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我的父亲是反革命
我的父亲是反革命
－－作者：马双有
在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供人批判、让人歧视、受人折磨的“坏人”。我的父亲虽然出身贫农，竟也神差鬼使，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仅他本人，我们全家人也都跟着吃尽了苦头。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一直在苦苦追寻真相。父亲是位贫苦农民，土改积极分子，当过民兵排长；他一不反党，二不叛国，一心跟着共产党奔社会主义，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
后来我反复询问母亲，求证亲戚朋友，访问有关当事人，终于弄清了父亲“反革命”帽子的来龙去脉，不禁让人扼腕长叹，潸然泪下。
1955 年冬，渑池县公安局接上级通报，给英豪乡灵南村发了一道公函，说灵南村有两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枪杀过两名八路军干部，在土改时潜逃至四川成都，近年来又在成都继续作案，成都公安局几次抓捕不成，皆因不识真面孔。因此，希望渑池派来得力而知情的灵南村人，协助成都公安局，缉拿罪犯，为民除害。
灵南村党支部接到县公安局的公函，竟然惊慌起来。支部书记、大队长、农会主席、民兵营长，一群干部面面相觑，研究了几天，竟也定不了派往四川的合适人选。实际上他们都是去四川抓捕反革命的合适人选，但他们一个个畏首畏尾，心里不停地打着小鼓。
原来，那两个逃往四川的反革命，虽然在外边干过袭击八路、杀人越货的勾当，但是，在本村里却是个与人为善的好人，曾接济过一些穷人，一直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箴言，人缘颇好；而且，其家族势力颇为强大。去抓这两个逃犯，简直是“伤天害理”，一定会遭人唾骂。
于是，这几个村干部一个个畏葸不前，推来推去。推了几天，忽然想到了我父亲马原：此人是土改积极分子，民兵排长，又在西安、成都赶过马车，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这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哪知道父亲接到大队干部的指令以后，竟然没有推辞，二话不说，慨然答应。背着家里人，到大队和乡里开了介绍信，又到县公安局拿了公函，赶了一辆破旧马车，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居然朝西安方向出发了。
后来母亲一直痛心地给我们说，你爹去西安成都，是瞒着我呀！我要知道他是去成都抓人，打死也不会叫他去，拼命也要拦住他，不让他去送死呀！
我的姑父后来对我说，你爹来向我借钱，说是去西安做点生意，很快就能回来，他不说实话呀！我要是知道他是去成都抓什么反革命，我肯定不借给他钱，我叫几个人绳捆索绑，也要挡住他，不让他走向死路！
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去四川执行抓捕反革命这样重大的任务，公安局为何不派一个警察陪同父亲一同前去呢 ? 大队和乡里的干部为何不一同前去呢 ? 从渑池到西安、宝鸡，再到四川成都，几千里路程，一个人赶着马车，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吃了多少苦头才到达目的地的啊 ? 他为什么要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罪呢 ?
父亲到了四川成都，成都公安局根据父亲的指认，很快就将那两个渑池籍罪犯逮捕归案，押回渑池。渑池司法机关很快就将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若按现在人的常识来看，父亲受尽艰辛，为民除害，为党分忧，立了一大功劳。然而，他一回到村里，便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村干部也在暗中夸他了两句，但是挡不住人们的汹汹议论。有人说他是去四川“发洋财”了，收了 3 万多元，弄了两斗金戒指！有人说他去四川杀人了，至少有两条人命！……
母亲气得天天和他吵架，姑父和几位亲戚也赶来指责他。父亲说：“是大队，是政府，派我去的四川，又不是我擅自要去！那两个人是被政府枪毙，又不是我叫枪毙的！我执行的是上级指示，为民除害，只要有上级支持，老百姓在下面胡乱嘟囔，顶个屁用！”
其后的两年多里，父亲虽然经历了无数的黑眼白眼，倒也平安无事。母亲和全家人都在想，时间能抹去过去的伤痕，岁月能消弭以往的仇恨。然而全家人没有想到，那两个被害者的家族，满怀毒毒的怨愤，一直在暗中炮制一支支的毒箭，准备伺机向父亲射来！
1958 年 8 月间，大跃进的狂潮汹涌袭来，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的运动，把人们搅得一个个发热发狂。
