冰的笔名写了两篇纪实小说《方先觉衡阳脱险记》，《齐学启蒙难记》，都是反映国军将领抗日救国的事迹。
三．成为右派家属之后
上海解放初，弟弟诞生，父亲欣喜中年得子，弟弟是我家的独子，而我家二代单传。母亲产后抱着弟弟从医院回家才几天，他就开始恶性沤吐，父母焦急异常。家里不知请了多少医生来会诊，个个摇头，看来他小命难保。 父母绝望间又把他抱回宏仁医院，已不存在任何希望，含泪对我说：“弟弟是从那里来的，就让他从那里去吧！”弟弟患的是先天性食道狭窄，万幸得救。然而当时通货膨涨，要用黄金与医院结算。父亲多年积蓄就此付之东流。此时此刻父亲醒悟到，编期刊收入不稳定，尤其在出版业不景气的当时，很难养活一家五口。 万一孩子们有个三长二短，就更无法对付。老板毕竟以赚钱为目的：刊物大把赚钱时他眉飞色舞，当物价飞涨刊物赚钱少时，他就一度减父亲的薪金。为了给妻儿一个稳定的生活，父亲正值壮年毅然淡出他奋斗多年才跻身其中并打出知名度的文坛。
解放后, 父亲一直在中学教书，湮没无闻。五十年代初，他还曾一度在“船舶修造业同业公会”兼职。后来家母也在上海第四聋哑学校谋得一份教职，工作努力，很快学会手语，口语也教得好，业务突飞猛进，不久即任 “四聋”的代理校长还被邀请去北京教育部开会。那时全家生活宽裕，父亲心情很好，常展笑颜。 身为长女，我最得益于父亲。记得我七岁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便开始教我写作文。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曾希望我能传他衣钵。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非常着迷于文学，喜欢看小说。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57年秋某个晚上，全家苦等母亲回家共进晚餐，等到八点多还不见人影。直到我们都饿极了，父亲才让大家吃饭，他则继续等待。 我在梦中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朦胧中听得她说与党支部书记据理力争到大半夜，却无济于事。一眼望去，母亲满脸是眼泪，父亲神态严肃，不断安慰她并用手帕为她拭去泪水。我因年幼贪睡又入梦乡。
第二天父亲告诉我，要管好弟妹不要让他们去烦母亲，说她已被定为“右派”。我那时还不足13周岁，不懂事态的严重性，但因已上初三，倒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父亲从此对母亲格外温柔，在饭桌上不断给母亲挟菜并细声软气地和她说话，一反常态，显得特别的体贴和温柔。而且，从此以后，父母晚上不再开收音机听评弹或谈笑风生，孩子们鉴貌辨色特别乖，不太敢出声，家里很静，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不再流动。
过了几天母亲让我看刚从照相馆取来的她自己的照片，两张都放得很大，母亲还告诉我它们将存放于何处。我好生奇怪，马上就向父亲报告。父亲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不要给弟妹知道，夜里父亲竭力相劝，声泪俱下，终于转变了母亲的想法。当时那些照片是她想留给我们的遗像。多年后我从父亲的口中才知道母亲闯祸，是因为“攻击”伟大的盟友苏联的援助并非无私，还“妄说”新疆出产的石油部份要归苏联 。
上图：父母于1955年
不久母亲开始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列宁装，去斜土路工场上班。她的工作是把大石头敲碎，每天回家显得精疲力尽，顿时老了许多。家里的生活立即变了样：花瓶里不再插花，水果盘也变得空空的。父母辞退了多年的保姆，送了一笔钱让她养老归乡。保姆临走时我们都握着她的手放声大哭，在感情上她早已成了我们的家人！从此以后我为全家洗衣服和打扫房间。而父亲白天忙碌地在单位工作完毕，就匆匆赶回家，奔菜场跑粮店，亲自下厨为全家人烧饭煮菜。饭桌上偶有荤腥，他只吃鱼头鸡头，把好的部分都留给家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永远是家中第一个起床,生煤炉，烧泡饭的。在天寒地冻的夜里，他总为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紧塞被子，以防我们受寒。晚上他总要仔细检查过门窗、将煤炉封闭或者熄灭炉火之后才最后一个上床。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奉献，无声地辛劳，用他那宽大的肩膀，支撑着一个普通而又艰难的家庭。
