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PING：那时那地的衣食住行
那时那地的衣食住行
－－作者：
XUPING
1971 年，根据“国家的工作分配”，我在上海“代训”期满，去湖南省某市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该市位于湖南省中部略偏西，文化、经济在湖南省属于比较差的。
现在回想起在那时那地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奇事、趣事以及哀事，觉得如果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也是很有意义的。
怎么写呢？为了方便起见，就按照衣食住行的顺序来叙述吧。
一 . “衣”
“衣”，按照广义的解释，是指穿着。
我们 1971 年刚到某市的时候，那里的人普遍都身穿黑衣，脚着乌龟壳。
什么是“乌龟壳”？那是以汽车外胎为材料，按照草鞋的形状做的鞋。
那时候某市的街上，到处踏着“乌龟壳”。
这说的是外表。那么，他们里面都穿些什么呢？
恐怕男性不大会关心他人内衣穿什么，而女性则有些不同。
据我老婆说 ( 她也是 1971 年到邵阳的 ) ：那时候，同宿舍的当地人，看到她们这些从上海、北京来的人里面穿的羊毛衫，觉得很稀奇。而她们呢，基本上在冬天穿卫生衫。－－年轻人知道卫生衫是什么吗？简单地说，就是比较厚一点的棉毛衫。
因为上海人的“衣”，当时在某市还起了一桩不大不小的风波呢。
那是在我们刚到某市不久的 1971 年 7 、 8 月间，某市在市体育场召开一次全市大会。－－记不得主题是什么了，反正基本上离不开政治大批判的吧？
7 、 8 月间，那是什么气温？再加上是烈日当空的大晴天，热得够呛。从我们厂走到体育场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 ( 那时候从厂走到市里还没有公交车。这是“行”的问题，后面再谈 ) ，所以，与会的职工都按照在上海时出门的习惯，撑了伞去了。
等到体育场上与会的各单位的职工基本上到齐了，大会的主持者 ( 据说是部队里的人 ) 登台一望：好家伙！大部分与会者都是身着黑色单布衫、脚踩“乌龟壳”，头顶大斗笠。唯独我厂这一块，百把人一式的都是身穿白的确良村衣、手里撑了把黑布轻便伞。
大会的主持者见状，朝着下面大发雷霆：“看看有些人，穿着白的确良村衣、手里撑了把黑布伞，像什么样子？！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派头！”
大会的主持者的阶级观和阶级分析法，就是依据他们的穿着来定的：人们只有身着黑布衫、脚踩“乌龟壳”，头顶大斗笠，才能算是无产阶级；否则，就是资产阶级。
还好，大会的主持者没有把这个题目继续扩大，仍然按照原定的主题开会，所以在当时也就没有掀起更大的波澜。
但是，大会的主持者的这番震怒，在我厂引起很大的反响。广大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职工们，不能接受大会的主持者的这种阶级观和阶级分析法，他们对这种说法极其反感。
于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某市的人们，－－无论是身着黑布衫、脚踩“乌龟壳”，头顶大斗笠的“老伙 ( 某市的一种互相之间很亲热的称呼，相当于‘老伙计’ ) ”，还是那个确定穿着的阶级标准的大会的主持者，都看到了：无论天热还是凉快，无论天晴还是下雨，我厂的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职工同志们，哪怕原来并不这么做的人，现在只要上街，就必定身穿白的确良村衣、手撑黑布轻便伞！
……
可是，没过几年，黑布衫和“乌龟壳”逐渐地越来越少，再后来就基本消失了。甚至就连被那个大会主持者视作资产阶级象征的白的确良村衣和黑布轻便伞，也已经进入了被淘汰的行列了。
就是还不清楚：那位大会的主持者，他是用了多少时间才告别黑布衫和“乌龟壳”的？总不见得，他还在坚持黑布衫和“乌龟壳”的“无产阶级”的穿着吧？
二 . “食”
所谓“食”，很简单，就是吃，进口的是也。再广义一点，那就是：再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
