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云 赵新那：杂忆赵家
杂忆赵家
－－作者：黄培云 赵新那
黄培云（ 1917 －），中南大学教授，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新那，中南大学教授，黄培云先生的夫人，赵元任先生次女。
一、
岳父赵元任与岳母杨步伟
1982 年 2 月 24 日，岳父赵元任因心脏病在美国剑桥去世，享年九十岁。他去世后，赵新那多年来一直在对父亲的遗稿进行整理，协助商务印书馆《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工作。
1992 年是岳父诞辰一百周年 , 新那和我在 1990 年底就商量编写一本《赵元任年谱》，作为晚辈对他老人家的缅怀和纪念。开始打算组织赵家四姐妹都参加编写，但由于各种原因，凑在一起研究编写比较困难。最后大家的意见是要新那和我把编写年谱的事情担负起来，于是工作就这么开始了，事实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新那姐妹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这本年谱资料来源比较丰富，岳父从十四岁开始记日记，接近七十六年没有间断。这些日记新那四妹赵小中都复印给我们了，还有岳父写的《早年自传》、《口述传记》等书都是参考资料。最初的打算是在一两年内就把年谱编好，赶在 1992 年出版，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才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从 1990 年底我们开始收集和整理材料，进行编写，一直到 1998 年出版，前后竟花了八年之久。
赵元任先生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学、物理，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语言学蜚声于世。从 1920 年执教清华至 1963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后又返聘三年，前后从事教育事业接近半个世纪，培育出很多学生，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 1892 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 “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 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三岁时从家中长辈学说 “ 不完全 ” 的北京话，五岁时祖父即教他《大学》等儒家经典。他从姑妈和表弟那里学会常熟话，又从保姆那里学会了保定话。六岁进私塾，从先生那里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经典。九岁时回到家乡常州青果巷，十二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十三岁移居苏州大姨妈家，学会苏州话。
当他十五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约三百名学生中，只有三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许多人认为他是天才，但我后来接触后觉得，他是真下功夫。据说，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的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 1910 年，他十八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班，在录取的七十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五十五）。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
1914 年，赵元任与中国留学生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创办《科学》， 1915 年创建中国科学社。
1920 年赵元任回到祖国，在清华学校任教。当时适逢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梁启超、张东荪等进步党人拟请赵元任担任翻译，就向清华金邦正校长接洽 “ 借用 ” 事宜。由于学术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秦景阳等都出面推动此事，而罗素的讲学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他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校长只得同意。这样，他陪同罗素辗转各地，讲学一年左右。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获得很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他的父亲赵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及音乐熏陶。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读书后，因成绩优异，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 Garver ）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离别歌》等歌曲，这是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1921 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4 年 5 月至 1925 年 5 月，赵元任夫妇携两个女儿到欧洲考察进修，访问、参观、听课、参加学术活动。跟英国、法国、德国的语言学大师讨论语言学理论，听他们的课，还曾在巴黎大学注册听课。他在那个阶段与高本汉交流很多。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5 年，赵元任回清华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 “ 四大导师 ” 。 1928 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 至 1939 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 至 1941 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也以语言学家在世界闻名。 1945 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 1960 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岳父赵元任非常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语言研究和音乐创作上，在婚丧大事上也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摆脱封建习俗。而在这方面，他与岳母杨步伟特别投合。
