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超：一名“课外学生”对赵中立老师的记思
分类：
一名“课外学生”对赵中立老师的记思
－－作者：颜超
爱因斯坦学者赵中立先生于2010年1月4日以90岁高寿驾鹤西去。五年过去了，却仍旧剪不断我对他的深情思念。
1960年底我到北京工业大学电机系报到，那年我刚过22岁。这个新建学校在京东，周围都是农田，只有一座教学楼。图书馆临时设在兼作办公和教工宿舍的一座宿舍楼的底层。楼道中间有两处比较宽的半圆形过厅。外面的一个过厅栏上了一排长桌作为借书处，里面的一个过厅放了桌椅供入库教师阅览。一列南北朝向的许多卧室里放着一排排的书架当做书库。
来校不久的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套新购进的影印大英百科全书。于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坐在过厅桌子的一角好奇的翻阅。突然有一位穿着一身退色蓝布制服，带着一付深色布袖套的中年人过来招呼。他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直视着我，好奇而不客气地大声问道：“你年纪轻轻怎麽对这种书有兴趣？”我连忙起身说，除专业书外自己喜欢看点杂书，咱们新学校这类书少，见了这套百科全书挺高兴。他直率地说：“我叫赵中立。就叫我老赵吧，今后有什麽问题尽管问我。”于是，他从大英百科全书的版本讲起，并翻开书随意捻来一个词条，一边念着原文，一边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解起来。不想走出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不高兴地招呼他快进书库一起整理图书，他才悻悻离去。从此，我每次进图书馆书库若遇到老赵，他都会告诉我新书消息。不久，学校图书馆领到几张北京图书馆个人借书证，分给了我一份。那时北图定期举办进口图书开架预览，借阅。遇到发现和借到接近社科类的“杂书”，等我回校去图书馆时就会带给老赵翻阅和请教。这样我们就逐渐熟悉起来，他也就成了我的一位“课外”老师。
几年之后文革校园中贴出“揪出大右派赵中立”的大字报，方知他原来曾做过领导，还是中科院的一位学者。1970年年初，我在茶淀原585劳改农场北工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对“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进行思想改造” 颇有微词被人向上汇报。宣传队命我停止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一个人呆在房间反省并将结果写成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批判文章。那天我写东西中间到住房外面厕所解手。荒野上零下十几度，刮着凛冽的寒风。一个穿着破棉袄，带着一顶旧蓝布棉帽子的人从厕所里面推着一个粪车迎面蹒跚走来。我猛然一惊，看出那人原来相识。“老赵，您好！”我亲切地向他打个招呼。他好奇的看看我，再看看周围，没有别人，他才对我说：“谢谢你了，你好吗？”大抵这几年来外面没有人热情的招呼过他，所以他要谢我。我向他简述留在城里的爱人和孩子的情况，眼见他的遭遇安慰道：“您要多保重，这活很累！”他说：“没什麽，你也保重罢。”我们都不敢多说话，赶紧各自离去。
几年后，图书馆的张学智先生对我说，老赵从茶淀回来了，身体不太好，想到友谊医院看病，可否请你爱人关照一下。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医院门诊等候。突然有人在我背上用力一拍，回头一看，原来正是老赵。他两眼放着兴奋的光芒，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禁不住对我高声喊叫：“我的文章发表了，一个字没改，全文发表！”当时我想到老赵的“右派帽子”大抵尚未摘掉，总觉“夹着尾巴做人”方为安全。所以小声地说：“老赵，您不是来看病的嘛，我已经给您约好。”他却如入无人之境，接着甩着那份人民日报对我大声说道：“我的文章全文发表了！”我打开报纸看，第一版是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通栏大块文章。标题下面用方块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作者的大名：XXX。我指着文章标题问老赵：“这不是您啊。”老赵说：“作者确实是我，只有XXX三个字不是我！”老赵接着还兴奋地告诉我，他参加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也许能够出版。只是一多半不能署上名字；这有什么关系，他不屑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老赵的夫人原来是童瑞光老师。她是一位瘦小的女士，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班，我们有时在路上相遇。她待人非常和气，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她是北工大最初创建时的元老之一，担任数学教研组的负责人。他们夫妇有6个子女。60年代初估计童老师也就四十来岁，多半因为生活的重压显得苍老，同事们亲切地叫她童老太太。文革期间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内人带着两个年幼孩子到天坛公园玩。当我们登上通往祈年殿的石阶，正好看见站在上方的老赵和童老师一家。老赵手里托着一包槽子糕，正在分给他的孩子们吃。等我们走近，他刚刚给孩子们分完。老赵看着我的两个孩子，对自己的孩子说：“弟弟妹妹比你们小，谁把自己的点心分给弟弟妹妹？”没有回答。我看着他的孩子，也只比我那即将上小学的老大长不了几岁。他们乞求的眼光，好像是在说“叔叔，原谅我们，我们难得吃一回，就让我们自己吃了吧！”我怕孩子们尴尬，赶紧与老赵和童老师告别扭头往下走。走不远回头望去，老赵独自站在一边，带着歉疚的目光向我招手。我理解老赵的难处，当了右派靠着作图书馆管理员卑微职务挣来的一点工资和童老师一起养活这麽多孩子，真不容易啊。