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斗全：《傅山全书》整理内情
《傅山全书》整理内情
－－作者：马斗全
整理《傅山全书》，是我今生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件事，多年来总不断有人谈起或问及，因此想到应该有文记录，为中国当代学术史和出版史留存一点资料。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于书的事记之尤详。不过《傅山全书》整理时的一切情况皆记忆犹新，几乎无须查日记。
1985 年下半年，我因整理《傅山全书》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我历史系毕业，又好古代文学，算是文史兼习，又喜作诗填词，所以对这项工作满怀信心。该书为社科院课题经费项目，院里决定，院长刘贯文和副院长张海瀛为主编，我和尹协理实际整理，受张海瀛领导。我全力从事点校整理工作，不属任何研究所室，所以有人戏称为院直属人员。尹为刊物编辑，编馀时间亦主要用于此。我与尹未明确分工，一切都是两人商量着办，因我新来，尹算老人，又大我好几岁，我一般尊重他的意见。尹头脑灵活，也能吃苦，整个整理过程，两人合作还算顺利。小不如意者，尹没上过大学，从工厂调来未久，点校古籍有些力不从心，两人难免有时意见分歧。印象最深的一次，尹所点一处明显错了，我说一定要改，尹坚持不改。无奈，我只好搬出老学者孙玄常，孙先生同我意见一致，尹这才不再坚持。如是几次，或伤尹的自尊心，然学术的事没有办法，我只好以对他更加恭敬来弥补，所以凡受累和跑腿的事我都主动去干。
为方便查看傅山手稿，我们请收藏馆所管理员或相关人员参与整理工作，将傅山文字抄出。省博物馆藏品最多，因有的管理员文化水平过低，所抄不能放心，我须去仔细核对原件，所以那几年没少跑博物馆。有时为了一个字，也得跑一趟。博物馆较远，为节省时间，也因骑自行车很累，于是我常在博物馆食堂吃午饭，下午接着干。因与管理员熟了，再说她们的报酬是签名后我替他们领取、分发的，后来有的文物也可拿回来核对。有的错字过多，改得太乱，还须我重抄。因抄不过来，还请人帮助抄过一些。我和尹协理对有些点校不能放心，须找有关专家审阅指导，例如麻烦孙玄常、李裕民等先生，都是我因个人关系去求助的。多次遇到疑难问题，须向赵瑞民先生请教，也是我登门或打电话请教的。虽多繁杂劳累，有时却也乐在其中。例如一次傅山书法中一个字我与尹都认不出，我即去省博物馆找于此最为在行的吴连城研究员。吴老说很像某两个字，再端详了一会儿，肯定地说非此即彼。我说，那就是彼。吴老问何以见得，我说此为诗句中字，据此处平仄可断定是彼而非此。吴老很是高兴，说那就放心了。我也很高兴，那个字如果吴老也认不出，我就真是毫无办法了。
1987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沈主任曾约我写过一文，介绍《傅山全书》搜集整理及进展情况，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83 期卷首。
尹协理当时不止一次对我说：咱俩才是真正的主编。此言虽不谬，但我觉得既已同意院里所定，就不要说这话了，再者恐他借我之言向院长表达什么，所以只是一笑，不说什么。当时只想着尽快干完这既费时间又不太顺心的差事，好去做自己的研究。
由于工作量太大，辛苦了三年，整理工作总算完成了。封面题签，我提出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文达书写，一则徐先生为著名书法家，再则徐先生为省博物馆馆长，对我们工作很支持，我跑博物馆时曾数次找他。尹亦同意请徐书写。我去找徐，徐欣然答应，精心书写了两张供挑选。我和尹选定一张，交出版社。
