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悦：父亲顾冷观和他的文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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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父亲1947年在杭州
顾冷观 的生平如下：
上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
父亲顾冷观和他的文友们
----作者：顾晓悦
父亲顾冷观和他的文友们
----作者：顾晓悦
如今的上海文化界，已很少有人知道顾冷观这个名字了。他是我敬爱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他编辑了三份有影响的刊物——《小说月报》、《上海生活》和《茶话》，并由此结识了一批当时或已成名或尚未成名的作家。
出生崇明岛上 备受祖母疼爱
父亲原名顾育仁，曾用名顾静铭，1910年农历八月初九生于江苏崇明城桥镇。
父亲的故居在崇明城朝阳门街8号，步行5分钟即是码头。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而崇明城原来围有内、外二层城墙，其间为城壕，可容纳出海的木船。城墙本有五个门，其中最靠近父亲故居的“朝阳门”又名“得胜门”，凡新官上任进城必由此门进入，故又称“咪里嘛啦朝阳门”。“咪里嘛啦”是乐器吹奏的象声词，讨个好口彩。当地百姓还惯于在东、西、南、北各门前冠上某个形容词以示其特点，如“冷西门”是处决犯罪人之地，“嗅东门”是城外农民挑粪出入之门，而“卖纱卖布出北门”乃集市地所在。此城墙一直保留到上世纪中期，我出生时犹在。
我祖母原是育婴堂的弃婴，由顾家抱回，视为己出并奉作掌上明珠，后又被送去私塾读书。祖母不仅聪慧，而且美貌。可惜她刚及妙龄，我太祖父即去世，家道中落，太祖母不得已为之择婿。媒婆们踏破了门槛，但因顾家无子，要求女婿入赘，这下难倒了许多慕名而来求婚的后生。我祖父长祖母15岁，同意入赘又隐瞒了年龄，才乘虚而入。对这段婚姻，祖母心里虽不中意，却也无可奈何。婚后祖父终年在外，一年才回家一次，祖母甚为落寞。而祖父带回的钱远不足以养家，支撑家庭之重担由此就压在祖母身上，那时她才17虚岁。
祖母和太祖母苦心养育我父亲，她们当时经营了一家点心店，供应馄饨和酒菜。我祖母清早即起，做馅子、擀皮子和包馄饨，为下午营业做准备。太祖母则酿老白酒、在天井种菜，还常年养着十多只鸡，可做成鲜嫩可口的白斩鸡。到了夏季，小店还加售冷水圆子。圆子由糯米粉做成，煮熟后放在井水中冷却，即可出售。因天气炎热，冷水圆子不能多做，却很受欢迎，刚上柜即销售一空。
父亲6岁那年，祖母领回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说是他的新妹妹。父亲因突然添了一个玩伴，惊喜万分，狂奔至床前，不慎磕倒在踏板上，咬断了舌头，满口是血。祖母东贷西借，张罗了100元大洋（旧称一尺大洋），急忙送他到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德国人开的保隆医院，这才把舌头接上。从此以后，父亲的舌头上留下一条横的疤痕。那“新妹妹”是领来做父亲童养媳的，不幸几年后就夭折了。祖母和太祖母既要还债又要供父亲上学，就更加克勤克俭了。
为谋生多艰辛 志欲做文化人
崇明虽属弹丸之地，但人文荟萃。辛亥革命后，县城之内取消私塾，办起了一所所中学、小学和女校。父亲就读的城南小学就是一所“洋学堂”，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设有四年制初小、三年制高小和四年制中学。开学第一天，太祖母领父亲到校，一直站在教室外看他上课，直到中午放学才陪父亲一同回家，可见老人家之满怀期待。
每晚在昏黄的油灯下，祖母一边织“芦飞花布”（一种蓝底有白纹的布），一边督促父亲读书、做作业，使他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童年生活清苦，听他晚年回忆，那时每逢天晴，便要忙着到外面去采集枸杞藤、荠菜、马兰头等野菜，以应付日常食物之不足。
父亲14岁丧母，生活顿失依靠，学业中断。他不久便被祖父送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当学徒。该厂地处提篮桥的舟山路，当时四周皆是荒地。父亲夏天睡阁楼，臭虫成堆；冬天则睡在灶下取暖。师父和师兄能上桌吃饭，他只能夹点菜在饭碗里，蹲在门口吃。如此艰难的生活也仅维持了两年，工厂还是倒闭了，父亲只得回到了祖父身边。当时祖父正在英国领事馆当信差，原打算让父亲在领事馆里洗碗碟，到晚上再进修英文。后在祖父朋友的劝说下，父亲才得以读日校，于1926年在圣芳济中学肄业，并于1928年进青年会中学，专攻英语，以便进英领馆接替祖父之职。为了贴补生活，父亲这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
