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超：童年追忆——旧日的天津南开大学（一）
童年追忆——旧日的天津南开大学（一）
－－作者：颜超
我们已经无法像尤利西斯那样回到故乡，从一棵童年种下的老树记起当年，甚至看看两头无人，像童年时代的某日，解开纽扣，再为它浇一回自己的泉。
——于坚：朋友是最后的故乡
从前的南开大学，没见有显赫张扬的校门，没见有一栋比一栋更神气的大高楼；也没见有豪华小轿车穿行。我难以忘怀从小所见旧日大学里充满大自然气息的朴素静谧的校园和在里面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同样真淳的师生。
十岁初进南大校园
1948 年，父亲颜毓蘅受聘南开大学外文系，我们全家来到天津。那年我十岁，校园就成了我们孩子游玩的地方。当时、南开大学在城外的校园主要分设在两个地点，八里台和六里台。想象从高空看下去，这两座校园象是两两片彩色斑斓的湖岛。岛屿的东边被笔直的墙子河切成一条整齐的直线。在其他方向，它们被许多水塘，湖泊，稻田所包围。墙子河的东岸是马路，西岸毗邻南开大学校园。文学院设在六里台，南开大学校本部和理工学院设在八里台。我们家新搬进来，被安置住在南开大学的新村宿舍。那是一个坐落在校外八里台农村的一个由几座红砖平房围起来的院落。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在学校供职的中下层职员。那时教员，职员和工友界线有别，佩戴不同的徽章。在父母的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父母在院子里无论遇到谁，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有一次家里的下水道不通，学校派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工友前来修理。他叫吴振海，非常健壮，手也很巧，几下就弄好了。母亲很高兴，请他喝水休息。交谈中了解到他老家在山东农村。那里生活苦，他从十几岁就一人进城打工。母亲听后十分同情，请他以后有时间常来家坐。他是个很单纯热情的小伙子，从此下班后时常来家坐客。他每次来家都会给我们孩子带一点小礼物，也许是几只装在小瓶子里的蛤蟆菇朵儿，也许是几条小活鱼，也许是一只大蚂蚱。那时我们家房后是一片稻田。再往远处有许多干净的水塘。这些小动物引起我们对周围自然环境极大的兴趣。在家里有一只大木盆，灌成一个蓄水池，里面养着捉来的动物和小鱼。
父亲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久就带回一位年轻的叔叔回家做客，他叫王逊。王逊小父亲 5 岁，大抵由于同是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又同是清华校友，两人成了莫逆之交。父亲常向王逊请教，对他在美学和哲学方面的学问十分佩服。那时王逊刚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非常健谈。因为是单身，常常下午来家做客，小坐之后接着一起吃晚饭。我们家里的规矩，大人在屋里说话，一般不让小孩在场。我因为爱听父亲和王逊叔叔的高谈阔论，几乎每次都拿本书坐在角落小板凳上旁听。有时王逊叔叔说话得意，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母亲最关心的是给王逊叔叔介绍对象。为这件事母亲安排过几次宴请，家里也热闹了一番。但不凑巧介绍了两位女士都没有成功。 52 年院系调整，王逊叔叔调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来家告别。那时南开大学政治运动气氛紧张，母亲事后回忆，王逊没有见到父亲，说几句话连顿饭都没吃就匆匆离开。网载王逊教授十八岁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作了哲学系邓以蛰教授的得意弟子。听说王逊在 57 年划为右派，“文革”中深受迫害， 1968 年逝世，终年 54 岁。后来被誉为中国美术史教育的奠基人。
解放军进城
