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peater：长兄如父
长兄如父
----作者： panpeater
同父异母的长兄长我整整二十岁。他生于1930年。1949年高中毕业于长沙一中。是后来成为总理的朱镕基先生的高中学弟。高中毕业后，因时局纷乱，家道中落，报考大学未录而回家乡醴陵避乱。幸醴陵同乡陈明仁将军，程潜将军等公高义，接受中共方面和平条件。湖南得免兵祸。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因恢复经济急需，在湖南招聘人才。大舅父首先被聘吉林。逾年，举荐兄长就聘于抚顺石油三厂。后又调入锦州石油六厂。司电气技术之职。
1957春，父亲久病不治辞世。兄长因出差在京，待其辗转得信之后匆匆返家之时，父亲已经落葬。新坟之前，哀戚恸哭，以致昏厥。我随兄长一同坟前拜祭，见兄长哀痛至此，不觉也是悲从衷来，恸哭嚎啕。这是我人生之中首次体会哀伤之意。父亲一直记挂兄长婚事。奈天不假年，未能见到兄嫂完婚，抱憾而逝。年中，兄长与家嫂完婚。逾年五月，喜得贵子。是年，苏联援华之156个项目建设进入高潮。兰州炼油厂开始试生产准备。急需大量运行管理人才。兄长夫妇被调入兰炼工作。赴任途中，兄嫂携子曾绕路回家探亲。婆婆（奶奶）见到了她的重孙而兴高采烈，全家都喜气洋洋。其时，我刚上二年级。正在学习用汉字偏旁标识的汉语拼音。第一次听到嫂嫂的北方话，竟融会旁通地可以和嫂嫂对话。可以说，嫂嫂是我的首任普通话老师。
据家谱记载：我的五世祖克和公（1841.1－1926.10）自醴陵东乡王家坊迁居至浦口三铺。建潘家大屋。我家为长门。祖父为先字辈之长，父亲为德字辈之长，兄长即为用字辈之长。
家乡属江南丘林地貌。湘江支流渌江蜿蜒西去，经株洲渌口入湘江，舟楫便利。两岸阡陌纵横，良田连片，堪称鱼米之乡。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民风淳朴。传统的手工业花样繁多，形成地域规模的有陶瓷业和鞭炮业。鞭炮生产是家家皆有的手工副业。孩童自五六岁时就要参与诸如“背筒子”的手工劳动，就是为每一个鞭炮纸筒都黏上红绿彩纸的外衣。几乎每个晚上都要背到瞌睡至极时才能收工睡觉。稍有偷懒，父母哥姐就会以过年没有压岁钱加以威胁鞭策。哥哥姐姐又何尝不想偷懒，但他们受到的告诫是：将没有上学报名的学费。天天怀着偷懒的心，天天熬夜背筒子。
我的祖父先恢，颇有经营头脑。他组织鞭炮的销售。先从邻里乡民家中赊购成品鞭炮，之后组织运输到株洲、长沙、武汉、广州等地销售，回程时，除带回各种鞭炮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外，也针对乡下需求，采购各种工业品，带回来销售。对于赊购货款，或以提供鞭炮材料冲抵；或可选购其他商品冲抵；也有乡邻将款项寄存我家，则按照乡间约定利率予以计息。历经数年，小有资本，又将销售管道延伸到香港，使得销量大增。据母亲告知，有一年从香港回程，祖父实在想不好带什么货物才好，即兴决定购回一批明瓦。江南雨多，屋顶坡度要大，利于排水。就形成“脊高檐低”，影响室内采光。所以，屋顶铺瓦时，间隔一定距离，就要铺几块玻璃明瓦，以利采光。这种商品，通常都是盖新屋的人家才会买。平时无人看顾。据说当祖父归家之后，竟是一片质疑之声。家乡尽管雨多，但少有极端天气。如冰雹更是百年难遇。恰是当年，忽一日天公发怒，乌云密布，白昼如夜。电闪雷鸣之际，大如卵石的冰雹倾泻而下。一时家家瓦破，户户见天。本以为成为积压物资的明瓦竟在半天之内被乡邻抢购一空。祖父竟因此而大赚一笔。资本厚积之后，祖父就以香港生意为主，一时风生水起，名动一方。由于信誉良好，高峰时在香港同业之中成名重之人。祖父签发的银票被视为通票。父亲德忠自塾师结业之后即随祖父专业经商。常年往来于香港、广州、汉口与株洲、醴陵之间。在乡间堪称见多识广。算盘功夫名传业界。更兼一手楷书好字，每逢年节或红白之事，前来求写喜联喜报者众多。父亲平易待人，有求必应。所以广有人缘。其处事思路清晰，体察细致，有规有矩。故乡邻每有争议之事，亦多来求解。父亲能主持公道，纷争多得排解。旧时民间矛盾，多以乡规乡约为据，经乡间有些名望之人出面调解而化为无形。形成乡村自治格局。很少有惊动官府讼争出现。自土改以后，这种源自民间的原生态社会结构逐步瓦解，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彻底颠覆了存在两千年的乡村格局，自此民风大变。现时之城镇化，使原始村落大量消失。邻里守望相助、自得其乐的淳朴民风则踪迹难寻了。
