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翰熊：大跃进时期的川大
大跃进时期的川大
－－作者：龚翰熊
一
那时川大学生不多，男生宿舍就只一舍和二舍，都是三层的大屋顶结构，分别住着文科生和理科生，两幢楼之间有一片可以自由进入的绿油油的草坪，它经常成了同学们开会、谈心的地方。女同学们则住在学校另一头的女生院，其实，所谓女生院只包括三幢，比一舍、二舍小得多，名为东风北楼、中楼和南楼的楼房[1]。一舍和二舍的西侧，现学生一食堂处是全校唯一的男生食堂，那是一排长廊似的平房，当时就已经显得相当陈旧，是1940年代，甚至可能更早时期的修建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除躲在学校一角的东风北楼还羞怯怯地向过往行人诉说着它的寒酸与破败以外，上面谈到的这些建筑先先后后都被拆除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似乎从来都没有在川大校园中存在过。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它们却依旧站立在原来的地方向我们低语。
每天早上刚敲响起床钟，寝室里的同学一个个就跃身而起，披上衣服，匆匆洗漱之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大操场[2]，全校同学在这里和着乐曲集中做广播体操。体操完后，是各个劳卫制锻炼小组活动的时间。“劳卫制”是“劳动卫国制”的简称，来自苏联，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锻炼制度，意思是锻炼身体，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
青春在晨曦中飞扬。小伙子们，姑娘们迎着晨风在林荫道上，荷花池四周，运动场上，体操棚里尽兴展现他们的无尽的活力。约半点钟后，运动的人影慢慢稀疏下来，也就是这时，校园各处升起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一些人是诵读古诗、古文，更多的是读外语。
早餐后最动人的景象是从学生宿舍通向图书馆、教学楼的熙熙攘攘的人潮，这是涌向知识圣殿的青春河流，它，流进了图书馆、实验室和各个教室，之后，整个校园很快就出奇地安静下来。八时左右，如果有对大学生活好奇的人走进图书馆，他看到的一定是黑压压一片埋头字里行间的年轻人，各个阅览室座无虚席。
下午五点左右，是力量、速度、健美、艺术再次的展示。年轻的大学生们在跑道和球场上，在学生合唱团、乐队、舞蹈队、话剧团里，把自己的年轻人的才能与活力演绎得美不胜收。
二
中学时代是少男少女们做梦的岁月，在那些稚嫩的日子里，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会让李白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那本几乎人手一册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中那两个年纪和他们相仿的苏联英雄姐弟，会让他们把自己设想为视死如归游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一个个女同学悄悄地把自己规划为未来的女科学家则起源于她们读到的居里夫人的故事。刚刚进入川大的我们，这些昨日的“少男少女”们，还记忆犹新：被选进了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篇小说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做起了作家梦，那就是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它写得很清新、传神、动人，作者家乡的人物、风光、生活情趣向人们扑面而来。捧着课本，多少人都在想“刘绍棠是1936年出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呢？”
但是，虽然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与少男少女的时代仅相去咫尺，大学时光却有如植物快速生长的季节，在不多的日子里，我们一个个显然就跨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台阶。对已成为“大学生”的我们来说，“理想”正在代替了往日的那些彩色的“梦”。我们成了为理想而学习、生活的人。通向理想的路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要为理想拼搏。
川大农学院到1956年才迁至雅安独立建院[3]，我们入校时校园里还颇有田园风光。在各大楼之间常袒露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种着“双穗小麦”等正在实验的新品种。有时，尤其是在清晨，轻风徐来，我们居然还能嗅到似有若无的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呼吸到的泥土和庄稼的诱人的气息，那种美妙的感觉绝非“心旷神怡”一类的话语所能描述。在现今望江东区游泳池北，即720研究所所在地，我们还发现了一架银光闪闪的飞机，很快，它就招来许多新生围住观望。川大怎么会有飞机？原来川大以前是有航空系的，院系调整时它并入了北京航空学院[4]。不知何故，这架飞机却留在了原地。它肯定已陈旧过时，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它却无异于一个已逝岁月的符号，使人觉得川大的历史深不可测。
我们上个年级只有二十来个同学，我们年级的同学则多达九十多位，很引人注目。大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少部分是“调干生”。
