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启:记忆中复旦大学73级历史系的先生们

1989-06-04 作者: 龙长启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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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复旦大学 73 级历史系的先生们

--作者:龙长启

1973 年,国务院决定恢复大学教育,通过推荐和考试,招收经过基层锻炼的工农兵进入大学学习,这批学生即社会上所称的工农兵大学生。

我们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有 118 个教职员工,而历史系 70 级、 72 级、 73 级三个年级学生总共才 111 人,教师学生比例超过了 1 1 。对我们的学习来说,这样多的优秀教师简直是太宝贵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有名望的教授。一级教授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二级教授中名望大的有陈旭麓、杨宽、胡纯武、蔡尚思、田汝康、刘厚辅、黄世骅等。还有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如姜义华、赵克尧、樊树志、方晓升、陈匡时、庄锡昌、金仲元、朱维铮等,其师资力量之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陈旭麓先生在 6 号楼学生宿舍被安排了一个房间,老先生经常在房间里备课或休息。为了解决《太平天国〈三字经〉、〈御制千字诏〉、〈幼学诗〉选注》的注释问题,我和张明昌同学曾经去求教老先生,老先生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并认真地帮助我们解答了难题。

姜义华先生当时是孤身一人住在 6 号楼学生宿舍,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 1961 届历史系的毕业生,因为在假期中对农村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反映了真实情况,被打为“反动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江苏省扬州市一个公社中学。奇怪的是,不久,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突然发问:姜义华到哪里去了?得知姜先生被分配到江苏省扬州市一个公社中学后,柯庆施说,调回来,上海还需要保留一些反面教员嘛。就这样,姜义华先生又被调回复旦历史系,控制使用。因祸得福,又当了大学教师,虽然是被控制使用,但可以继续科研了。先生的方向是章太炎,我们也就叫他姜太炎,简称太炎先生。

我们一进校,系里就给我们讲了傅德华的故事,傅德华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1970 年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和我们一样,被 8 3 卷本《辞海》迷住了,整天抱着《辞海》逐条抄写,被系里发现后,进行了教育,改进了学习方法。傅德华 1974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了 73 级的班主任,直到我们毕业,愉快地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

林彪事件的发生,可以说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了异样的反应。我们进入学校以后,就发现经过几年的动乱,老师们都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大学教学秩序中去。就连系工宣队负责人钱师傅、系总支书记苏松柏也特别关心学生的学习。系总支书记苏松柏在了解到 73 级学生中有 4 个老高中生中学学的是俄语,就寻找出“文革”前的大学公共俄语课教材,安排给这 4 个学生单独开设俄语课。我有幸成为这 4 个学生中的一员,享受特殊待遇学习俄语,指导教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金仲元先生。

很多有名的老师都给 73 级学生上过课,周谷城先生上形式逻辑,谭其骧先生上中国历代疆域的专题讲座,杨宽先生开了战国史,蔡尚思先生、刘厚辅先生、黄世骅先生等也开了课。一大批中年教师更是经常来到 73 级学生的宿舍,和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答题解难。

当时系里民主空气很浓,记得刚到学校不久,系里胡纯武老师组织部分同学商量专业课程教学怎么进行,我也参加了这次征求意见会,在会上我曾冒昧地提出,利用专题讲座贯穿课程。这其实是不大切合实际的,这样的发言说明了我当时的浅薄与无知,胡纯武老师也比较客气地回答我说,没有这样合适的专题,也不大可能贯穿全部课程。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不可能落实比较科学的教学计划,结果上课仍然是以专题讲座为主。

不过专业课中的专题讲座的质量的确很高,确实使学生学习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记得宋代史主要讲述王安石变法,讲课的老先生我记不得姓什么了,初看时以为他是一个迂夫子,但上课时才知道老先生是有“道行”的,他并不是讲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史背景、历史意义。而是介绍给我们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几种观点及几种观点的异同,最后老先生介绍了自己的观点。一堂课下来,我们感到收益颇多。

1974 年春中国近代史开课时,正值“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开始,当时高等学校文科专业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搞“评法批儒”和“儒法斗争史”,注释法家著作。因为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出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 即有名的“罗思鼎” ) 的老师们与 73 级学生联系密切,王守稼、刘修明等与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朱永嘉、王知常,但是没有见过面。我在网上查到一篇 2012 2 18 日《南风窗》采访朱永嘉的文章《杂谈》,朱永嘉谈道:“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所以“罗思鼎”有的政治课题就放到了历史系, 73 级学生的专业课恰好赶上了这个时期,也就参加了这些课题的工作。

