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落户北京--青春和子孙
落户北京--青春和子孙
作者:黄艾禾
父亲来北京是一种必然,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新中国将要定都北京。
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将要为之改变
我父母都是地道的温州人。父亲在家乡读完中学,就外出求学,后来经历战乱的颠沛流离,从浙江到贵州又到重庆到上海,那时候一定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落脚在哪里。到北京之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许如果他不来北京,后来的我就会生在上海成为一个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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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洪流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之际,首都南京有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在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之前,他们人心惶惶竞相逃离,一部分撤到广州,一部分就地遣散,当时甚至有被遣散的数千公务员因疏散费不到位跑到政府门前请愿。而当时的北平,虽然不是首都,却同样演出着达官贵人争先逃离的场面,北平围城后他们在南苑机场挤成一片,仓皇登上美制C46运输机,向南飞去。
不管是逃到了广州后来又到了香港的,还是留在本地未走的,那些前公务员的命运已定了,他们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历史浪潮冲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位置,将要被新的人群代替。
而那些将要进京代替他们的人,大多还分散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省市,他们多是投向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和年轻干部,投身革命的那一天也并没想到,历史的潮流会把他们带到北京,一夜间成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1949年10月19日,新政权第一届中央政府的组成名单公布,除了政务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等四个委员会,一共设了30个部,包括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重工业、交通、文化、卫生、科学院等,这些机构的首长,大多数由从延安过来的中共领导人担任,小部分由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人士担任。此前周恩来与毛泽东曾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这个名单是一个包括500名副部级干部的队伍,但是各部委的中层以下干部,还在空缺中。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在政务院的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向大家说明了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与干部来源。他说,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中,对原国民党政府的旧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与新政府的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亦在1950年1月3日发出一个联合通知,分配出各地区各产业职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名额。然而对于新政府来说,最能解“近渴”的方法,就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干部。
“当时我们年轻”
1949年6月,我父亲黄宗甄奉调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他34岁,除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来北京,是为组建新中国的科学院。父亲刚加入中共时间不长,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的建院骨干,可见当时新政府旗下科技人才之缺乏。
当时父亲的新职务是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到北京,分配给父亲的住房在地安门,在一座大四合院里面给了我父亲三间房。我妈妈带着我大哥一同来到北京,当时大哥不足两岁,二哥和我还都没有出生。
这四合院原来定是属于一个大户人家的,至少有三进,当时里面还有假山,我听说这里曾经是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它被用做科学院宿舍后,加盖了三排洋房和车库,住进了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包括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和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后来任古脊椎与古人类动物所所长)等,可见这个院子之大。至今我还记得院里那两棵大白皮松,每到夜晚松涛会哗哗作响,伴我入眠。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住的地安门东大街上唯一的政府宿舍大院。我所知道的,在我家马路对面,有交通部的大院,再往东走,有外交部的大院,外交部的那个大院我觉得比我家住的这个院子还大,我头一次去里面玩捉迷藏,甚至都一度迷路了。在中共接管北平时,各个进驻的单位都是跑马占地,把闻风逃跑的国民党大员前朝阔佬留下的空宅统统接收,变成自己的单位属地。