此时，从县里派来了工作队，要狠查狠挖反对大跃进的右倾现象。白天社员们参加大兵团作战，晚上一路小跑到学校参加大规模反右倾会议。工作队根据群众揭发，点出谁的名，谁就必须站到会场中间。工作队员喊道：“这个人是什么？”群众立即呼应：“是坏蛋！”“怎么办？”“就法办！”只要有二、三个人吆喝“法办！”，工作队一声令下，就会扑上来几个如狼似虎的大汉，将“坏蛋”绳捆索绑起来，一阵恶言恶语的批判加上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立即连夜押赴县公安局拘留所，成为“罪犯”。
父亲的厄运降临了。在白天的大兵团作战中，父亲所在小组的一把麻绳丢了，有人一口咬定是父亲偷了，这便是“破坏大跃进”的行为。晚上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点了父亲的名。父亲刚刚站起来，就有一群人在厉声呼叫：“马原是破坏大跃进的坏蛋！”“他到四川杀过人！”“他贪污受贿 3 万块钱！”“他盗窃了三斗金戒指！”……
工作队长喊道：“这个坏蛋怎么办？”“法办！法办！法办！”一群人一呼应，队长一声令下，几个大汉便扑上来将父亲绳捆索绑，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被几个民兵连夜押赴县城监狱。
那几个押解的民兵后来对我说，你爹一路上不停地喊冤，对我们说：“我犯了什么罪 ? 都是他们家族的人陷害的！我不服，我不信，我给政府办事还犯了法 ? 天黑总有天亮时！到时候，他们怎么把我抓来，还得怎么把我放回去！”
父亲刚被押走，工作队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扑到我们家，进行抄家。七八个人翻箱倒柜，里里外外，折腾了大半天，抄走了母亲的一件新棉袄，两件新裤子，还有半斤黄豆。有两位大汉用 ? 头在后院刨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得撤兵。
父亲在县城监狱里想到，他们把我抓来，法院总要审判吧？总要认真调查吧？总要听我申诉吧？不料就在那段时间里，那两名被枪毙的罪犯的家族势力，开始发疯般地活动了，他们上蹿下跳，四处奔走，一封封诬陷父亲的状子飞到县法院的案头；并且用金钱和关系，上下活动。几个月后，县法院以“贪污受贿罪”、“破坏大跃进罪”，判处父亲有期徒刑三年。
然而全村人都认为，父亲被公安局抓走，就是“反革命分子”，那母亲就成了“反革命家属”，我们弟兄三个就成了“反革命子弟”，地位还不如地主富农，处处受人歧视，天天遭人白眼。我们去公共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炊事员一见是“反革命”，就会让你的碗里少一些、稀一些、差一些，让我们天天饿肚子。
母亲天天在家以泪洗面，不敢出门见人。一天，一位村干部通知母亲去开一个会。母亲到会场一看，尽是地主、富农，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悲愤地哭着，找到那位村干部质问道：
“为什么叫我参加这种会议？”
“因为你男人是反革命分子，你是反革命家属！”
“我是家属，又不是分子；况且，你说他反革命，他究竟反的什么革命？我觉得，他不是反革命！”
那位村干部暴跳起来：“啊，他不是反革命，怎么会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怎么会是好人？你这不是污蔑共产党吗？”
无论这位村干部如何戴帽子，母亲哭着喊着，就是不去参加五类分子会议。后来我的姑父过来，给那位干部送了点礼，说了不少好话，终于答应不让母亲参加五类分子会议。但是，作为“家属”，也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几个月后的一天，忽闻父亲的劳改队移驻英豪街，距离灵南村只有七八里地。母亲决定要去探望，连忙把父亲的旧衣裳洗了一件，连夜赶做了一双布鞋。母亲说，去探望你爹，还应该带一点吃的，可现在是食堂化，家里连一颗粮食也没有，原有的半斤黄豆也被工作队抄家抄去了。没有吃的，就带着这衣服鞋子吧。我去看你爹，可不是想他，我是恨他！我倒要问问他，你到底办了什么坏事，叫我一家人跟着吃苦受罪……
母亲带着我几经打听，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劳改队驻地。这是土改时没收的一位地主的老宅子，高门大院，蓝砖高墙，门两边有威严的卫兵站岗。母亲上前和卫兵说了不少好话，卫兵答应，劳改人员马上要出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丈夫见面，时间不能超过 20 分钟。
那扇黑漆大门终于打开了，劳改犯人们背着䦆头家什，灰头土脸，从里面鱼贯而出了。一个眼眶深陷的犯人一出门就直勾勾盯着我们，而且径直朝我们走来，啊，这不是父亲吗？
父亲高大壮实的身躯，现在似乎有些瘦弱不堪；往日那黑红发光的脸膛，现在变得发黄发灰，布满了胡茬；破烂的衣服上有布条在飘动。
父亲盯着母亲，来到我们身边，把肩上的䦆头往墙头一靠，便弯下腰，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抚着我的头，沙哑地说：“你们来了，你们受苦了……”
母亲不说话，牙咬着嘴唇，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双有都 8 岁了吧？该上学了吧？我娃要好好上学，学些文化知识，能顶门立户；可不要像你爹，是个文盲，不懂法律，任人欺负……”