到了 1948 年秋天，战事逼近。学校停课并全部迁入市区南开大学东院校址。学校提供了一辆胶皮轮大车为我们搬家，只跑一趟。我们家 6 个孩子，车上没剩下多少地方，也只能带点被褥和炊具。东院是经济系的所在，一座红褐色的教学楼，楼外的一片运动场和家属宿舍围在一个红砖墙里面。这些从城外临时搬来的教工几家合住在一间大教室里。另外，在操场边上搭起了一座简易房屋作为食堂。早上开饭后，上午由大学同学在这里给家属孩子们讲课。那课程不分班级，是讲座性的。记得题目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光线是什麽”，“电的故事”。讲到自然科学的题目，大学同学拿来实验器具演示，我印象最深的是演示库仑定律的金属箔相吸相斥。中午和晚上，我们小孩自己拿着饭票到伙食团打饭吃。这样很快就和周围的小朋友混熟了。 下午我们最爱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小朋友们分成几部儿，定好规则，便在大楼里乱钻。有一次我们跑进一个教室。里面的大学同学正在低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禁歌。有两位大哥哥问了我们父母的姓名，马上把我们支走，并嘱咐我们不要乱说。又有一次我们爬到楼顶平台。在排水沟边发现了两个很沉的罐头盒，里面装满了锃亮的子弹。从此以后大人怕我们招事，不再准我们乱跑。晚饭后，是我们盼来最美好的时光。在大教室的中间各家占地的交界处，我们摆好椅子，规规矩矩地坐好等着大人来讲故事。那时我们最喜欢听王玉哲老伯的故事。他是历史系教授，抗战期间曾到过云南，甘肃等边远地区考察。他讲起云南奇妙的石林，甘肃武威的贫穷，仿佛使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也给我们讲许多历史故事。不但有人物，有情节，最有趣的是他总要把当时的地理位置，气候，自然环境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讲话带着河北口音，没有很大起伏，但是清清楚楚，一环扣一环，每个故事讲的又好像一支清澈的溪水，听后深深刻在我的心目中。高殿森老伯难得来讲，但那次的故事也是终生不忘。他是英国文学教授。他说年轻时为出国留学，由佣人陪伴赶路进城。夜间住店，他去解手。那里农村是在一排大粪坑边如厕。他不小心，掉进了粪坑。下面又冷又臭，叫半天也无人回应。直到他已经快下沉到胸部，才来人相救。他被救出来后大病一场，从此也没能出国留学。
那时大人们说话没有太多顾忌，常常公开讨论共产党即将进城的形势以及以后的光明前途。因为城外的解放军宣布保护文教机构，不久东院的顶楼被国民党军队进驻。有一次解放军广播说东院也将成为攻击目标，要求师生疏散。和其他同事家一样，母亲用鸡蛋白糖发面，炸了许多油饼，以便应急之用。有一天上午警报笛拉响后我们刚躲进地下室，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等到中午，才得知三楼打进一发炮弹。翌日，我们整天躲进了地下室。直到傍晚，听到上面喊话，叫大家都出来，才知道解放军进城了！
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年代，几位地下工作的学生带着红袖箍一下露面和进驻的军人一起主持工作。第二天一早，我们小孩也和大人一起在大教室里忙着用短秫秸棍糊上剪好的各色纸旗。下午，我们全家大小和一起住的其他教师参加学生队伍，到街上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到了晚间，东院学校的礼堂里挤满了人，解放军宣传队开始演出。从此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演一场。我们小孩每天吃过晚饭，早早地藏进礼堂里的一个角落。总能躲过查票的人，场场演出都不拉。开始几场主要演的是解放区的秧歌和大合唱。以后就开始演出话剧白毛女。
不久，学校给每个教师发了一笔按小米折算的安家费，我们又搬回八里台新村的家。打开房门屋里一股臭气扑鼻而来。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屋里所有的家具都被战败的国军劈成劈柴，有的放在炉子旁边还没来得及使用。厕所里堆满了粪便和垃圾。我们小孩都被打发出去，由母亲和学校派来的几位工友一起打扫，到了晚上大体就绪，全家人才安静入睡。没过多久，学校恢复上课。文学院设在六里台和平湖的北岸，我们家也跟着搬进那里的校园。
六里台文学院－－美丽的和平湖－－我的启蒙老师
六里台和平湖，多麽美丽的名字！这是一池宁静清澈几乎能见底的碧蓝色的水。当时南开大学文学院就设在湖的北岸。那湖的主体呈方形，笔直的东岸是一条不宽的人行道，它的外侧是墙子河。那时的墙子河很干净，河道上总有许多木船行走，有的为运货，有的为打鱼。河的外边是通往海光寺的马路。有一座木桥从马路上横跨墙子河通往校园。
