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ter: 南开大学1929

1989-06-04 作者:

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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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20年代, 高校, 南开大学, 天津

南开大学 1929

－－作者： Otter

1929 年春天，南开大学笼罩在悲伤的气氛里。这年 3 月 14 日夜，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去世，享年 69 岁。

严修，字范孙，生于咸丰十年（ 1860 年）， 23 岁中进士，后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

1898 年，严修开办家馆，并聘请退伍北洋水师军官张伯苓执教。此后数年，严修两次到日本考察教育，开设女塾并促成建立多所新式小学。 1904 年 10 月 17 日，严修在家塾的基础上成立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担任监督（校长）。学堂于 1906 年兴建新址，次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 “ 南开 ” 意指新校址地处天津城南开洼地）。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南开中学初具规模，严修和张伯苓有了办大学的想法。过多方筹资， 1919 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到 1929 年，南开大学已经有了十年发展。

筹办

1929 年秋，南开大学 5 位著名教授相继出走他校，在学校引起巨大震动，这被称为 “1929 年事件 ” 。校长张伯苓这一年正在美欧考察，得知此讯大为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离职的五位教授分别是经济系主任萧蘧（去往清华大学，后曾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去往清华大学，后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生物系主任李继侗（去往清华大学，后曾任西南联大、北大生物系主任，中科院院士）、政治系教授萧公权（萧蘧堂弟，去往东北大学，首届中研院院士）、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去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后曾长期担任北大物理系主任，中科院院士）。

文科主任蒋廷黻教授

5 位教授离职有各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便是薪酬问题。

上一年，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 31 岁的罗家伦担任首任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年轻的罗家伦力行改革，其中一项便是争取更多经费、提高教授待遇水平。

蒋廷黻跳槽到清华担任历史系主任，月薪 380 元，次年涨到 400 元。 [1] 而南开教授工资要少得多。以南开经济学科创始人之一、后来曾担任南开代理校长的何廉教授为例，他 1926 年入职时，工资仅有 180 元，而暨南大学给他的 offer 月薪 300 元。 [2] 清华开出两倍的薪水，不能不让人心动。何廉在回忆录中写道：

“ 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 ”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和国立大学相比，钱从来都不够花。

1929 年当年，南开大学办学经费 22 万元，清华大学办学经费 67 万元； 1931 年，南开大学经费 35 万元，国立中央大学经费则达到了 203 万元（这一差距倒是与当下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经费的差距相仿）。 [1] [3] 清华不但有教育部拨款，还有数额巨大的庚款；南开的经费却只能靠严修、张伯苓四处奔走募捐，数额不大且很不稳定，可以说 “ 每一毛钱都不容易 ” 。

严修 1905-1909 年间担任学部左侍郎（相当于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官从二品，在学界很有声望，且与袁世凯、徐世昌等要员关系很好。靠着这些人脉，在 1919 年南开大学筹备时期，严张二人奔赴全国各地拜访政商界要人寻求支持。如《严修年谱》所载：

1 月 5 日，在北京，与前教育总长、南开董事长范源濂晤前总统黎元洪；

2 月 7 日 -9 日，在北京，与张伯苓晤教育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北大蔡元培、胡适、陶孟和，交通总长曹汝霖，邀请曹汝霖担任南开大学董事；

4 月 12 日，在北京，与张伯苓、范源濂晤总统、南开学校董事徐世昌，国会参议长、交通系领袖、 “ 财神 ” 梁士诒，总统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周子齐，曹汝霖；

4 月 13 日 -19 日，在太原，晤山西督军阎锡山，当时在家乡办学的孔祥熙，英美两国驻华公使，参观山西大学等多所学校；

4 月 20 日 -21 日，在保定，晤直隶督军曹锟，参观育德中学等数所学校；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在南京，晤江苏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珊，南京高师教授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李纯应允捐款 20 万元，参观南京高师、金陵大学等多所学校；

5 月 5 日 -6 日，访问镇江、扬州；

5 月 7 日 -9 日，在上海，接到袁希涛次长电报，称因五四运动牵连，恐怕北大校长蔡元培地位动摇，邀请严修返京维持，严修婉拒；

5 月 10 日 -15 日，在杭州，晤弘一法师李叔同，参观笕桥农业学校；

5 月 16 日 -18 日，在上海，晤原农商总长、启新洋灰经理金邦平，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等。 [4]