母亲擦了把眼泪，带着火气说道：“他爹，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几个月了，我要问你，你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能不能叫我也知道一下！”
父亲说：“我什么罪也没有犯！他们在冤枉我，诬陷我！”
母亲说：“人家说你贪污了 3 万块钱，光金戒指弄了几斗，到底有没有？”
父亲深陷的眼眶里冒出怒火：“放他娘的屁！完全是栽赃陷害！我要是弄这么多钱，这么多金戒指，回家后能不交给你？我要钱干什么？我不养活婆娘娃子，要钱干什么？！”
母亲的嗓音低了一些：“看起来，是他们冤枉了你！可是，你说说，人家不冤枉张三，不冤枉李四，灵南村几百口人，为啥单单冤枉了你？”
父亲的脸色一下又灰暗起来：“我知道，就因为我去了一趟四川成都，抓了反革命。”
母亲生气地说：“不叫你去四川，你非要去！你背着我偷偷地去！只显你有多厉害，有多大能耐！这下你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了吧？”
父亲一脸的沮丧，却又硬挤出一点笑意：“他妈，你不用怕，虽说我判了三年徒刑，可是我个子大，不惜力，表现好，当了组长，一定会减刑，弄不好一年半载就出狱了。只要我出去，我就要请人写状纸，上访伸冤，非要把我的问题搞清楚，非要把案子翻过来不可！”
眼看时间快到了，门口的卫兵吆喝起来。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装着衣服和鞋子的包袱，然后用粗糙的手在上衣口袋里摸了半天，才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 1 角钱，塞到我手中：“爹真是没啥给我娃的，爹只有这 1 毛钱，到街上买两个糖吃。”然后对母亲说，“你和娃回去吧，放心，多者两年，少者 1 年，我就能回去－－我走啦！”
父亲说着，将包袱丢给那个卫兵，扛起䦆头，就随着大队劳改人员走了。灰黄的阳光照在父亲高大而又佝偻的背上，破旧的土黄色棉衣上，磨烂的布条还在风中飘动……
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竟然成了和父亲的永诀！
母亲自从探监回来以后，心里有了希望，好像一口多年的枯井冒出了清泉。出门也敢和人说话了，走路腰也挺直了，晚上竟也点起暗淡的煤油灯，让我们弟兄几个在朦胧的灯影下比赛唱歌……
那天晚上，我们弟兄三个和母亲说说笑笑，连续几次比赛唱《社会主义好》，我都被母亲评为第一。我们虽然肚子很饿，但心里很高兴，一直闹到半夜才睡下。
大约是五更左右，我们正在睡梦中，忽听咚咚咚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母亲慌忙起来开门，门闩还未抽下，一群人就破门而入，在朦胧的天光下，几支长枪、短枪一起指着母亲。
母亲心惊肉跳，以为是土匪抢劫的。忽听一为首的厉声喝道：“你男人马原，反革命分子，越狱逃跑，听说回来了，你要把他交出来！”
母亲大为震惊：他爹越狱逃跑了？怎么可能呢？一个月前我去探望，他还说在狱中表现好，要提前出狱呢！他满怀希望，怎么会越狱逃跑呢？
于是母亲说道：“你们弄错了吧？他怎么会越狱逃跑呢？即便他逃跑了，也没有回来，我根本没见到。”
“你敢说他没有回来？”一位村干部跳了过来，高声喊道，“他回来了，我有证据！昨天晚上，我在他这房后头走过，听见马原在屋里说话，嘀嘀咕咕，说了半夜，你竟然说他没回来？”
母亲哀告道：“他爹真的没有回来，我不会说假话……”
后来，母亲每讲到这里，总要忿忿地说：“那位村干部真是红口白牙诬赖咱呀！咱真是太老实了，不会说假话。我当时要是哄他们，说你爹跑回来了，又去西安了，去宝鸡了，去四川成都了，让他们多跑几天几夜，累死他们！我自己也能免受一次皮肉之苦。可咱不能说假话骗人家呀！”
而母亲当时的真话，他们却认为是“不老实”。一位头儿怒冲冲喝道：“你不说真话，包庇坏人，把她绑起来，押到大街上、工地上，游街示众！”
瘦弱的母亲，被几条粗壮的大汉用一根麻绳在身上绕来绕去，五花大绑起来；几支黑森森的长枪、短枪在后面顶着、逼着，一直押到几里外的南边水库工地上。
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尘土飞扬，推车的、挑担的，川流不息。母亲被几条大汉绑到水库坝基的一根电线杆上，让来来往往的人们“参观”。那些紧张劳作的人们一见被五花大绑的母亲，就像忽然见到天上掉下来的稀世怪物，一个个停下手中的劳作，发出自己的感叹：
“一个女人家，被绑成这样，也怪可怜的！”
“她可怜？她丈夫把人家害死，害了两个人，人家不可怜？”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报应！”
“听说她丈夫越狱逃跑，跑回来了，她把他又放跑了！”
“放跑反革命，她也成了反革命！她胆子可够大的！”……
一声声尖刻的议论，如同一把把刀子刺向母亲的心，她的心在抽搐，在滴血！
这时，一位村干部跳到一座高台上，大声吆喝起来：