实际上,我家住的房子是坐东朝西的房子,是原主人的两间餐厅和一间厨房。餐厅全部铺着木地板,隔扇都是精致的木雕格子,可见原主人日子过得很排场,虽然变成家居房间用并不那么适合。但是不久后,即使这样的房子也不容易住上了。从1950年开始,新政府开始大批从外省市调入人员,后来的人们许多刚到北京时,只能先住招待所。
据学者韩光辉的研究,1949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城时,北京城区住着约150万人口。而另一位学者朱谐汉的统计数字是,自1949年始,北京每年从外地选调人员支援北京建设,1950至1960年净迁入人口137.3万。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北京市区的人口膨胀了近一倍。仔细想一下,我上中学时班里同学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是一半对一半,倒也差不多。在我居住的那条地安门东大街上,每天我上学会一家一家地到同学家串,走进机关大院,也钻进胡同小平房,官宦子弟和平民百姓“胡同串子”就这样混为一堂,在一个屋檐下上课。
新生活开始了
刚到北京的南方人有两样最不习惯:一是风沙大,刮起风来头上要蒙纱巾;二是要吃馒头--南方人觉得馒头粘在嗓子里咽都咽不下。但是很快,他们就顾不得这些了:他们完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翻看1950年1月16日的一张《广州国华报》,上面有一条“北京通信”,题目是“政务院规定地方人员单衣式样”:
一、五零年地方人员单衣颜色(军队及公安系统另规定)一律灰色。
二、样式:
①、男干部一律中山服翻领,四个明口袋,勤杂人员四个暗口袋。
②、女干部一律延安服(旧称列宁服)。
③、学校教职员与机关干部同,学员一律学生服,普通领子,三个暗口袋。
三、帽子样式:
①、男女干部及勤杂人员一律八角工人帽。
②、学生一律学生帽(即旧式的解放军帽)。
四、企业生产单位各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律蓝色样式与行政机关人员同。
衣装只是新生活的一个侧面。新国家的建立,不仅服装变了,说话的词汇都换了,娱乐方式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翻天覆地。
今天的人们说到国有单位的大锅饭,会说到这种单位是多么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百无聊赖。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说起那时的工作气氛,都是一个字“忙”,加班加点,常常没有星期天。国家百废待兴事务肯定是非常多,但他们也花大量的时间在政治学习和搞运动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革”……这些政治词汇串起他们的青春岁月,串起一生。
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一家人分配简单的一两间平房,因为工作忙,孩子大一点就送幼儿园,而且是全托的,很多人的孩子甚至生病了都留在幼儿园不接回家。工作太忙,常常没有上下班,也没有周末,说出差就出差。
后来我上学后问过一些同样是从外地调北京家庭的同学,情况都差不多,基本都是在全托幼儿园长大,父母都顾不上管孩子。这一拨生在北京的孩子们,从小说的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常常会取笑父母的外地口音。我在回想,自己和哥哥从幼儿园回来,听到父母用温州话聊天,跳着脚要求他们“说北京话!”,那时是不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北京人?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朋友却全是这种二代移民的北京人,极少有老北京。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很微妙的气质同类相吸?
我从小生长的那个大院,基本没有一户老北京。院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个省份,每一户人家迁进来,都带着自己的原有风格,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都传说,有一户广东人家的老太太,进了北京后从来都赤脚走路,尤其是下雨天,说她“脚底板扎了按钉都没感觉”;我也看到我母亲学做饺子,不知饺子皮是怎么擀出来的,就擀出一张大面饼,再用小碗在上面一个个扣出圆形面皮……但是很奇妙的是,这里的生活气氛却深得老北京的神韵。像在北京所有的四合院一样,我们的生活全部在邻居面前透明,街坊间互相串门就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到了吃晚饭的时光,家家在院里摆上小饭桌,小孩子们端着碗偏偏跑到别人家去蹭饭。有一次我哥哥不知什么原因被锁在屋里,到了吃饭时间家里也没人,邻居李叔叔就用凳子把哥哥从后窗接下来,到自己家吃饭。
级别决定一切
那时候,单位不但给分配房子,同时还配给家具:一张四方的八仙桌,4把木凳;1张书桌;2块床板,4个床凳。这些都是要付租金的,但租金很便宜,每月不过1~2元。
公家给配家具,这在当时的机关中成为惯例。我在长到十几岁,家要从地安门的院子搬出时,才知道其实家里没什么自己的像样家具,那沙发、写字台、书柜、床、凳子、五斗柜什么的都是公家的,只有两把竹椅子是从老家带来的,一张大床一个书桌是后来买的。所有这些配置,都是根据干部的级别来的。级别高当然配置也高。到后来,干部的供给制已经改为了包干制。也就是说,把原来公家包管一切的物品折算成钱发给你,用不完的可以归自己。
