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显耀：我在眷村长大
我在眷村长大
－－作者：龚显耀
家父是军人，为 1949 年随国民党败退来台的百万残兵中的一员。他的身份证籍贯栏里，写的是四川省双流县。
老爹进军校也是偶然。 1944 年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当年哈，这个华西坝里头挤进了五六间大学，啥子北平的燕京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在这里。”“我们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就全挤在河边的茶馆泡着，家里有钱的就来个三花，没钱的就来杯玻璃（编注：即白开水）。”
刚入学没多久，就遇到日军从广西柳州沿湘桂黔铁路打进贵州，前锋距离陪都重庆不到 700 公里，行军快的话七八天就能到。当时全国震动，蒋介石于 9 月中旬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鼓励知识分子从军。老爹和几个老乡同学干脆就不读了，仗着自己的英文底子不错，跑去报名空军军官学校，想当个飞行员。
那时候想当飞行员的多了，报名的长队拉出去都有好几百米，可飞机就那么几架，所以学历要审，身体要好，一切从严。官校一看报名表，华西大学的，没问题。身体检查检查，身高、体重、四肢平衡、木器械操什么的，没问题。最后医官听诊：“咦，肺部怎么有点点杂音？”
老爹就因为这一点杂音被刷下来，飞行梦破碎，去不了昆明空军官校，只能去武侯祠空军机械学校待着。
“老爹，你遗憾不？”
“遗憾个球，他们上了天就没下来，全部都死翘翘了。要是我去了昆明 , 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最后那个“道”字在川音要发二声）
1948 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败，江湾机场各单位奉命“转进”台湾。老爹和同学们面临选择，是走还是留下？留下即便“起义”也是“叛逃”，走就是去一个离乡万里没人去过的小岛，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件事老爹说得不多，但最后有一半同学留下来，而老爹上了大江轮，跟着部队到了高雄港。
老娘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广东省新会县。清末民初时我的外公一家四兄弟渡海来台讨生活，从学徒修理机械开始，最后做到总工程师；其他三兄弟几年后就带着手艺去了台南，最后个个都开铁工厂闯出一片天。
外公跟自己的兄弟们，也就是我的伯公叔公们，平时说的是粤语；跟我外婆说的是闽南语；在客运站和日本同事说的是日语。老娘在屏东出生长大，在学校学的是日语，跟左邻右舍说的是闽南语，后来又自己学了点国语。好啦，遇到了老爹。老爹读书那会儿可没有国语一说，成都人只会说四川话，来台湾后说起国语来也带着浓浓的川音，也不知道当年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老爹是怎么娶到老娘的？
当年在台湾，本省和外省两个族群分得可是清楚得很，我们这些父母辈在 1949 年后过来的都叫作外省人。我是跟随父辈，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写着籍贯四川。要是有人叫我们眷村小孩“台湾人”，我们非得跟他拼命不可。小时候我们眷村就没少跟村外本省小孩打架，我们都叫他们“土台客”，好似比他们优越一等。
没想到 30 年后去大陆工作，身份一下子就变成了“台湾人”，搞得我无所适从。
1955 年 12 月 8 日，台湾眷村居民－－退役军人在闲时下棋、吹笛子、拉二胡、弹琴。
禁京剧？改改就能播
来台的国民党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拖家带口的。部队有营房，那家眷怎么办？所以最早过去的部队就在营房的旁边，搭起了一些简易的屋子，跟难民窟差不多。直到 1956 年，才紧急建设数百座新村给 120 万随军眷属居住。
