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扬为“两个口号”中央论争向上书

－－作者：徐庆全

在周扬留下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份他亲笔写下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稿。文稿前并附有一封致“××同志并×主席”的信。由此断定，周扬的这篇文稿是给中央的上书。现将其全文转录如下并略作解释。

周扬给中央的信及上书

周扬给中央的信

××同志并×主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举国欢腾，我也特别高兴。在批判他们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牵涉到三十年代的问题。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材料，现送上，供中央参考。
我【写】这个材料是经过了一番内心矛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在三十年代所犯错误的批评是必要的，有益的，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的影响下，有某些批评也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我早想向中央反映。但一想，中央刚清除了“四人帮”，工作千头万绪，在这种时候不应拿这些事情来干扰中央。但又一想，“两个口号”的问题牵涉到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不只牵涉我个人，还牵涉到许多其他同志。历史上的错误应该批判，但应该忠实于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来评论。我相信，华主席和党中央公正英明，定能洞察一切。我向中央写了这个材料。由于年代悠久，我可能有记错的地方。
我有十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了，由于我的结论，中央没有正式批准，我现在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的认识落后于形势，难免有错误，请中央给我批评、指正。
怀着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敬仰，谨致最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周扬

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三十年代，我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历史上所犯的这一路线错误进行了批判，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也历次作过检讨。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和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曾有过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说法不适当的地方。为了供党中央了解这一历史争论的真实情况，我现在就记忆所及和我现在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将事实经过和我的一些看法作一简单说明。

（一）

“国防文学”口号是在我主持“文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化委员会”简称）工作，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一年的时间里，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当时我所能看到的“共产国际”文件和我党“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

自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文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文委”书记阳翰笙、成员杜国庠、田汉等被捕。原“文委”成员中只剩下夏衍、钱亦石和我。“文委”就由我担任书记。“文委”和上级党委（自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局”转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就改归江苏省委领导）失去了联系。“文委”和所属各联盟，如“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简称）等，一时处于涣散混乱的状态。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夏衍提出他留在上海有危险，须到外地暂避，钱亦石也提出他因有公开职业不便多参加党的活动。“文委”经董之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一九三六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一百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

从我担任“文委”书记到被撤消【销】这个职务，约有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期间，“文委”，主要是我，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由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得不到党的指示，看不到党的文件。党内思想相当混乱，我自己也茫然如在黑夜行路，暗中摸索，苦闷得很。我们只有靠从上海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时代精神”）的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德国书店去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和其它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一九三五年秋，我在一期“国际通讯”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王明的发言。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我由于封建家庭出身和所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入党以后就参加领导工作，脱离实际，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也有过“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现在看到了这些批判“左”倾错误的文件，又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先是周绍仪（即周立波）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苏联有以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文学”，说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国防文学”。这篇短文发表后，意外地得到了热烈的反映。我们深深感到“国防”二字正适合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以及“国防文学”的口号对广大人民的动员力量。于是我们就把“国防文学”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又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救亡音乐”等等口号，在我们所控制和影响的报刊上大加宣传。“国防文学”等口号就很快传播开来，吸引了知识界的注意。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件事情本身也还不算什么错误。“八一宣言”及党中央其它有关文件中都提出过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到“国防教育”时也说：“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毛泽东选集》三二○页）。鲁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应该并存，并且指出：“‘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他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如“国防文学”一类的“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三六页和四七六页）。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事先也没有请示鲁迅先生，这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主要是在于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宣传“国防文学”。有的文章甚至公开扬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滚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另一方面，我们在对“国防文学”的解释，特别是在对待“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关系上表现了浓厚的“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应该“并存”，而我们却连“并存”也反对，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错误。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在《文学界》第一期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学》及其它有关文章中，就表现了这种错误倾向。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第一个提出来的。一九三六年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这时候“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在知识界流行开来。胡风窃取这个口号，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在左翼内部制造分裂，达到他的政治野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口号，正如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所说，“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我们对于这个口号本来应该采取欢迎和拥护的态度，而决不应该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我们却盲目地从宗派情绪出发，认为胡风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意和“国防文学”相对抗，因而对这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致当时上海文化界有不少人把这场斗争说成是“周扬派”和“胡风派”之争。直到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胡风那篇文章是他请“胡风做的”，这时我们才停止了争论。

“两个口号”的争论，是三十年代文艺界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鲁迅遵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时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纠正和补救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伟大，长期没有认识，曾在一些干部和党员中间散布了对鲁迅的不满，说什么鲁迅“不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说什么鲁迅“偏袒胡风”等等，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章中，对我们，特别是我个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当时文艺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一场大论战、大斗争。但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觉悟是很低的。我过去没有从两条路线斗争这个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正视和认识自己的错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经过整整三十年之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才第一次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问题，这时我才认真地从两条路线斗争上来考虑和检查这个问题。

