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天真的书生

－－文艺整风中的夏衍

作者：徐庆全

1952年在文艺界进行的文艺整风运动，是建国后文艺界的第一次整风。这次整风，被称为新中国文艺的一次“基本建设”。而整风的情况，除了从当年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参与整风的人的检讨或体会外，因材料所限，无法窥知全貌。在我所收藏的信件和档案材料中，有整风刚开始时夏衍写给周扬的一封信。通过这封信，可以使人们对上海市文艺界整风的情况作一些了解。

夏衍致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刘宗绍同志带回信稿均收到，上海文艺整风在正常状态下进行中，初期有些人不免紧张过分，我约陈市长和大家讲了一次话后，情绪稳定了，连问题较多的人，这几天学习中也心情愉快，发言踊跃（如陈鲤庭、孙瑜等），问题在于党员骨干没有整风经验，必须十分谨慎地掌握才可不出毛病。到昨天的统计，参加整风的人数如下：文协一一二人，美协一○二人，戏改协二二二人，音协一九六人，华东人民剧院等一九○人，上海人民剧院戏专等二二○人，上影一二○人，上联厂一八四人，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另【零】星无所处者要求参加的甚多，故全数将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对于动员大会的反应一般尚好，意见较多的是对黄源的检讨，认为不够深入。六月一日起，八个支会开大会，党员干部带头检讨，现在已定者为贺绿汀、柯蓝、叶以群、米谷、伊兵等五人，党员讨论时，对叶以群、米谷、伊兵三人问题较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党外人士的检讨以“带动”的原则，不勉强，个别问题较少【疑应为多字】由友会学委会推动。照目前情况，非党知识人士均要求检讨自己思想，熊佛西、张骏祥、杨村彬……都已在写文章。这次整风之前，我们曾把计划提到华东局常委讨论，谭震林同志在批准计划前作了详细指示，要点是：（一）集中力量搞好几个问题，即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领导思想的问题，思想方法的问题，如何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等等，对过去历史问题等等，不追不逼，一律求其自觉自愿。（二）由于各单位业务不同，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不同，所以不能一般化，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要求，注意分寸缓急。（三）强调积极意义，不在追究责任，目的是要搞好会后工作。（四）对文艺批评家要作为重点，特别要纠正过去教条八股骂倒一切的作风。
除出【去】根据这些指示外，我们还决定了八个单位的不同特点，如美协的“名利观点”，商业化习气，【；】音协的西洋崇拜，纯技术观点，【；】文协的宗派主义，电影编导的进步包袱等等。每个单位都找一二最突出的典型进行思想检讨，这样就容易联系各单位实际，如我们严厉批评了米谷的唯利是图的商业化作风，资本主义思想，张乐平即自动要求检讨，并自己说出了解放前以“三毛”稿费两条金子仍入他族兄商店作为股本的“做老板”思想等等。
胡风邀他参加了整风，编了小组，但他和柏山、雪苇谈后，认为先打算写一篇文章，所以我们也同意了。柏山希望他写一篇思想检讨，他说问题很复什【杂】，一时不能弄清楚，所以先写一篇学习《延安讲话》的心得之类的东西，连【联】系到初步对自己思想的批评，我想这样也很好。同时，我已要雪苇和他谈，请他对上海文艺领导工作提批评。
汉年同志今晚赴京，有四五天耽搁，你对我们这种做法有何意见，请约他一谈，对今后工作有何指示，亦可由他转达。
甚忙，不详谈了，今后当再做书面报告。
布礼
夏衍29/5【5月29日】

在这封信的首页的天头上，夏衍写道：“孙瑜文章，审阅后盼火速寄下！！”在最后一页上又写道：“荃麟同志代候，他的意见甚感，因为我们有一个分工，所以戏改工作等等，我的检讨中不加上了。”
“又，前托转交小女沈宁的包裹一个，谅已送出？”

文艺界整风的大背景

夏衍的信，是向周扬汇报上海文艺界整风情况的。而文艺界的这次整风，却又是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相联系的。要解读这封信，首先须向读者交待清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来龙去脉。

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实行的基本方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期就基本上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接近尾声之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正式启动。

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根据党的指示，已经组织教职工进行政治学习。马寅初在就任校长时的讲话中，回顾了重返北大的观感和组织北大教职员学习政治的经过时，在首先肯定了“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之后他说：“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 。这就提出了要在北大进行知识分子的学习运动。正好在此期间，全国18个专业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在对与会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负责人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马寅初听了这个报告，很受鼓舞，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号召，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

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

接到马寅初的信后，周恩来对这样的建议很赞成。9月3日，周恩来听取马寅初介绍北大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在接到马寅初的正式邀请函之后，周恩来立即将邀请函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北大此举十分赞赏，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周恩来便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经过研究，教育部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9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亲自部署了运动的具体步骤。周恩来强调指出：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勿求速成。会议议定：一、学校清理中层工作，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二、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9月29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周恩来说：