据父亲回忆，他当年常伴英国领事的女儿玩耍，学得一口标准的英语。领事先生离任回英国前，曾邀父亲同行，但由于我祖父反对而未果。高中毕业后，想找份工作不容易，于是父亲考入金陵大学继续深造。谁知他刚成年，我太祖母和祖父便相继去世。父亲擦干眼泪，埋葬了这世上仅剩的两个亲人，独自一人去面对艰辛坎坷的人生。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常向报馆投稿，向往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文化人”。不久，他终于辞去了英国领事馆的差使，先与友人办过一所小学，后应征三和出版公司（位于南京路138号），被录取，当上一名校对。虽然工资少，地位又低，父亲却因此能广交文友，而且从工作中初步了解了编排格式和印刷程序，为他以后担任私营杂志编辑准备了条件。半年以后，父亲被联华广告公司招聘为广告文学撰写人员，同时编辑一本广告杂志（《美丽》-请删去）。父亲刻苦努力，很快成了内行，受到重用，由公司方面管吃管住，这样，他的生活才稳定了下来。
编辑《上海生活》 稳步迈入文坛
1937年，联华广告公司业务扩大，聘请父亲主编广告月刊《上海生活》。为了便于组织稿件，父亲每逢周六便在南华酒家与文人相聚，约稿加聊天，既与老朋友联络感情，又借此结识新朋友。父亲的“周六聚会”，可谓雷打不动，持续了十多年，直到他离开文坛为止。
联华广告公司创办于1935年，地址在宁波路470弄4号，是由原来《申报》的经理张竹平经营的联合广告公司与华成烟草公司合资组建的。该公司主要经营路牌、报纸、杂志、电影等项广告和印刷业务，还常常发行一种号称“广告刊物”的通俗杂志。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中国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因纸张供应紧张，报纸被迫缩小篇幅，广告商就别开生面地出版杂志来吸引广告以牟利。“广告刊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批涌现，如永安公司的《永安月刊》、九福公司的《乐观》杂志、新谊药厂的《家庭》杂志等都属此类型。其中，《永安月刊》曾由郑逸梅担任编辑。
《上海生活》的宗旨是以广告宣传来拉拢客户，其编辑方针如创刊词所言，是“杂而不芜”，在内容上“不空虚，不无聊，不低级趣味，文字力求通俗，内容却力避庸俗”。不久后，《上海生活》被《新闻报》看中了。
当时《新闻报》是上海报纸中广告篇幅较多的一家。由于广告多，日报挤不下，乃办《新闻夜报》。《新闻报》曾一度与联华广告公司合作，以该公司出版的《上海生活》免费赠送给《新闻夜报》订户，以示优待。这样，既发展了自己的订户，又扩大了广告的效应，收益自然也增加了。老板喜出望外，同时聘请父亲担任《新闻夜报•烟景周刊》的编辑。著名报人严独鹤是当时《新闻报》的主笔，也是《上海生活》的名誉主编。
据父亲回忆，《上海生活》因随《新闻夜报》附送，发行量剧增，发展成为一份综合性月刊。除了刊登广告外，该刊物亦指点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等门道。打开这本杂志，如同翻开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史。《上海生活》对十里洋场的介绍，吸引了向往上海的外埠读者，为他们认识和想象上海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媒介。
《上海生活》于1937年1月创刊，因淞沪会战而一度停刊。1938年6月复刊后，每月定期出版。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闻夜报》停刊，《上海生活》亦随之停刊，共出版了48期。
父亲在主编《上海生活》的五年间，不但组稿、审稿，还经常亲自写稿，笔名除了“冷观”外，还有“育仁”、“静铭”、“冷”、“育”、“仁”等。
左图：父亲、我和弟弟找1949年
主持《小说月报》 新老名家合流
1940年10月，32开本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创刊。刚满30岁的父亲任刊物的主编兼发行人，并同时编辑《上海生活》。《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是吕白华和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专家的丁景唐，名誉顾问是严独鹤，封面由广告画师张以恬设计。创刊号很受欢迎，曾再版过一次，所以流传的创刊号有两种不同的彩色封面。期刊再版，在当时当地仅此一份。
