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 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 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
I. 背景简介
II. 代表性著作
题 记
“中国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里的一门学问已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这不仅由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许多西方人，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大国，迫使西方人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尤其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变革极其关心。 199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附有简介的1983-88年出版有关研究中国的书目》（Peter R. Chang：Current Books on China, 1983-88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0），全书237页，载录626版书。该书归纳的项目很广，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地理与历史、人物传记、宗教与哲学、社会结构、人口与教育及卫生、政治与法律、农业与工业、劳工与就业、经济与财贸、对外关系、科技、语言、文艺、传媒、乃至研究参考书目。该书列出1983至1988这六年间的著作600余本，则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0年这十一年，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在1000本以上，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更是连续不断的出版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的书刊。
这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是，本文只打算就他们在研究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主要著作，作一初步介绍，目的是使我们知道一下别人怎样在研究中国，以及作为“它山之石”对我们也可有所启发。另外，本文的介绍，着重在美国学者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所谓“动态研究”，至于历史（比如文化大革命）、人物（比如毛泽东）或专题（比如经济、军事）等多少属于“静态研究”，则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入，容后再议。
I. 背景简介
在本文III附录中，作者对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还在出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了初步整理。总人数达130多人，其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而师承关系达四代人。
可以说，真正开始对当代中国作系统研究的，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有代表性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乃始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John K.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该书初版于1948年，中经不断修订并跟踪中国的发展，到1983年出第四版（增订版）。在此书之前，关于介绍中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始版于1937年，但它不是学术研究著作，而是报导介绍，尽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该书超过了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乃题外的话。
费正清出生于1907年，一生研究中国，门生满天下，是美国第一代研究中国的最知名学者。他写作、出版关于中国的著作，从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他80岁时，即1987年，还出了一本叫《中国研究》（China Watch），而在前一年他79岁时还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叫做：《1800年至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该书在短短的370页中将中国社会如何在进入十九世纪的1800年，即清朝嘉庆皇帝时代，开始起变化，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与开放，这185年中变革的主要脉络整理了出来。费正清的功力在于深谙中国历史，因此他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总能以历史的眼光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本文将在第II节中介绍该书的结论部份。
50年代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影响日渐扩大，又成了共产主义大国，于是，在美国便出现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费正清等开辟对中国历史作系统研究已有建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比如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鲍大可（A. Doak Barnette）就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权力结构；另一个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白鲁表（Lucian W. Pye）则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如史乐伯（Robert A. Scalapino）等人，他们可算是第二代，都在50年代就开始出书了，一直到80年代还在出版著作。本文第II节将介绍鲍大可和白鲁表于1985及1988年出版的新作。
60-70年代，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解冻以后，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造就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代人就是今天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问题研究的骨干。他们的许多研究心得，不仅在读者那里有着影响，而且影响着美国决策部门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可算是第三代研究者，其中不少人与前述第二代里的学者都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座上客。本文在第II节中将介绍何汉理（Harry Harding）、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第四代的研究者，人数更为众多，方面更为广泛，研究更为细致。这批人年纪不大，大多数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书，仍在成长之中，其影响远不如第三代学者。本文第II节中选了一位着重研究90年代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作者加以介绍。
就背景简介而言，还应该介绍一下美国学者自己对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看法，尤其在5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同时也出现问题之时，总结一下得失，是很有意义的。在他们的反思之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思路及其对成果的估量。
这里介绍的是1982年10月号美国加洲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亚洲评论》(Asian Suervey)和1982年夏季号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刊载分别由三位美国大学教授写的评论性文章。一篇是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的何汉理论美国学者过去是“带着爱去中国”，现在是“带着瞧不起的心情从中国回来”这种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偏向所作的分析，另一篇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冷静、客观、艰苦作业才能有成果，不能单凭耳闻目表的见闻实录；第三篇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论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框架。这三位美国学者都属于前述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即从60-70年代以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
下面就以直接摘录原作者语句的方式来介绍他们的论点。
何汉理说：“我们美国人总在忙于澄清自己对中国误解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之时，我们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它。我们用天的‘真实情况’来代替昨天的‘虚构事物’，接着就发现今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明天的幻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在变，一会儿是热情奔放，一会儿是冷嘲热讽，一会儿是一切皆好，一会儿是一无是处。就这么转来转去.....。如果说美国人在70年代时认定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成功的，到80年代初，最普遍的判断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而且失败得相当惨。
70年代里，多数人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毛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这一理想而发动起来的，它采取的纲领、措施，有力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人员和经济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既属必需，亦可原谅......今天......文化大革命......被描绘为一段‘混乱和破坏’的岁月，‘造成了这片古老大地上所曾经历过最坏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70年代的中国曾被描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适用于美国。......今天，学者们在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成绩重新估价之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促进教育、扫盲、营养、预期寿命、平等和女权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的发展记录，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里也只处于中等成绩，而非冒尖的成绩......‘中国模式’实际上已销声匿迹。......当1981年初一切真相均已大白之时......问题成了：中国人可以借助于什么样的模式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呢？”