几个月后，父母找我谈话，说全家可能要发配去北大荒，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必须卖掉。他们听我说有一同学的叔叔要结婚，让我前去询问，看他们是否要家具。父亲还特地关照，那些红木家具质地很好，大床的棕绷是不久前定做的很耐用。前来估价的人川流不息。与此同时母亲买回来许多兰布和棉花，天天晚上在灯下为全家大小做厚棉衣裤。当时为我制作的那一套棉衣棉裤，我在1964年下乡搞四清时还穿过。 有一天母亲昏倒在工地上，送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心脏病，校方才同意她退职。总算老天有眼, 因祸得福，全家得以留在上海。
但母亲那顶“右派”帽子给父亲带来的灾难并无了结。父亲从此觉得低人一等，进出弄堂总沉着头，三脚并作二步，生怕碰见熟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也尽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每月五日发工资，我们姐妹总有人在弄堂口等候父亲拿钱来买米。父亲成了“右派”的家属后，除了要承受经济重担，也备受政治压力，渐渐变得沉默寡言。父亲曾对我说，握笔杆谋职太危险，但却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学中文，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文化。1958年起父亲开始传授我写论说文，为我受用一生。后来我负笈美国，能顺利地写出论文而获物理博士学位, 与父亲早年教导有关。
父亲生活极为低调，从不夸夸其谈，更不在子女前提起他的光荣历史。“英雄不谈当年勇”及“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他一生信守的座右铭。
解放后父亲一直以小人物自居, 来往最多的只有他的两位同乡-都是平凡而善良的人。至于家父的名流朋友，我只见过一次赵景深先生。那是我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后，父亲带我去赵家的。赵伯伯当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只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我发现了被柜子挡住的壁炉里有很多《小说月报》和《茶话》的期刊。打开一看才知道父亲是主编，许多撰稿人都是我耳熟能详的名家，如《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她为什么被杀》的作者程小青；《绿野仙踪》的译作者陈伯吹；还有《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我曾好奇父亲为何不对我们提起这些名家们都是父亲的熟人，也不见父亲与他们来往，父亲说要夹紧尾巴做人啊，不然害人又害己。可惜当年家中珍藏多年的《小说月报》和《茶话》期刊都在文革之中“扫了四旧”，早已荡然无存。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海新会中学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首当其冲。有写他与“脱帽右派分子”老婆划不清界线的；有批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的；最“有力”的证据还是他曾编过“大毒草”《小说月报》和《茶话》，以及他与“鸳鸯蝴蝶派”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父亲被迫检讨所编的刊物及他与“鸳蝴”派作家的关系，仿佛那些都是见不得人的糟粕。他为此更郁郁寡欢，坐在案前写了又写。之后父亲饱受了长达好几个月的摧残，每天受那些“革命小将”的折磨，被打得鼻青眼肿，体无完肤，连臀部两边都被打烂了。在红色恐怖的岁月里，经常能听到知识分子因不堪折磨用跳楼，上吊，投河等方式自我了断，但父亲坚强地挺了过来。也许那时他已看到了我们五个姊妹兄弟眼里的恐惧。看到了他的生存对于整个家庭的希望。有一天他对我说：“愿苍天有眼，我不会一下子被红卫兵打死。爸爸不会自寻短见，我多活一天，我们全家也就多活了一天。”就这样，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硬着头皮天天上班，甘愿去学校挨打受骂。写到这里，我心里感到阵阵痛楚，然而更感到的却是父亲的伟大和高尚。