在湖的北岸，有几座简朴的楼房，里面是文学院的教室。另外，部分教师宿舍也设在附近。在湖的南岸，离水边两三米的地方有两座连体的日式黄砖二层住宅小楼。每家街门旁边都有一座顶上爬满藤萝的阳台。底层是起居室，卧室，厨房，厕所；二楼两间大屋子一间是父亲的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是卧室。书房旁边是分给我的一间小屋，刚好放一对小桌椅，朝外的墙上镶嵌着一个圆型窗户，正好对着湖水。夏天做完功课，打开窗户吸进沁人肺腑的有点潮湿的新鲜空气，放眼看着湛蓝色的湖面和远处的稻田，像是一幅美丽的油画。春天风很大，湖水掀起白浪，往外看去，好像坐在大海中的一支帆船。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个兼作躺椅的长沙发。遇到父亲工作，我常常走出小屋从书架上拿一本书坐在上面翻看。父亲书房的窗外可以看到湖的一角。正面是一片操场和空地。操场的另一端有一座图书馆小楼。再外面全是水：靠着和平湖的一侧是稻田，和这稻田相连的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池塘。
那年我 11 岁，父亲给我请了两位家庭教师补课，暑假后要我投考中学。父亲严肃地对我说，将来最好学习工科挣一个铁饭碗。而工科之中，他认为国家最需要的是电机和化学工程。这样，他分别找到两系的潘教授和高教授，推荐两位高材生为我辅导。有一天这两位同学来家见面。电机系的谷冠如先生是位帅气而活跃的北方小伙子。化工系的胡金生先生是一位儒雅的南方书生。两位寒暄之后就开始上课。谷先生讲算术，胡先生讲语文和自然。胡先生的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从习字开始，每次都有小的进步。谷先生却不然，很快就从基本四则运算进入到应用题。谷先生写一手非常工整漂亮的楷书，抄来很多题目。他先教我把题目念明白，然后分析解题。可是我总提不起兴趣，尤其是鸡兔同笼算术题，怎麽讲都听不明白，明白之后也不会解题。其实那是因为我心里惦念着划船。遇到好天气，我走神更厉害，就盼着赶紧下课。谷先生很快摸到了我的心思，他规定做好题目可以划船，做不好打手板。就这样我的算术总算有点进步。那年傅恩龄教授一家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楼。傅先生是一位日语专家，五十几岁，有多个子女。三女即将高中毕业，很爱打扮。加上身材高窕丰满，梳着披肩的长发，人称“大 Beauty （美人）”。傅伯母和母亲非常捻熟，她请母亲为女儿介绍对象。母亲第一想到谷先生，因为他即将大学毕业，尚无女友，一表人才，待人诚恳，作风正派，是十里挑一的难得的候选人。母亲分别和傅伯母，“大 Beauty ”，谷先生提起，三方面都非常积极愿成其事。俩人见面后，双方印象甚好。从此谷先生给我上课之前就用学生证将船订好，下课后一定增加划船一项。谷先生安排我脸朝船尾专心划船，他们俩坐在我背后脸朝船头聊天。过了几周，进展很快，他们时常相约独自出门，也不再划船了。我成了通信员，常常为他们传递约会口信或信件。后来谷先生毕业在即，母亲受傅伯母之托仔细寻问谷先生的家庭背景。谷先生的父亲担任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是傅伯母原先没有料到的。她以为门户相差太远，不同意这门婚事。下一次约会也是在船上，谷先生给我下课后心情很好。不料在船上“大 Beauty ”推脱说她年纪尚小，父母的意思还要继续学业，不应交男朋友分心。尽管谷先生一再表白，但“大 Beauty ”不为所动，谷先生非常沮丧。我们很快就在北面上岸，还船，三人一路走到南岸无话。谷先生对我说，下一节课不上了，再过一周后他来接我。那天中午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谷先生如约准时到达。他拿出一叠整齐的白纸，上面工整写满一行行的小字是他为我准备的练习题。他说他即将毕业太忙，今后不能再来给我上课。这些题目希望我自己练习。他把我放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一路骑车进了八里台南大校园。他先带我到芝琴楼他的宿舍。那座小楼大概有三层，房间不大，大约有三张单人床。我们坐一会，他又带我去实验室参观。里面有许多电机他也一一认真讲解。接着他带我在思源堂里面转了一圈。那里面看到穿着白衣服的人聚精会神地拿着试管做实验的情景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对“科学家”有一种直觉的感受。