1949年前,中共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后来逐步推行工资制,到1954年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包干制亦在内)已经各占一半。到了1955年,中央机关干部全面实行工资制,设行政级别共30级,最低的20.88元,最高的649.06元。(详见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北京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在五六十元,后来很多年也没有动过。
在很多早期进京的人员记忆中,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北京户口是怎么办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户籍制度。从1949到1957年间,中国居民是可以自由地在境内定居和迁徙的。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开始正式实行。从那时起,这一张北京户口,不仅意味着你在北京的居住权利,也意味着你的就业(无户口者没人会用),你的衣(布票和棉花票)、食(粮票,副食本)、住(房屋基本都来自单位分配)、行(不用说买自行车要凭票,连公共汽车的月票都要单位盖章),那张户口卡意味着你生活的一切。
就这样,我的父母一年年在北京生活下来。工资,定了级就不会轻易再动了,钱不多,但物价也不高,肉一元钱一斤,粮食两毛钱一斤,够维持一种水准不高的生活。每月除了领工资,还要领粮票,记得粮票的比例大概是面票占到55%,米票占到25%,剩下20%是粗粮,一般是玉米面。从小生在江南的父母到底不习惯面食,记得母亲说她吃馒头,“怎么就粘在喉咙里咽不下”。
到了初冬,父母就要忙着买冬储大白菜,买不到就会一冬没有菜吃;还要忙着买烟筒安炉子,一冬取暖也是头等大事。直到我们家搬到有暖气的房子里以前,我父母十数年吭吭哧哧与蜂窝煤炉作战,每天早上,我在浓烟中被呛醒,那是炉子又灭了,父亲正蹲在那里用旧报纸点火;每天晚上回到家,见母亲愁眉不展,蜂窝煤火只有一小半还有点微弱红光,封火又失败,看来3个钟头都吃不上饭了。现在想起来,父母这一代人,在适应北京的生活上所付出努力相当艰辛,虽然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看这一切却是自然而然:所有的北京人不是都要这么过的吗?
北京仍然在扩大,人口仍然在膨胀。从1961~1970年,净迁入北京的人口是100.7万。当然,这里除了从各省选调进京的干部,也包括分配来的大学生及复员转业等各种途径来京的人口。原来市区里的四合院和胡同平房不够住了,北京开始兴建新的干部宿舍小区,除了沿复兴路西去的一系列部队大院,最有名的小区有羊坊店、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和平里……先后盖起了一片一片居民楼,里面大多住着各大部委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今天看这些小区的楼房,窄小,没客厅,非常简陋;但在当时,有暖气,有上下水道和厕所,令人羡慕不已。
所有这些来北京的移民们,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改造成北京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也在他们的改造中,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北京,她从古老雍容的古都北平,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一个在严格计划经济轨道下运转的精密机器,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既有位置上,过着不能逾矩却稳定而贫穷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成了充满热情的政治动物。--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之间,谁对谁的改造更大呢?
彻底成为北京人
一些进京的人员由于不习惯北方,想方设法又调动走了,但更多的人留在了北京,如今他们静静地在北京的居民楼里安度晚年。我的父母在退休后曾经回温州老家探亲,回来后对我说,已经不能适应家乡夏天的酷热和冬天屋里没暖气的阴冷了。不管他们刚来北京时心里怎么想,北京成了他们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他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北京。
而他们在北京生、北京长的下一代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一代人是什么时候最终“归化”成北京人的?我的二哥给我讲过一段亲身经历。1969年,“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父母都被揪斗关了起来,造反派勒令我们全家即日要搬出地安门的家。当时家里没有大人,大哥已经赴内蒙古插队,唯一能成为顶梁柱的是我15岁的二哥。他不知道全家三间房里这些家当怎么才能搬走,而院里的邻居们慑于政治恐惧几乎没人敢伸头帮忙。
二哥找到一个平板三轮车运输站。那几位五十上下的“北京板儿爷”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汉子只简单地问了问,就跟其他三位说:“怎么样?咱们都去吧!”又对哥哥说:“孩子,别着急,搬家的事情交给我们了。”哥哥一听就哭起来。他摸着哥哥的头道:“这么大了还哭呀。要经得住事儿啊,小伙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现在想想,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二哥后来谈起这事说。
4个工人蹬来4辆平板三轮车,来回两趟共运了七车。搬完家都下午了,这才想起来他们工人还没吃饭。工钱一共是28元人民币。那微胖的汉子说“有就给点儿,没有就算了”。他使劲拍了几下我哥哥的肩膀,走了。哥哥回忆说:我记住他说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就是没让流出来。在这一刻,他已经彻底变成北京人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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