1944年，日寇为打通华南线。发动了长沙衡阳战役。大肆轰炸，衡广铁路中断。当时，父亲正押运一车皮鞭炮在株洲，计划发往香港。由于路断，只得停在株洲站场等待。日军轰炸日紧，手下一再提醒父亲危险，应尽快转移货物。但父亲一者并无良策，四处战火，何处安全？二来尚存侥幸之心，竟未转移货物。每天躲在牌桌上，不问余事。兵燹战祸，岂可偷安？忽一日，日寇一颗炸弹击中车厢，一车鞭炮，全部资产，片刻化为灰烬。
遭此横祸，令祖父受致命打击，不日即撒手人寰。自此，家道中落。父亲秉祖母之命，倾尽家财，偿还乡邻客户货款。一时家徒四壁，仅留的10亩口粮田，被祖母、母亲牢牢守住。即如此，仍欠有相当债务。没有资本，父亲转而只能做些小生意。战乱频仍，乡间经济凋敝，小生意艰难维持，常常是入不敷出。全家陷入困境，家庭重担压在父亲肩上。父亲自幼羸弱，虽精于读书，长于经商算账，却不谙农事。手无缚鸡之力，身无荷重之肩。作为独子，无可推诿。但父亲不躲避，有担当。他雇工经管农田，而他自己东跑西颠，不辞辛苦，苦寻商机。企图东山再起。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家计。
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知道知识对于人生的重要。所以，家庭经济再困难，他也绝不反对儿女的就学读书。农村普遍认为供女孩读书是赔本生意。所以在那个年代全力支持女儿出门读书，上高中，上大学的家庭寥若晨星。所幸我们的父亲全力支持儿女读书。大姐参军转业后完成了大专教育，从事机械设计工作。二姐上大学时，父亲已经辞世。但正是父亲把她送到醴陵四中读书。兄长读到高中毕业，因时局变乱中断了大学之路。但他不忘父亲教诲，参加工作以后，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函授课程。也成为一个具有专长的电气技术员。父亲辞世之时，我还未上小学。父亲卧床养病三数年，就在床前教我写字，打算盘。我上学时，已经可以用算盘打“六六六”（即从1连加到36，结果是666），也会写很多字了。长大后想尽办法上了大学，应该就是父亲在我幼时灌输的概念。
父亲死后，兄长就成为全家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土改时，醴陵浦口三铺潘姓家族，通通被定为地主成分。尽管已经家徒四壁，外面还欠有债务，但我家还是未能幸免。婆婆常常自责，如果当初不阻止父亲卖田还债，也许就不会定为地主。舍不得卖屋卖田还债，以为田是立家之本。而今土改，田被分了，屋属他人，只有欠债依旧。尽管曾向土改工作组申述，可否先还清债务，余下田产再行充公。工作组的回答很是干脆：债务是你家自己欠的，田产住屋已成公物。不许以产抵债，自己慢慢还去。直至1957年父亲病故之后，主要靠兄长节衣缩食寄回钱款，才算把十几年前的积债还清。1954年大姐转业回家探亲时作为礼物给我的一个军用水壶都被债主硬是要走抵债，以致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兄长调往兰州时，获许由其供养的直系亲属随迁。1958年9月，婆婆，妈妈。仲山哥，漫萍姐和我，经株洲、郑州、西安抵达兰州。一家人团聚一处，加上嫂嫂和小侄子，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钢铁元帅升帐的宣传画把楼房山墙涂得满满，画中1070吨的巨大数字血红血红。小学生也要为大炼钢铁出力。每天上学，我们都要交给老师至少一件铁物（后来只要金属就行）。每天的家庭作业就是找铁块。可怜家里哪来那么多的铁器啊。有时找不到，就跟妈妈闹。哪知妈妈也在发愁。因为居委会要求每家每天也要交一个铁块。一天，实在无铁可交，只好把一件暂时不用的铝锅铲敲成三截。我一截，姐一截，妈妈一截，各自交差。
在大办食堂的统一要求下，作为小学生的我们都要到学校的食堂就餐。刚从南方来，除了米饭，对面条，馒头，特别是包谷面糊糊都吃不习惯。白水煮的卷心菜实在难以下咽。1959年夏，我因苦夏，不思饮食，想退食堂回家和妈妈一起吃饭。但街道公社竟然不许。理由是要我“从小就要接受集体主义教育”。