“调干”们入学前是机关干部、军人，有的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有一个同学就是一等革命残废军人。还有一个同学是某县一个区的副区长，他当副区长当到接到川大录取通知书为止.那时没有“学费”一说，即是说，除了伙食费，大学是不用另外交费的。生了病也不必操心，因为学生和老师们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家境好的，伙食费当然得自理，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特别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到少量的零用钱。记得也是1955年入学的一个理科的同学，穿着破破烂烂（不是用今天的标准，而是用当时的标准）、早褪了色的土布做的衣服，一根扁旦挑着被盖卷和一个破旧的木板箱就从车站步行到川大来了。他是从贵州考来川大的。一跨进校门他得到的就是特别的关爱与友好，没有任何人因为他的穷和“土”歧视他。最初，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八元，直接从中学来的同学都感到一日三餐丰盛已极，午餐总是七、八个菜，而且味道十分可口，不像中学时一个星期只打两次“牙祭”[5]。八人一桌。早餐时校奶牛场 [6]在食堂外出售牛奶，三分钱可买半磅脱脂奶。每个周末，食堂会准备好几大木桶碱水，同学们轮流“值班”，到时把各自的餐桌抬去，清洗得干干净净。
反右运动以前，中文系只有一个姓陈的女同志管学生工作，这里说的“学生工作”，主要指毕业生分配之类的事务。她似乎并不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至少她没到我们年级来过。不是她不负责任，是她的工作不包括这回事。没有辅导员；如果那时有人提到“辅导员”，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少先队辅导员”。我们年级分为三个小班。各小班有“班三角”，即由团支部书记、班长和班主席三人组成的“领导集体”。班长管行政方面的工作，贯彻、执行校长、系主任这个系统布置下来的工作；班主席就是班学生会主席。“班三角”很管事，各个小班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由它组织推动的。当然，班三角要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入学初我们年级只有一个党员，即那位副区长。在建立年级的党支部前，他参加高一年级的党支部。后来党员慢慢多了起来，毕业时有十多个了吧！
三
第一学期给我们上课的教师中有当时的青年教师赵振铎、刘思久老师。赵振铎老师教“语言学引论”他刚从北大进修回来，是第一次上课，教材用的是苏联语言学家契科巴娃编写的《语言学概论》，他讲授的和教材中的那些语言学理论，我们此前都闻所未闻。虽然在课下很随和，但赵老师一登上讲台就特别正经，不苟言笑，他那双眼常常向上瞟的教态我至今难忘。刘思久老师讲的“文艺学引论”理论性很强，他又注意联系实际，极受大家的欢迎。最可贵的是他很能思考，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他们年长的陶道恕老师本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因为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中有“人民口头创作”，系里请他新开这门课。“人民口头创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间文学”。陶老师虽然体质稍显文弱，但讲起课来却精神百倍，妙趣横生，内容又十分丰富，一学期下来，每个人都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黑髯飘逸的杨明照老师那时就四十多岁，用今天的分类，只能算中年教师，是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少壮派。他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第一节“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一登讲台他就自暴“缺点”，如爱读古音，写古字等等，很是风趣。给我们印象最深、大家觉得收获更大的是他以后为我们开出的“文献学”，许多同学说，把课堂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部极出色的文献学专著，确乎如此。多年后，我亲自听到他给自己学术定位：他说，准确地说，自己是个文献学家。主讲“古代汉语”的张怡荪老师是个不拘小节的才子，课前一些同学就打听到他的许多逸闻趣事，包括他当年和梁启超的争论，他夫人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他家不开饭，两老口一日三餐总是去餐馆进餐等等。他讲课不按通常的路数“出牌”，不合一般的“体例”,要等听过好几节课之后才感到他的博大精深，而越往后越觉精彩。他不但谙熟汉语文献，还懂藏语、梵语，博览群书，后来出版的皇皇巨著《藏语大词典》就是他主编的，为此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去西藏工作了好几年。那是在给我们讲“古代汉语”之后的事。讲“现代汉语”的甄尚灵老师原是华西大学的，后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解放后才和她的先生双双从海外归来。从一开始她就极受同学们敬重。她的深入浅出可说达到了极致，我不知道她哪来那种特殊的本领，任何看似复杂的问题，从她口里讲出来都变得清清楚楚，容易理解。不像后来有的人执意故弄玄虚，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来本来不难了解的问题讲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初进大学的教室就得到这些老师的教诲，在他们的引导下，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告别了“中学时代”，走向知识的另一个层次和境界。对此，我们终生难忘。我不知道，后来刚进川大的本科生是否都有我们当年那么幸运。