上海出版的以《小说月报》为刊名的，大致有三种。最早的一种是1907年创刊的，24开本，主编是亚东破佛，由竞立小说月报社发行，但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另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期由恽铁樵、王西神主编，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发表于此。1921年12卷开始改由茅盾主编，成为培养新文艺作家的摇篮。第三种《小说月报》就是我父亲主编的。
在《创刊的话》一文中，父亲写道：“上海自称为‘孤岛’以来，文化中心内移，报摊上虽有着不少的东西，但是真正适合胃口的，似乎还嫌得不够。”父亲声明：《小说月报》以小说为主，散文小品为辅；作者必须在纯正的原则下提起笔来写作品，这绝对优胜于那些空虚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文字。在编辑方针上，我父亲张扬三个特点：一是新旧小说并重，没有门户之见；二是各种体裁兼备，广泛团结作家；三是注意提携文学新人。
父亲在编辑《上海生活》时，就与诸位名家如程小青、张恨水、郑逸梅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小说月报》创刊后，这些文友不仅自己积极投稿，还协助父亲向其他名家约稿。比如，父亲仰慕包天笑之名，可是素不相识，乃托郑逸梅介绍，征到了长篇小说《换巢鸾凤》。接着，包天笑又投来了《燕归来》。如此这般“滚雪球”，为《小说月报》写稿的名家就越来越多了。主编《万象》月刊的陈蝶衣也很支持《小说月报》，屡次投稿，他所作的《媚惑记》发表在创刊号上，而他的另一作品《一个不用牙膏的太太》，则发表在第二期。
这本大型文学刊物的最初几期，执笔者多为鸳鸯蝴蝶派的老作家如张恨水、包天笑、顾明道、程小青、周瘦鹃等。大约从第6期起改变方针，腾出大部分篇幅，吸纳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赵景深、魏如晦(钱杏邨)、胡山源、钱今昔、陈汝惠、文宗山、徐开垒等作品也时见该刊。上海沦陷以后，进步文学的创作空间备受挤压，新文学作家的撤离和沉默，抗日报刊被勒令停办，各大书局被查封。正是通过《小说月报》，父亲团结了一批滞留在上海的作家如赵景深、谭正璧、钱今昔等。宁波路联华广告公司二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一度成为新文学作家陈汝惠、钱今昔等人会晤之处，便于他们交流创作见解，提供抗日信息。这样，新老作家同仇敌忾会集于此，使《小说月报》成为当时影响最大、销路最畅的文学刊物。
倾力扶持新秀 文苑生机勃发
因自身尝过摸爬滚打的辛苦，父亲深知没有背景且无靠山的年轻学子要跻身文化界有多难。他决心要帮助那些有志向的年轻人成才。他编辑的《小说月报》有一贡献，就是为文学界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新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名家。如东吴系的“小姐作家”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等，是父亲在组织“大学生征文比赛”中发现的新人。父亲曾告诉我一则趣闻：程育真是程小青之女，投稿时用了个笔名“程大青”。后来被我父亲婉言谢绝后，才用了自己的真名。新人中，还有现今以写传记文学而闻名的沈寂先生。他在大学读书时，曾因为参加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受尽折磨。沈寂有一篇小说《暗影》，就是刊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当时他仅20来岁。
陈汝惠也是当时的一名文学新人，由其老师孔君贻介绍才与我父亲相识。他1939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时任立德中学语文教员。陈汝惠的中篇小说《女难》长达6万字，从1940年11月起分三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描写中学教师林田身在“孤岛”，心向内地，却受到难以抵挡的浪漫爱情的纠缠。《女难》大受上海青年的欢迎，24岁的陈汝惠也因此而显露头角，并成了父亲的莫逆之交。接着陈又继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死的胜利》描写了中国空军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 是“孤岛”时期少有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他的《小雨》、《捕珠手》等作品，则委婉曲折地反映了抗日救国的主题。