工厂进入正式投产前的最紧张时刻。大跃进对于兄嫂来说，就是没完没了地加班。他们天天要到半夜才能回家。妈妈把自己的那份口粮节省一些，晚上等哥哥嫂嫂回家给他们煨点汤水，补其饥肠。“庐山会议”过后，又展开“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兰州属于原一野解放的城市，掌权人物皆出自一野。彭德怀庐山折戟，导致“西北帮”一批官员陆续落马。使本已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不堪。
兰州炼油厂是苏联援华156个项目之一，是中国炼油工业的基础企业。自1952年开工以来，历尽7年的建设，至1959年开始试生产。可以炼制普通的民用油品。但几个高端的装置，如提炼航空汽油的加氢裂化装置（其时称30单元）等尚未完工。大跃进虚火炽旺，经济已经崩盘。自1959年以后，中方的配套资金陆续断供，在建项目走走停停，最后只能停工。当时苏联专家还在，但因建设中止，专家们无所事事，只得陆续撤回。以后官方宣称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之说，实是诿过之词。明明自己无力再建，无奈下马，却污损友邻。真令礼仪之邦蒙羞。
就在那虚虚妄妄的日子里，一场灾祸在悄悄走来。1960年中的一天，又是例行的挑灯夜战。作为值班长，兄长照例在中央变电室值班。按照操作规程，值班必须由两人组合。防止意外。当天，另一位值班者母亲因饥饿难耐由山东前来投奔，他去接站而请假。当时大家都疲惫已极，又无机动人员可以替补。兄长知道一人值班违反规程，但又无人可顶岗。只得一人值守。凌晨3点，通常此时已经结束夜战下班，兄长仔细听四处一片静谧。未核实各装置确已停车，就贸然切断电源。瞬时，听到电器警报声之后，一条线路起火燃烧。这是一起典型的“负荷拉刀闸”事故，直接损失1200多元。幸好是试生产，装置投料没有达到标准额度，否则，后果就要严重得多。同时，由于继电保护设施失灵，所以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导致事故形成。
兄长理所当然要为此承担责任。但他以继电保护设施失灵而导致事故扩散为由进行辩解时，却引起了总动力师等上层领导的排斥。因为兄长曾为继电保护设施失灵几次提出书面报告，要求进行更新维护。但总动力师由于事务太多，加上大跃进日日加班，正常生产的问题都解决不完，何来精力顾及继电保护设施的维修更新？故此延宕下来。如今要追究事故责任，避之犹恐不及，岂可承认延宕之责？一时间无法明确责任划分。就将兄长予以撤职处分，下岗到厂办农场去改造思过。
半年过去。全家都盼望着大哥能早日回家。我那时并不知情，以为兄长只不过是去农场一段时间。1960年9月3日，星期六。晚饭后，母亲抱着小侄子带我去“五一“菜市场，过马路时看到一辆中吉普呼啸而过，还吓了我一跳。等到我们回到我家所在的楼门口时，却看到那辆中吉普停在那。进到家，才看到兄长泪流满面地在卷着铺盖卷。两个身着便服的公人凶神恶煞地站在家门口。妈妈早已吓得直不起腰来。兄长扶住妈妈说：“妈，我走以后，你还是带着仲日去东北看外婆去吧。”话未说完，两位公人不顾母亲哀求，拿出麻绳，竟将兄长五花大绑地推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家里像死一般寂静，嫂嫂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在里屋蒙头哭泣，妈妈欲哭无泪，我和姐姐不知所措，两岁多的大侄子也懂事地一声不吭。天黑了，我们连灯都忘了开，任由黑暗吞噬着一切。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家的光明没有了。只会是无尽的黑暗。
事后得知，兰炼对如何处置我的兄长纠结了数月时间。最后，阶级斗争观点占了上风。家庭出身地主，平时恃才傲物，出事当天违反操作规程，私自给同班同事准假，这些疑点汇总的结论就是：这是故意破坏。这其中是否有人落井下石，有意陷害就无从考证。因为只有定性为破坏事故，才能掩饰诸如继电保护失灵等过错后面的领导责任。结果是，兰炼决定给予兄长以开除厂籍处分，并以反革命破坏罪移送兰州市公安局予以羁押。