其间曾经发生一件事情,我取名为“周谷城老先生‘学理论’”。此事已过去了近 40 年,至今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写文章回忆这件事,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以存信史。周谷城老先生当时仍然是名义上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文革”发生后靠边站不管事了,我们也只是在每周五系里组织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政治学习会议上不时能够见到老先生。 1962 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为“无差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二为对“时代精神”的解释,或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些新见解,当时受到了姚文元等人的批驳,并以此作为“文革”中划定周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罪证。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周谷城不以为然,他继续发文阐发自己的见解。

所谓“学理论”是学习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简称。 1974 年下半年,随着“评法批儒”、批判“林彪在三大战役中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运动,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当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翻出了 1958 年张春桥写的极“左”文章《取消八级工资制》,一时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言论在全国甚嚣尘上,广为流传。

1975 1 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谷城因为是毛泽东的“右派朋友”,影响很大,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安排周谷城担任人大代表,但是又不能没有交代,只好在会议召开以后,由学校派人去传达,做安抚工作。时隔不久,大概是三四月间,周谷城老先生给《文汇报》打电话,要求被采访,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派遣两个人到周谷城家中听取了周谷城的意见。周谷城就发表了一番妙论,大意是:四届人大召开了,我很高兴,前三届人大我都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我不是人大代表,我很高兴。现在毛主席号召大家学理论,通过学理论,觉得我过去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是正确的。通过学习理论,大家的精神思想都统一了,这就是“时代精神汇合论”;毛主席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八级工资制,工资没有差别了,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差别了,这就是“无差别境界论”;生和死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立的,但是当一个人将要死去,但又还没有死的那一段时间,生和死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呢?

周谷城老先生这些看似反动的言论,实际上是老先生对所谓“学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张春桥“取消八级工资制”谬论的辛辣讽刺。周谷城借用“学理论”的机会,旧事重提,实际上是否定姚文元等人 1960 年代所谓的批判文章。

当时上面布置下来,要对周谷城的讲话进行批判,但是又不能说是批判,只好用学习辩论会的方式批判。历史系准备安排两场辩论会,第一场组织系里的青年教师参加批判,第二场组织 73 级部分学生参加批判。我记得周谷城讲话的要点抄在两页练习本纸上面 ( 主要精神就是前面记叙的那些 ) ,给我们宣讲后要我们记住,作好准备,以备参加第二场辩论会,但一直没有下文。后来听说,老先生谈风厉害,滔滔不绝,半天的辩论会被老先生一人包干,老师们谁也插不上嘴。因此,根本不敢让我们学生去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每年有一次秋收劳动。 1973 年我们到上海县七宝公社收割稻谷时有一件趣闻。那时割稻谷一般是很多人排成一排,每人割五至六行,而我们一位老师因为高度近视,速度比较慢,旁边的人就主动帮助他割两行,到后来,就只留下一行让他割,但是他仍然跟不上,大家割完以后,就站在地头,哈哈大笑看他慢慢割。 1975 年参加秋收时我们觉得学习时间不多了,应该抓紧多学习一些知识,当时请了同时参加秋收劳动的黄世骅老师给大家开中国诗歌史课。每天吃完晚饭以后,我们聚在临时伙房,给黄老师送上一碗白开水,就开始了中国诗歌史讲座。黄老师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给我们上课。黄老师把先秦时期的四言诗《诗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言诗、赋,隋唐时期以格律诗、古诗为代表的近体诗,以及宋词、元曲,旁征博引,名句迭出,给大家娓娓道来,同学们如醍醐灌顶,原来中国的诗歌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半个月下来,我们对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有了比较完整的概念。

黄老师还给同学们布置了作业,每人都要写诗,其他同学完成作业没有,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生,认认真真地交了作业,其实就是顺口溜,记得前两句是“战三秋革命师生,风尘尘踏上征程”,黄老师看后说,这像铭文,不是诗,要我重新做。回学校后,我写了一首七律《长江口》:“呼啸江水浪行频,往返穿梭樯如林。吴淞高桥踞江尾,手揽崇明舟揖停。临边门户英姿在,濒海要塞驻雄兵。昔日英夷胆丧处,至今犹忆陈将军。”黄老师看后说,长江口水流平缓,七律第一句用“呼啸江水”不准确,不如改为“浩淼烟波”,末句“至今犹忆陈将军”用的典故好。黄老师的谆谆教诲已过去近 40 年,至今仍深深铭刻在心,不能忘怀。

难忘的先生们,难忘的历史系,难忘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活!

作者单位: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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