陈汝惠从50年代起，在厦门大学任教，后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与陈汝惠一同认识我父亲的，还有他的一个哥哥，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翻译家的陈伯吹。陈伯吹曾用笔名夏雷，一度靠翻译谋生，获得我父亲相助，其译作《绿野仙踪》、《小夏蒂》、《出卖心的人》等都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陈伯吹除了是父亲的文友外，还曾是我母亲叶琳琤的语文代课老师。母亲毕业于申联高中，爱好文学，家住联华广告公司对门。父母由相识进而恋爱，虽遭我外婆家百般阻挠，最终结为夫妻。陈伯吹与我父亲的关系密切，我们两家来往很多。可惜解放后联系中断多年，后来我又分配到外地工作，懂事后始终与他无一面之缘，实为遗憾。
作家周楞伽也是陈汝惠引荐给父亲的，也成了《小说月报》的经常执笔者。他写的《断了的三弦琴》，讲述一位爱好音乐的爱国者正在经历爱情体验时，却因为主张抗日而被日寇捕去。这篇小说文笔隐晦，颇具散文诗的意境，曾经深受《万象》主编陈蝶衣的欣赏。周楞伽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小说月报》连载，题目是《花都蒙尘记》，用法国人民组织地下游击队抵抗希特勒的故事，迂回曲折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不屈意志。周楞伽后来在回忆录中忆及，自己曾两次险遭日本宪兵逮捕。第一次是在1944年秋冬，幸亏我父亲及时通知才免遭劫难。父亲是通过他在金陵大学的同学、时任《时事新报》编辑的毛羽才得知此消息的。
然而，父亲自己却于1945年初被逮捕。日寇怀疑父亲的社会关系中有“抗日分子”，在宪兵司令部审讯了他整整一夜，百般威胁利诱，直到天明。父亲矢口否认与抗日人士有来往。日寇无奈，只好释放了父亲，却又找了一个高丽浪人来监视他，强迫他每晚去这人家里教授英文。抗战胜利后，那高丽浪人也不知去向了。
1944年起，“储备券”天天贬值，物价狂涨，《小说月报》的发行费、广告费等全部收入，仍无法抵消成本亏损，而且白报纸缺货，原来的印刷厂又毁约，刊物不得不于1944年11月停刊。《小说月报》共出版45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之一，成功地为失陷遭劫的市民提供了一点新鲜的精神食粮。
编辑方形《茶话》 婉转揭露时弊
1945年6月，上海联华广告公司聘请我父亲主编《茶话》。那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文艺刊物，32开本，近方形。当时上海流行方开本杂志，《万象》、《春秋》和《幸福》等都属此类。《茶话》的编辑还有吕白华，发行人是陆守伦。彩色封面，绘有风景、人物、花卉和果品，由张以恬和申小迦负责。
《茶话》的经常执笔者，不但有当初《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如赵景深、陈汝惠、程小青、徐卓呆、范烟桥、钱今昔、周楞伽、包天笑、胡山源、谭正璧等，同时还注重刊发文学新人的作品，这体现了父亲一贯的办刊方针。创刊号的开篇即是陆丹林的《总理大本营时期手札》，汇集孙中山于1923年6月至9月致叶恭绰的四封信函和11月致张作霖之函，并将原件制版刊印，引人注目。记述人物事迹的有《夏丏尊先生行略》(魏金枝)、《记熊佛西》(赵景深)、《袁世凯喜以土语骂人》(野史氏)。包天笑的《钏影楼笔记》也从这期开始连载。此外还有钱君匋写的短篇《古城风雨》，范烟桥撰写的“三言体”故事新编《覆巢完卵》等作品。
办到第8期，申小迦接替了吕白华。申先生是当代江南名家之后，其父申石伽是名画家。申石伽不仅为父亲当年编辑的《小说月报》之《今人诗文录》执笔，还长期为该刊提供宋、明、清字画，并负责撰文说明。父亲和申家是世交。1980年，我还持父亲之信，前去淡水路一中心小学，找过当时担任教导主任的申小迦先生。
《茶话》的作品中，有描写家庭婚恋故事，表现市民们在抗战胜利后对现实的失望情绪；有调侃艰难生活以及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也有通过历史小说等来借古讽今的，比如谭正璧写的《梅花梦》、《归去来》、《莽金叉》等，以及还珠楼主的长篇连载小说《北海屠龙记》。 《茶话》创办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因而极为关注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如施瑛的作品《雪霞怨》，讲述1938年早春侵占苏州的日军扬言血洗一村庄时发生的故事。周楞伽也曾用杜惜冰的笔名发表两篇纪实小说《方先觉衡阳脱险记》、《齐学启蒙难记》，都是记述国军将领抗日救国的事迹。1948年，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茶话》连载陈汝惠长篇自传体小说《风尘》，描写抗战期间上海青年的地下抗日活动。其后记公开预言，国民党政府“在人心之争取上，又失败了”。刊物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丁景唐先生当时就用丁英的笔名发表过《宁波东钱湖纪游》等篇什。
