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风波及其背后

－－从两封未刊信说起

作者：徐庆全

《乔厂长上任记》（下文简称“乔”）是当年的天津工人业余作家现今的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小说发表在1979年第九期《人民文学》上。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作者蒋子龙在北京得到了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在全国得到了“壮哉斯人，壮哉斯作” 的荣耀，但在天津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得到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 几乎令其陷入绝境。一篇短篇小说何以让作者这样“运交华盖”却“已碰头”？在作者当年及其以后的回忆中，只有蜻蜓点水的提及没有完整过程的描述，让人一头雾水。

不久前，我在故纸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关于这部作品的两封信：一封是当年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给胡耀邦等人的一封“告状信”，一封是陈荒煤为如何处理这封“告状信”给周扬的信。透过这两封信，结合有关史料，或可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刘刚致朱穆之并胡耀邦、周扬的信

穆之同志并转耀邦、周扬同志：
关于天津日报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问题，我已于上周在市委宣传部召集天津日报编委的座谈会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评了天津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这个问题应当算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可是陈荒煤同志号召对天津日报出击，并说：“它（指乔厂长上任记）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标志着我国日益繁荣的短篇小说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号召下，现在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我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做很不妥当。
我举小说中两段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
例（1）……“乔光朴才问郗望北：‘让你停职并不是这一届党委决定的，为什么老石找你谈，宣布解脱，赶快工作，你还不干？’”
“郗望北说：‘我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根据什么让我停职清理？现在不是都调查完了吗，我一没搞过打砸抢，二是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凭什么整我？就根据我曾经当过造反派的头头？就根据我曾批判过走资派？就因为我是个所谓的新干部？就凭一些人编笆造模的议论？”
“乔光朴看到郗望北挥动着筷子如此激动，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心想：‘你现在也知道这种滋味了，当初你不也是根据编笆造模的议论来整别人。’”
这篇小说是发表在今年七月，但作者一开始就说清楚了，是写的一九七八年六月的事情。去年六月，正是天津解开了解学恭的盖子，开始揭批查。正在这时候，乔厂长上任，正好碰上一个政治问题，前党委让派头头郗望北作检查，他就推翻了前任党委的这个正确决定，让党委书记（石敢）找郗望北宣布对他解脱，要他出来工作。这个派头头表示，不但不能作检查，反而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为什么让他检查，质问说：“就根据我当过派头头？……”这样一个拒绝检查、反对揭批查运动的派头头，乔厂长重用了，当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认为这一段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但有少数人拍手叫好，则是因为造反派保住了夺得的权，顶住了揭批查，他们在高兴，在庆祝。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冯牧同志，他竟然说：“乔厂长是厂长的榜样”。我想果真如此，在揭批查运动中，一开始每一个厂都去一个乔厂长，每一个乔厂长保一个拒绝揭批查的造反派头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当然这个估计和冯牧同志的结论一样，是推导出来的，不是现实。
例（2）……“接着说：‘中国什么时候才不搞形而上学？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一律打倒，现在一边大谈这种怀疑一切的教训，一边又想把新干部一勺烩了。当然，新干部中有‘四人帮’分子，那能占多大比例？大多数还不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这个运动跟得紧，下个运动就成了牺牲品。照这样看来还是滑头好，什么事不干最安全。运动一来，班组长以上干部都受审批，工厂、车间、班组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精力都用在整人上，搞起工作来相互 掣肘。常此以往，现代化的口号喊得再响，中央再着急，也是白搭。’”
这一段也是讨论政治问题的。我认为有两个错误论点，一是“对新干部在这次运动一勺烩了”。这不是事实，我认为天津的揭批查运动没有深入到基层，有些单位还是造反派在当权，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如平反冤、假、错案，有的单位还是整人，给人戴帽子的人当权，他们还在顶着，所以落实不下去。第二个论点是“大多数还不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这个运动跟得紧，下个运动就成了牺牲品。”这很显然是把“四人帮”统治时期紧跟“四人帮”做坏事，进行破坏，和“四人帮”被打倒后，搞揭批查、抓生产、搞文化教育等贯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任务等同起来，看成都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并警告大家不要跟中央太紧，将来下个运动你们是要成牺牲品的，这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迷惑群众。
就以上看法，我认为这个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对于陈荒煤同志这种只准谈好，不准说有错误的看法，我不能理解，不知为了什么？不知要把文艺引导到什么方向？在作风上用行政的方法号召出击等等也觉得不大合适。
为了简便，省你们的时间，只是就小说本身，仅举出个别段落为例子提出一点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以便改正错误。
最后提点要求，是否能给天津日报一点民主权利，准许其批评这篇小说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也是给文艺评论一点争鸣的权利，如可以，请示知。
致以
敬礼
刘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天津方面狠批

