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peater：母亲之死
母亲之死
----作者： panpeater
妈妈离世已经五十二年五个月又五天了。
我的母亲是饿死的。死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农历辛丑年腊月十六日。还差十四天过年。妈妈去世的时候，才四十八岁。我十一岁，漫萍姐十三岁。
那是一个因饥饿而逾显阴冷的冬日早晨。通常，我醒过来时，妈妈早已忙于家务，或担水，或生火。但今天为什么妈妈还未起身呢？当我和姐姐去摇妈妈时，才发现，妈妈眼眶里满噙着泪水，直勾勾地注视着我们，左手食指指着嘴巴，已经无法说话了。我和姐姐哭着、喊着“妈妈，妈妈”。但妈妈什么也不能回答我们了。
被我们哭声惊动的邻居帮忙把本家九婆婆叫来了。她让我去公社医院请医生快来救人，顺便去距家三里外的浦口完小去请在那当老师的著平堂舅过来，主持抢救诸事。
我一路哭着跑到公社医院。只有一位女医生正在与人聊天。我哀求她去救救我的妈妈。但她不为所动：“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去救？你们自己把病人送到医院来。”我跪在她面前，不停地叩头，求她可怜可怜我年幼无力送母就医。她竟然转身离去，不知去向。我遍寻不得，只好先去学校向著平堂舅报信。所幸正值周日。著平舅听到我的哭声就知不好，急忙同我匆匆赶回。回来时，只见妈妈已经闭上眼睛，喉咙里呼吸声短促而衰微。九婆婆向著平堂舅介绍了她抢救的过程。她说，泡了人参水，灌了两口就再也灌不进去了，也没有见到效果。给她喂粥，也不见下咽，恐怕是不行了。
他们否定了我提出的找人帮忙把妈妈抬到公社医院去得建议。与其说那是个医院，实际上连个卫生站都算不上。因饥饿而死的人比比皆是，医院根本就无能为力。是啊，人祸横行，医院何为？
著平堂舅又带着我到邮局给远在东北的大舅，在兰州的嫂嫂，在广州的大姐和芳姐分别发出电报，报出丧信。大约午后两三点返回。当妈妈听到我告诉九婆婆给芳姐的的电报已经发出后，才咽下了她最后一口气。妈妈她走了。她撇下我和姐姐走了。我亲眼看着妈妈，一口气一口气地艰难地挨过她最后的时刻。看着她满眼的泪水；看着她饿得皮包骨头的廋削脸颊；看着她浮肿着的手；看着她花白凌乱的头发。
在著平舅的主持下，买了一口丧缸。妈妈的遗体以坐的姿势被装入缸中。请四个壮年乡邻。把丧缸装入一张翻转的八仙桌，抬到弄子口葬埋。
从十一月底回到老家，到母亲饿毙床头，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本来，根据当时的政策，为鼓励城镇居民回乡以减轻城镇缺粮的压力，回乡之后的半年之内，由国家供应半年的粮食以为过度。谁料我们返乡之后，大队长竟不给落户口粮食关系。借口很革命：你们是地主，这粮食关系手续要严格审查。妈妈哀求，反复陈述。大队长又叫我们去兰州开证明。等嫂嫂从兰州把证明寄来，他们又借口太忙，让我们回家等。当时，全国饥馑，饿殍盈野，可怜寡母孤儿，寒冬腊月，求借无门，何以延命？无奈之下，妈妈带我们姐弟，去相距四十里外的江西萍乡的二姨家借食。
江西省因属于革命老区，在江南诸省中，经济较为低下。自49年毛执权柄之后，一直受到照顾，中央课税较低。所以，大跃进的为害在江西较轻。二姨家所在半山区，杂以番薯等，民众挨饿的程度较之湖南大为轻缓。但三口人就食半月，可想二姨家又承担怎样的压力？为此，妈妈天天带我出去讨饭。但所获有限。因处于与湖南交界之地，湖南前来讨饭的人络绎不绝。又有几家耐得性子去可怜讨要之人啊。何况，江西也不富足。
半月过后，妈妈只能又带着我们姐弟回到醴陵的“家”。