上图：父亲手迹
四、做好一名人民教师，教育好第三代
父亲对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晚上父亲伏案备课的时候据多。他那厚厚的备课笔记本总写得密密麻麻的，还用不同颜色做标记。我上中学时，用的是全上海统一的语文课本。父亲经常要找我先试教难度较大的课文，譬如文言文和古诗词，据我的反应再来调正他的教学方案。父亲亲自指导学生写墙报，晚年在日记里还记有他梦见与学生一起办墙报。
父亲热爱他的学生。有一次下乡，去徐行公社支援三秋劳动 ，因旅途困顿学生一到住处便倒地而睡。而乡下的天气较冷，父亲怕他们受寒得病，亲自去生产队索取稻草几百斤，将稻草铺在泥地里权作床褥子。学生不会用柴火烧大灶煮饭，第一次煮了夹生饭。年过半百的父亲，便老当益壮，为大伙充当了伙头军。父亲还采取了各种措施，预防入夜火油灯闯祸。还指定专人负责。父亲其实仅仅只是一个“随队”老师而已,并非“带队”老师，然而作为一个将他人永远记挂在心的人，他在任何环境下，总会挺身而出的。
父亲屡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也在区教育局编过教材，他努力为新会中学培养青年教师。我记得有一次，父亲还在家里略备酒菜，请二位青年教师来家作客，传授他们该如何教文言文。
父亲退休后并不清闲，帮忙抚养起了第三代，我的小儿子咪咪便是从小就在外公身边长大的，父亲在他身上化了无尽的心血。父亲经常教咪咪中文和英文，也常带咪咪去他眷恋的故乡崇明，一住就是数日。1985年咪咪初中毕业后，无亲友护送，只身远越重洋，带着外公为他买的英汉词典来美国与我们团聚。受到外公的熏陶，小小年纪他做事就有条有理。一下飞机就提醒我要为外公买蛤蜊油（放在蛤蜊壳中的一种防裂油），因为外公到了冬天双手鞁裂却还要在冷水里洗菜淘米，他看了很是心疼。
左图：作者与父亲在1996年
几周后我带咪咪去当地的高中报名,校方要求当场测定他的语言能力以决定他是否需要先上一年英文补习班，还是可以直接同美国孩子一起上高中。英文笔试在先，当场揭晓，咪咪成绩不错，接着要与训育主任 Suffin博士面谈。一开始Suffin博士谈到美国“挑战号”宇宙飞船升空不久便爆炸，船上宇航员全部殉难之悲剧。咪咪似乎听懂了，神态转为严肃。流露出一个中国青少年应有的同情，面谈自始至终气氛融洽，咪咪问有所答， 他所用言词虽然简短却十分得体，而且显得很自信。最终Suffin博士批准他直接上高中课程，并为他选了语言难度很高的课，包括“美国文学”和“美国法律“。咪咪的英语程度令我大为惊讶，八十年代的上海，英语教育是远不及如今那么受到重视的，而且他毕竟只在校念了三年英语啊！后来才知道，父亲不仅亲自教咪咪英语语法，带他朗读课文，与他用英语对话，也教了他十分有用的几招，都是父亲本人经验所得。第一招：中美文化不同，不能太谦虚，要当任不让，否则老外小瞧你；其二招：在老美面前讲英语不必胆怯。他们知道你中文刮刮叫（很棒），你刚出国门几天就会讲几句英文，说不定他们还在心里称赞你呢；第三招：与洋人对话时，“听”最重要，不要紧张，静心听他们讲，不求全懂但要抓住几个关键词便可猜到七八分。“答”时记住言多必失，话说得越短越好，可用简单句回答的绝不用复合句。这些招数为书本所不载，为学校所不授但当天咪咪都用上了。 其实我刚来美国时这些招数也帮过我的大忙。
四年后咪咪考上了哈佛大学。在那篇至关重要的入学作文“外公的小屋”中，他深情地描述了与外公共同生活的时光。他在结尾时写道：“外公的手又大又温暖，是我心中的太阳。” 然而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父亲终因心力衰竭于2000年阴历二月初八在医院去世。弥留期间，国内的三个子女都在身旁，享年九十岁。
亲爱的父亲，您坎坷的人生，令人唏嘘；您一身才华却隐出文坛，使人感叹；您面临困境而不失大家風範，實乃吾輩之楷模。今生我们有幸成为您的子女，若有来世，还望再做您的儿女，聆听您的教诲。在您100岁诞辰之际，我们思您念您。您虽已仙逝十载有余，却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只因为您永远地活在了我们的心中！
2010年8月于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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