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五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最让与会者感动的是周恩来以身作则，以大国总理之尊，而公开解剖自己。一位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马寅初则说：周恩来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以这种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认真对待。但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武训传》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于《武训传》批判，不会沿用《武训传》批判那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层用意则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即使知识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也应该对知识分子待之以礼。而在客观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确实作用很大。知识界的人心从此基本安定，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惶恐情绪。运动的实际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样，相对于此前的《武训传》批判和此后的政治运动而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是很平稳地进行，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

9月29日周恩来报告之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则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也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伦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几乎囊括了中国教育界尤其是京津地区教育界的头面人物。

10月23日，毛泽东公开表态。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进而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的这段话，等于向所有知识分子发布了动员令。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4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发出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具体规定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内容：1、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的观点；2、学习政策，即学习《共同纲领》，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的重要政策文件；3、整风，即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

于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随即超出高校领域，向整个知识界扩展。

就文艺界而言，建国一年多来的状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在批判《武训传》前后，文艺界的争论一直不断。“之前，曾围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争论；之中，则批评‘杨绍萱新编剧《新天河配》、《大名府》的反历史倾向；之后，即批评‘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倾向’。茅盾、陈白尘、何其芳、阿垅、陈涌、邵荃麟、艾青、光未然（张光年）等，都写了文章。这些讨论和争鸣，大体还是学术方式。喜欢读报刊的毛泽东，不会不有所闻，但没有发表意见。文艺界的领导却不会不意识到，这一系列的争论，特别是《武训传》问题的出现，确实反映了文艺界的思想状况有些混乱，急需采取有效的方式给予解决。”

因为文艺界领导人有这样的心态，在教育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引向整个知识界的过程中，文艺界自然要有先行一步的表示。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屡试不爽的方法－－文艺整风，况且，这也是稍后中央宣传部规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第三个内容。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学习方法。文艺界头面人物几乎全部与会，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做了动员报告。全国文联还决定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等20人为委员。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

毛泽东密切关注文艺界整风。11月2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

此后，文艺界整风随即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此时，夏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按照全国文联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宣部的报告，上海也必须成立相应的整风领导机构。这样，1952年5月，上海成立了“华东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夏衍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夏衍致周扬的这封信，就是在整风初期写下的。

文艺整风中的周扬与夏衍的处境

建国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其中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胡乔木直接推荐下出版的。对此，丁玲对胡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乔木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的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当时的领导人有胡乔木、周扬和任文艺处处长的丁玲。但是，却由丁玲担任“北京文艺界整风委员会主任”，周扬仅担任副主任。因此，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也有同样的看法：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大概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也不甚满意。张光年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1952年秋，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张光年的回忆里说，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是1953年初，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周扬是在1952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被毛泽东批评，显然应在此前。

周扬参加土改后，文艺界整风的工作完全由胡乔木来领导，而丁玲直接来负责文协的工作了。

而上海的夏衍，处境比周扬也好不了多少。

1949年5月28日，陈毅从赵祖康代市长手里接过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全面展开。

在四大接管系统中，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工作虽然相对于军事、政务、财经来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并不是说文管会的工作就不重要，相反，当时的上海是各类知识分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周恩来对此有一个估计：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正因为如此，陈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自己担任了上海文管会的主任，副主任则由韦悫、夏衍、范长江、钱俊瑞担任。但是，范、钱二人此时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韦悫是党外人士，许多事情不便插手，而陈毅又日理万机难以顾及，所以，接管的重担就落在了夏衍身上了。夏衍后来回忆说：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到同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月，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除文管会副主任之外，我还当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我又当了常务委员，分管文教工作，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大会小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和对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传部长，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

建国以后，夏衍在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的工作，却并不十分顺利。夏衍一直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为人随和，加之身为作家，按理说，他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题材选择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但是，在除旧布新的伊始，观念的变化所导致的主流意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而夏衍实在难以适应。尤其在文艺问题上，他几乎一进上海就招致了批评。

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围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论战中，夏衍就遭到了点名的批评。

上海的是文艺界人才荟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谓诸多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解放了，要求他们放弃早已写惯了题材而去写工农兵，自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当这场争论正酣的时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听听夏衍的意见。夏衍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明确表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写？当然可以写。他还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据，进一步解释说：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说道，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而这第四种人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和我们合作的”。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夏衍对这场争论不置一词，而是积极去组织文艺作品。他对上海两家私营电影厂“昆仑”和“文华”采取扶植态度，鼓励他们拍出电影：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励下，“文华”将《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关连长》拍成电影，而“昆仑”则将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拍成电影。虽然公映以后群众反响很好，但是，北京的文艺界却传来了批评的声音。有人批评《关连长》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丁玲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不但“枪毙”了《我们夫妇之间》，甚至也差不多“消灭”了作者肖也牧。