这期间还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时去出版社送稿取稿，都是我去的，责任编辑为孙某。那次我从孙编辑那里拿回书稿，按孙的意见再作处理后，尹协理要我莫送孙，而送给水某。其中原委我不太清楚，只知尹欲换编辑，而导致出版社发生编辑权之争。我说一直同孙联系，怎么能忽然送水，再说我也不认识水。尹要我推说去送时找不见孙，所以就给水了。撒谎是绝对不可以的，我当然不会同意，还是送孙，并且为了免生枝节，事先给孙打电话，确认孙在社里时才去送。书稿在出版社放了很久，两年多后才有动静。不知后来是出版社的决定，还是尹协理从中起了什么作用，总之孙最后败北，编辑权归了水。
1991 年开始校对，当时还是铅字排版，校对任务很大，主要由我校对。我虽年轻身体好，但于文字过于认真，发现失误还得查对资料，时间又紧，一天终因劳累晕倒在办公室。这是自己今生唯一一次晕倒，诗句“晕眩竟至于欹倒，雠校何为太苦辛”，便谓此。卧床休息数日，稍好点，又强支撑开始校对。校对完成后，出版社没有要原稿，我便保存了全部原稿。
书要出版了，问题出现了。一天尹找我说，做主编没啥意思，他并不愿意，两个院长硬要他做主编。这当然是假话，此时我才知道尹要做主编，并已达到目的。我说，原定他俩挂名主编，我俩整理，你这样一来让我怎么办？于是我和尹即去见张海瀛，一见面我便问张：尹协理说他并不愿意做主编，你俩为什么硬要他做？尹大惊失色，急忙喊：“没有！没有！我没有说……”看张脸上无奈的冷笑，我能大体猜想出此前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事。院长“主编”的书很多，还不曾听说发生过这样坏“规矩”的事。尹楼下刚说的话，上楼就不承认了，我语气还算平和，问了尹一句很不留情面的话，尹一言不发。如此尴尬场面，什么也不好谈了，我心想看两个院长如何决定再说。但一直无消息。
以至校对完了，终未见《前言》校样，我问尹，尹吞吞吐吐，说他已校对过了。我坚持要看，尹只好拿给我看。我一看，背着我所加全书由他们“审定”的话，完全违背事实，根本无法接受。为免生米煮成熟饭，我须止住书的出版，于是即写一声明去出版社。社长不在，便从门缝塞进其办公室，大体谓：我是《傅山全书》主要整理者之一，署名问题尚未商议好，此书不能付印。一周后，我再去出版社，见到社长，社长奇怪地问：你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我说我们并没有见过面，更没有谈过。社长很吃惊，拿出一张纸递给我。是盖有社科院章的公函，告知出版社：《傅山全书》署名问题已谈妥，请照常出版。社长说：你们院怎么竟会有这样的事！让我回去同他们商议，并向我保证，我们不谈妥出版社是不会付印的。我回来即见张海瀛，痛斥他们竟如此行事，至于捣鬼欺骗。张无话可说，显得很无奈。
他们原以为就这样强行出版，你一个年轻人，能把院长怎样，没想到事与愿违，于是不得不坐下来同我谈。我们四人在院长办公室会面，刘贯文首先问我的意见。按说我应该坚持一定要依原先所定，不同意最后忽作变动，两个院长一定心中暗喜，尹则完全被动，只好认了。但我此时对他们欺骗我和出版社的行径极为反感，已懒得理会这些，再说尹确实也付出很多，于是我提出：你俩并没有审定一个字，只挂名好了，《前言》不能写由你们“审定”，而应如实写明实际系谁所干。两个院长表示同意，最后从校样中删去“审定”字样，主编只提及名字外别无一语，而增加我二人如何做了大量工作的话。然后四人签名确定。（关于此次争执，我 1997 年先后于《深圳特区报》和《山西经济日报》发表《“没有办法”说署名》予以披露和谴责，后收入拙著《南窗寄傲》。其中有这样几句：“未整理未改动一字，当‘主编’已经违反著作权法了，怎么还好要‘审定’之名？因我坚决反对，最后还是从清样中删去了背着我所加他们‘审定’之类的话。”）这样一来，尹协理既当上了主编，又写明实际所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大赢家。两个院长心中难免不快，但应该想得开。最为吃亏的当然是我。不过我原先便未在乎这些，此时更是烦透了，只想好歹与他们尽快了断。还因为我较为自信，觉得自己的职称晋升和社会影响并用不着古籍整理部分。