由于兄长的意外之灾，嫂嫂一人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一家六口的生活开支。在变卖家产，耗尽微薄积蓄勉强支撑一年之后，妈妈不得不带着我和姐姐于1961年11月底回到老家。在那个全民挨饿的冬季，我们回到已经无家的老家，就是找死啊。两个月，大队以户口粮食关系需要审查为由，迟迟不予办理。在那求借无门，讨饭无得的寒冷冬日，妈妈终因饥饿而亡。
妈妈饿死之时，兄长身陷狱中。幸舅父、姨妈援手，11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姐姐才不至于沦落饿死。之后，姐姐去到位于江西萍乡的二姨家，我被舅父接往东北。
在羁押2年半之后，兰州市公安局宣布对兄长故意破坏案侦审结束。结论是：故意破坏证据不足，属于生产责任事故，宣布无罪释放。
但是兰炼并不接受兰州市公安局的结论。作为中央企业，它具有独立的
执法权，并不接受属地管理。在万般无奈之际，也是为了老婆孩子，兄长不得不接受兰炼的条件：不撤销开除厂籍处分，以二级工的资格重新录用进厂工作。同时，他开始了漫漫的申述之路。
下面试图分析一下中国央企管理制度及其与属地关系的沿革。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战争以武力推翻了国民党的民国政府。是边占领地域，边建立政权。所以，建政的基本人员绝大部分是是来源于军队。就是常言所说：“马上治军，马下治民”。他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线性权力传递，在心理上排斥横向的权力掣肘。50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之后又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执政党几乎没有平静下来整理建设思路的机会。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所做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党内的智囊精英试图把共产党的施政权力纳入到理性路线的一次努力。遗憾的是，随后的反右运动，就把一切都搞乱了。所有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排斥在社会思索、社会智慧之外，使政权建设缺乏理性和科学性而完全落入以山头派系为标识的、条块分割的、自上而下权力传递的架构之中。线性传递的基本特征就是级别分明，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也是今日官员们特别在意级别的最原始的原因吧。中央企业，可以不顾及地方的利益，不接受属地管理。这就是兰炼作为企业可以拒绝接受属地兰州市公安局的结论管辖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权力架构之下，兄长的申述就落入怪圈：找公安局，公安局说他们管不了兰炼。找兰炼，兰炼说我们的结论不变。所以，不可能有结果。
1965年春，兄长决定把我从东北接回兰州随其生活读书。尽管那时他只是一个二级工，小侄女出生后就是三个孩子了，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认为，这是他作为兄长的责任。所以，我告别了舅舅、舅妈和表姐弟们，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兰州，回到了哥哥嫂嫂身边。
1966年初，我意外得了一场大病，左踝腓骨骨髓炎。住院月余。幸班主任老师关怀备至，每天派同学到医院把当天的授课内容给我简述一遍，所以，病愈返校之后，课程进度未受影响。在完成初中毕业考试之后，进入升学复习备考。岂料，六月一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像一枚引信，引爆了文革核弹。一切都乱套了。不久，毛伟人就宣布废除高考制度。我们的升学梦被残忍地掐断了。
出身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兄长更加小心翼翼。嫂嫂几乎每天都要叮嘱我和小侄子，不要出去惹祸。学校在乱斗了一通出身不好的老师之后，又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停课闹革命，学生们就再也不上学了。各地陆续开始了打派仗，后来干脆就大打出手。社会一片混乱。毛伟人不断为乱叫好。“乱了敌人，锻炼群众”。渐渐地，青菜越来越难买到，很快，酱油断了供应。老百姓面对每况愈下的日用品供应，敢怒而不敢言。