“食”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吃饭。而在我们南方，同时包括上海和某市，所谓“吃饭”，基本上就是指“吃米饭”。
说到米，那时候去某市的人，恐怕都赞美过某市的米，要比上海好。
在上海，一般居民每个月基本上只能吃到秈米 ( 上海人叫“ yang xi 米” ) ，只配给少量的大米－－上海人叫法，就是稉米。
上海一般居民吃的这秈米，不但又粗、糙又硬，而且是在米仓里存放很久的，吃了就觉得很不新鲜。
而在某市吃到的米，吃口明显要比秈米好，而且肯定新鲜。当然，比起在上海吃到的稉米，还稍差一点。
这样的差异存在的原因，我估计：是因为在当时粮食计划供应的状况下，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储备的粮食的数量必然很大。而且，粮食使用的周转期也比较长的。所以，国家粮库里的米，也就必须存放至其还能算保质的最大期限，才周转出来销售，一般居民也就一直在吃还能算保质的最大期限的米。
而在小地方，特别是与农村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储存的周期就用不着这么长了。另外，调用农村的粮食也比大城市要方便。所以，在那里可以吃得上更加新鲜一点的米。
在某市，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后，还是在计划经济管制严密的毛时代，都有一些农民把大米与市民来进行交换。
起初，是因为他们的粮食不够吃，所以他们把新收上来的、吃口很好的、但是涨性不足的大米挑来，换我们从粮店买来的吃口较差一点的、但是涨性较好的大米。说实话，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在副食品供应好一点的状况下，国家的粮食定量还是够吃的。因此，在能吃饱的情况下，就想换吃口好一点的大米了。
那时候，粮食不够吃的农民，还用布票来和城市居民换粮票。原因是：他们连填饱肚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哪顾得上添置什么衣服？而且据说：商店里用布票买的布，农民嫌贵，他们甚至还自己织布。
在后来，粮食不够吃的状况有所缓解了，而且农民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多起来了，所以全国粮票变得特别吃香。于是，他们用大米甚至鸡、蛋或食用油等等，来跟我们换全国粮票。有一段时间，全国粮票吃香到给一斤票就能换一斤米，连钱都不用付！－－当然，这类交换活动一直是属于“非法”的，偷偷进行的。
“食”，对于市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吃菜。
恐怕大家都知道：上海人和湖南人在吃的方面的共同点是：都爱吃米饭。而最大的不同点是：湖南人“怕不辣”，而上海人的大多数都怕辣。又因为我们这个厂在刚建厂时有 90% 以上是上海人，所以食堂里烧的菜多数是不辣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一段时间呆下来，很多上海人都逐渐适应甚至也爱上吃辣了。最夸张的是：我们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当然不吃、也肯定不会吃辣。可是在她十岁左右时，早餐吃不辣的馒头只能吃半个。而加了一点辣，竟然很快吃掉了一个馒头。
回到吃“菜”的话题上。
这“菜”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肉食。
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肉食，是排骨。排骨无论是红烧还是煮汤吃，味道和营养俱佳。
我们刚到某市时，发现那里的排骨 ( 当然，他们的切割方法与上海不同 ) ，是没有什么人要买的。价钱便宜，而且还不要凭票。
这真令我们喜出望外。于是，某市肉食店的排骨，几乎都被上海人抢购了去。
一开始，某市人对此很看不懂：出了钱，去吃骨头，傻！他们觉得很是笑话。
可是，不久，他们也尝试学上海人吃骨头了。－－先进的事物自然会发扬光大开的，吃着吃着，这排骨在邵阳也不那么好买了。
还有，我们刚到某市就发现：那里的河里的螺丝长得很好。但是，没有人卖出，也没有人吃。而上海人是很喜欢吃的。特别是喝酒的人，嘬嘬螺丝下酒，是很有味道的。