在以后的日子里，先后给我们讲课的有石璞、林如稷、陈志宪、曾君一、周菊吾、华忱之、颜实甫、曾宇康、杜仲陵等老师。不用说，这些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如草根气很重，和蔼可亲如邻家老伯的曾君一老师就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听有的老师的讲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比如，陈志宪老师最精彩处是分析作品。他可用几十分钟分析一首元人小令，字字珠玑，层层深入，一步一景，使人拍案叫绝。听了他的分析，同学们都会想：这些作品这样精彩，以前我们怎么没能体会到？当然，稍逊言辞，不擅提炼的老师也是有的。所有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除了学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敬业，他们把教师的职业，甚至每一堂课看得非常神圣。前面提到的张怡荪老师，有次脚扭伤了，在养伤的一个多月中仍坚持跛着脚从西门赶到川大来授课。当时许多课没出版有教材，石璞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学好欧美文学，花了大量时间编写了内容十分厚重的欧美文学教材，当同学们在上课前就拿着那册散发着浓浓油墨味的讲义，都爱不释手，视若珍宝。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1949年后的中国有没有比石老师那本讲义更早、更受学生喜爱的欧美文学教材。她是个极认真的人，事事都一丝不苟。外国文学课第一学期“考查”，我写了篇分析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作业，她读了觉得有些看法不妥，特别找我谈了几十分钟。
四
那时的大学生是理想燃烧的一代，也是奋发向上的一代。他们懂得要成功就得“勤奋”，不是未来的勤奋，而是从现在开始每日每时的勤奋，他们要靠勤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未来。
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教学环节：预习、听课、复习、阅读参考书、写读书笔记。有的同学还制作了许多资料卡片。寝室里很安静、整洁，是读书的好地方，但大家更乐意去校图书馆。很多星期日，假日我们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因为管理手段落后，要借阅图书颇不容易，但开架图书、期刊却使我们受益不浅。那时开架的图书、刊物远远没有今天的综合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和期刊阅览室里的多，但对初入大学殿堂的我们而言，它们似乎已经够丰富了。和川大图书馆相比，中学的图书室就好似幼儿玩的充气娃娃。这里的每一本书籍，每一本刊物在我们面前似乎都熠熠生辉。二、三年级开设“外国文学”课，西方文学讲一年，俄罗斯苏联文学讲一年，分别由石璞老师和颜实甫老师授课。他们要求我们读的作品很多，经系里和图书馆联系，课代表带上几个同学忙碌了半天，按他们提供的参考书目，把几百册书从图书馆集体借出，再分到各个寝室，各个寝室间可以流通。那简直是给我们送来了知识的盛宴！我们如饥似渴地，甚至是“贪婪”地阅读那些文学经典，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建造的艺术世界中流连忘返；有时熄灯了，一部作品正读到兴头上，就靠着墙站在过道的路灯下读到深夜仍无倦意。时至今日，那仍是我们记忆中一段难忘的时光！毕业以后，我留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当然，这是服从组织的分配，但从另一角度说，正是石璞老师为我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许多课都有课堂讨论，同学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每次讨论，大家都会根据讨论的问题阅读大量参考书，然后写出像模像样的发言提纲，讨论时同学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唇枪吞战，互不相让。最初，考试多是口试，临时抽题，在指定的屋子里稍作准备之后再进入考场答题，最后是回答老师的临时提问。任课教师是主考，并有两位别的老师参加。成绩当场就评定了。这也是学习苏联。我们这些直接从中学考来的，开始时对这种形式很不习惯，有的同学一看到对面坐着几个一脸严肃的老师就紧张得要命，但后来就慢慢适应了。调干同学们则偏爱这种考试办法，他们一个个临阵不惊，能说会道，有先天的优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把他们羡慕死了。每次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来月，大家就开始了复习，这不仅是为了争取好成绩，也是为了总结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家想的是：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就专业学习而论，从1955年9月入学到1957的反右运动前的一年多的时间，特别是1956年至1957年春，可说是我们大学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运动不断，连基本的教学秩序都烟消云散[7]。仔细算来，四年大学生活中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能集中精力于学习。不可否认，因为时代的限制，我们那时的知识结构、技能，在有些方面远逊于今天的大学生。