“社员同志们，听我说两句！这位坏女人，就是马原的老婆。马原，是反革命分子，被县法院判处三年徒刑。他不是老实守法，接受改造，而是越狱逃跑，想逃避法律的制裁！马原逃回来以后，他老婆没有报案，而是把他放跑了！我们协助县公安局，抓到她，再三追问，她不老实，不承认她男人逃回来了，她把她男人藏起来了！所以我们把她捆绑起来，押到这里，让大家看看，这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下场！如果她依然不说实话，我们就把她送到县公安局，要判处徒刑！……”
“轰”的一声，工地上掀起了一阵阵斥责和唾骂声，几乎要把母亲埋了起来。
一阵阵心灵和肉体的无情摧残，被捆在电线杆上的母亲一下子便晕了过去。
当夕阳拖着血红的身影沉到西山的时候，母亲居然没有被押到县城，而是莫名其妙地被释放回来了。母亲踉踉跄跄回到家里，一头扑到床上，任凭我们弟兄几个叫喊，昏沉沉睡了过去。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悲剧正在等待着她……
天还未亮的时候，只听得房后头胡同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一阵纷乱的议论声。母亲惊醒，跳下床来。一位邻居大娘点着小脚跑来说：“有他妈，有他爹在监狱被打死啦，你还不知道呀！”
母亲惊叫一声，拉着我跑出来，随着人流来到村北大路上。大路北边一副木板做成的担架上，躺着一具尸体，浑身沾满了黄土，深陷的眼眶下面，布满了沾着血迹的胡茬；一双大脚还穿着我熟悉的布鞋……啊，这不是我们刚见过的父亲吗？
母亲和我瘫坐在大路边，盯着父亲的尸体，不停地低声哭泣；身后是马姓家族长辈和村干部在议论着什么。那位马家四伯在身后，对大伙，也是对母亲，朗声诉说着原委：
“昨天晚上，就接到上面的指示：有他爹在监狱被打死了，要我们派人去把尸体抬回来。你想想， 50 多里地，咋弄回来？我在村里跑了半天，叫了 8 个人。整整抬了一晚上，路上歇了几十回，累得要死要活，才抬回来。这事我不出头，谁管？你们村干部，都是吃红薯哩！我答应的，去抬尸体，要有补助。这一次，有他爹死了，上面给补助 20 元， 8 个人去抬，每人补助 2 元，还剩 4 元，买不起棺材，还能买两页席……”
我对母亲说：“妈，你听到没有 ? 我爹没有越狱逃跑，在监狱被打死了，他们冤枉你啊！”
母亲挣扎着站起来，走到四伯跟前说：“四哥，你兄弟马原明明是在监狱打死了，他们却说是越狱逃跑，跑回来了，是我把马原放跑了，昨天把我五花大绑，受尽了罪，丢尽了人！他们这样冤枉我，我得讨个说法啊！”母亲说着，大哭起来。
四伯厉声说道：“算啦算啦，人都死啦，还讨什么说法，有什么用！现在，埋人要紧！”
四伯几个马家长辈和村干部经过商量，认为，马原不能入老坟，因为家族有老规矩，坏人死后不能入老坟！那埋到哪儿？有人出主意，东坡岭那高高的山顶上，有个放羊娃为避雨打的只能盛下两个人的小洞，可以埋人。
于是，四伯领着几个人，七手八脚，用两页烂席把父亲的尸体裹了起来，抬到东坡岭上，塞进那个放羊娃打的小洞里。洞口用乱石堵住，然后用几锨黄土一封，就草草了事！
世上有如此简单的埋葬父亲的“仪式”吗 ? 没有点一炷香，没有放一挂鞭，没有一个人吊唁，没有一丝儿同情！母亲说，埋葬你爹，咱家一分钱都没有花，咱也真是一分钱都没有啊！你爹一条命，上面给补了 20 元，当场就被人家花光了！一口小洞，两页烂席，几锨黄土，就把你爹打发了！
但是，我爹究竟是怎样在监狱被打死的呢？这个疑问久久萦绕在母亲的脑海。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父亲是怎样被“打死”的。父亲死得勇敢、壮烈，父亲原来是救人的英雄啊！
父亲那天对母亲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想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些，可以提前出狱。那天，他本来是歇班，却要求加班劳动，在一座窑洞里和几位狱友推磨。一位狱友的 ? 头坏了，喊他出来修理，他出了窑洞，在一块石头上磕 ? 头把。忽听轰隆一声巨响，扭头一看，窑洞塌方了，几位推磨的狱友被埋在里边！父亲大喊一声，抓起 ? 头就扑上去，挥舞 ? 头刨土救人。在尘土飞扬中，他没有注意查看上方。就在此时，上面又开始塌方，一块巨大的土石轰然滚下，把他也吞噬了……
狱警们闻讯，急忙赶到工地，只见窑洞塌方，土石乱滚，却不见一个人影儿，以为犯人们越狱逃跑了，于是报告给渑池公安局，这就有了一批警察在基层干部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冲到灵南村抓捕逃犯、冤枉母亲的事件……
真相大白以后，谁能给母亲一星儿的安慰？从县公安局警察到村干部，用长枪短枪、五花大绑，把母亲折磨得痛不欲生，有谁来说一句道歉的话？母亲几十年来一想起此事就痛彻心扉：那次，要不是被绳索绑着，我就一头扎到水库里去死了！世上还有理没有啊！你爹是由政府派遣，去四川抓反革命，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处三年徒刑！在监狱里为救人被塌方砸死，却被当成越狱逃犯，来给你妈要人，把你妈差点儿折磨死，还不许咱全家说一句伸冤的话！你说咱冤枉不冤枉啊！
