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兢存:我的哥哥黄仁宇
我的哥哥黄仁宇
--作者:黄兢存
黄仁宇,历史学家。 1935 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 1950 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 1964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著有《万历十五年》、《黄河青山》等。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尔住在美国纽约州新帕尔兹市,在 1999 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地进入一个新千年。
2000 年 1 月 8 日,新千年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划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 11 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尔驾车到新帕尔兹二十多英里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1966 年 9 月 21 日,与新婚妻子格尔在纽约 Rye 海滩度蜜月,当时黄仁宇 48 岁。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尔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尔讨论。这场经历在格尔嫂的心目中,留下不可毁灭的印象。
1968 年, 50 岁的黄仁宇与儿子黄杰夫共进早餐。摄于纽约纽普兹大学。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 1939 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在什么地方去了。
1935 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 (1932 年 ) 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1935 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做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
黄仁宇于 1943 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做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多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中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中黄仁宇又考入中央陆军军校十六期。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随军由上海飞到东北,随后被选派到美国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 24 个小时,一直到 1952 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 1952 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 34 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1946 年在美国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学习的黄仁宇。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联盟的一员,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 1964 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方面,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
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嫂嫂格尔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纪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 1992 年 12 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 “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袆著的《大事记续篇》 ( 七十七卷 ) 和朱国桢著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万历十五年》初版封面,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这部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 1981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 John Updike 发现,在 New Yorker 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文革”中首先被清算的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 1980 年 9 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北京出版,传到台湾陶希圣先生那里。陶先生很欣赏这作品,特别在台湾推荐,并同意写一篇读后记,台湾版就在陶先生领导下的食货出版社印行。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胸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哪个人告诉你的 ? ”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 1988 年 11 月,可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新帕尔兹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 Cat skill 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什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也曾遍游美国东西岸。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 1999 年 10 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系列作品。
黄仁宇欢喜宾客,新帕尔兹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 Woodstock ,是 Rock Music 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
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尔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转自《我的历史》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