于是，一些上海人就自己下河摸螺丝。
某市人看到此景，又觉得很新鲜：这东西也好吃的？！
既然你们爱吃，做生意的人也就去摸了，卖了。不过，一开始他们也是瞎搞的：竟把螺丝外面的壳去掉，专门掏出里面的肉卖。
这样的螺丝肉放在摊子上，是没有一个上海人会来买的。当然，渐渐那些做生意的人也学乖了，知道要带壳才能卖出。
与“食”有关的，还有一个“烧”的问题。而“烧”的里面，很重要有一个燃料问题，即“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的“柴”。
说“柴”，你恐怕还会不信：那些刚刚住进楼房的当地人 ( 当时厂还在进行基建，所以有些住房给建筑公司的当地工人住着 ) ，还在厨房里烧柴呢，弄得烟雾缭绕的。其实，当地已经有煤饼供应了。可是那些个人收入低，尽量想省点钱。就像到现在，有的人还不肯用液化气，而仍在用煤饼，一个道理。
煤饼，是当时我们居民最主要的燃料。煤饼甚至还成为职工们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什么这次买的煤饼运气很好，很好烧啊；或者不好烧啊，等等。买到了不好烧的煤饼，那就是在生活中碰到了一大麻烦。因为我们那里有了家庭的职工，午饭基本上都是在中午放工时赶回去做的。要是煤饼不发火，那心里就要发火了。接着，就得设法采取其他措施来挽救这顿午饭了。
买了不好烧的煤饼，使人十分尴尬：去换吧 ( 卖煤饼的煤厂，当时也是厂里的一个部门。你去换，一般是都给换的 ) ，一方面又要再兴师动众一次，搬上搬下；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再换来的就一定好烧。所以，一般买了不好烧的煤饼，大多数都只能自认倒霉，赶紧用完得了，指望下次买到的，能好烧一点。
当然，还是有那么几位十分较真的人也真会去换的。但是，这样的人为数极少。
也正因为这样，就连在煤厂工作的人也吃香了：大家都想在他那里打听到最近的煤饼好烧不好烧的消息。－－物质供应紧缺的状态下，就这么变态。
三 . “住”
“住”的含义很简单，就是居住，房子。
说到住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许不会相信：不说很多、却也有不少上海人，因为居住得太艰难而响应了去某市“支内”的“号召”。这方面的情况，我听到过无数次。有一位女职工就经常告诉他人：她因为在上海与婆家不和，甚至矛盾激烈，所以在“支内”的“号召”一发出，她就主动积极报名参加。她甚至说：当时只想离他们越远越好。
当时上海普通居民的居住情况，众所周知。而因此要不惜到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经济、文化等等水平都大大低于上海的外地去， 难受到何种程度了，可想而知。而所谓婆媳矛盾激烈，大多数都是因为居住在一起、居住状态太窘迫而造成的。
在某市新建的厂里，职工住房都是七十年代标准的三层的工房。当时分配的情况，比较上海来说，显然宽舒多了。
某市在住房的建设上，如同其它方面一样，也经受过几番折腾。譬如：在 1972 、 1973 年的时候，也不知道上面哪根筋搭住了，下了指令，要求建造造“干打垒”房子。于是，厂里造了一幢“干打垒”。但是，据说后来核算下来，造这“干打垒”的费用，比普通的工房还要大。于是，全厂也就造了这么独零零一幢“干打垒”。后来，还出花样造过什么“圆顶房”、“拐角楼”。可是，也都只造一幢就歇搁了。都是折腾。
也是因为住房的原因，在我身上还发生过一起在厂里引起影响的风波呢。
那是在 1976 年底，我结婚了才半年。按照厂里的规矩，是挨不到正式分房的，所以也按照厂里的通行做法，临时借了厂里一间房间住着。
一天，厂党委书记的老婆突然找到我家来，向我提出一桩让人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风波骤起。
原来，党委书记的老婆嫌自己原来的住房太小，但又不想搬到它处，就向房管部门提出：让她的隔壁人家搬走，把这间增配给她。
大家都知道：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的时候，只要不是追随“四人帮”的，各级党委书记们就不像前两年那样灰溜溜的了，而大唱起“翻身道情”。他们岂止是“神抖抖”，简直是不容触犯。所以，我厂党委书记的老婆这个小小的要求，房管部门岂有不从之理 ?