刘刚在这封“告状信”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其主要表现是，阻碍了“揭批查”运动。

“揭批查”运动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来并联系到林彪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从1976年12月至1977年9月，中央连续下发了三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全国各地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并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根据当时中央的部署，全国应该在1977年转入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员进行清查。天津属于受“四人帮”干扰比较厉害的地区，盖子比较难揭，所以直到1978年6月才“解开了解学恭的盖子，开始揭批查”。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当年这场轰轰烈烈、“分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个战役，深入揭批“所人帮”的反革命理论）进行的运动都有深刻印象。但回过头来看，轰轰烈烈是轰轰烈烈，但对于什么人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什么人是“揭批查”的对象，中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直到1983年整党时中央才有了一个“三种人”的标准，各地更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承接“文革”一哄而上的运动模式来进行操作。

把小说的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乔”，自然会涉及到这场“揭批查”运动。作者通过塑造郗望北这个角色，展现自己对“揭批查”的对象标准的理解：郗望北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他因对自己的老姨童贞对乔光朴的爱恋不满，千方百计地整乔光朴；而乔光朴在毛遂自荐担任电器厂厂长后却不计前嫌，让石敢（电器厂党委书记）去将正在受批判的郗解脱出来，提拔其担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乔光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郗望北“一没搞过打砸抢，二是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当过一个“造反派”头头而已，这样的人不是“揭批查”的对象。这里，蒋子龙显然认为，在“文革”中单纯地“紧跟党的中心工作”的“大多数”，不应当成为“下个运动”的“牺牲品”，自然不应该是“揭批查”运动的对象。

蒋子龙通过小说所表达的这一理解，却与现实中领导“揭批查”运动的市委书记刘刚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冲突。从刘刚信中对“乔”文中郗望北这一角色的指责来看，他是把凡是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头头的，不管有无打砸抢行为，也不管其与“四人帮”成员有无联系，都看成“揭批查”运动的重点对象。因此，他认为，“乔”中郗望北这一角色言行，不但“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甚至认为，让这样的人复出多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

蒋子龙与所在城市的最高领导发生这样严重的分歧，“乔”得到《天津日报》“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是由连续发表的四篇批判文章组成，时间在九、十两个月。细读这四篇文章，充斥着“文革”范式的语言，蒋子龙后来说是“批评文章”显然是留有余地。这四篇文章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表达刘刚的诉求：《乔厂长上任记》是反对揭批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

召珂《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9月12日）认为：作者所塑造的郗望北这个“形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那股企图翻揭批查运动的案的逆流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在小说的作者看来，电机厂的混乱现象“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伟大斗争和思想解放运动所造成的”；“这场运动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小说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揭批查运动是否采用了‘四人帮’整人的方法，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论，对揭批查运动所作的总评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仿佛是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又被召唤到战场上来，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新的灾难！”“（乔光朴）的一举一动，都实践着一条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揭批查运动的反‘拨乱反正’”。针对《人民日报》9月3日的文章中提到了《机电局长的一天》，指出在1976年那样污浊气氛中，作者能发表这种作品，是难能可贵的。召珂的文章却对此“哑然失笑”，说：“评论者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对事实真相和我们的观点将另文论及。”看来是准备揭蒋子龙的老底。