除了严修、张伯苓，校董范源濂、孙子文也多次拜访这些社会名流，把没敲定捐款的敲定，把敲定了的捐款落实。靠着这样四处奔走，南开大学募集了八万五千余元作为开办经费，并于 1919 年 5 月份在南开中学南侧开始兴建第一栋教学楼。

前排：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左一说为范源濂，一说为孙子文

然而，就在这个月爆发的五四运动，让原本准备担任学校董事的曹汝霖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南开中学 1917 届毕业生、正在天津组织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对学校向曹汝霖募捐非常不满，在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话：

“ 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 ”

这段话第一句广为人知，也有不少人喜欢拿后两句说事。实际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几乎全是满清旧臣或各地军阀，即便是实业家也或出身于他们或依附于他们，向他们募捐也属无奈之举 —— 如果有躺着就能拿的财政拨款，谁愿意去到处化缘呢？但最终，张伯苓还是选择放弃了曹汝霖的捐款。

1919 年 9 月 25 日，南开大学第一届开学典礼举行。第一届学生 96 人，周恩来学号 62 。

创业

1929 年，天津实业家陈芝琴捐款 3 万元，建设女生宿舍楼。至此，南开大学在抗战前的校园格局基本形成。私立南开大学的楼正是这样由热心教育的实业家一栋一栋捐出来的。

1920 年，南开大学成立的次年，经费再次捉襟见肘。 10 月 1 日，张伯苓二次南下拜访江苏督军李纯，但未得见。李纯则托人转告张伯苓： “ 南开基金事，俾自有办法，毋庸过虑。 ” [5]10 天后，李纯离奇自杀，遗嘱中将四分之一遗产捐赠南开大学。这笔钱抵扣前债后实得 87 万元，留作基金使用。 1922 年，学校租下八里台新校址，并兴建起一座新教学楼，为纪念李纯（字秀山），这座楼被命名为 “ 秀山堂 ” ，并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1923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南开考察，听了化学系主任邱宗岳教授讲课后，决定捐款 12.5 万元建设科学馆；建设科学馆的另一半经费来自于袁世凯堂弟袁述之受母命所捐 7 万元。 [6] 科学馆建成后命名为 “ 思源堂 ” ，既有饮水思源之意，也暗指思 “ 袁 ” 。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马蹄湖、思源堂、秀山堂

1927 年，实业家卢木斋捐款 10 万元，并捐书 10 万册，兴建图书馆。图书馆建成后命名为 “ 木斋图书馆 ” 。

木斋图书馆

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有了基本的办学条件，最重要的还是聘请优秀师资。

南开大学成立前后，严修、张伯苓等人多次赴美考察，一为学习美国大学办学经验，二则为物色优秀留学生。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兄弟会 “ 成志会 ” 成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选择人才的重要渠道。

1908 年，耶鲁大学博士生、后担任过总理的王正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兄弟会 “ 大卫与约拿单 ” （ David and Jonathan ）； 1917 年，耶鲁大学神学院学生刘廷芳等人成立第二个兄弟会 “ 十字架与剑 ” （ Cross and Sword ）。 1920 年，两会合并为 “ 成志会 ” ，由王正廷担任召集人。（读者感兴趣的话之后可以在冷知识专栏里多讲一讲）

张伯苓 1917 年 9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期间，加入了这一组织。张伯苓在美国邀请到的第一位教授是南开中学校友、成志会成员、克拉克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凌冰。

南开大学甫一成立，凌冰便担任大学部主任兼教务长。此后数年，张伯苓和凌冰先后聘请了多名后来闻名全国的教授。理科邱宗岳、杨石先、姜立夫、刘晋年、饶毓泰、李继侗；文科张彭春、蒋廷黻、范文澜、李济、黄钰生、徐谟、萧公权、汤用彤；经济学科萧蘧、何廉、方显廷等等。

这些人多数都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李继侗、蒋廷黻、黄钰生、萧公权、何廉、萧蘧、方显廷等人均为成志会成员。在这批最早的教授中，何廉、黄钰生、杨石先等年轻人将先后成为南开大学之后 50 年发展的关键人物。