从此，一顶“反革命家属”的黑帽便死死扣在我家的头顶！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剥削，像两条毒蛇，时时缠绕着我们。 1964 年，全家 4 口人，从生产队只分了几十斤粮食， 1 年 12 个月，这点粮食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万般无奈，性格要强的母亲只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带着我们来到洛阳东边的偃师县，嫁给一位老实巴交的姓史的农民，渡过了差点儿困死饿死的难关。
恰在此时，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渑池四中。家搬到了偃师，我却一个人在渑池，当年才 13 岁，如何生活，如何上学？
母亲说，你先在渑池上一年，下一年再转到偃师。你在学校上学，生产队干部就管不到你，受不了气。星期天可到你姑家吃顿饭，抽空还可以看看咱家的老院子。
谁料想，就在渑池四中上学的一年时间里，由于父亲的缘故，我却被打成“小反革命”；文化大革命还差两年未到，我却提前受到文革大棒的重击！
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尽管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由于头上戴着“反革命子弟”的帽子，走路说话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性格也十分内向，很少与人说话。但依然躲不了祸从天降！
我有个“毛病”，不仅喜欢写文章，记日记，而且喜欢在课本上写写画画。课本上不仅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等等，也写了一些无意识的东西。于是被人抓住了把柄。班主任贾老师听到班干部的汇报，立即把我的课本统统收去，反复审查了一天多，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反革命言论”。于是贾老师和政治课老师在课堂上反复解说我的“反动性”，以证明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发动全校师生对我进行批判－－
马双有在《植物学》课本插图的一片树叶下面，写了“共产主义”字样，这说明什么呢？把伟大的的共产主义事业比作一片树叶，多么反动，多么恶毒！树叶多么微小，风一吹就会落掉，难道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能被风吹掉吗？
他在历史课本上，将“四川大邑刘文彩”的“邑”字，写成了“义”，四川“大义”刘文彩。难道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大地主刘文彩，还讲什么“大义”吗 ? 这不是在美化万恶的地主阶级吗？
他在语文课本上竟然写道：学校的窑洞宿舍像防空洞。把社会主义学校的宿舍比作防空洞，防什么“空”呢？难道现在天上飞的飞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飞机吗 ?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飞机还需要“防”吗？……
听了老师们的深刻挖掘和精彩分析，同学们的“思想认识”一下提高了，一个个义愤填膺，表示一定要批倒批臭“小反革命”。大家通过批判分析，挖出了我思想反动的根源。客观原因，是马双有读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大量黄色小说，思想中毒太深：主观原因，他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被打死，因此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所以要散布反革命言论，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
于是学校研究决定，对我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是我的几位小学老师前来求情，念我年幼无知，学习成绩较好，放我一马，只予以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
我一下子成了人人耻笑的“反革命分子”，我实在想不通啊！我实在没有反革命啊！我怎么会去反革命呢？老师在课堂上的分析不是我的本意啊！我整天以泪洗面，晚上彻夜难眠，乌黑的头发一夜间变成白发！我蘸着眼泪在日记上写着：“包公啊，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平白蒙受的冤案？世上有测谎器吗？你来测一下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啊……”有好几次，我想用自杀方式结束我这卑微而痛苦的生命！