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行宪国大”，选举“总统”，提名蒋中正与立法院长居正为候选人，结果当然是蒋介石当选。当时南京《新民报》副刊登载上联“蒋中正居正”，是说蒋已居正职，征求下联。我父亲对答下联：“周恩来徐来”，因触及敏感时政而未在南京发表，后在上海《铁报》上刊出。 “徐来”是当时的一位电影女明星。上下联中的“居正”、“徐来”都是以名词作动词用。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南下黄河，“周恩来徐来”正是铁的事实。社会舆论鄙视国民党当局的选举闹剧，无怪乎广大读者对此下联击掌赞赏，叹为妙对。
《茶话》共出版了35期。1949年5月上海解放，《茶话》在当年4月出了最后一期就停刊了。如今翻阅此刊，仍能感受到40年代后期上海都市脉搏的跳动。
上图：父亲手迹
见机退出文坛 潜心从事教学
《茶话》停刊后，联华广告公司仍旧聘用父亲和陆守伦、丁景唐等人，但不再出版刊物，付给父亲的工资自然菲薄。为了养家活口，父亲不得不寻找第二份工作。当时，陈汝惠在长寿路力行中学（五一中学之前身）当校长，其兄陈伯吹是力行中学的董事，于是通过陈氏兄弟的介绍，父亲在力行中学找到了工作，教高中语文。
1950年，我家从虹口区唐山路养正中里74号搬往卢湾区重庆南路万宜坊20号底楼居住。到1957年为止，每逢盛夏之晚，父亲几乎都会在家门口乘凉，顺便与对门的濮家好公（是方言吗？什么意思？）谈天。有一晚，父亲还在家门口巧遇走访朋友的陆守伦，陆的朋友正好是我家的斜对门邻居。
濮老先生是报业界的前辈，原《申报》国际版编辑。两位长辈由于是同行，谈得很投机，每晚都有新话题来回忆往事。记得有一次他们谈到，杨乃武曾是《申报》在光绪年间的主笔，直至“小白菜”一案骤发，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主角。接着父亲话题一转，说我处处护着弟弟，将来弟弟如果蒙受冤屈，我定会像杨乃武姐姐那样去滚钉板的。不料竟一语成谶。70年代，舍弟因散布不满“四人帮”的言词，而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成了囚犯。后来我也真的为舍弟争取平反，奔波于宝山县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为兄弟鸣冤案。
50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全市新闻媒体已实行统一管理。父亲见编刊物无望，于1951年下半年放弃了联华广告公司工作，淡出他奋斗多年才跻身其中的文坛，从此一直在中学教书，默默无闻。当时不少名家相继离开了新闻媒体，做了专职教员。如申小迦改行在原法国天主教教会办的萨坡赛小学教美术，郑逸梅在晋元中学任语文教员，潘予且、程小青等也都加入了中学教员之列。连办报数十年的老报人严独鹤也离开了报社，去华山路鸣英图书馆任副馆长。
离开联华公司后，为了全家的温饱，父亲开始在“船舶修造业同业公会”兼职当秘书。1951年9月，母亲也在聋哑学校谋得一份教职。她工作努力，很快学会了手语，口语也教得好，不久即任代理校长，还去北京教育部参与编教材。那时全家生活宽裕，父亲心情很好，闲暇时爱与母亲谈天，下象棋，听严雪亭的评弹。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家的黄金时代，尽管极其短暂。
身为“右派”家属 撑起全家重担
父亲自知在旧社会当过多年编辑，社会关系多，又接触过各种人，容易惹祸上身。解放后，他信守一条原则：夹紧尾巴做人。“反右”运动前夕，他明智地辞去了“同业公会”之职，逃过一劫。然而，缺少社会经验的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57年夏秋的某个晚上，全家苦等母亲回来共进晚餐，等到8点多还不见人影，父亲如坐针毡。直到我们都饿极了，父亲才让大家吃饭，他则继续等待。那天夜里，我在梦中被母亲的哭声惊醒，蒙眬中听得她说与党支部书记据理力争到大半夜，却无济于事。睁眼望去，母亲满脸泪痕，父亲则神态严肃，不断安慰她，并用手帕为她拭去泪水。