岳母杨步伟女士出身皖南望族。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 “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 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
说到他们的婚礼，那也是他们俩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按照常理，当时凭他俩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本应办得挺排场和体面。但他们打破旧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地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当赵元任问罗素这种没有仪式的结婚仪式是否太保守时，罗素回答： “ 这够激进了！ ”
二、
中国人活动中心
1938 年 8 月底，赵元任先生与夫人带着四个女儿抵达夏威夷。他们原准备只住一年，没有想到竟在美国侨居了四十余年，其中先后在夏威夷大学一年，耶鲁大学两年，哈佛大学五年。 1946 年我和新那回国，临别前，岳父岳母嘱咐说： “ 我们明年就回来，等我们。 ” 那时，加州大学校长写信给岳父邀请他去加大任教，被岳父婉言谢绝。岳父一直与 “ 中央研究院 ” 语言组保持联系，准备回国继续主持语言组的工作。
后来我们听说他 1947 年离开剑桥之前，书籍都装了木箱，只将常用的少量书籍留在手头，准备暑期语言学讲习班结束即回国。正在那个时候，岳父收到当时 “ 国民政府教育部 ” 朱家骅部长电报，要他回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朱家骅找中国驻美大使，也找了岳母，希望多方帮助劝说岳父接受校长行政职务。岳父一向不喜欢也怕担任行政职务。因此岳父岳母商定，暂时不回国，避开这事，决定接受加州大学的聘请暂时去加州。岳父给朱家骅回电： “ 干不了。谢谢！ ”
岳父母在回国途中 “ 路过 ” 加州，谁知竟路过了三十余年，成了他们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
1941 年至 1946 年，岳父到哈佛大学任教。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抗日联盟。
由于战争，远东书的来源被切断，美国学生对汉英字典的需求又很迫切，于是哈佛燕京学社决定修订 C.F.Fenn 的袖珍小字典和 R.H.Mathews 的汉英字典的美国版，并将两项任务都委派给岳父。为准备远东战争，哈佛大学举办暑期粤语速成班，又接受了美国陆军委托举办的语言速成班教美国大兵，委派岳父主持中文班。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他紧张愉快地全担负起来了，他不仅对这些工作有兴趣，更多地想到这也是为了抗日出一份力。
在哈佛大学的几年，岳父一家经常参加中华赈济联合会的各种活动。岳父多次应邀做有关中国文化及中国音乐的报告，岳母受托时常举办中式午餐会，有时来就餐的多达百人。岳母热情很高，不怕辛苦，亲自出马做饭菜，午餐收入拿来赈灾。新那四姐妹经常参加出售中国工艺品和贺年片等活动，甚至利用球赛季节，在体育场附近公开募捐，将收入用于赈灾。
岳父一家侨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留美学生的 “ 接待站 ” 。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大家觉得到了赵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
在那些年里，赵家住在哪里，哪里就形成一个中国人活动中心，给许多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战争年代，回国的交通非常困难，剑桥行人街二十七号成了聚会中心。在异国他乡，老朋友们坐在一起有好多话要交谈，胡适、周鲠生、蒋梦麟、张彭春、金岳霖和陶孟和都是常客，还有费孝通、赵忠尧、钱学森等都曾来过。外国朋友如英国生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到哈佛大学讲演也来过赵家拜访，并特别来吃赵夫人做的中国早点。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教授也都与岳父岳母来往密切。远离家乡在国外求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把赵家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在赵家感到家庭的温暖，少不了吃一顿赵夫人的家乡饭菜。岳母做菜很有名气，她写了几本食谱，在美国比较畅销，其中有一本是胡适和赛珍珠作序的。赛珍珠说我岳母的食谱写得这么好，这么受欢迎，在美国很有影响，应该给她诺贝尔奖。我觉得她的序言评价得太高了，多有溢美之词。
三、志同道合 喜结良缘
新那 1923 年 5 月 14 日出生在美国，岳父为她取名 “ 新那 ” ，意为 “ 新的支那 ” ，以寄托自己内心希望中国强盛的愿望。后来，岳父的老朋友丁绪宝一直叫新那为 “ 新中国 ” 。刚满一岁，新那就被岳父岳母于欧洲访学时带到法国，与姐姐如兰一起被寄养在巴黎远郊，所以新那开口说话，最早说的是法语。两岁时新那随父母回到国内，在清华园里度过四年童年时光，随后又随父母到中研院， 1932 年，清华向中研院 “ 借人 ” ，请岳父接替梅贻琦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新那又随父母到美国，两年后回国，直至１ 938 年再度赴美。少年的她也亲历了国难当头的苦痛之感。
我与新那是在美国清华同学会聚会的时候认识的。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尽管那时用很多纸餐具，但要盛汤什么的，少不了瓷器，盘子和碗一大堆。吃完饭总得让人清理，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那时候也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和新那就通过清华同学会开会、洗碗，这样认识的。新那记得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 “ 你别把碗砸啦！ ”