一日，无所事事，我想到了死去的妈妈，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一时不觉泪下。信手涂鸦，写下一首以“坟”为题的诗：
死去的亲人，埋进了一座一座的坟，
从此，我们就隔绝了音信。
我很想知道，你们在那边生活得怎样？
该没有，饥肠辘辘，世乱纷纷。
坟，是所有人都无法躲过的黄土堆，
无人不留恋柳绿清明。
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死就死吧，
难道活着会比死去安宁？
兄长无意中看到了我的诗。他特意单独和我谈起这首诗，问我为什么如此悲观？我哭了。我说，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无书可读，我又能做什么？大哥叹口气，劝慰我说：“普天之下的学生都是如此，又不是独你一人。不会总乱下去的。不管学校有没有书读，但自己一定要始终读书。”记得父亲也曾叮嘱过：不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不读书。
全国性的混乱没有止歇的迹象。广州开始清理非户籍人员，原在广州大姐处的漫萍姐不得不转投兰州，哥哥嫂嫂的负担更重了。特别是，自从60年检查出肝炎以后，由于营养严重缺乏，又无任何治疗，延宕数年，漫萍姐的肝病已经黄疸硬化，本来广州气候湿润，对她的身体还好些。到兰州后，因气候干燥，漫萍姐时常有咯血现象。医院说，已经无能为力。姐姐和我，悲苦无状，相对而泣。大哥说，不要灰心，漫萍才二十岁，正在长身体，慢慢恢复，还有希望。日子再苦，我们也要一起过下去。听了大哥的话，我们也觉得希望还在。努力活着吧。我们还有大哥和嫂嫂。大哥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
两年的时光就在乱纷纷中匆匆而过。1968年底，伟大领袖终于想起我们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要分配了。
陆续有各种去向消息传来。基本上是三个去向：一、插队，二、兵团，三、留城。我是不敢奢望留城的。因为我是上了黑名单的地主狗崽子。我只希望我能去兵团。因为我身体不好，腿有毛病，又廋又小，身高较之最矮的女生还低一公分，18岁了，只有143.5厘米。去插队怕是连自己的口粮都挣不到。我满心以为，那些主持分配的革委会的工人师傅、老师、同学，只要稍稍有点恻隐之心，就应该知道我的身体条件难以适应插队，他们应该会让我到兵团去。
我的想法错了。那个年代，奢望同情和恻隐之心就跟在沙漠中奢望清泉一样不可得。在正式宣布的名单中，62名插队学生，我名列第二。
更为残忍的是，宣布名单之后，学校革委会派出喜报队，敲锣打鼓，到每一位插队同学家里送喜报。喜报说：你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此祝贺云云。真是被强奸了，还必须感谢强奸者。我怕我会因为愤怒当众撕毁那张喜报。所以学校一散会，我就跑到学校后面的马耳山上的一个背静处，痛哭了一场。我对这个世界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地从心中抹去。一直到天黑以后，我才回家。
一夜无眠。我被绝望的情绪噬咬着。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冷酷，如此的绝情。我们始终都是逆来顺受，没敢有半丝的忤逆和亵意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哪怕一点点的生存空间？我想到死，但死又何谈容易？要死，我也不能死在兰州，不能让哥哥嫂嫂再为我的死而担惊受怕。他们像父母一样抚育我，我不能给他们以回报，又怎么能给他们增添惊恐？终于，我设计出来我死的方式：下乡以后，找机会跑回老家，即使无钱买票，扒火车也要回到老家去，吊死在母亲的坟头。妈妈以自己的死换活了我的命，我要去陪伴着她。我的心平静下来。