以南开的财力，在薪酬方面无法与国立大学相抗衡。因而张伯苓招贤纳士，并不依靠高额的薪水，主要靠维系教授感情。

教授来校之前，南开大学私立的招牌便让很多人心向往之。不少年轻的学者认为国立大学政治氛围太浓，不利于独立地开展学术研究。而私立学校则不用担心这一点。

教授来校之后，张伯苓的人格魅力便发挥巨大的作用。方显廷在回忆录中常常用 “ 极富感染力 ” 来形容张伯苓。张伯苓常常关心教授们的生活、科研情况，为教授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南开大学在校内建起了教师宿舍 “ 百树村 ” ，保证教师和家属都能安居于此；教授每天都可以在校俱乐部内聊天下棋、交流学术；学校教师工资虽不高但绝不拖欠，科研经费也能够保证充足，在添置图书仪器上从不吝啬。

面对外校的高薪挖墙脚，张伯苓也常常灵活给个别教师更优惠的政策。如 1928 年，北大社会学系主任陶孟和邀请何廉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任职，工资是南开的两倍还多。陶孟和早在南开中学成立前就在严修家馆念书，受教于张伯苓，也是南开大学校董。何廉向张伯苓询问是否应接受陶孟和邀请，张伯苓 “ 极其热切而真诚 ” 地劝说何廉留在南开，并答应增加何廉的研究经费，减少他的授课任务。

何廉一直在南开工作，直到 1936 年蒋介石邀请他到行政院任职， 1948 年，他受张伯苓推荐，再次回到南开大学担任代理校长。

经济学院院长何廉教授

化学系教授杨石先也是张伯苓非常器重的人才。 1929 年，张伯苓担心杨石先步那 5 位教授后尘，主动提出公派杨石先到美国进修，公派期间费用由学校承担，工资也照旧发放。 1931 年杨石先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放弃了 1927 年诺奖得主魏兰德的邀请，回到了南开大学。杨石先在南开大学工作了一辈子，并于 1949-1969 、 1979-1981 年担任南开大学校长。

即使 1929 年出走的蒋廷黻，也很舍不得离开。蒋廷黻与罗家伦是老朋友，也是成志会兄弟。著名学者毛子水回忆：

“ 志希（罗家伦的字）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意离开南开的。但是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 [7]

除了优秀的教师队伍，张伯苓还有几位得力的行政助手。他们就是被称为南开 “ 四大金刚 ” 的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伉乃如。他们多是张伯苓早年教过的学生，因出色的工作能力而被张伯苓留在南开。四人分别负责后勤、日常行政、中学部和教务工作。

负责后勤工作的华午晴深知南开大学经费并不宽裕，每一笔钱花得都极小心，即时张伯苓亲自提出的款项，华午晴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思考。南开学生取杜甫诗 “ 白眼望青天 ” ，称之为 “ 华白眼 ” 。南开大学每建一栋教学楼，他必亲自带学生勘测设计，保证质量的条件下能省就省。

八里台校区初建时，第一栋宿舍楼请专业公司设计施工，花费 5 万；第二栋楼华午晴亲自组织设计建造，只花 2 万，而两楼外观一致，功能设施也基本相同。

分别由专业公司建造和师生自建的两栋宿舍楼

1939 年华午晴在重庆南开中学去世，重庆南开中学将礼堂命名为 “ 午晴堂 ” ，周恩来也出席了命名典礼。

负责教务工作的伉乃如不但处理行政工作井井有条，讲化学课也十分拿手。后来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多年后回忆起这位老师的化学课仍十分赞叹：

“ 伊讲化学键，即以两人 ‘ 拉手 ’ 讲解，较前年我国（中国台湾）翻译美国中学的理化教科书之荒谬分子键模型，不知高明了多少了。 ”

不过，南开行政工作高效的另一面，也有教师对张伯苓亲信包办校务感到不满。 1929 年，经济系萧蘧教授出走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与伉乃如不睦。其堂弟萧公权也随之离校。

1929 年事件对南开有不小的影响，但张伯苓总还是会往前看。这一年，何廉介绍来他在耶鲁的学弟方显廷，两人将共同开创南开经研所的事业。

立宪

为什么要办大学，怎样办大学，要办成一个怎样的大学，是张伯苓最重视的问题。 1929 年 1 月 5 日，张伯苓抵达旧金山，开始一年的访问美欧行程，试图在国外找到答案。