第二天父亲告诉我，要管好弟妹不要让他们去烦母亲，说她已被定为“右派”。我那时还不满13周岁，不懂事态的严重性，但因已上初三，至少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父亲从此对母亲格外温柔，在饭桌上不断给母亲夹菜，细声软语地和她说话，显得特别体贴。从此以后，父母晚上不再开收音机听评弹或谈笑风生了，孩子们鉴貌辨色，也不太敢出声，家里静悄悄的，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多年后父亲告诉我，母亲当年惹祸，是因为说了新疆出产的石油部分要归苏联。这等于“恶毒攻击”了伟大盟友，“影射”其援助并非无私。
不久，母亲开始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列宁装，去斜土路工场上班，她的工作是把大石头敲碎。接着，又去鲁班路一个公墓劳动，由男“右派”们掘棺材，母亲则与其他女性拾死人骨头，装进麻袋里。母亲每天回来，显得精疲力尽，顿时老了许多。家里的生活也变了样：花瓶里不再插花，水果盘也变得空空如也。父母辞退了多年的保姆，送了一笔钱让她养老归乡。保姆临走时，我们都握着她的手放声大哭。从此以后，我作为长女，为全家洗衣服和打扫房间。而父亲白天在单位忙完工作，就匆匆赶回家，奔菜场跑粮店，亲自下厨为全家人烧饭煮菜。饭桌上偶有荤腥，他只吃鱼头鸡头，把肉多的部分都留给家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总是家中第一个起床，生煤炉，煮泡饭。晚上，他总要仔细检查过门窗，将煤炉封闭或熄灭炉火之后，才最后一个上床。在天寒地冻的夜里，他还不忘为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塞紧被口，以防我们受寒。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来源，几乎全靠父亲一人。每月5日发工资，我们姐妹总有人在弄堂口等候父亲拿钱来买米。除了经济重负之外，作为 “右派”家属，父亲也备感政治压力，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进出弄堂总低着头，生怕碰见熟人。无论天气多热，父亲也不再出去纳凉了。
熬过苦难岁月 劫后再会文友
解放后，父亲生活极为低调，甘于做平民百姓,从不在子女面前提起他在文坛的历史，来往最多的只有他几位平凡而善良的同乡。至于父亲的名流朋友，记忆中除了申小迦先生外，我只见过赵景深先生一次。那是在1961年，我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后，父亲带我去赵家的。赵先生当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
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发现被柜子遮挡掩盖住的壁炉里有很多《小说月报》和《茶话》期刊。打开一看才知道父亲是主编，许多撰稿人都是我耳熟能详的名家，如《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她为什么被杀》的作者程小青、《绿野仙踪》的译作者陈伯吹，还有《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我曾好奇地问父亲，为何不再与这些名家继续来往了？父亲说，要夹紧尾巴做人啊，不然害人又害己。可惜家中珍藏多年的《小说月报》和《茶话》，还是没逃过“文革”浩劫，如今已荡然无存。
父亲对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晚上伏案备课的时候居多。然而无论他工作多努力，“文革”动乱开始后，仍备受凌辱，不但被抄家，还被打入“牛棚”。父亲当时执教的上海新会中学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加给父亲最多的罪名，就是他解放前编的几本刊物以及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种种关系，仿佛那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饱受摧残，几乎体无完肤。当时，经常能听到知识分子因不堪折磨而自戕的消息，但父亲坚强地挺了过来。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不会自寻短见，我多活一天，我们全家也就多活了一天。”他深知，他的存在对于这个苦难的家庭有多么的重要。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渐趋安定祥和，父亲开始与久违的文友们恢复了往来。秦瘦鸥等老友都有信来，与父亲相约共同整理有关“鸳鸯蝴蝶派”的史料。本世纪初，舍弟曾在旧书店里，看到过一本有关“鸳鸯蝴蝶派”的书，其中也有父亲所写的文章。后来在遗物里，我们又发现了父亲的遗作“《小说月报》忆语”，字迹苍劲有力，笔调却相当轻松。