（二）

不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问题上，并且在与之相联系的解散“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的问题上，也同样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苏联解散了“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等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团体，另行成立了“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并对“拉普”所犯的“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在“左联”的工作中，也同样犯过“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曾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下，照搬苏联当年解散“拉普”的经验，决定解散“左联”。事先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去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当时作为“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萧三也有信给鲁迅，建议解散“左联”。鲁迅当初不赞成轻易解散这个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团体。他担心放弃“无产阶级文学”（当时也称“普罗文学”）的旗帜在政治上影响不好，担心左翼作家在未来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可能会被右翼所同化（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被人家统了去”）。当解散“左联”已成定局时，鲁迅曾建议应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没有很好地听取和尊重鲁迅的意见，就轻率地把“左联”解散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文化界的抗日力量，解散“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另外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这本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解散“左联”等团体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放弃“左翼文学”的口号在政治上的害处，没有在党员干部中做好思想工作，也没有公开发表声明，唯恐这种声明影响未来的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的合法存在。这都是错误的。

（三）

“两个口号”争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中却也夹杂着宗派斗争。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两人之间因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一九三三年，冯离开上海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经过长征，于一九三六年又由陕北秘密地来到上海。他是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来到上海的。我因长时间和中央失去了联系，骤然听到中央来人了，真是比什么都高兴。冯雪峰到达上海后，先从鲁迅先生那里了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向鲁迅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他的错误是，他在处理党内问题和对待胡风问题上完全没有原则。但是，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瞒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对于我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不及时地向我们提醒或在党内正式批评。那时他被胡风蒙蔽和欺骗。他让胡风窃取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口号来作为他个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资本，冯雪峰是有责任的。由于我和冯雪峰过去相互之间有过宗派成见，因此我把这看成是冯雪峰对我个人的宗派打击。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冯雪峰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我到了延安，冯雪峰却拒不回延安，在上海擅自脱离党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去了，致使“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整整三十年之久没有得到正式结论。我自己当时没有主动地向中央作报告和检讨，这是错误的。但同时，冯雪峰作为党中央派到上海来领导我们的一个负责同志，脱党回家，没有去延安，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向党中央交代清楚，也是错误的。

全国解放后，冯雪峰因参加了丁玲反党集团，在一九五七年一度划为右派。他已于今春去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对自己在三十年代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的错误最后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胡风是有区别的。

在“两个口号”争论中，胡风起了破坏和干扰的作用。三十年代胡风隐瞒他的反革命历史，钻进左翼文化队伍，爬上了“左联”秘书长的职位。我们根据一些可疑的情况，曾怀疑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也就是所谓“四条汉子”）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是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提请他的注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鲁迅就不相信我们的话，而且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和反感（参看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的问题，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彻底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查清了他的反革命历史。原来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成了叛徒，并先后在国民党湖北和江西省党部为蒋介石效劳，卖力地大写“剿共”文章。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鲁迅生前没有能够识别胡风，这是并不足怪的，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轻信我们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胡风为了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特别是我的路线错误和宗派情绪，进行了挑拨，制造了混乱，损害了革命的利益，这是实在令人痛心的。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关于评论“两个口号”的文章给了我很大教育，但在“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的影响下，有些文章或注释中也有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这种情况甚至最近也还没有能够完全避免。例如，把“国防文学”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口号”（《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提倡“国防文学”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个“反动的口号”。鲁迅批评过这个口号“有缺陷”，但从来没有说过它是“反动的”。鲁迅对这个口号采取了有分析的态度，既批判它的缺点，又承认它的好处。又如，不加分析地、无根据地把“四条汉子”都当作“坏人”的代名词，甚至都说成是“叛徒特务”（《一曲感人的中日人民友谊之歌》。见《鲁迅佚文辑》二七九页，一九七六年版。）那时我们尽管有缺点、错误，但总还不能说是坏人。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四人去见鲁迅，是代表“文委”党组织去的，当时我们都是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干部。一九三五年，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叛变，所谓“四条汉子”就起了分化。我没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在他们被捕后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工作岗位，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的许多党员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变节了，说他们是叛徒自然是可以的；但在他们被捕叛变后，我就和他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路了。抗战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了阳翰笙、田汉的党籍。全国解放后，我主持文化部的工作，夏衍以及田汉、阳翰笙等都在文化部门担任了比较负责的职务。阳翰笙、田汉，以及夏衍都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人，入党和从事文艺活动的历史都比我早。我和他们在三十年代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后来我长期在解放区工作，而他们一直都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彼此的情况很不相同。解放后我和他们虽同在文化部门工作，但除了工作关系外，没有什么私人来往，更没有搞过什么宗派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原中宣部对阳翰笙、田汉的历史问题作了自首变节的结论。无论怎样，是不能把我和自首变节的人相提并论的。