在《文艺报》上对这些作品提出粗暴批评的批评家，自然也不会放过上海的夏衍。批评的文章中说，夏衍在上海不提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却“提倡”什么“白开水”。因为批评是粗暴的，所以也就上纲上线了：上海文艺界领导“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即使以今天的舆论标准来看，对夏衍这样一位中央局和上海市的领导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也是需要组织批准的，但是，当年主编《文艺报》的丁玲却无所顾忌。这种勇气至今令我辈钦佩－－当然，如果这种批评有道理而又不是带有个人情绪的话。

可惜，这种批评的背后，确实掩藏着另外一种东西。

文艺界的分歧背后，往往有着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与政治上的某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自然也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周扬与夏衍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是，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四条汉子”时就捆绑在一起，此后尽管一个去延安，一个留在国统区，多年未见面，但两人那份情意却并未被岁月的阻隔而淡漠。新中国建立，两人又一南一北地执掌文艺界大旗。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也并未被丁玲等人放在眼里。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文艺整风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1951年的文艺整风，周扬同志参加土改去了，主要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的工作。当时文艺处只有我、默涵、严文井三人。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并没有应有的尊重的概念。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室内告诉了陈企霞、肖殷，说他们二人是副主编，陈企霞当时说，“主编就主编，有什么副的，正的。”我没有立刻批评他，觉得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说他不好，同时也因为我想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评他。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

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带有当时的特点。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的做法，显然是“先斩后奏”的办法。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两个事例，前一件是发生在文艺整风期间，而后一件则在整风之前。这两件都为张光年那句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步作了很好的注解。周扬如此，夏衍的命运能好到何处？－－何况夏衍本身也有辫子抓在人手里：文艺作品怎能不时时处处考虑政治因素呢？

当然，《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虽然引起了他的不快，但是，陈毅却支持他。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陈毅公开表示：上海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经过常委会批准讨论，所以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在北京的周恩来也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

有陈毅和周恩来的支持，夏衍那点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是，在随后而来的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夏衍却不得不作出检讨。

其实，《武训传》虽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摄之前就明确表态，“武训不足训”，因而并不赞成拍摄计划立项。后来，片子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负责任，甚至还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周扬也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粗暴的批评。

夏衍的检讨，是周扬敦促他写的。那时，夏衍刚刚出访回国：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有点感情冲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写的。……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

夏衍回到上海后，在文艺界作了检讨，并把发言整理成《〈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寄给了周扬，周扬即送毛泽东看，毛泽东又亲笔待改并加写了一段话，还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让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夏衍的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细读夏衍的文章，实际上落脚在“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这一点上。这自然是围绕此前《文艺报》对他的批评而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周扬让夏衍检讨，虽含有“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的因素，但是，重要的一点多半是让夏衍就《文艺报》的批评作检讨，否则，夏衍以前在上海的那些言论，这次又会被拿出来批判一番。

文艺界宗派对立情绪的存在，在解放前即是不争的事实，解放后的这一两年，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周扬自然明白这一点。他让夏衍这样检讨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武训传》事件后，夏衍被免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夏衍是书生作吏，但所经历的“背时”，也不得不长点经验。所以，在随后而来的这次文艺界整风，夏衍当然谨小慎微了。他给周扬的信中，事无巨细，详细汇报，甚至连参加的人数也一清二楚，丝毫不含糊。

夏衍在上海的具体做法

1952年5月开展的文艺整风，夏衍担任的虽是副主任，但却是实际的负责人。整风如何搞，不但对于“问题在于党员骨干没有整风经验”－－像夏衍在信中所说的，对长期在国统区生活的夏衍来说，更是个新的问题。所以，夏衍在给周扬的信中才说出了这样一条原则：“必须十分谨慎地掌握才可不出毛病。”

按照这一原则，夏衍先与陈毅交换意见和看法，并请他“和大家讲了一次话后”，又将整风的方案提交华东局来讨论，得到了谭震林的指示。陈毅的讲话内容是什么，限于材料，我们难知其详，但从夏衍信中所提到的谭震林的“详细指示”来看，华东局的做法确实是“十分谨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衍本着这一原则，“十分谨慎”地开始了上海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夏衍强调：一定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绝对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今，在我所看到的回忆夏衍的文章中，很多文艺界人士，对夏衍在整风中“谨慎”的领导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欧阳文彬回忆说：

在我印象中，上海文艺界、新闻界的情况，夏衍心里都有一本账。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能记得清清楚楚。真不知他脑子里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东西。他说，有些是自己经历，有的是地下党提供的，关键在于认真理解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只要真心诚意这样做，自然就会记住。事实确是如此。在学习运动中，联络员每次回办公室汇报，他都认真地听，及时了解运动的进程和情况，随时帮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两次学习运动进展健康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偏差，是和夏衍的领导分不开的。