我家就住在台南这样一个空军眷村里，名叫“崇诲新村”。村子不大，就那么百来户，因为台湾空军本来人就不多。每个眷村的布局类似，看过王伟忠编导的《宝岛一村》大概就有印象，他的村子是嘉义的“建国二村”，也是空军眷村。
舞台剧《宝岛一村》剧照
也不知道是哪个规定的，还是彼此抄来抄去都抄成了一个模子。村子中心一定是个广场，说广场是有点夸大，其实就是一块一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广场北边有个司令台，司令台后头就是村自治会，开村民大会时就看到村长站在司令台上哇啦哇啦地说些我们这些小孩听不懂的话。平时，司令台则是空荡荡、孤零零地成了纯摆设，放电影时在司令台上张开大布就是银幕。
村子里以川音为主，这也是有典故的。原来国民政府空军是 1931 年发轫于杭州笕桥，前几期学员以北方小伙子为主，肯拼能打技术不差，从抗战开始就拼得有声有色。 1937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空军与日本在上海上空接战，国府空军来了个 7 ∶ 0 的战绩，这个日子后来就成为国民政府的空军节。
但由于在数量上及飞机质量上不如日本，单凭个人技巧和勇气撑不了多久，开战后不到一年，这群飞行员就几乎牺牲殆尽。等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后，空军各学校各部门也都改迁成都、昆明二地重新招生重新培训，云贵川老乡也因此成了国民政府空军主力。
在眷村，小孩是快乐无忧的，但大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乡愁。成家的人下班回来还要忙于小孩家务，乡愁或可暂时遗忘；未成家的官兵们回到宿舍，面对着空荡荡的墙壁，比下地狱还可怕。
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墙壁久了不病也会发疯，这时候不免就呼朋引伴去杂货店买几瓶米酒，一盘花生，再切个自家卤菜拼盘；有文化的就一起聚聚听听京剧、地方戏解解乡愁。
当时村里有个疯婆子，据说是烈属，老公因公殉职，终年穿着棉布大褂，精神有些失常。在以川音为主的村子里，她的北方口音显得特别突出，每天就东走西逛地哼着一句京剧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长大后我才知道她唱的是《空城计》，就这么一句唱了十来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为了巩固蒋家政权，除了以保密防谍来罗织反对人士的罪名，宣传口子也是捏得紧。就以大伙儿爱听的京剧来说，许多剧目如《大劈棺》《马寡妇开店》《斩经堂》，因有违社会风俗而被禁播。这也就罢了，《霸王别姬》《昭君出塞》《四郎探母》《春闺梦》《让徐州》《走麦城》则因有英雄末路、投降敌国之意，是当年的禁忌，也被禁播。
《宝岛一村》剧照公厕上写了两行诗：举头忘明月，低头思古香。大家都怀疑是共谍留下的暗号，议论纷纷。
不过不打紧，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霸王别姬》不是不让播吗？没关系，唱片公司改个名叫作《虞姬恨》，这就行啦。《昭君出塞》也不让播，打听出来，是因为开场四句出了问题，这四句是：“文官济济俱无用，武将森森也枉然，偏教俺红粉去和番，臣僚啊，于心怎安？于心怎安？”因此台湾各剧团在录制的时候改了几个字，成了：“文官济济全大用，武将森森列两班，只为俺红粉甘愿去和番，臣僚送，于心怎安？于心怎安？”这就行了。
电影《霸王别姬》，张国荣在戏台上扮演虞姬
1949 年后，京剧名角几乎全数留在大陆，来台的寥寥可数。上世纪 50 年代大陆京剧名角也编了不少好剧，灌制了不少好片，但是他们的作品不得引进来台，怎么办？不打紧，那时候所有京剧唱片都来自台北的“鸣凤”和“女王”两家唱片公司。这两家唱片公司硬是有办法。一是改剧名，《杨门女将》改成《葫芦谷》，《桃花扇》改成《李香君》，《赤桑镇》改成《铡包勉》，所以台湾戏迷一样听得到。剧名好改，名角就不能乱改名，总不能把“梅兰芳”改成“李兰芳”或是“梅某某”不是？那么咋办？不打紧，还是有办法的。这两个公司发明了“埋名不隐姓”的法子，梅兰芳的就称“梅派”，程砚秋的就称“程派”，这些老牌宗师大伙儿一看就明白。但是对 1949 年后的后起之秀怎么办？还是有办法，不知谁搞了个自行册封，所以台湾早年京剧唱片上真有出现赵派、李派、童派、杜派（赵燕侠、李玉茹、童芷苓、杜近芳）等各小门派。