早上，大哥一反往常地板起面孔训斥我：我知道你一晚上都没有睡着。你不要把下乡想象得那么可怕。当地的人既然能生存，难道你就不能生存吗？
说实话，从小到大，大哥从来没有训斥过我，甚至连口气重的话都没有对我说过。他一直非常疼爱我。他的这次训斥，有如醍醐灌顶。使我已经平静的心情变得更加坦然。我平静地对大哥说：我想通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地去的。
一声尖利的火车汽笛，引爆了亲人们的痛彻心肺哭声。那是一个寒冬的晚上，时针停滞在8:40分。兰州西固陈官营。亲人、同学挤满了狭长的站台，为下乡插队的学生送行。那是1968年12月26日，据说是一位伟人的生日。我们，踏上了被发配的行程。大哥、嫂嫂、姐姐和三个侄儿，侄女一起到车站为我送行。我没有哭。因为我意识到，这是我作为一个人，开始自己独立的人生之路的发端。尽管悲凉凄惨，但还没有绝望。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绝望之虚无缥缈，正与希望相同。
历经三天的寒冷颠簸，我们来到了位于环县最北端的甜水公社，有着诱人名字的环江竟是宽不赢尺，浅难没足，流淌的是牛驴不饮的苦咸水。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公社还有五十里山路。
第一天下工回来，觉得浑身像散架一样。透过暮霭眺望连成一片的近山远山，心中五味杂陈。寒风呼啸回旋，山庄里看不到一丝光亮。恰如我们的心境。
转眼，半年过去了。陆续有同学回家探亲。兄长托返回的同学给我带来了信和路费。让我也回家。当我见到别离半年的大哥时，他笑了。说，你长高了。是的，我长高了。谁也没想到，半年之间，我竟长高了近30公分，达到173cm。
当我们下乡19个月后，传来了抽调招工的消息。在首批名单中，我忝列其中。
文革开始以后，企业就没有招工，数年下来，人力资源严重青黄不接。到1970年时，已演化成全国的共性矛盾。本来，企业应该是依照自己的经营需求决定是否招收工人。但文革以后，似乎这些权力都收归中央了。所以，在毛的首肯后，于当年下半年开始，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招工。不论是否真有需求，所有企业都是狮子开口，多多益善。因为都怕过了此村，再无他店。企业连基本的经营权都没有，怎么能产生经营活力？如此浅显的经济常识毛伟人似乎茫然无知，经济怎不凋敝？怪不得副统帅只是罗列了四个伟大，其中确实没有“伟大的经理”一说。看来，识人者，副统帅也。
我有幸被抽调到甘肃省庆阳地区农机二厂，因出身不好，被分为铸造工。我自己丝毫没觉得这个工种有什么不好。对于别人的“安慰”，甚至有几分愤懑：口口声声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怎么又分出优劣来呢？兄长也很高兴。他来信鼓励我，要认真跟师傅学习。当工人，就一定要掌握技术，这是最根本的。
1972年，以解放军总后勤部名义在湖南岳阳建立长岭炼油厂。兰炼又要抽调一批人员支援该厂的建立。带队领导指名要兄长参加，并许愿调到新厂后，脱离兰炼管辖，就可以对其申述之事加以解决。兄嫂一家遂迁往岳阳。又经两年的反复，终于就其1960年的事故处分问题作出结论：恢复技术人员待遇，计算连续工龄。至此，兄长才算摆脱了压在心上的阴影。全家人都为之长舒一口气。
长岭炼油厂也经历了一番令人哭笑不得的建厂过程。立项选址时属于军队管辖的项目，是由后来被称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主持的。选址在长江沿岸不远的临湘路口铺，水陆路交通都很便利。原油的运输可以通过长江水道直达，位于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人员的生活供应有保障。这些条件都符合选址要求。但原定建厂的方案是把山掏空，把装置装在山洞里。因为当时大肆宣传的是毛伟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指示，而且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工厂建在山洞里是最符合最高指示要求的。山洞挖好以后，该安装设备了。