再如，把三十年代敌人，包括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对鲁迅的造谣、污蔑和诽谤和革命队伍中犯错误的人对鲁迅的攻击混淆起来，这种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不容易分清的，但经过了四十多年，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而且应当分清楚了。如说，一九三六年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我“指使”的（《致徐懋庸》注释二，《鲁迅佚文辑》五五三页）。徐懋庸曾经在我领导下担任过“左联”的负责工作，他的信中反映了我的一些观点，但他写这封信不但不是我“指使”的，而且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鲁迅答徐懋庸信发表后我才发觉，我去批评了他，他当时还不服气地说，我又不是党员，不受你们约束。最近报上发表的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笔名发表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那篇短文，也被说成是我所“指使”的，甚至说那篇文章中所讲的“有人”就是指“周扬他们”，还说什么张春桥曾经“奉周扬之命奔走效劳”（《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和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只是“左联”的一个普通盟员。据我的记忆，有一次他和几个青年在一起，见过我一面，没有谈过什么话。我从没有给他什么“命令”，更没有要他为我“效劳”。“狄克”这个笔名也是“四人帮”被揭发后我才第一次听到。不久前印发的一份供大批判用的内部材料中竟然把我和张春桥说成是“一丘之貉”。这样把我归在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四人帮”一类，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完全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过去“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故意混淆视听，歪曲事实真相，不可能实事求是。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正从各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发扬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我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写了这份材料供中央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中央批评指示。

周扬何以要上书中央？

这篇文稿属于草稿，故没有年月日，从行文中来推测，当是写于1976年年底或1977年年初。写这篇文稿的动机，从文中“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和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曾有过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说法不适当的地方”的话语来看，周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至于周扬所提到报刊上或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也是有迹可寻的。

在1975年，社会上又兴起了一个学习鲁迅的新热潮。起因是毛泽东要“读点鲁迅”的指示和他对鲁迅之子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著作的批复，出版局将鲁迅著作的编辑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过程中，有关鲁迅著作的注释中的30年代的问题，以及一些学者所发表的一些研究和颂扬鲁迅的文章，都依然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为圭臬，都将周扬等“四条汉子”视为敌人，捎带着批判或谩骂一通。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鲁迅书信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鲁迅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开机便印了165000套（其中精装本60700套）。但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鲁迅书信集》却因为书中的《出版说明》和《致中共中央》的题解引出了一个大麻烦。说起来，这个麻烦与周扬也有干系。

1976年9月16日，当时国家出版局的负责人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和该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等有关人员叫到出版局，声色俱厉地训斥出版社在《鲁迅书信集》的“出版说明”中没有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没有点刘少奇、周扬的名，没有说明为什么把鲁迅给好人和坏人的信都收了，并说出版社为《致中共中央》所作的题解用的是“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该题解的原文为：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竟至“没有提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等，说出版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责令改写“出版说明”，将已寄赠给一些研究者或有关单位的全部追回，已发往书店的则应立即停售和收回未售出部分；工厂尚未送出的，则存厂停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出版社只得遵照办理，立即着手改写《出版说明》和商请印刷厂进行换页的工作。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这个《出版说明》带有一些“左”的痕迹，但还是较为客观的。如第一段写道：“鲁迅先生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写了大量书信，记录了他的光辉思想和战斗；不少书信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总结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是我们学习鲁迅和鲁迅著作、研究鲁迅思想的极为珍贵的文献。”改写的《出版说明》则在这段话前面加上了一个帽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高度评价鲁迅，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算是提到了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接着，又在第一段话后面加了如下的几句：“特别是1935年致中共中央的贺电，热情地表达了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信赖和爱戴，表达了他得知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兴奋心情，因此它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也总算是纠正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语言”的错误。

如果说第一段只是在前后增加了一些内容的话，那么中间的部分则基本是重写，以执行出版局要点刘少奇、周扬的名并说明了为什么收入给“坏人”信的指示。改写的《出版说明》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就说：“在鲁迅书信的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谈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为什么只收入少量鲁迅书信时，新《出版说明》写道：“但由于周扬等‘四条汉子’为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并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竟对这些书信肆意砍削，以致1958年版《鲁迅全集》仅收入书信三百余封，使大量书信未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在这些书信的收信人中，有些是胡风等坏人。由于鲁迅全部书信的内容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和他鲜明的战斗精神，因此我们未作取舍，都予辑入。”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也由1976年5月改成了1976年8月，与印刷日期同时。