有文化的听听戏曲，听得兴起也跟着拍板哼唱。没文化的老兵们就谈天说地，有点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的味道，大伙儿烟是一根一根地抽，酒是一杯一杯地喝。
当时的金门高粱酒，价格高大上，等同于大陆的茅台，不是咱们眷村这些人喝得起的。那时大伙儿主要喝的就是红标米酒，就如同大陆的二锅头。由于红标米酒里头勾兑了甘蔗渣发酵出来的食用酒精，喝了很上头，隔天起来个个头痛欲裂，两眼红丝、满口酒气去赶班车的伯伯们多得是。有的喝多了，半夜起来发酒疯高喊着远方亲人的小名，有的蒙起头来拳打脚踢，有的随手抓起东西就砸，有的喝着喝着就去上吊了——我的杨伯伯就是这么去了。
杨伯伯和邓伯伯跟着老爹从成都出来一路辗转千里。邓伯伯在老娘的介绍下和一位少数民族小女孩结婚，结婚不久小孩子就一连串地生出来。当兵的工资养不活一家大小，邓伯伯就办退伍开出租车养家糊口，小日子过得也还可以。杨伯伯一个人在部队孤零零地思念着家乡自小定亲的媳妇而没有成家， 1977 年时受不了乡愁，上吊自杀，是老爹去办的后事。我那时已是青年，跟着搭把手，把杨伯伯解下来。
杨伯伯的身子挂在房子大梁下方，孤零零的，飘啊飘的。整整十年后，台湾放开政策，允许老兵回乡探亲。
钻入子虚乌有的世界寻求安慰
那时候除了京剧，对出版物的管理更是严苛。“附匪分子”（就是那些没跟着“蒋总统”来台的学界、艺术界人士）的著作当然不能刊行。几个已经过世的，如果作品有批判台湾当局的内容，也一定会全面遭禁。鲁迅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那时我们能看到的小说，大部分就是章回小说和武侠小说。
思想禁锢时期，人们容易钻入子虚乌有的世界寻求心理慰藉。这个时候的慰藉就是武侠。同时，大量文人南渡也得找饭吃，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最好别碰，那么舞文弄墨写点小说贴补生活也是必然。陈文统（梁羽生） 1954 年在香港《新晚报》开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金庸） 1955 年在香港《明报》开写《书剑恩仇录》，熊耀华（古龙） 1959 年在台北开写《苍穹神剑》，加上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独孤红、柳残阳、上官鼎、萧逸等，一时间有数百人投身武侠小说，武侠世界为之缤纷绚烂。
《龙虎斗京华》 梁羽生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6 年 3 月
其中上官鼎最有意思。这是三个兄弟读大学时联手写作用的笔名，结果后来这三兄弟全读成了博士，其中的一个还当过我就读的“清华大学”校长。
我那时还在学龄前，当然看不懂武侠，但好在有大量漫画填补了时光。台湾的漫画是学日本的。从日据时代就没断过。没有管制的时候，台湾一年可以出 4000 种漫画，而且还是原创漫画。这是很繁荣的创造力。那时实行所谓的注册制，只要一注册就好了，国民党来台的前十年，也没有意识到要管制漫画。来台的知识分子与本土派画家合流，催生不少漫画杂志，台湾漫画走向十年的黄金时代。
有名的比如叶宏甲的“诸葛四郎”系列。罗大佑那首《童年》里有一句歌词，“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把宝剑”，就出自这个系列。其实和罗大佑同年的我们都知道，诸葛四郎和魔鬼党根本不是抢宝剑而是抢机关图。
“诸葛四郎”系列居然一画就画了 15 部，横跨中原和南蛮几十个国家，人物组织又特别复杂，总共好几百本。在那个用笔一点一线画漫画的时代，也不知道他一个人是怎么画完的。
骑白马的就是诸葛四郎，拿宝剑的是四郎的小伙伴真平。
还有陈定国专门画中国民间故事，特别会画少女，看过他的“花小妹”“孟姜女”“貂蝉”后，觉得世上的美女一定有双斜斜朝上的凤眼，搞得上世纪 60 年代的小孩的审美观和后来“ 80 后”“ 90 后”受日本漫画影响、认为美女都得是水汪汪的大眼睛的审美观完全不一样。
陈定国漫画