比如，计算机，今天的每一个大学生都“玩得转”，而那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1947年已经诞生了如此神奇、不可思议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它为何物，根本不知道世界上会有这玩意儿。但是，同学们毕业时的总体水平并不比多年后的一些研究生差。读过吴庚舜教授的《从四川大学到文学研究所》[8]一文的人，想必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说到这里，想起另一件事， 从57级开始，本科毕业论文要答辩，系里选中尹在勤同学[9]的论文作试点，答辩场设在大礼堂[10]，从上午到下午，整整答辩了一天。那时我已经是教师了，我记得除了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到时系里很多师生都参加旁听，气氛比今天的博士论文答辩庄严到哪里去了。虽然因为是“试点”，有意要“小题大做”，但那时各个教学环节之认真也由此可以想见。
那时的川大比几十年后又经过两次强强合并的新川大，规模可说是小之又小，没有六七千亩之大的校园，没有四万余众的本科生，没有成群结队的博士生、硕士生，没有如此气派的美伦美奂的教学楼、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大楼和体育馆；那时要从校图书馆借一本书，先要从目录卡上查图书的编码，再填写借书单交到借书台，然后耐心等候管理人员入库查找。那时的我们哪能想象今天江安校区图书馆的现代管理系统？较之江安校区那波光粼粼的明远湖，望江校区正对锦江的荷花池还算得上“一碟小菜”吗？教学手段也远没有今天那样丰富多彩（我有时想，如果那时有人向我们“预叙”多年后今天的多媒体教学，一定会被视为“神话”，至少也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虽然历史上曾经有“无‘大’不成‘川’”[11]之说，但按今天的标准，1950年代的川大似乎是一个好些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的“袖珍大学”。然而，“大”和“新”并非在所有方面一定比“小”和“旧”强。面对“大学教育转型”和大规模扩招后的许多情况，当年的川大，我们的大学时光，更令人们难以忘怀。
五
如果说大学生活的前半期是在相对平静的气氛里度过的，那么，从1957年夏天开始，我们的大学岁月就被完全翻转了。
1957年以前，“人民的大学”在许多方面仍然延续着大学的传统的面貌，如浓郁的学术氛围、对知识和大师的尊重、稳定的教学秩序、活跃的校园文化等等以及无往不在的、支撑着这一切的价值标准与教育理念。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一切是注定要被颠覆的。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有这样一句描述大学的话：“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本来，这并不错，但这句话当年的意思却是：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统治着大学，他们利用自己暂时还有的优势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于是，各种政治运动如潮似浪，持续地冲击着中国的大学和知识分子。除了被国外的一些人称为“百花运动”时期的1956年以外，在大部分时间中知识分子们都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不得不谨言慎行，如履薄冰。记得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有这样的开篇语：“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阿?托尔斯泰说的是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但不幸，“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却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真实的写照。
1957年以后，“革命”迅速升级，要彻底扫荡“资产阶级大学”的一切痕迹。继短暂的 “大鸣大放”之后，来势汹涌的反右运动很快席卷了各个高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学校园里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和以往的那些运动不同，反右运动还“带出”了一系列的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深入思想革命，加速教育改革”、“学术大批判”、“拔白旗”等等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络绎不绝。“时代精神”要求“破字当头”，要和“旧大学”彻底绝裂，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建造“新”的大学。1958 年7月14日，川大党委在“教育改革跃进大会”上郑重宣布了四川大学“1958—1962跃进规划”，提出：“鼓足干劲，苦战五年，把四川大学建设成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