这里，欧阳文彬讲得是两次运动，即文艺界整风和稍后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在这两次运动中，欧阳文彬都担任了联络员的职务。

就文艺界整风来说，夏衍强调先摸底，他对担任联络员的同志说，上海文艺界情况复杂，如果不先摸底，很容易伤人。为了帮助联络员了解各自联系单位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找每一个联络员谈话，向他们交待每一个单位需要注意的情况和人物。欧阳文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联系人，夏衍找他谈话时说，在上海戏剧学院，有两个人应当注意，一个是赵铭彝，一个是朱端钧。赵铭彝是左翼剧联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活动中曾遭到逮捕，但他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对革命是有功的；朱端钧是唯美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在话剧导演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夏衍强调说，凡是对革命有过帮助的人，哪怕他只不过同情革命，做了一点小事，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旧社会有不少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挫伤他们。他向欧阳文彬引用了一句陈毅常爱说的话：“这样人家才会讲我们有良心。”

欧阳文彬所讲述的这种情况，在夏衍给周扬的信中也有所体现。他在信中提到了胡风。在解放以前对胡风的两次批判后，延至建国，胡风的处境一直不如意，而且，此时在北京，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的批判已在酝酿之中，零星的批判已见诸报端。即使如此，夏衍还是“请他对上海文艺领导工作提批评”，并对他参加整风表示欢迎。

当然，一场运动的进行，难免会出现偏差，即以上海来说，在这次文艺整风中，就有一名作家和一名演员因对此不理解而导致精神失常了。当联络员向夏衍汇报这一情况时，整风办公室里有的同志怀疑他们是为了逃避运动而装病的。但是夏衍并不这样看。《夏衍传》写道：

这个时候，“凡事左三分”已经成了党内不少同志的通病。夏衍对此的态度却不同，他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如果他们真的有病我们不相信，就会采取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非但于事无补，还会导致病情加重。”

有人不服气：“假如他们真的装病呢？”

夏衍豁达地笑了笑，解释说：“这位作家参加过延安整风，当时有些过头的做法，他可能被整怕了，现在可能有点条件反射。而那位演员过去倾向进步，拍过不少好片子，但生活上受过刺激，有发病的可能。”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就算他们没病装病，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以后有的是受教育的机会，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何必性急？”

夏衍的这种高尚的人格风范，不但保证了文艺整风运动“和风细雨”地进行，而且自然会在他的部下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同全国一样，上海的文艺整风的成果，也要通过报纸来反映。所谓报纸的反映，自然是参加整风的文艺界的知名的人士在报纸上作检讨、谈体会。在此期间，上海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有欧阳予倩的《学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大公报》有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想》，唐弢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等等。

夏衍自己也要表态。1952年5月2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他写的《纠正错误，改进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一文。大约夏衍把这篇文章事先寄给周扬了，周扬认为，夏衍在文章中还应该对戏剧改革的工作做一些检讨，夏衍对此持有异议。所以，夏衍在这封信写完后，又加上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分工，所以戏改工作等等，我的检讨中不加上了”的话。

伴随着这样的言过其实的检讨、体会，上海的文艺界整风落下了帷幕。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在整风中“十分谨慎”的夏衍，因为别出心裁地搞了一次测验，还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

1952年夏，在整风运动进行之中，夏衍在预先打过招呼后，在宣传部举行了一次处科级文艺干部的文化考试。考题是非常简单的常识之类的东西，诸如《共同纲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印度的首都和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名著等等。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考试，夏衍在回忆中说，是想改变上海的文化机关干部的一些弱点。解放初，上海的干部文化素质偏低，“在当时的上海，不论是老区的或地下党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知识面太窄，而又缺乏自知之明。”到了1952年，甚至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的一些干部，还不知道上海有过租界，不知道“左联”、“社联”这些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夏衍认为，只有在党的文化机关里培养一种热爱学习的良好风气，才能改变这样的干部的孤陋寡闻的弱点。这次考试，目的即在于此。

虽然考题很简单，夏衍考虑得还是很细致。为了给参加考试的人留点“面子”，夏衍规定试卷上一律不署名，考试结果也不公开公布。

即使如此，在整风中还是有人对夏衍这一做法提出了指责，认为夏衍这样做，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这种指责，当然是言过其实的。陈毅老总知道这件事后，就很支持夏衍，他甚至认为，如果让他来主持这次考试，答卷上就要署名，而且考试结果要公开发表，要丢一下他们的脸。

面对指责，一向宽厚豁达的夏衍心里并不服气，但还是承认了自己“做法上有错误”。

这当然是上海文艺界整风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透过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到，书生气的夏衍确是过于天真了。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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