马上，房管部门把她的隔壁的这家人家调配到了我临时居住的房间的隔壁。而那里，现在住着的也是一对刚刚结婚的临时住户。
党委书记的老婆急于要得到隔壁的房间。于是，就要求那对新婚夫妇尽快搬走，腾出房间。那对新婚夫妇不敢怠慢党委书记的老婆，但是提出一点问题，说他们的一块床棚一时没处放。
老太婆一下子就打起了我的住房的主意，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临时住户。她想出了把床棚暂时先放到我居住的房间的歪主意。于是，就来找我了。
当然，一开始，她的语气还算客气 ( 不客气的话，那就更没那么多废话了 ) 。说实在，在我那临时住房里，曾经给不少同事寄放过自行车之类东西的，这对于我而言，很无所谓。但是，老太婆这么一说，我想到的是：正因为你地位显赫，所以这件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你。－－其实老太婆不知道是太蠢了，还是过于相信自己地位的威力无比 ? 她本来就不应该亲自来找与她素不相识的我。假如就由隔壁的夫妇来说，这事倒不难办了。
她客气地提出这个要求，我也客气地回绝了她。我找的理由是：这里有老鼠经常出没，怕把床棚咬坏。
大概纠缠了十来分钟左右，老太婆看看显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于是就沉不住气了。她转身出去摔下了一句：“这房子又不是你的！”
她扔掉了客气的假面具，我也就不客气了，回了她一句：“你这是什么话？现在我住在这里，就是我做主！说不让你放，就不让你放！”
她竟然还霸气冲天：“你等着，我叫你住不了！”
这话，惹得我也火大了：“好，我等着，看你把我怎么样！”
果然，她还真的去找了房管人员。－－这个蠢婆娘，难道真想叫房管部门赶我走 ?
没多久，房管人员也真的到我家。－－当然，我跟他还是有点熟悉的，所以请他入坐。否则，我连门也不会让他进。他当然不会真的来赶我，只是来了解了解怎么回事。敷衍了几句，也就走了。
后来在我上班时，就先找了自己部门的支部书记，把情况告诉她。书记安慰了我几句，说不用理她。过后，书记又来告诉我：说那老太婆也来找过他，他要老太婆多作自我批评。
而这起风波，在厂里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一方面为老太婆如此仗势欺人而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也为我这个平时不得罪什么人的人竟然敢触犯这个老太婆而感到吃惊。
老太婆不自量力自以为是，而如此丑态显露，在厂里引得一时非议，大丢了一把脸。
“住”在某市，虽然明显要比上海宽舒，但是权力的威力，照样显示得无与伦比。
四 . “行”
“行”，说的是交通问题。刚到某市时，那里正可以用得上“交通基本靠走”这一句话来形容。
离开我们厂最近的公共汽车站，是在一般人步行需要走二十分钟路的南门口。而从那里乘一路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则有约半个多小时路程。
所以，如果要赶火车，空手还好说；而假如提了大包小包，靠公共交通，显然很艰难。
这么一来，在当时，厂里的那几辆大卡车就成为全厂职工最关注的对象了。因为假如出行，只有搭乘大卡车，才方便一些。而想要搭乘大卡车，关键是要司机肯帮忙。司机高兴的时候，就让你搭乘一下；而假如他不愿意，你就没着。所以，当时在一般职工的眼里，司机要比书记吃香 ( 在上海话里，司机和书记发音相同 ) 。因为平时倒不一定有求于书记，而有求于司机的事情，那就太多太多了。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讲：那几位司机，简直成了厂里的大明星，粉丝多多。
说起那时候厂里的“行”和司机，就不得不提到发生在 1972 年 9 月 12 日惊心动魄的 “汽车追火车”事件。
1972 年 9 月，一对预备回上海结婚的夫妇与和他们关系很好的一位司机约好： 12 日清晨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
不巧，那天清晨司机来晚了一点。急急忙忙开车到火车站，火车刚刚开走。因为当时从我们某市开出的火车，一天只有早晚两班。所以，脱掉了这班车，肯定会误事。司机也是因为与他们关系好，又不知从哪里长出来的一股勇气，竟然表示：火车刚刚开走，我们汽车开到前面的一站 ( 因为是慢车，所以到前一站的距离确实很短 ) ，能够追上火车！
不料，赶了一站路，还是没有赶上。勇气十足的司机，竟然还要追一站！而这一追，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发生了：半路翻车！
所幸，只是几个人轻伤，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次事故，后来厂里是怎么处理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厂里广泛流传着一句调侃话： 1971 年有 9.13 摔机事件； 1972 年我厂有 9.12 翻车事件。
结语：
那时那地衣食住行方面的这些奇事、趣事以及哀事，反映了由于当时中国过于闭塞、不开发、不开放，而造成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愚昧、落后的状态。这才是当时真实的中国。 ( 当然，这在当时中国还不算是最落后 ) 。
所幸，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这些愚昧、落后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正在逐步地在得到改变。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