客人们也开始来我家串门了。来得最勤的数陈伯吹先生，每星期总要来访好几次，相谈甚欢，短则半小时，长则近2小时。陈老进门，必与父亲互称“冷观兄”、“伯吹兄”。弟妹们不解，屡问父亲：二者都为兄，谁为弟耶？父亲笑答，那不过是习俗罢了。陈老瘦小，戴副眼镜，手里拎个方便包，慈祥和善，从外貌上实在看不出是个赫赫有名的作家。陈老来时，常遇到我家二妹。她虽在安徽插队，倒常在家闲居，除帮忙家务外，练提琴的时候居多。有一次，陈老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要为二妹介绍男朋友，说是他的亲戚，一表人才，在香港交响乐团里当指挥呢。至于母亲, 一直尊称陈老及夫人为“先生”、“师母”，并带我们到陈家去玩。陈老的儿子陈佳洱，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每从北京回来，母亲必被请去陈家掌厨。
抚育教导两代 清贫简朴一生
父亲退休后并不清闲，帮忙抚养起了第三代。我的小儿子咪咪就是在他身边长大的。父亲不但教他中文和英文，也常带他去故乡崇明，一住就是数日。后来咪咪考上了哈佛大学。在那篇入学作文《外公的小屋》中，他深情地描述了与外公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作文的结尾写道：“外公的手又大又温暖，他是我心中的太阳。”
然而，小外孙心中的太阳，终究是要远去的。2000年农历二月初八，父亲终因心力衰竭在医院去世，享年90岁。弥留期间，国内的三个子女都守候在父亲身旁。
自1996年起，父亲开始写日记，除因病暂停外,从不间断, 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之前半年。父亲写道：“人老了感触多，在历史长河中必然泛滥出来的浪花，冲击着脑海里的旧痕。”这部日记内容丰富，既有回忆故人往事的，如故乡的风俗、苦难的童年、他的编辑生涯和老上海的趣闻轶事，又有他读报后对当今社会的感想，也记录着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来信来电等琐事。
在日记里，父亲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吾乃一布衣之士，出生寒门，童年即失去母亲，邻里中一直矮人一截，一生中除对家庭克尽职责之外，一直是被污辱被剥削的形象。”
我的外公当年就是因为怕我母亲受穷，而不同意他们成婚。我出生前夕，父亲从上海赶去看望母亲，船只误点，抵岸时，城门已关闭。当晚天气奇寒，母亲闻讯后，急忙携带被褥登上城楼，扔下给父亲，让他在城外过夜。母亲因为又急又累，惊动胎气，次日便产下了我。
身为长女，我得到父亲的教诲最多。记得我7岁时，父亲便开始教我写作文。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曾希望我能传承他的衣钵。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文学非常着迷。但父亲却对我说，以笔杆为职业太危险。他反对我读文科，却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学中文，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从1958年起，父亲开始指导我写论说文，这让我受用非浅，获益一生。1981年，我考试合格后，经由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开创的CUSPEA计划而负笈美国。我能顺利地写出论文而获物理博士学位, 不能不说与父亲早年的教导有关。
父亲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清贫中度过的。父亲喜欢边喝红茶，边看书报，红茶必须是滚烫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常年喝的红茶里并无茶叶，而是用最廉价的红茶梗煮的。父亲的晚年，原可以过得比较舒适的，但他却把我们多年寄给他的钱，攒下了不少，留给后代享用。90年代起，他每年都拿出钱来给尚在国内念书的孙女和外孙女交学杂费。他也让失婚的儿子每天上他那儿去，以便有口热饭吃。我曾多次回国探亲，见他依然穿着满是补丁的内衣裤，甚是伤感。他却总是笑着对我说：“知足常乐。”那是他信守的另一条座右铭。
亲爱的父亲，您在坎坷之中奋斗了一生，这是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遗产；您为文化事业作出的操劳和贡献，随着岁月的流逝，将留存在人们的心间，永远永远，不会被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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