二战的时候，哈佛大学受国家的委托，办了日文班、中文班，教美国大兵。日文班由一位教授负责，中文班由岳父负责，叫 ASTP ，即 “ 美国陆军特殊训练班 ” 。二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苏联等是盟国，联合打法西斯，这样办了这期学习班。岳父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找会说普通话的中国留学生做辅导，自然也包括我。
特种兵训练很多，有一部分准备去德国打仗的就要学德语，准备去日本的就要学日语，准备打台湾的就要学中文。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说我们这是参加特务训练，是很大的罪名，后来才弄清楚，特种兵是这样的特种兵。为这件给特种兵教中文的事情，我和新那，还有一大批人，都吃了很多苦头。我们在 “ 文革 ” 中间都被审查，作为 “ 重大历史问题 ”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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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新那是特务，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被完全解放还比较迟，说我态度不好。我说你去查，你把证据找出来。他们说我态度不好，老不 “ 解放 ” 我。
新那（回忆）：培云是最后解放的，那时候给我们挂牌子批斗，剃半边头，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能这样，还挺不错的。抄我们的家，找美国国旗，我们家是有美国的旗子，但不是国旗，是两面校旗，一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面哈佛的，是我们毕业学校的校旗。
我十八岁认识培云，二十二岁结婚。因为来美国前在中国见到战争中人民的悲惨情景，我没有情绪出去应酬，基本不出去，对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反感，对那些献殷勤的人没一点好感。那时候，很多人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二小姐真骄傲。我和培云结婚的时候，人们很惊讶，怎么忽然就结婚了。我和培云两个，就是志同道合。
我父亲很早就把培云看成家里人了，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些标本都是我给他磨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培云教我怎么样把样品放在机器里，怎么样磨光。Ｘ光是培云自己照的，我做样品。后来博士论文要自己打字，我父亲帮他打。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我父亲不讲究辈分，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大事很固执。
1944 年 12 月 17 日，胡适先生生日，赵家为他祝寿，岳父在日记里记载了有四十三位客人出席生日午餐，就在那次聚会上，岳父母向客人们宣布新那与我订婚。
1945 年 7 月，新那和我结婚。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他给我们拍摄结婚通知书用的照片，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一个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 “ 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 。 7 月 21 日，发出约三百份结婚通知书给亲友，岳父开车送我们到剑桥市政厅。市政府秘书 Frederick H Burke 主持婚礼，岳父是证婚人之一。中午备便餐招待亲友十余人，午餐之后，岳父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开始一周的新婚旅行。
当年的 10 月 3 日，新那的姐姐如兰与卞学鐄结婚。卞学鐄本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美国对日本宣战后他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10 月请假结婚。新那和我回家帮忙，他们的婚礼在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家里举行，新那给姐姐做了大红色金边旗袍当婚礼服。他们的结婚通知书，也是岳父包办的。
四、
周总理接见与邓小平接见
关于岳父赵元任 1973 年回国探亲访问，要特别强调一件和背景有关的事情：那个时候海峡两岸严重对立，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到大陆来访问，有的从美国到大陆来，也有的从台湾回到大陆。针对这种情况，台湾 “ 中研院 ” 就做出一个决定，凡是到大陆来的 “ 中研院 ” 院士，取消院士资格。而赵元任是 “ 中研院 ” 的院士，所以 1973 年他回国的时候，是顶着这个压力回来的。
新那母亲对周总理说，他们准备回国的消息是公开的，那时候 “ 中研院 ” 院长是钱思亮，赵元任对钱思亮说他要到大陆去探亲，钱思亮拿他没有办法。
新那：那时候在海外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解放后没有回国来过。 1972 年最早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回国探亲，带队的是任之恭、林家翘。任之恭是物理学家，林家翘是数学物理学家，他们那批人在 1972 年回国来，在当时还是影响挺大的一件事。
我父亲当时因为心脏病发作，没有随这个团回来，他到第二年也就是 1973 年才回来的。我听母亲说，在他们准备启程回国的前一天，钱思亮请他们吃饭，我父亲就告诉钱思亮说明天要离开美国从香港中转回大陆探亲，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肯定去的。钱思亮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曾经订下过取消 “ 院士 ” 资格的规定，实际上呢并没有取消。 1979 年，他还是请那些到过大陆的人去开会。
1973 年 4 月岳父岳母是专门回来探亲的，带着外孙女昭波，就是赵如兰的女儿；外孙女婿迈克，是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是赵景晖，远房侄女。一行五人回国。新那和我 1946 年回国，新那二十七年和父母没有见面，这次是美国分别后第一次见面。
5 月 13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特别忙，当时好像是晚上刚接见完菲律宾到中国来的大使，接着接见赵元任一家。