然而学校领导以为抓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把我的“反革命”材料上报到县里，县里又把我的材料转发全县，让人们把我当作反面典型反复警示。县里的文件这样说道：“……有人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渑池四中学生马双有散布反革命言论，就是因为他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被打死了，对党怀有仇恨，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我回到村里看老院子，曾埋葬过我爹的四伯见了我，劈头就指责道：“有娃，你爹反革命，落了个死在监狱的可怜下场，你怎么不吸取教训，也搞起了反革命？”
我惊恐地说：“我没有啊！”
“你没有？县里怎么会下发文件，都说你是反革命？”我说不清，无法解释，只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年以后，我转学到了偃师。全家人大约过了一年多风平浪静的日子。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运动一来，父亲反革命的问题竟也被偃师人挖了出来。继父的生产队长被撤销了，我弟兄几个在入党、入团、当兵、招工等方面，统统被拒之门外。
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母亲把我们招在一块，说道：“在这儿，你们弟兄 6 个 ( 还有三个我的同母异父兄弟 ) ，咱只有三间房子，将来你们一个个都要说媳妇，一人至少得一间房，咋办？渑池老家咱还有三间老房，你们弟兄三个，谁愿意回去啊？”
商量了半天，最终决定让我回渑池老家。尽管父亲的阴影还在罩着，那里的经济比较落后，但是我有文化，高中毕业，是全村文化最高的人，当不了学校的民办教师，还可以当生产队的记工员，出路较多。况且，爹爹曾在监狱门口嘱托，要我读书识字，掌握文化和法律知识，瞅机会可以为父亲平反昭雪。“你爹亲口对你说的，你难道忘了吗？”
于是，我离开了充满亲情温暖的家庭，一个人回到贫穷落后的渑池老家。独自烧火燎灶，受尽艰辛。但我有文化，满脑子思维按捺不住，一肚子知识不断奔腾。我白天出工干活，晚上奋笔疾书，配合报纸、形势，不到两年，居然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电台、县广播站等媒体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连续几次出席洛阳地区和省里的创作会议。县里准备借调我到宣传部专业搞通讯，而公社党委捷足先登，将我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
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一阵恶浪向我打来。那位即将被调职的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一调走，你这通讯干部就干不成了。为啥？因为这一段时间，你们村一直有人告你的状，说你爹是反革命，你政治上有问题，共产党怎么能重用这样的人呢？我是力主用你，知道你是人才；可是我一调走，那几位领导对你可是有看法……”
我一听，长叹一声，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回到农村，继续修理地球。我受到的打击太多了，这一点算什么呢 ? 我想，我再有问题，你能把我开除地球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我和全家的历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帽子统统被摘掉了。我们弟兄几个通过努力奋斗，都翻了身。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县重点高中任教，成为县里的拔尖人才。哥哥在当地成了企业家，弟弟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哥哥和弟弟经常来信说，母亲去世时，总是念叨你，叫你不要忘了父亲的嘱托。你在渑池有这个条件，要想方设法，四处奔走，要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让冤死的父亲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于是我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找到村里的老干部：支部书记、大队主任、农会主席、民兵营长，要彻底弄清当时的事实真相。我和支部书记的谈话是这样的－－
“老支书，我爹当年到底犯了什么罪？”
“现在说不清啦！说你爹有罪，搁到现在就不算什么罪；说你爹没有罪，也有那么一点问题……”
我说：“当时，水库工地的一把麻绳丢了，就怀疑是我爹偷了，问题就没有查清；即便真的是我父亲偷了，一把麻绳能犯多大的罪？”
“你爹不光是一把麻绳的问题，主要是他去四川犯的事情，受贿、贪污……”
我就是要他先提出这个问题，我马上质问道：“当时村里这么多干部，为啥派他去？你们村干部为什么不陪他一同前去 ? 他一人承担那么大的重任，你公家给了他多少补贴？说他贪污受贿 3 万块钱、两斗金戒指，你们查出了多少？他是为政府办事，受政府指派，眼看他蒙冤受屈，你政府为啥不说话？”