在“大跃进”的1958年，除了要继续这样那样的“革命”，这样那样的“批判”、一个劲“兴无灭资”以外，我们的大学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在校内办工厂（除了生产物质产品的工厂，还要办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工厂”），灭“四害”[12]、种庄稼夺高产，修“小、土、群”[13]“大炼钢铁”等等。老师们，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男的还是女的，强壮的还是体弱多病的，都要人人争勇，个个向前，为大跃进出力。我记得，他们中许多人常常一排排坐在小凳上，就着中文系[14]前的台阶费力地用铁锤把焦炭和搜集来的“废铁”（大部分是根本没“废”的铁制品，包括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离不了的铁锅）敲碎，用作炼钢之用。不知是自嘲，还是嘲人，体弱多病的林如稷老师曾亮着他瘦弱的手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手无打蛋之力。
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这时自然是干劲冲天。记得我们曾一连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为“小土群”运送“粮食”，困得来在抬着满满一萝篼废铁走路就睡着了。我们还参加过修筑从弥牟镇通向还在建设中的“成都钢铁厂”的公路，那时，公路要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刚刚收割了水稻的稻田，我们在泥泞里劳动，浑身是泥，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站起像（泥塑的）金刚，蹲下像（泥裹的）皮蛋。最难忘的是到华阳县[15]乡下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初期林林总总的景观尽在眼前。多年以后，一想到它们我总会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许多情节。
四年大学生活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占我们年级同学总数近百分之十的八个同学在反右中被划成了右派。他们都很有才华，很有思想。他们在往后的岁月中为此受尽苦难，他们的不幸甚至延续到他们的子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对他们往后二十年间的经历有些了解，任何想象力丰富的人都会感叹自己的想象力原来是何等苍白无力 。幸好，改革开放终于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他们也随之重生了。当年的冤案一一被纠正。虽然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早已付诸流水，虽然他们当年的人生设计已化为乌有，虽然他们生活中太多的残破不能重圆，但他们毕竟重新享有了做人的尊严，毕竟重新有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的机会。这个日子来得太晚，但总算来了。他们以豁达的胸怀面对过去，面对未来。2005年是我们年级的同学进入川大五十周年，大家相聚时，一个同学在简短地回忆了自己“反右”后的遭遇时，这样说：“上天给了我们苦难，也就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关键是你会不会用智慧去找到这条出路。曼德拉在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关押了几十获释出狱时曾经说：当我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的大门时，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不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后，我就仍然生活在地狱之中。”“确实，监狱不可怕，痛苦和怨恨形成的心狱才最可怕。监狱终有坍塌的一天，而心狱则可能把人折磨至死。”我们这一代从未泯灭的理想和使命感在他的话里重现。
历史不应当割断也不可能割断。今天的川大就建立在过去的110年之上。我们年级的同学撰写、出版过一本书，就是我在前面一再提到的《那年那月》，它的封面上印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大学生群落
命运的
民间记忆
……
前面写下的这些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算是对中文系历史的“民间记忆”吧！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
注释：
[1] “东风北楼”是后建的， 我们入学时它刚投入使用，至今还在，在红瓦食堂西侧，早已破旧不堪。
[2] 今天望江校区东区幼儿园侧的足球场。
[3] 校名为四川农学院，即今日的四川农业大学。
[4] 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加餐。
[6] 当时川大有农学院，1956年农学院迁至雅安独立建院，即今天的四川农业大学。
[7] 参拙文《那年那月——大跃进年代的大学生活》，见《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
[8] 见《那年那月》。
[9] 后为中文系教授。
[10] 现已拆除，原址在今管理学院大楼。
[11] “大”指川大，“川”指四川，意思是说“没有川大不成四川”，这当然不免夸张，但川大在四川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12] 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
[13] 即“小高炉”、“土高炉”和由它们组成的“高炉群”
[14] 那时的中文系已搬迁到东风南楼，约在今日东风三楼、四楼一带，是一座破旧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15] 华阳县后并入双流，成为了双流县的一部分。
来源: 常识报刊亭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