宋乃谦、滑富强《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 》（9月19日）认为：乔厂长对揭批查运动“大泼冷水”，“充当了不光彩的消防队员”，“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

王昌定《让争鸣空气更浓一些》（10月10日）认为：“作品从始到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 乔光朴是一个“披着老干部‘外衣’的造反派，老干部的外衣，‘造反派’的脾气”。郗望北所说的关于“火箭十部”的那番话，“王洪文会举双手赞成”；从他所说的“当过官的比没当过官的权力欲和官瘾也许更大些”这段话，“不难听出他对老干部的咬牙切齿之声”；有朝一日郗望北一类的人物重新上了台，就可能“再一次出现十年浩劫的局面”。

从刘刚的信来看，在这场对在对“乔”的批判中，《天津日报》所存在着的“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的现象，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的干预才停止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刚刚结束，但“文革”运动的范式依然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不足为怪。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刘刚看来，作者通过塑造郗望北这一角色表达对“揭批查”对象的理解。

的确，在蒋子龙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刚刚摆脱作为“揭批查”运动对象的厄运。让他作为审查对象的缘由，就是让召珂“哑然失笑”而准备揭老底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所引起的。

《机电局长的一天》是蒋子龙开始文学生涯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一部小说。小说发表在1976年复刊号的《人民文学》上。那时，虽然是邓小平复出整顿时期，但同时也是“四人帮”正加紧对全国的控制之时。蒋子龙在小说中以邓小平的整顿为大背景，塑造了一位为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契合了当年人们对政治运动的厌倦之情，以及渴望扭转工农业生产江河日下局面的心态。因此，作品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热烈喝彩，在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蒋子龙也随之闻名全国。

就在蒋子龙“运交华盖”没过多久，形势陡然变化：全国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再一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蒋子龙这部作品也被“四人帮”视为“毒草”遭到批判。蒋子龙亦遭到了厄运。写不完的检查，过不完的关卡，甚至受到了人身攻击。当时的文化部领导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批判，并要作者在报刊上公开检查。谁料检查不深刻没过关，人家不急他倒一摊钢笔烦了说：我不写检查，也不写小说。还回工厂当我的工人！有关方面却传出消息说：“他蒋子龙想回厂当工人，没那么便宜吧？先从班组将他批倒批臭．然后全国公开批判！”他拒绝检查的消息传到北京，文化部的领导也火了，干脆在北京找人替蒋子龙拟出检查草稿，通过组织手段找到天津市委，让市委领导压作者低头。四面楚歌，蒋子龙这位文坛硬汉，尽管有“文学，被‘权势’强奸了”的愤慨，不得不向“权势”低头了。遵照领导“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蒋子龙违心第一次笔触农村题材．写了小说《铁铣传》，与“检查”—块公开发表。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文化部领导仍让《人民文学》编辑部对其作品进行了公开批判。

两个月之后粉碎了“四人帮”，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毒草”《机电局长的一天》变成了“香花”；而遵命文学的《铁铣传》又成了“大毒草”，并受到了公开批判，一直持续到1978年10月左右。理所当然地成为“揭批查”对象的蒋子龙无奈发出这样的感叹：“政治，像烙大饼一样折腾着文学和作家！”

发表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的《人民文学》对于这种批判却不以为然。当年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认为：蒋子龙“写作那样的作品（《铁铣传》），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有关编辑部尤其编辑部上边的决策人首先应该负责。同时在他自己，这也是不难“说清楚”的。 因此，尽管天津有读者就这篇小说给该刊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写来批判文章，并说蒋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的阴谋活动有牵连， 但该刊和《人民日报》则对此置之不理。