老支书脸色难堪，头上冒汗，嗫嚅着说：“这事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派你爹去四川，你爹爽快答应了；都说是你爹去过四川，熟悉环境，你爹答应要去，我还能说什么？至于说你爹在西安、成都贪污受贿问题，只有县法院知道。罪名是法院定的，刑罚是法院判的，村里其实对此并不知情。”
知道和村干部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我就径直来到县法院，找到当年处理我爹案子的王法官。
王法官年届六旬，即将退休，满头白发，圆盘大脸上布满麻粒。我亮明了身份，说明了来意，问道：“王法官， 1958 年大跃进时，英豪乡灵南村马原的案子，经你手办的，你还记得吗？”
王法官略一沉思：“ 30 多年了，还记得，有个印象。”
我问：“马原是我爹。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被判了 3 年徒刑？”
王法官：“当时的判决，是贪污受贿罪，还有人命案。”
我说：“他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会贪污受贿？说他有人命案，杀了人，从何说起？”
王法官：“主要是你爹去四川，有几个坏人害怕被你爹抓住，偷偷向你爹送了钱物……”
我说：“几个坏人给我爹送了钱物，送了多少？有证据吗？有人揭发说我爹贪污 3 万多元，两斗金戒指，你们查到证据了吗？说我爹杀了人，杀的什么人？有证据吗？”
我一连串的发问，使这位老法官头上微微冒汗，圆盘大脸的麻粒有点发红：“当时也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但那时告状的人太多了，那状子摞起来就有一尺高，一些领导也不断打来电话……”
我说：“你光有人证，没有物证，就能定罪判刑吗？说我爹杀了人，连杀了谁都没搞清，就能定罪吗？”
王法官说：“马老师啊，当时法制不健全，上级只是一味号召走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听群众意见。要搁到现在，法制健全，注重证据，有人证更要物证，你爹就可能无罪了。”
我说：“这样说来，我爹就是冤案了！你想想，我爹是受政府指派，为共产党办事，为民除害，却遭到了歹人陷害。在监狱里为救人，献出了生命，却被当成‘反革命罪犯越狱逃跑’，一家人受尽了磨难。为民除害的英雄，舍己救人的英雄，党和政府没有任何的表彰，反而听信诬告，将其迫害致死，这不是天大的冤案吗？”
王法官说：“你这种说法，从来还没有听过；公安局、地方政府，都还没有这种说法！”
我激愤地说：“他们办的事，他们制造的冤案，我们不申诉，他们会这样说吗？王法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有冤必诉’，我要求给我父亲平反，恢复名誉；同时我要求予以民事赔偿：父亲蒙冤住监狱，该如何赔偿？父亲在监狱里被砸死，一条人命，该如何赔偿？”
王法官苦笑起来：“你说这事情太大，我可当不了家。马老师啊，按道理说，你父亲是冤案，应该平反。从报纸上知道，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的许多冤案都平反了，一些建国前的冤案也都平反了。可是，那都是些大人物，社会名流，蒙冤几十年，有人给人家平反。可是像你爹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谁给你平反呢？建国后的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老百姓被冤死的多了去啦，就像一场大雨淹死的蚂蚁，谁来管你？”
我说：“那你说，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我父亲，蒙冤受屈几十年，无可奈何，不管不问？”
王法官说：“就说给你父亲平反吧，那就得要证据，现在是法治社会，讲求依法治国，办案全凭证据。可是当初告发你爹的证人，差不多都去世了；个别活着的也是七老八十，耳聋眼花。你去找他们作证，他们会把责任推到死去的人身上，给你来个死无对证！没有证据，如何办案，如何平反？”
王法官说到这里，点了一根烟，吸着说道：“更重要的是，现在政策好了，地富反坏帽子都摘了。你考大学，不是无人阻挡吗？你当高中名师，不是不受影响吗？你入党提干，谁还提你父亲是啥成分吗？像我们这些老法官、老警察，有的就不在了，有的一退休啥事也不管了。马老师啊，咱留口气暖肚子吧，有精力搞好工作，不是比啥都强吗？”
一席话，说得我像泄了气的皮球。细一想，又觉得王法官的话有一定道理。
于是，我把偃师的大哥和三弟叫了回来，商量此事。我把我说的话、王法官的话，一五一十重复了几遍。我说：“我不是不想给父亲平反，咱爹给我有嘱托，要我识文断字，懂得法律，要给他讨个说法。我也知道法律，知道爹是蒙冤而死，应该平反。可是，王法官一说，叫咱们如老虎吃天，无法下嘴！”
三弟说：“近几年我在北京上海各地行医，认识了一些名人。我可以叫上几个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把咱爹冤案的来龙去脉披露一下，引起广泛关注，推动给咱爹的平反……”