牛哥的“牛伯伯打游击”系列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牛哥本名李费蒙，香港出生，上世纪 30 年代在汉口读书，抗战时期就东奔西躲，画过漫画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进入广州新闻界。 1949 来台湾后，因怀念故乡，将当年经历以幽默朴实却又带点辛辣的画风画出来。这个系列在台湾《中央日报》连载，让一份原本数千份订阅量且毫不起眼的小报，在几个月内暴涨十倍，成了数万份订阅量的大报，而这还不算零售。有点类似当年香港《明报》开始登载金庸小说后，订阅量暴涨一举成名的情形。
当年《中央日报》在台湾算是党报，头版一定是“蒋总统”的活动照片或是讲话，翻过来副刊就是牛哥的漫画。当时还没有摊派、强迫订阅一说，大家自掏腰包订《中央日报》也不知道是为了看“蒋总统”还是看牛哥？说句不客气的话，当年台湾人里只要看报的就是牛哥的粉丝。
牛哥李费蒙以古龙为主角画的漫画。
李费蒙创作力惊人，漫画用“牛哥”做笔名，小说则用“费蒙”。台湾早年仅有七家日报、两家晚报，他一个人居然每天同时有四种风格迥异的漫画刊登，加上三部长篇小说在八家报纸连载。在看了“牛伯伯”漫画 15 年后，我才接触到他的长篇小说，从《赌国仇城》开始，到《情报贩子》《画室孽缘》《大小姐与流氓》，又一发不可收拾。当然这是后话。
开全世界之先河的漫画审查
看漫画的好景不长。 1966 年台湾当局修订了《编印连环图画辅导办法》，把原来的登记制搞成了审查制。
送审之后，台湾漫画从一年 4000 本急剧下降到 1970 年剩不到 200 本，通过审查的更是寥寥可数。而且这个审查办法居然溯及既往已出版的作品，所有以前出版的漫画都要审一审，审不过的就全数焚毁。这大概是开全世界之先河，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来，也不遑多让。
任何事情一审查就死。有个漫画家邱锡勋画了一本漫画，主角是一条会说话的狗，审批结果是“狗说话，小孩子看了会得神经病”，给打了回票，不准出版，气得邱锡勋不干了，离开漫画界去搞艺术创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在当时多了去了。
严刑峻法一下，众多漫画界从业人员套句闽南语老话来形容，就是“日头赤炎炎，随人顾性命”，各自逃生去吧。一部分人改行，一部分转为动漫代工，居然也搞得有声有色。 1980 年末，美国迪士尼公司一年出品近 200 部卡通片，大部分是由这批台湾人代工的。
1998 年上映的台湾电影动画片《魔法阿妈》剧照
最大一部分人干脆转去搞翻版，翻版日本漫画，反正审查越严格，翻版就越兴盛。早年台湾漫画虽然也有翻版，但是由于出版社仍以本土创作为主，翻版时也挑三拣四自我约束，免得坏了出版社的名声。现在好了，既然没有本土创作的空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翻。翻着翻着，暴力血腥漫画来了，色情漫画来了，黑道漫画来了，政治漫画也来了，这些都让台湾官员、家长和老师更是振振有词，“漫画会让小孩学坏”，“漫画要严格管制”，社会上抓翻版漫画的就越来越多。大概在我小学毕业前后，租书店里头的漫画专柜就剩几本书聊充门面。不过嘛，内行的都知道，真要看漫画也是有地方的，租书店后面往往有个密室，嘿嘿嘿……
然而在台湾，还是有那么一两位漫画前辈对这个审查体制是对抗到底的，前面提到的“牛哥”李费蒙就是其中之一。他在 1982 年发起“漫画清洁运动”，抗议漫画审查制度。为了抗议就得申诉，一申诉就要请律师跑法院，他四年打了 14 件官司，成了打官司专业户。李费蒙的钱是哗哗地像流水般出去，为了专心跑法院，不但顾不了工作，连房子也卖了筹钱，最后居然 14 个官司全胜。台湾当局打输了官司，只好在 1987 年废除《编印连环图画辅导办法》，蔡志忠、郑问、朱德庸等台湾新一代漫画家也就顺势而起。
在台湾，连小孩子都知道，权益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转自《
财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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