不仅如此，到了1979年春天，在许多老作家复出、新作家脱颖而出之际，《人民文学》再一次想到此时不见任何声音的蒋子龙。在得知蒋子龙已经“说清楚”、没事了但就是还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向他组稿的情况后，小说组组长涂光群决定先走一步，派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王扶往访蒋子龙，向他约稿。没过多久，蒋子龙送来了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涂光群复审时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一文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对小说稿的文字进行了润饰后，即以显著位置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上刊出。

诗言志，文也言志。对在“揭批查”运动中被批判、审查的命运耿耿于怀的蒋子龙，在“乔”中融入自己的经历，并把自己曾作为“揭批查”对象的不满通过郗望北的言行表现出来，自然顺理成章。这一点，后来他本人并不讳言：

我也认为把造反派写成郗望北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把这些人全写成王洪文式的坏分子，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直接有联系的坏分子，但是这类人毕竞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受了骗，当然其中许多人抱有个人的什么目的，也有的是沿着这条线发迹起来，变环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当时谁如果不参加造反队，那就象现在不参加揭批“四人帮”一样的不得人心，受到孤立。

我还认为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提拔的干部全部当成“火箭”干部，当成“双突”式的干部，一律赶走的话，将给我们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亲眼看到不少工厂，从厂一线列车间一级，四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这批干部扛着大头，而这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二十多岁，很多人参加了造反队。如果现在把他们都说成是“四人帮”提拔的干部，是“火箭牌”的，一律赶下台，将给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加剧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

我在基层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我冒着被打棍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听郗望北发牢骚的放，起一点警觉，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郗望北。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津日报》“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的作者，抓住“揭批查”一点对“乔”进行批判，也算是“知己知彼”了。

北京方面力挺

刘刚在信中，对陈荒煤和冯牧对“乔”的评价提出了批评。的确，在对待“乔”这部作品的看法上，北京方面与天津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本来，“乔”问世后，尽管在读者中反响强烈，文联或作协的领导也很赏识，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但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

10月6日，冯牧召开《文艺报》编辑部会议，讨论对“乔”的评价问题。他在“发表了一通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后，指定刘锡诚以《乔光朴是一个典型》为题，立即写出一篇既是“文学评论”又是“社会评论”的文章在《文艺报》发表。

10月10日，陈荒煤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又和《工人日报》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乔”。座谈会由陈荒煤主持，应邀与会的有作家、文艺评论家，也有工厂的工人。作者蒋子龙也应邀与会。与会者除了对“乔”给予很高的评价外，对蒋子龙在天津所遭受的批判“表示气愤”。冯牧指出：

蒋子龙当时的思想状况人们是了解的。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最后多少责任，对他的问题应做什么结论，并不困难。听说已做了结论，而且还做了检查。这就要求我们从他的全部工作历史，全部创作活动，他的作品所反映出的全部政治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对他做出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后的今天，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不许犯错误，也不许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写出了好作品也不许成立，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陈荒煤则满怀深情地鼓励蒋子龙：

我们支持你。第二，在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三，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我说，大多数是支持你的。……文艺界有许多争论，是极左思潮的延续。经过历次运动后，工人作家还剩下几个？为什么产生了工人作家，又遭到如此命运呢？应该写文章指出，《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认是争鸣，那就要允许反批评。

大约在这样深情话语的表露过程中，陈荒煤说出了被刘刚引用在信中的“号召对天津日报出击”的话。

会后，《工人日报》连续刊发了座谈会作者的发言，冯牧以《四化需要闯将，文学也需要闯将》为题，陈荒煤以《不能放下这支笔》为题，表达对蒋子龙的坚决的支持的态度。也就是这次座谈会后，出现了刘刚信中所提到的“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的局面。此后，这篇小说获得了1979年短篇小说头奖。

陈荒煤、冯牧等人一方面以座谈会的形式力挺，另一方面通过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出面与天津市委打招呼，终止《天津日报》的批判，天津方面自然败下阵来。