我和哥哥以为三弟是在说大话，不可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有一件事，咱们完全可以办到！当年咱爹死时，长辈说是‘坏人不能入老坟’，至今咱爹还埋在东坡岭上那个放羊娃小洞里，乱石成堆，杂草丛生；当时咱家没有花一分钱，两页烂席，一堆乱石，在人们鄙视和嘲笑的目光中，把咱爹孤零零地埋在那里。每年清明节去上坟，心里就一阵阵难受！咱们现在有办法了，是不是把咱爹起埋到合适的地方，咱不入老坟，就起埋到西坡岭上我的责任田里……”
哥哥说：“双有说得对！是得叫咱爹翻个身子，挪个位子。我多次给咱姑说过，要起埋咱爹。我忽然想到，咱们不是要求平反吗？其实，上帝已经给咱爹平反啦！”
我惊讶道：“怎么平反啦？你不信耶稣，谈什么上帝呢？”
哥哥说道：“给咱爹平反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让后辈子孙好过一些，兴旺一些。双有回到灵南村，考上了大学，是全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省内外著名教育家；三弟在偃师是省内外著名的医学家；我好赖也是一名企业家。咱在灵南村绝对是第一户，光景过得不如谁呢？而当年那些陷害诬告咱爹的人，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光景能跟咱们比吗？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不是上帝给咱平反了吗？”
我不禁笑了起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也有好处。但是，我们不用阿 Q ，又能怎样呢？人总要往前走，冤家宜解不宜结，岁月能消去痛苦的伤疤，时间能填平仇恨的鸿沟。
2010 年 2 月 19 日，一个阳光灿烂、春风和煦的日子，我们弟兄三个齐聚渑池县灵南村，举行隆重的迁坟仪式，把父亲的遗骨由荒凉的东坡岭，迁到了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西坡岭。我们拿出 3 万多元，从三门峡和洛阳请了两台大戏，摆了 60 桌宴席，放了 2 万头的鞭炮，给父亲买了最好的棺材予以装殓。有近百人为我们的大事辛苦劳作。全村人甚至不少外村人，都纷纷赶来参加了仪式。小小的山村里一下子人山人海，喧声动地。人们都说，这是灵南村开天辟地以来最隆重的一场仪式。在村干部的主持下，我们弟兄三人都发表了穿透历史、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是这样讲的：
公元 2010 年 2 月 19 日上午，灵南村马晓有、马双有、马群有弟兄三人，将父亲的坟茔由东坡岭迁往西坡岭，特举行隆重仪式，追念父亲，以表孝心；回顾历史，以励后人。
父亲马原，生于 1919 年。 52 年前的 1958 年，正值壮年，四十来岁，养育我们弟兄三人。他完全有责任、有能力把我们弟兄三人养大成人。不料飞来一场横祸，蒙受一场冤案，苍天不佑，死于囚牢。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以泪洗面，悲痛欲绝，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家里一贫如洗，母子孤苦无依，只好用一页烂席，一堆乱石，将父亲草草掩埋于荒草萋萋的东坡岭上。
父亲的去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可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为了讨个活命，被迫远走他乡，尝尽人间辛酸。但我们弟兄三人不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在磨难中永不消沉，逐渐长大成人，干出了一番事业。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父亲的冤案不平自平，父亲的冤魂终有归宿。我们弟兄几个的地位有了提高，生活有了改观。灵南村人不但不再歧视，反而另眼相看，处处给以关照。父亲带来的政治阴影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弟兄三人在灵南村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可以告慰父亲九泉之下的冤魂了！我们可以在 52 年后让父亲翻身，举行隆重的迁坟仪式，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安葬父亲了！
今天的天气格外晴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残雪融化，大地回暖。在这美好的日子里，让父亲的坟茔从东坡岭迁往西坡岭，这正是上天的恩赐！今天的人心格外畅和，村东村西，笑逐颜开，男女老少，齐声喝彩！这正是乡亲的关照。这说明：好人终会有好报，寒冬过去是春天！……
清明时节雨纷纷，我到西坡去上坟。当我把象征着祭奠和怀念深情的洁白纸条挂满父亲的坟头的时候，我的眼里不禁涌出泪水，激动地喊道：
“冤死的父亲啊，你在这里能安息吗？”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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