新那：我记得周总理接见是 5 月 13 日晚上，晚上 8 点到 12 点，等到接见完了已到了 5 月 14 日，正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我们说周总理工作太忙了，他说经常如此。快 12 点了，谈到金陵刻经处的工作，金陵刻经处是我母亲的祖父创办的。周总理交代去请赵朴初来，一会儿他就来了。第一次见到赵朴初还是在那里见到的。周总理和他交代金陵刻经处怎么整理、安排，周总理说赵元任夫妇要到南京去看看。
当时在座的有很多岳父的老朋友，周总理把他们找来一块坐，竺可桢、吴有训、黎锦熙、丁西林等，请客的主人是周总理、郭沫若。
新那：父亲平时话不多，那一次却抢着说话。总理跟父亲谈到了文字改革，谈到了《通字方案》，还说我父亲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他曾经想到清华去听我父亲讲课，后来我父亲被借调去给罗素做翻译，周总理就没有去清华了，要不然那时候就可能见到了。跟母亲谈到她的祖父杨文会（字仁山）创立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工作，还谈到了计划生育。母亲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 1922 年译了一本《女生须知》的书，提出了节育的主张。父母亲非常钦佩周总理渊博的知识和对情况的熟悉。会见中间，总理吃了一次药，母亲很不安，几次要总理休息，可是总理几次说，再谈谈，再谈谈。会见中，总理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夜点－－粽子、春卷、小烧饼、绿豆糕，一个个都做得小巧玲珑、样式别致，适合老人食用，连馄饨都是用一只漂亮的小碗盛着。父母亲吃到了地道的中国点心，心情非常高兴，可是总理还遗憾地说，忘记关照厨师熬北京的粥请大家喝了。会见的气氛极为自然、随便，以后，父亲总是用 “ 亲切 ” 两个字来概括那次难忘的会见。
那天接见以后就安排一行人到南京、上海，还回到岳父老家常州，他们第一次看到南京长江大桥。
1981 年 5 月，岳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邀请，第二次回国。他是怀着思念故乡和亲人的心情回来的。同来的有新那四妹小中，新那大姐如兰陪着大姐夫卞学鐄回来讲学，也一起到达北京。
岳母那一年的 3 月 1 日刚去世，他们共同生活将近六十年，岳父虽然口里不说，但我们知道，他心里是很难过的，非常寂寞。岳父 1973 年回国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见到了很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但这次回国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已去世了。从这一点上说，岳父的内心是沉重的、悲伤的。但是，回国后短短的四个星期，岳父回到了常州老家，到了南京、上海，见到许多亲戚朋友，受到邓小平、胡乔木的热情接见，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的头衔，见到了语言学界、音乐学界的同行、专家。我们全家三代都聚集到北京来陪岳父，四代同堂，这一切都使岳父感到很愉快。
新那：这次回国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中最高兴的事情。 5 月 22 日上午，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一行人来到老南院（今照渊院）一号，父亲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一幢灰色的砖房，父亲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走进去，上去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我们就跟父亲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像。父亲回到了清华园，还总想再看一看故居。六月四日上午，父亲和我们一家人，没有惊动学校，又一次 “ 秘密 ” 地回到清华。这一次南院一号主人在家，给我们开了门，热情地领我们进到屋里。父亲在五十多年前的 “ 家 ” 里转来转去。还去看工字厅、大礼堂。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5 月 24 日，父亲到了南京，跟 1973 年回国一样，又一次来到过去工作过的 “ 中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公地点，他又一次一间挨一间地看房子，最后还坐在自己过去办公的地点照了像。我想，他是在回想过去的语言实验室呢。为了找到江南高等学堂，接待单位做了不少调查，访问了不少人，虽然学堂房子早已不存在，父亲还是非常高兴地在门帘桥旧址留了一个影。父亲还去了金陵刻经处。这几年来，金陵刻经处修复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进展，当汽车驶过南京逸仙桥小学时，我们姐妹几个跟着父亲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 “ 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
父亲在北京、上海见到了语言学界、音乐界的许多同行、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都举行了热情洋溢的座谈和文艺演出。父亲几次为大家演唱《卖布谣》、《扬子江上撑船歌》和《教我如何不想他》、《清华校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看得出来，父亲和同行们在一起，心情格外愉快。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落伍的语言学家、落伍的音乐学家。父亲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而是反映了他朴素的信念： “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
6 月 10 日，北京大学在临湖轩举行隆重仪式，授予父亲名誉教授的头衔。教育部长蒋南翔，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北大校长张龙翔、党委书记韩天石，语言所吕叔湘、李荣，父亲的老朋友周培源、王力等都出席祝贺。那一天，他特别高兴，即席背诵了他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书里的一首歌。仪式结束后，中文系的几名学生拿着父亲写的《语言问题》一书围上来请父亲题字，签名。父亲年事已高，写字时手有些发颤，但还是欣然为同学们签字。
转自《史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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