后来谈到《傅山全书》，我便只说自己是“主要整理者之一”。尹协理的正式介绍则是“院长刘贯文、副院长张海瀛、研究员尹协理主编”，其用意很明显，这样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常见的领导挂名。他若如实依原书之署名，或依实际职称作“研究员刘贯文、研究员张海瀛、副研究员尹协理”，不但看不出领导挂名，而且效果也完全两样了。其实，整理工作快完成时尹才获得副研究员资格，并非以研究员身份参加整理《傅山全书》，而是后来评职称时以《傅山全书》“主编”申报研究员。由此知关于署名的介绍，还很有讲究。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傅山全书》出版后，却闹了个大笑话，封面和书脊竟然错作《传山全书》！我问尹协理，是谁更换了徐先生题签？尹说是水编辑要换。因为进入印刷出版阶段后便是尹同水联系，并不告诉我任何情况。就连随后到处散发的征订单，也不让我见到，我还是从山西大学牛先生那里知道的。尹瞒着我，应该是为了发行费，因为他以前曾说过我俩可赚一笔发行费的话。如果不是瞒我，我能看到换了题签的封面，便不会错作《传山全书》了。还有，《前言》所罗列参与整理人员中，印刷过程中加上了并未参与者之名。此应与刘贯文无关，无论张海瀛还是尹协理所加，总归是舞弊，属学术造假，正经文人所不为。
《傅山全书》的整理稿酬，两万元，张海瀛列表人均五千，让我和尹协理签领。我想起刘贯文说过稿费归我俩、他俩只挂名主编不要稿费的话，便问张：刘院长不是说不要稿费么？张说：话是那么说的，稿费哪能不要……。尹协理因得加为主编，不作声，于是只好均分。我当时的感觉，是张欲分得。若刘不拿，张便无法拿了。
还有购物事，也应一记。《傅山全书》经费支出由张海瀛签字。我们出差、购买用品和文物（个人手中的文物是需要花钱买的）等报销，皆由尹协理经手。报销傅山批点的《庄子翼》时，财务科长按院里规定，要尹先去图书馆登记、办理借阅手续，方予报销。尹不肯，去找张海瀛，张让财务科不经登记报销了。尹协理抄录完傅山批注后，便再没有拿出来过。随后的购买，也都不用登记了。还买过一架很贵的照相机，尹说他把发票开作“翻拍仪”才得报销。其实我们一次也没有“翻拍”过，只是供尹持有。办公用具，本无须买，院里有现成的，我们一直用院里的。后来尹协理主张买了几个很好的办公柜和一张办公桌，没想到竟被盗。我因被他们弄得很不开心，《傅山全书》出版后，尤其是随后他们又找我要继续如此整理其他古籍，我拒绝了，就不再去那间办公室。后来张海瀛告我说办公室的东西全没了。我建议张马上报警。一则办公柜办公桌不能放家里的，应该是院外干什么用或变卖。好几件大物件搬下办公楼、运出社科院，应该能查出的。再则也为避嫌疑，因我曾也持有钥匙。没想到张不肯报警，说算了吧。这些都很是令人不解。
更出人意料的是， 2018 年春，我因山西人民出版社前增订再版了《傅山全书》，不但不付酬，而且也未告知一声，拟追究出版社责任。交涉后始知，早在六年前，出版社计划再版时，曾同张海瀛联系，张以主编身份代我等签协议并领取稿酬八万元后，竟一直隐瞒至今！
转自《南窗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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