1958年夏，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大哥和嫂嫂因支援西北建设，由锦州石油十厂调动至兰州炼油厂工作。新调动职工，允许家属随迁。在大哥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奶奶，漫萍姐和我一起于是年十月迁到兰州。离乡之时，祖屋就交由一家因大跃进修水利住屋被拆而无处栖身的林姓乡邻居住，几件家具也以“寄存”名义分送乡邻和本性宗亲。妈妈带我们返乡之后，林姓乡邻腾出了柴草间。要回的几件家具使这个家勉可栖身。但缺少最重要的东西——粮食。其时，虽然大食堂以汤当饭的时段已经过去，但饥饿仍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每一个乡民。在我们回乡的四个月之前，本家排行老三的德嘉叔父因饥饿而亡。据说临死之时，他饥饿难耐，等不及煮熟，抓把丝瓜塞进嘴里。可惜，丝瓜能够提供的能量实在太少。他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了，人高马大的汉子瘫倒在地，活生生地饿死了。
粮户关系落不上，我们吃什么？公社给生产队分配了一批糠饼以供断粮户救急。生产队长毕竟是本村近邻，不像大队长蛮不讲理，把我们也列入断粮户。得以分到糠饼。糠饼是何物？据说是将细米糠掺入少量米粉，经压制成饼状。这也是大跃进之后中国的一项发明和创新产品。妈妈把糠饼在石磨上磨碎，加水和匀，做成汤圆煮食。总算有些食物延命。怎知这糠饼，吃进去容易，排泄就难了。可怜我的姐姐，罹患肝炎，糊口之食尚无，何来营养？很快就恶化转为黄疸型肝炎。吃了糠饼汤圆，根本无法解出大便。妈妈只好找来篾片，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帮她抠出来。
妈妈屡次去大队长家询问粮户关系之事，总是无功而返。妈妈想，也许小孩子去要，应该更获同情吧。所以，妈妈就让我和姐姐去大队长家催问。有几次，正赶上大队长家吃饭。只见他们家吃的是喷香的白米钵饭。毫无缺粮之象。大队长对小孩子一样无情。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回家去等。没吃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大队长冷漠地回应着我们的低声下气的乞求。
饥饿，延绵无尽的饥饿。有一天晚餐没饭可吃。我饿得直哭，妈妈和姐姐也哭。妈妈最后掏出两角钱，从一位本家叔叔家里连买带讨地拿回几个萝卜。我们就生吃萝卜当了晚餐。哪知到了晚上睡觉时，空腹吃萝卜使得肚子里像剜心似得难受。连觉也睡不着。娘三个就依偎在床上，哭哭停停，停停哭哭地熬了一个晚上。
妈妈身上还留着有三十块钱和十几斤粮票。但妈妈一直不敢动用。因为很快就要过年了。妈妈想留到过年时再用。就这样，我们用番薯藤，用青菜充饥。苦熬着，等待着。即使有点吃的，妈妈也总是先让我吃。我哪里会想到，妈妈是把她自己的那口饭省给了我啊。
妈妈用自己的生命救了我和姐姐。就在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次日，生产队长从大队部把办好的粮户关系落户手续送上门了。
我当时小，不知道去质问大队长：你们如此草菅人命，还有基本的人性吗？或者，我足够大，但是恐怕也没有胆量去向大队长讨要说法。因为他既可以“地主分子要严格审查”和“忙”为借口置我母子三人于死地而不受任何惩罚，那么，他也完全可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将我置于死地而毫无顾忌。我们是贱民，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如此践踏吗？
妈妈死了。妈妈就这样地饿死了。距今五十二年五个月又五天。
2014.06.26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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