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回乡记：目睹社会主义新农村（组图）
回乡记：目睹社会主义新农村（组图）
－－作者：高伐林
最近一个月来，湖北先是百年不遇的大旱，后是突如其来的洪水，唤起了我的思乡之情。这大半辈子，住得最久的是武汉；其次本来是北京，但是已经被美国新泽西超过了。不过，我的心灵深处，却老是牵挂着插队的地方－－位于江汉平原上的湖北天门。
我曾经在两个地方插队，先是跟从学校的六届（高中三届、初中三届）同学大批人马下到湖北黄梅县，那里是三省交界，长江对岸就是江西九江市；干了几个月后，我投亲靠友转到了天门县（现在已经升格为天门市）。那儿是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内地最富的农村之一，堪称鱼米之乡，每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高达1.2～1.4元人民币－－凡是对那个年代的农村收入水平有所了解的，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出全勤，年景又还好，没有水旱大灾，到年底生产队里的会计会给我一百几十元钱－－而当时，且不说陕北、江西这些穷地方了，一般地区的下乡知青，拼死拼活干了一年能不倒欠队里的钱，就算烧高香了！
队里之所以经济条件好，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那儿划归经济作物区－－种棉花。就在我插队期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天门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全国农民的典范、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叔，前来在会上做报告。
虽然队里分红比较丰厚，但是农民也没有落下钱－－上级不让扩大粮食面积（要严格保证棉花种植面积），自己队里按照规定种了麦子，口粮不足部分由公家供给平价粮，但却绝不够吃（记得好像每人口粮指标是一年400斤谷子和麦子之类毛粮，打出米轧成面，只有300斤出头，一个月只有25斤左右，对于长年累月干重体力农活的我，简直成天处于半饥饿状态），队里许多人只好偷偷地到外地去买高价粮（如果被当局查到了，买粮的卖粮的都会受罚），比平价粮高出三到四倍。这样，农民挣到的一点钱，多半得用来糊口了。
我在天门插队两年，就被招工回武汉了。但对那块土地从此难以忘怀，在读史铁生《遥远的清平湾》和朱晓平《桑树坪纪事》时，也常常想起我自己的“清平湾”和“桑树坪”，也有很多萦绕心头的故事。后来利用各种机会回去“探亲”四、五次，来到美国后回国时也去过天门。但最后这次回去的印象就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农民们无疑比过去是有钱了，也有闲了，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有钱和有闲？经济上富裕了，更加凸显出精神的贫瘠。凋敝衰败，一至于此！别说当年我在那儿插队时憧憬的不是这样的未来，后来投入改革开放时，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景象。
下面是我到天门拍摄的照片。其时胡、温刚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令不久，或许，现在的情况会好得多了？
我是春末去的，田野郁郁葱葱，小麦拔节灌浆了，看来长势不错。当地是麦棉两熟，割了小麦后，就点种棉花。与插队当年不同的是，地里简直看不到什么人在干活，空空荡荡。
这肯定不会是我当年放过的水牛了，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觉得它亲切。
最令我震惊和惋惜就是：记忆中清清亮亮流淌的天门河，死了。想当年插队时节，每到四月，两岸桃花盛开，虽则是农忙劳累，下工之后，知识青年将队里的船推出去，泛舟河上，陶醉在“春江花月夜”的情境之中。现在，这条河已经淤塞阻断了，眼前看到的这一段，成了一道死水－－一口长条形的湖塘而已了。
当年公社所在地的小镇，被垃圾包围，辨不出原来模样。
农民富了的标志之一：都盖了两层小楼房。
村里墙壁刷的标语，让我感到，离插队年月，其实也並没有多么遥远。
老人家还依稀记得四十年前的知青，见我带着相机，特地换上了新衣裳，坐在房前留影。
当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已交班了，他的家，现在成了家庭赌场，大白天也点起灯来，男男女女开了四桌麻将，还有人在旁摩拳擦掌，排队等候上阵。输赢一般都是三元、五元。主人家搭上水电家俱，当然是要抽头的。老书记解嘲地说：“十亿人民九亿赌啊！”我们故意问：还有一亿怎么办？他倒是急中生智：“还有一亿……在抓赌！”
建了新房，“硬件”比原来上了档次，但“软件”还没有跟上。新房内都比较破烂简陋和脏乱。这一家，算是收拾得比较整齐了。天门这一带在中共建政前就是基督教比较活跃的地区，这家人也是教徒，墙上对联为：“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横联为：“万有真原”。
感谢作者供稿，首发于《明镜高伐林博客》，版权归作者所有，转发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