主持发起这场批判的刘刚，对于来自中宣部的指示只好执行，但内心并不服气，这才有了直接上书胡耀邦的举动。

北京方面力挺背后的深层原因

1980年10月下旬，在上海市作协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作家陆文夫在谈到当时的小说创作时说认为，现在的小说有老一套的倾向，并把这些小说称之为“证明小说”。作家孙隅更直言不讳地说：1978年得奖小说带头篇《班主任》和1979年得奖小说带头篇《乔厂长上任记》，都属于“证明小说”，作家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考。“证明”毕竟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

应当说，在当年就能对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文学创作进行这样的认识并坦率地说出来，是具有卓识的。

现今，文学史研究学者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兴起的以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或以蒋子龙“乔”为代表的“改革文学”，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当年的文学作品，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换句话说，承接着既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范式，这些作品尽管有所突破，但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既往的创作范式中转悠。即以冯牧和陈荒煤力挺的“乔”而言，也较多带有图解当年政治形势的痕迹，也是陆文夫和孙隅所言的“证明小说”。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恰恰是冯牧和陈荒煤甚至周扬 都力挺“乔”的深层原因。

“乔”所写的是“一九七八年六月”的事情。而此时恰是中国在历经了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抒发了“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的翻身得解放的无限感慨，把酒搅和着泪水一块喝下去后应该做什么？歌词中也说了，就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可是，怎么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在这首歌在大江南北传唱的时候，最高当局还没有形成一个高瞻远瞩的、统一的认识和思想。

尽管如此，进入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促使我们自省的同时，也第一次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了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现在比人家落得更远。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强大的反差，反过来更加促进了人们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是好的，但另一面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也同样如此，不仅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甚至盲目乐观，再一次重演了1958年大跃进的滑稽一幕。不过，与1958年大跃进不同的是，这次“跃进”以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为显著特征，因此被称为“洋跃进”。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有这样一组数字：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从1978年至1985年，建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

这样高的发展速度，的确适应了国人急于求成的诉求。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再一次把冲击了国人的激动。

在这种大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乔光朴，就凝聚了这种的激动与焦躁。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胆略超群的英雄，但同时他的表现也是焦灼不安、急于求成的社会的缩影。小说开篇即点出了乔光朴的“发言记录”：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引者），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不是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

把乔光朴的“发言记录”与“两报一刊”社论相对照，“乔”不是“证明小说”是什么？

正因为“乔”“证明”或者说图解了当年国人的情绪，小说才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而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国人的那种最广泛的焦灼情绪也有他们的身影。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他们的情绪相一致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能不予以激励、予以倡导吗？甚至连压制这篇小说的刘刚也能认识到：“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

当然，上述原因还只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这就是经历过此次风波的刘锡诚所总结的：