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去图书馆顺便询问为什麽很久不见老赵。人们半神秘地告诉我：“这麽大的消息你会不知道。社科院马洪通过上级联系北京市委调人。老赵早已到研究生院上班去了！”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听说老赵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前身）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首任室主任，嗣后并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委员会”理事，我真为他高兴。有一天老赵托人给我带信，说有事叫我去他家叙谈。于是我早上骑车在上班的路上到垂杨柳老赵家拜访。老赵开门，只有他一人在家。他满面春风，显得非常怡然自得。他告诉我刚从杭州休养归来。又作了全面体检。除了胃不太好以外，没有什麽大毛病，下面终于可以大干一场。老赵说他手头有本日文书，拟组织北工大几位熟人一起翻译，问我是否能够参加；另外还有几本英文书，可供我选一本翻译也好挣点外快。我说自己的日文拿不出手，不配担当翻译的重任；另外当前工作时间排满，还正在译一本英文教材，无力再接新任务，感谢他提携的一番好意。接着我又提起他对爱因斯坦的翻译研究。他说他早年在西南联大选修数学。学深了以后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后来又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回忆他当年在人民日报上用别人名义发表的大块文章，我向他请教写文章的要领。他让我稍等片刻，进屋将一篇手稿拿出来给我看，并对我讲起他构思文章的方法。我看那手稿，整洁的稿纸上布满清秀刚劲的字体，没有一点修改的痕迹。我问他这稿子是不是抄出来的。他说，“不是，我想好了才下笔，我写文章习惯先想好然后一气呵成，极少修改。”我听完后不禁默默感到悲凉；真可惜，过去十几年像老赵这样的大学问家的宝贵时光怎麽能这样糟蹋！
以后我出国，他早已成了有身份的人，再也不需要顶着别人的名字做事。1995年我读到他和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等４５位先生联名向当局发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声明，仿佛又看到他刚正不阿的高大形象。吴忠超先生在“《爱因斯坦全集》中文版始末”一文中说：“出版爱因斯坦的著作凝结着中国几代学人的心血和艰辛。20几年前，《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在我国思想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历史将记载这本书的译者赵中立和许良英先生的功绩。”又说：“ 几年前，当我读完赵中立的译后记，心情极不平静。这位老人冒着完全失明的危险译完第一卷，又在丧妻的巨痛中写下了最后一字。每位读者都应该向这一对夫妇表达深切的敬意。”才知童老师已经辞世。在老赵被打成右派的20多年艰苦岁月中，她坚强的站在他的一边，作为精神支柱支撑着这个八口之家。2007年听友人说老赵身体欠安，我冒昧打电话询慰。他卧病在床，说话艰难，我们各自简介情况，听得出他说话吃力。他最后声音尖细而嘶哑地对我说，“我已经老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我现在身体不好，你也多保重…。”老赵为人耿直正派，为了坚持真理和追求正义而遭打击，坎坷一生。晚年总算得到伸张；教学，研究成绩斐然。如今，在他培养的一批批研究生中，有多位有成就的学者。1980届研究生，时任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的刘兵回忆学生时代时写道：“记得当时几个人坐在一间黑洞洞的木板房中，赵老师与我们谈了很多问题，问我们的想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他很严肃地问我们：干科学史这一行可是挣不了什么大钱的，你们有思想准备在将来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甘于一生做个清贫的学者吗？”老赵的一生不正是这段话最好的脚注吗。老赵作为一位国内辛勤耕耘从不问回报的杰出爱因斯坦学者和教育家，尤其在他晚年任教的岁月，有如爱氏在为狭义相对论做出重大贡献的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H.A. Lorenz）葬礼墓前对于这位“最高尚的人”（爱因斯坦评语）所礼赞：“所有人都欣然遵从他，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从来不称霸，而总是只想望去服侍* (Alle folgten ihm freudig, denn sie fühlten, dass er nie beherrschen, sondern stets nur dienen wollte)”。老赵兼学数学和哲学，这条治学轨迹颇似他所崇敬的爱因斯坦。纵然老赵在学术成就上不能与爱氏相比，却有一点与爱氏相若。他的心地也如同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对爱氏所评说：“爱因斯坦的心脏为众弱势者，不受关爱者，被压迫者而跳动” （Einsteins Herz schlug für die Schwachen, die Unbeliebten, die Unterdrückten）。
正直的老赵和至贞的童老师，世间您们直接，间接教过和专心阅读您译著的学生们不会忘记您们的榜样，安息吧！
*以上二句引自“Albert Einstein Mein Weltbild”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的世界观”）因未能找到中译本；若有译错，笔者文责自负。
2014年于苏黎世
转自《华夏文摘》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