实际上，在过去的办学中，南开始终有讲求实用的传统。

严修的治学思想就非常开明， 1894-1897 年在贵州提督学政期间，他提出 “ 读书将以致用 ” 的口号，在贵阳创办官书局，传播新式书刊；改革书院和考试，增设时务、数学、英文、地理等科目，令贵州教育别开生面。

1897 年 10 月，严修向光绪帝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摺》，提出在科举之外另设数门专科考试，选拔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科技、工程等方面人才。这一革新之举令保守派文人大为不满。严修座师、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徐桐怒革严修门生籍，并免去其翰林院职务。

得罪了领导的严修在北京无事可做，便于 1898 年向皇帝告假回家，开始专注于办学事业。因此， “ 读书致用 ” 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私立南开大学的文化基因。

张伯苓本人也很推崇实用主义。包括张伯苓在内，成志会成员中以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最多，他们大都十分推崇哥大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现在人们总把胡适当做杜威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实际上，成志会成员陶行知、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黄炎培对此事也功不可没。 [8]

另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是 1924 年发生的 “ 轮回教育 ” 事件。 11 月，大三学生宁恩承以笔名 “ 笑萍 ” 在学生会刊物《南大周刊》发表文章《轮回教育》：

“ 大学毕业后，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 EE 、 MA 、 D 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 note book 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 ‘ 草包 ’ 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 notes 一念，不管它是是非非，就 A 、 B 、 C 、 D 的念下去。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学生们因他是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受他唬。至于英文糟的留学生，也勉强说英文，老说那 in the first place ， however ， therefore ，一天到晚老是这一套，真令人作三日呕 …… 一般学生也任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一年、二年，直到四年，毕业了，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 M ，什么 D ，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 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

这篇文章引发多数教师不满，一时间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张伯苓与学生会骨干谈话无果后，宣告离校。而学生会又发表声明称校长离校是出于教师胁迫，这引发张伯苓极大愤怒。 12 月 29 日，张伯苓向董事会请辞。董事会数次开会商讨对策，并派董事与教师、学生联络。 1925 年 1 月，双方达成妥协，学生会同意因 “ 张伯苓辞职并非教师所迫 ” 一事向校长、教师和董事会道歉。

这件事促使张伯苓思考南开大学办学的方法和目的。 1925 年，学校教务会议作出决定，除英语课外，其他课程改用国语授课；教材一律自行编写，不再使用美国原版。

1928 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将 “ 土货化 ” 定为南开大学发展的根本方针：

“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 ‘ 知中国 ’ 、 ‘ 服务中国 ’ 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

1929 年 9 月，张伯苓结束了历史九个月、横跨美欧日数国的考察回国。 10 月 17 日，他在南开学校 25 周年校庆的典礼上讲到：

“ 我们学校能从他（严修）的家里建起，就是能务实。世界所以能进步，亦是因为能务实。所谓科学方法者，亦就是能务实，不尚空谈的。 ”

这一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宁恩承后来也将张伯苓视为人生导师。 1930 年，张学良任命年仅 25 岁的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校长由张学良本人兼任，校务实际由秘书长管理），宁恩承担心自己资历太浅能力不够，不愿就职。张伯苓的教导可谓情真意切：

“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爱惜羽毛的时候，而是张汉卿有了困难，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士为知己者死，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人家既然有了困难，咱应硬着头皮为人解决，不可顾虑自己。而且办事的成功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们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们用心良善，努力做去，不会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了错误，人家会原谅咱的。 ”

张伯苓还把擅于处理行政事务的助手孟琴襄借给宁恩承半年，待东大校务步入正轨，孟才回到南开。

扬名

一所大学的名声，一是靠教学，一是靠科研。

1929 年，吴大猷以理科第一的成绩毕业。他的弟弟吴大任这一年升入大四，有一个 “ 形影不离 ” 的好基友陈省身。他的另一个弟弟吴大业与吴大任同级，念商科。这就是 “ 吴氏三杰 ” 。

理学院还有几个大一学妹，其中之一是北大国学馆馆长叶恭绰的妹妹叶恭绍，还有两位是一对同学六年的闺蜜，阮冠世和陈受（该字本为 “ 受鸟 ” ，后文不再注释）。这几位理学院的学生之间十分熟识，但他们可能并不认识文学院一个叫万家宝的大一学弟。