出了思源堂，谷先生领我到饭堂吃饭。他的话不多，只是嘱我今后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像他那样上大学学习。饭后，他又把我放在自行车上，骑车带我到六里台校门口和我告别。“大 Beauty ”让他伤透了心，他不愿意再走近我家临近望景生情回忆往事。谷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母亲招待谷先生来家晚餐，在家里呆到很晚。深夜，我一个人送谷先生一直走到六里台学校入口的大木桥。谷先生答应以后联系，但从此再没有他的音信。谷先生对我真好，在我少年时代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是我终身感佩和想念的一位恩师。以后我长大了，自己品尝到社会对于老实人的严酷，常常自问，像谷先生这样认真诚实的人，能平安地通过重重政治运动的煎熬吗？唐山大地震，影响到谷先生了吗 ?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谷先生。谷先生走后不久，傅老伯也奉调北京。人生无常，十年后听说“大 Beauty ”上大学找了一位纨绔公子，辍学生子，后来婚姻破裂，生活相当窘迫。
我的另外一位家庭教师胡金生先生在化工系毕业后，留校做助教。那时他准备迎娶南方老家的未婚妻，学校分配给他一间坐落在六里台的教室作新房。他的未婚妻和陪同前来的妹妹先行到达，就暂住在这个新房里。父亲书房旁边的卧室墙上有一个很大的日式拉门双层壁橱。母亲把东西收拾好放到底层，上层成了我的临时床铺，胡先生就睡在我的床上。胡先生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筹备婚事，早出晚归。过了几周，一切安排就绪，胡先生在教室里举行了一个热闹而俭朴的婚礼。胡先生搬走以后，把他的一套床单被褥送给了我，我又回到自己的床上。这套行李一直用到我上大学。胡先生后来在天津大学化工系任教，与汪德熙教授一起创办了“天津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是国内化工及高分子学科方面有成绩的专家。
我 12 岁那年插班进天津一中。有一位广东籍同学叫黄克骥，比我大两岁。因为同是新生，很快就熟悉起来。他父亲是位善打双枪的抗日游击队长。一次部队被日寇包围，母亲带着他也在队伍中。他父亲只身掩护大家突围，壮烈牺牲。黄克骥给我讲述小时生活在丛林中的故事，下学之后和我最喜欢在和平湖外面的水塘边玩耍。他能干地在水草中抓出蚂蟥，拿在手里使劲快速揉搓。蚂蟥卷成一个圆球，很像一棵大栗子，让我非常佩服。为了模仿他父亲对敌人作战，我们决定拿弹弓代替盒子枪。他说他父亲若有足够的子弹，一定能突围出来。于是我们也认真地制造起“子弹”。我们从水塘边挖出一垛垛胶泥用力拍打，做成小圆球晒干，经历了好几个月，装了满满的好几罐头桶。等到做好弹弓还没来得及演练，那年冬天，学校里报名参加军干校。我们双双报名，他被录取，而我年龄不够没有取上。他戴着大红花站在卡车上，我们相互使劲挥手告别，我一直很想念他，但从此再无音信。
到了初二学习化学。老师演示酸和碱碰到一起会发生激烈的变化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到了冬天，白色的粉状物覆盖六里台周围的田野，听大人讲，这是盐碱地，所以不能种庄稼。那时李霁野先生一家住在我们隔壁原来傅先生住的房子。我和他的两个比我略小的儿子李方平和李方仲一起在外面地上细心地刮出许多白粉。我们决定一试化学课上得到的知识，将这些土粉放在一个瓶子里兑上醋，得到的却是一瓶泥水，什麽变化也没见发生。我们不灰心，沿市中心的和平路一直往南市的方向走去。从中午走到将近天黑，好容易找到一家颜料店，真是喜出望外。在这里用五分钱买到两小块火碱，拿一小块厚牛皮纸包着，小心捧回家中。到家后，将一块火碱放在瓶里兑上醋再盖上瓶塞。果然砰的一声，瓶塞崩的老高！这个实验被我们命名为“醋碱炮”。不久，我们家搬离六里台，后来听说和平湖被填平，盖起了大高楼。但那美丽的湖以及周围的河叉稻田，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2014 瑞士 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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