改写后的《出版说明》排印后，即由印刷厂将书中原有的《出版说明》一一撕下而粘贴以新印的。换页后的《鲁迅书信集》一上市，很快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半年以后，出版社又印行了第二版。那时，“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但“左”的一套依然盛行，而且，刘少奇、周扬、胡风等尚未平反，因而改写过的《出版说明》也就没有再变动。

《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消息中将《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的出版，归结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了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罪行，使鲁迅书信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

一些学者也在报刊上畅谈鲁迅这两部书出版的意义的时候，也必须将周扬点名批判。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一文中，按照《人民日报》的口径，认为《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之所以需要“毛主席的直接关怀”，是因为“多少年来，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他党内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隐瞒、掠走甚至毁掉的那些反映鲁迅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书信”。

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增田涉回忆鲁迅》一文，也让这位与鲁迅交往密切的日本朋友，按照《纪要》的口径，将周扬拉出来“示众”：

增田说，在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国防文学”的口号抽掉了阶级内容，因而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才是明确和正确的。增田说：“周扬等人曾经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并进行诬蔑和篡改，但是，鲁迅给我的信，完全戳穿了这一点，并驳斥了周扬等人的谣言。”

这些文章和被称之为“粘连本”－－即改写《出版说明》－－的《鲁迅书信集》，蛰居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都看到了。他将这些东西统统标上“存”的字样，其无奈的心态跃然纸上。

但是，接下来对周扬的批判，却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在全党全国以“大快人心事”的心态欢庆呐喊后，对“四人帮”开始了被称之为几个战役的集中批判和声讨。在这些批判和声讨声中，周扬依然是被批判的对象，只不过是角色发生了转换－－要么是“四人帮”的“祖师爷”，要么是和“四人帮”“一丘之貉”，反正是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了。

署名“任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文章，将鲁迅当年批判张春桥的杂文《三月的租界》视为“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并将张春桥与周扬联系在一起。

署名“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的文章《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则发展了任平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认为：周扬等“四条汉子”和张春桥一起，“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

署名“聚石”的《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读鲁迅<三月的租界>》一文，则认为，张春桥“曾经奉周扬一伙之命，奔走效劳”，因此周扬也与张春桥一样，成为“大纛荫下的魔鬼”了 。而在新华社采访的日本人看鲁迅展览的通讯中，则借日本人之口断言，“张春桥就是三十年代同周扬等‘四条汉子’站在一起疯狂攻击鲁迅的老投降派”。

“文化大革命”揭幕后，姚文元曾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宣判了周扬政治生命的厄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周扬居然和姚文元合流了。如果将张春桥和周扬拉在一起还有点事实的影子的话－－30年代周扬虽然与张春桥没有交往，但张毕竟是左翼作家的一员，那么将周扬与姚文元搅和在一起，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周扬怎么能与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的姚文元一起“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呢？不过，这也难不倒对“四人帮”义愤填膺的批判者。甘竞存的《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文章，将姚文元的思想与周扬联系起来，他说，姚文元所写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其“指导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反动观点” 。严家炎在《姚文元恶毒攻击鲁迅的用心何在？》的文章中认为，姚文元之所以写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一是“投靠周扬心切”，二是掩盖“王明、周扬一伙向蒋介石献媚、投降的丑行” 。署名“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长文－－这个题目来源于以姚文元所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则进一步断言：“姚文元就紧紧追随周扬，不遗余力地鼓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甚至不惜用诬蔑鲁迅的办法为周扬张目”。

在报纸上将周扬与张春桥、姚文元绑在一起批判的同时，一些揭露“四人帮”的批判材料，也按照这样的口径，将周扬名列其中。我手头保存的一份1976年11月编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中，在为张春桥的《三月的租界》等几篇文章所做的题解中，就认为张春桥和“陈伯达、周扬等四条汉子是一丘之貉”，都是“地地道道的宋江式的投降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四人帮”打倒，现在又成为“四人帮”的陪绑，历史所玩弄的黑色幽默，让周扬有欲哭无泪之感。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周扬理智地涌起了向中央陈述历史事实的念头。

这就是这份上书的由来。

需要说明的是：1、因为这份材料是写在那个时候，承接以往的说法，行文中对胡风、田汉、阳翰笙等都以历史上有问题来视之。后来，关于田汉、阳翰笙的历史问题，党中央经过审查予以平反。而胡风冤案的平反，虽然稍微晚一些，但前后三次的审查结论，已经彻底推翻了以往的罪名。2、还是因为文稿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周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