文坛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狭窄的局面。

“乔”的出现，使冯牧、陈荒煤等文艺界领导摆脱了一种遭受指责的窘迫处境。力挺“乔”并以“乔”来带动作家选择更宽泛的文学创作题材，自然是应尽之意。

陈荒煤致周扬信

朱穆之接到刘刚的信后，随即转给了胡耀邦。12月28日，胡耀邦在信上写道：

周扬同志什么时候回来？这个问题需要议一议。刘刚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赞同。

12月30日，朱穆之将这份带有耀邦看法的信转给了周扬。此时，周扬正在上海。

1980年1月12日，周扬看到信后，转给了陈荒煤和冯牧，并要求他们“研究提出意见告我”。

1月23日，陈荒煤致信周扬，将研究结果告知。

周扬同志：
我今日才由张僖同志处拿到此件。
文艺局已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见一材料说明，《乔》事涉及文艺界派别争论，也涉及到刘刚与市委宣传部白桦同志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对此小说有分歧的问题。
现在麻烦的是，人民文学短篇小说评奖即要揭晓，《乔》得票最多（一万三千多票）。看来，天津一派是希望打掉它。而另一派则坚持主张评上。
如果天津市委领导坚持要打倒、批倒，对全国文艺界影响很不好，也无法向群众交账－－总不能不评它。此风气一开，怎么贯彻二百方针、文代会精神？
我和冯牧支持，主要是从作品的现实意义上来的看，广大群【众】是热烈赞扬，对天津日报那么大张旗鼓批判觉得不妥，但并不了解天津市委、文艺界那么多复杂。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也可以批评，但一定要说它反对揭批查，给帮派头头翻案，是政治错误，是说不通的。如他们信上所说的，作者在天津，写工厂，就是写天津工厂的事。写一九七六【八】年六月的事，就是要反对揭批查运动？
鉴于涉及天津市委领导有不同意见，只好请中宣部像去年处理“歌德与缺德”文章办法，把有关领导同志、报刊、文艺界同志找来当面谈谈，别无他法，请考虑。
陈荒煤
元月廿三日晚

在第一页眉头上，陈荒煤写道：我今日去作协党组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同意我这个意见。
廿四日下午又及

此后，周扬和胡耀邦“议一议”的结果，大约没有接受陈荒煤和冯牧的建议。这年2月，胡耀邦离开中宣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此事也就放下了。

但北京放下了，天津仍旧放不下。

天津方面再度上书

1980年3月25日，一九七九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蒋子龙的“乔”以二万七千多张票数当选。27日，文联和作协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大约这种活动，又触及天津方面对此小说敏感的神经。

上次刘刚给胡耀邦的上书，被胡“留中不发”。这时，王任重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大概天津方面觉得可以再试一试运气，于是，又给王任重“奏上一本”。

不过，天津方面给王任重的信我无缘看到，是不是还是刘刚不太清楚，上述说法是根据王任重1980年4月23日给天津方面的回信推断出来的。王任重的回信全文如下：

（一）《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后记”也看了，我认为应当说是写得好的，反映了我们工人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工人看了，都希望有这样一位好厂长。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于你说的缺点或者错误的地方，可以说服作者修改一下（不要几句话）就可以了。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派头头，只要不是搞打砸抢有罪行，不是十年一贯制的，则不应追究。从郗望北的工作表现来看，这个人是有能力的，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对于一个短篇、中篇小说，不能求全责备，不写“揭批查”运动是可以的。
（二）文艺界有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要采取批评教育引导的方法，切忌重复过去我们犯过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三）《天津日报》发表文艺评论当然是可以的，不能一家独鸣，不许争论，但评论要从爱护帮助青年作家出发，以鼓励他们纠正缺点，勇往直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四）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以进一步统一思想。可以考虑两种提法：
1、“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前者是对象，后者是内容，这样简单明了。
2、“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为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服务。”这样可能完整一些，避免简单化的偏向。
应当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推动文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偏差。
在新旧交替时期，在强调解放思想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发表一些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言论是难免的；只能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或争鸣逐步统一认识，不能操之过急。对于一些文化人的“脆弱性”，对于过去他们中许多人受迫害或打击的“伤痕”要足够估计。此外，对于文化界当中一些人的派性也不可低估。

王任重回信中的所谈到（一）和（三），实际上就是对前引刘刚致胡耀邦信中的内容的一个答复。

不过，即使有了王任重的这个答复，天津方面还是没有罢休。

大约在这年的6月，《文艺报》编辑部又接到了来自天津的有关蒋子龙的一封告状信。《文艺报》编辑部只好派人到天津去调查。张光年和冯牧得知后，又发了一通力挺蒋子龙的感慨，并要求《文艺报》再推出一篇《蒋子龙论》。

不过，《文艺报》去调查的结果没有资料显示，《蒋子龙论》似乎也没有发表过。这大约与天津方面终于偃旗息鼓有关。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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