终于有人忍不住提醒道：炼油企业是特级防火单位，一定要建在空旷通风之处，山洞里无法自然通风，一旦接近闪点爆炸，可是灭顶之灾啊。领导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呵斥道：为什么不早说。那就把装置建到山洞外面！可是所选之地，丘陵地形。何来大片平地？所以本来应该紧凑安排的上下游装置，只好依山势而定，山这边平出块地给甲装置，在山那面平出块地给乙装置。根本无法顾及各个装置的工艺流程顺序关系。至于缩短管道长度以防止传递中的热量损失，节省能源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有资料说，中国每万元产值所耗能，是美国的1.7~2.4倍，是日本的3.2~3.8倍。即使印度，其单位产值的能耗也只是中国的0.7~0.8倍。一句“深挖洞”竟需多少消耗支撑？
荒唐不仅如此。炼油厂，都要建大量的储油罐。决策者们忧心忡忡。这些大家伙建在平地上，那不是目标太明显了么？敌人一旦轰炸，岂不麻烦？有人提议：那些山洞既不能用来建装置，何不用来储油？一举两得。领导们欣喜若狂。如此巧思，真高人也。遂下令将山洞改为储油罐。但如何解决泄漏难题呢？又有人献策：山洞内壁不规则，做若干大橡胶袋，置于山洞。充油就如充气般便利。岂不妙哉。领导们大喜过望。办法总比问题多么。待耗费巨资所建的大橡胶袋铺到山洞内，准备启用时，又有人有弱弱地说，那橡胶一见油就溶解了，怎能储油？领导们自是目瞪口呆。照例是一番训斥：何不早说！遂无人再提山洞储油事。当地乡民觊觎良久，闻听橡胶袋废弃不用，顿时家家裁剪，户户抢夺。不几日，橡胶袋已经变成橡胶板，铺在乡民们的屋顶上，楼板上。甚至堂屋地下也铺上了橡胶地板，开天辟地头一回，感谢恩人毛主席啊。中国的三线建设，大多数项目是没有结局的，著名的如重庆的大山洞，耗资超过六个亿，历时二十多年，最后只能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卖几张门票聊以自慰而已。有资料说，总数有超过二万亿的投资打了水漂。联想到反右时，毛激烈抨击的右派“谬论”之一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毛发狠道，我们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现在看来，其不可一世，却让中国人多少血汗付诸东流啊。
兄长在岳阳的工作很顺心。他参考国外技术，设计了炼油装置排风烟囱顶部的检测点火装置，有效地减少排放气体中可燃气体浓度。获得工厂的嘉奖。他和嫂嫂抚育了三个孩子，都是单位的骨干人员。1990年，他光荣退休。退休后，他含饴弄孙，乐享天年。
2005年11月，因公司承接东风本田车门喷涂线工程，我专程赴汉。原计划结束工地巡查事务之后，再专程去岳阳看望兄嫂。不知是否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在左右什么，我抵汉次日，在旅店起夜时，因地滑扭伤右脚，行走困难。去医院检查，未伤及骨头。同事们把我送至岳阳兄长家养伤。见到兄嫂，大家都异常高兴。兄长更是不停地张罗包饺子，做好吃的。第三天，我可以慢步行走了。兄长冒雨送我们夫妇登上去长沙的客车，原计划在长沙看望姨妈后再回到岳阳，陪兄嫂多呆几天。未料，下午接到嫂嫂的电话，告知兄长因哮喘急性发作而告不救。匆匆赶回岳阳，已不能挽住兄长西去的脚步。
兄长就这样平静地告别人世，享年七十有五。悲痛之余，又庆幸自己因脚伤得以提前回到岳阳。和大哥有两天的畅谈。大哥以恬静的口吻谈到寿限话题。他说，祖父母和父母均是短寿，未活过50岁。我现已七十有五，比起他们已是长寿之人。所以，我多活一天都是幸运的。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言犹在耳，转眼竟是阴阳两隔。泪水止不住地流淌着，为我的兄长，为像父亲一样关爱我的兄长。
兄长是我的人生榜样。在父母辞世以后，他担当起抚育我的责任，把我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在专业上可以独当一面的人。谢谢您，大哥。
大哥，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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