吴大猷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来赴美留学，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西南联大任教，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等学生。他 1948 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3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吴大任与陈省身毕业后都到了清华大学读硕士，之后同在汉堡大学读博士。 1937 年两人回国后分别，陈省身在西南联大执教，吴大任则执教过武大、川大。抗战结束后，吴大任回到南开，而陈省身则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并于 1949 年赴美。两位老友一别二十余年，直至七十年代才得以重聚。 1984 年，在副校长吴大任的邀请下，陈省身回到南开担任数学研究所所长，两人的晚年事业重汇于此。

吴大业毕业后到南开经济研究所担任何廉助手，后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仍回到南开执教直到 1945 年。随后他长期在联合国从事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 1967 年曾担任新加坡政府经济顾问。

前排：左二吴大猷，右二陈受；后排：左一陈省身，左二叶恭绍，左三阮冠世。该照片为吴大任拍摄。

叶恭绍后来去了协和学医，成为一个少儿卫生领域的专家。而阮冠世和陈受这对闺蜜则分别嫁给了吴大猷和吴大任，成了真正的一家人。陈受与吴大任一道研究数学，自 1946 年起便一直任教于南开大学数学系。

学弟万家宝 1923 年进入南开中学， 25 年加入南开新剧团，深受指导老师张彭春喜爱。 1930 年，万家宝转学到了清华。大四时，他以曹禺为笔名发表了《雷雨》，流传下 “ 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 ” 的名句。

包括吴氏兄弟和陈省身这些耀眼的明星毕业生在内，南开大学早期四成左右的毕业生都到了大学、中学从事教育工作。

宁恩承的同班同学曲发树就是一个投身教育的普通毕业生。他毕业后先在上海的洋行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在 1929 年，他回到家乡烟台市牟平县大窑乡蛤堆后村，建起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校育德女校，开风气之先，蛤堆后村的女孩子入学率达 90% 。随后他又建立起村义务小学。抗战期间，学校教师大多离散，曲发树仍坚持办学，他召集本村在外地上学的年轻人，动员他们义务教书，为抗战和当地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

除了教育工作者，还有近四成的学生则投身金融业、商业、实业，如 1929 年毕业的商科学生宋作楠。 30 年代他在哈佛念博士，由于抗战爆发，他没有等毕业就赶回国内投身公职。到台湾后，他长期担任东吴大学会计系主任。 1960 年，他在台湾创办勤业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会所之一，也是德勤在台湾的会员所。

还有一些学生则到党政、文化等机关工作。比如 1927 年毕业的唐际清，毕业后即投身报业，后来担任过中央社副社长。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南开大学毕业生都怀有服务国家的精神。抗战结束后，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告诉张伯苓：

“ 平津两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 ”

南开大学为了教育救国而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基本完成。

科研工作则以何廉、方显廷主持的经济学科最有影响。 1927 年，何廉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 1931 年，该会和文学院经济系合并成立经济学院，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经济学院。经济学院由南开校董、前总理颜惠庆担任董事会会长，何廉担任院长。

何廉和方显廷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有物价调查统计、中国工业和农村财政经济问题三个方面。

在编制各类指数期间，何廉、方显廷等人收集整理了海关保存的全部资料，跟踪调查了数百个工人家庭，调查了几乎全部主要工业部门的工厂，并深入华北多个县调查农村财政、金融状况。这样的调查规模在全国高校绝无仅有。

1929 年，何廉、方显廷首次出版著作《华北批发物价指数》、《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其后十年间，经济学科几位教师出版中英文著作各数十种。其编辑的《南开统计周报》和在《大公报》发表的 “ 统计周刊 ” 也成为当时时效性最强的经济数据库，堪称民国万得。

1919 到 1929 年，南开大学教职员由 14 人增加到 86 人，学生从 96 人增加到 434 人，其中女生从 0 人增加到 52 人。初步建起了八里台新校区，建成了两栋教学楼、一座图书馆、多座宿舍楼和一片教授住宅区。积累了十余万册中外文图书，各种实验设备不计其数。南开大学的第一个十年就这样筚路蓝缕地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