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作者：馬悅然
《明報月刊》的創立恰好在文化大革命的頭一年。兩年之後，文革的波濤開始湧到瑞典來。可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沒有北大的學生們那麼膽子大，既沒有打老師又沒有抄家，唯一的革命行動是佔領學生會，讓它作為他們高高興興地鬧革命的基地。大學中文系的紅衛兵和四人幫的走狗起初還沒有感到消除四舊的必要，還好好地上我給他們安排的關於先秦文學、漢朝樂府、唐宋詩詞和漢語歷史的課。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中文系研究班的四個學生來找我談話說：“這幾年是你決定我們該讀什麼文本。從今天起我們要自己選我們要讀什麼書。”“你們選吧！”我說。“我們要讀的不是《左傳》和《莊子》那些老一套，我們要讀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文本，像《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那四個學生好像預料我會反對，可是我一點都沒有。從那個時候起，四個研究生和我每星期開兩堂小型座談會，用漢語討論《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學生們輪流帶頭解釋那兩篇社論所表達的才智。帶頭的學生開始講之前會看我一眼說：“我知道我們之間有人不同意我的政治立場。”“沒關係，”我說，“你講吧！”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問學生們：“你們覺得這個學期的座談會的收穫大不大？”他們猶豫了一下就說：“也許不太大。”“那下個學期想讀什麼文本呢？”我問。“你有什麼建議？”學生們問。“《離騷》跟《天問》怎樣？”我說。“行！”學生們說。下個學期那四個學生和我從各個方面研究《天問》。學生們高興，我也高興。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革安安靜靜地過去了。
瑞典文革的微波雖然很快就退潮了，可是其後果還是夠厲害的。一九六八年瑞典教育部取消了高考（即是高中最後一個學期很嚴格的考試）。從那個時候起，一個高中畢業生申請入大學的時候，他的生活經驗與學歷算是同樣重要的。人文學科的水準遠不如以前，對學生們的要求也比以前寬得多。而中學老師的社會地位與薪水比較低，願意當老師的人越來越少，因此，中學裏缺乏優秀的師資。這一切現象嚴重威脅瑞典將來的教育事業。
瑞典和整個西方的大學中文系面臨着另一種威脅，即二○○四年起，中國教育部直屬機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開始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至今全球約有三百多個孔子學院。美國大學裏的中文系如果接納了孔子學院，該系從大學得到的補助金就會減少，影響教學水平。問題的核心是孔子學院所提供的漢語教學與真正的漢學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因此過去對漢學研究很有貢獻的大學中文系，慢慢地會變成教普通話的學校。這樣的學校當然不需要很豐富的圖書館，一套較好的辭典與教科書就夠了。斯德哥爾摩的遠東圖書館原來是歐洲最大的漢學圖書館之一。幾年前瑞典文化部門為了要節省五百萬塊瑞幣決定關閉這個對漢學研究非常重要的圖書館。奇怪的是隨着這種趨勢而來的是，瑞典政府著重發展和鞏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方面的合作。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國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學院的建立，都絞痛人心。《明報月刊》的創辦人金庸先生表示，辦《明報月刊》是“和文革對着幹”，說來不無感傷，這句老話至今仍負有使命，這也是我對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明報月刊》2011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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