何汉理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以前后如此不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可归纳为四点：
（1） 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许多美国人怀着良好的愿望来中国，而且“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准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自由、论功行赏和消费主义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里的集体主义、平等平均主义和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相大白，80年代的美国人“更愿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用之于对中国的估计，特别是，美国人很感到自己有理由提出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等问题，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拒称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对中国是不适用的。"
（2） “70年代时，我们认为中国应首先按它的领导人决心要实现的有价值的目标来衡量它。”“今天，对比之下，我们倾向于对官方宣布的政策要打折扣，认为那是宣传，而坚持要看看中国的实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执行效果才判断人民共和国的表现。”
（3） “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的思想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早期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一切皆好，从某些方面说，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比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要多得多。它直接与美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相连，即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那段时期美国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而引发的政治和思想的激荡......”“对那些否定美国社会政治秩序下基本的政治标准的人们来说，象中国这样正好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中意的另一倾向，即提倡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提倡和谐而非竞争，提倡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提倡平等平均而非物质繁荣。”“如果说，70年代时认为中国一切皆好，是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今天对人民共和国的幻灭则又因重新肯定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而得到加强。”
（4） “最后，当然必须考虑我们对中国估价的改变是否是由于变化中的中国造成的。”“应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不同意见纷起云涌，自我批评比比皆是......的确，很少其它国家──也许只除了6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其政治领袖在毛以后的年月里，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从自我欣赏走向自我鞭挞。中国的新领导实际上批判了所有西方观察家曾赞扬过在文革十年中出现的‘新事物’......尽管继续号召抓当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是批评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文化创新，而且他们还开始承认他们自己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化和浪费。”“......出现抗议和持不同政见者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而可以看得见的特点。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末的民主墙和1979年的‘北京之春’，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形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最终把这三次运动都镇压下去，说明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之极大局限性和中国领导人不能或者说不愿在中国采取根本性的自由化。”“......粉碎了这些期望，在西方产生了对中国政治制度深刻幻灭的情绪。”
由于有以上种种原因，何汉理提出在今后对中国重新认识之时，应该避免重犯当初肤浅幼稚的毛病。比如第一，仍旧存在“一种延续下来的倾向，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道义审判，”“好像不能把中国看成是个复杂的社会，有些特点值得赞许，另一些则应该批评。”第二，“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消除误解的唯一途径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理想化的形像正以全盘否定来取而代之。”第三，“我们也还没有摆脱对中国一直就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喜爱和幻想。”第四，“我们仍旧好像只相信眼见为实这一条。”“70年代初，短期的访问者似乎未曾意识到两个星期的旅游，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何其表面。同样，今天常住在中国的人似乎也未曾意识到，在他们试图了解人民共和国时所面临的障碍何其复杂......甚至长期驻留中国的访问者也没有机会接近中国人口中重要的那一部份，如农民、中层干部、军人或左派人士，而且很少能同几个中国人建立友谊。”
何理汉最后说：“校正糊里糊涂的理想主义，绝非再来一个糊里糊涂的满腹牢骚......我们应该力求有个独立思考的、系统的和比较有研究的对中国的重新估价包括所有的矛盾和复杂因素。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有助于抑制那种在缺乏根据的赞扬和过份否定的评价之间摆来摆去......”。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认为当代中国的变革，因素十分复杂，看法极难一致，因此必须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有所收获，绝不能只凭印象就下结论。他的文章是根据1979年出版的5本专门研究中国变革的著作进行综述评议的。
费里德曼教授说，“在1981年出版之时，博钠维亚（David bonavia）的《中国人》（The Chinese）这本书是对今日中国的现实最为平实的概述......但是......当博钠维亚说中国现在正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以求与中国的专制传统相一致。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可信吗?”......“佛来塞（John Fraser）观察中国的角度则相当不同......他的书《中国人：一幅民族的画像》（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与1978-79年所谓‘民主墙’相联系的扣人心弦又含情脉脉而且深怀同情之心来描绘中国如何变化着的图像......与博纳维亚相反，佛来塞不认为中国的情势是走向斯大林主义，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前景。”......“舍尔（Orville Schell）作为短期旅游者重返中国，记录下许多小插曲，比其他几本书写得都要生动。他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文化会腐蚀中国的革命，这种情绪跟中国掌权人物里的保守派所说的一致......舍尔对事情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当前中国人的看法，而更多的以西方的抽象概念而非以中国现实里的各种组成因素为基本材料来塑造中国。”“加沙德（Roger garside）与他们不同。他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用了很长时间来潜心研究中国，他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深入到中国问题的核心。1968至1970年，他在中国为英国外交部工作。他的这本著作《毛以后，中国又活过来了》（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是我所读过的最近写中国政治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也是唯一有说服力地将国家大事与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一本书。加沙德的书所以与众不同，主要是他不停留在他所观察到的。他已是‘中南海专家’，也就是熟知中国政治内情的学者......加沙德对中国前途的观念......与博纳维亚相反，认为中国的现领导正在使中国的经济离开苏联模式，而且它自觉而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完全脱离苏联模式。不过，尽管加沙德在这点上可能是对的，还应该肯定成问题的是，现领导......是否能解决根深蒂固的党政这种权力垄断的问题，改革强大的斯大林模式的政府结构和管住曾经是战绩辉煌而今又特权在握的毛氏军队，”......“拿加沙德和佛来塞两人对1978─1979年民主运动的看法作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他们的解释很不一样......佛来塞显然同意这种观点：‘对自由这个字眼，人们不该加上什么定语。’而加沙德的结论却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由辩论来运转的社会，而且，要想一步就跃入民主则对自由事业反而是自杀。”......“加沙德所指的是，今天中国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在此结构之中，高级将领及其他的领导人的经验和习性使他们对革命目标、语言表达、公开态度、应享权力和组织机构等等有其自己的标准，很自然地与市场改革、评分考试、依法办事、选举竞争等等格格不入。这些有权有势之人能够阻挡邓小平的改革运动。因此，加沙德下的结论是：如果邓要使老一代的官员们全心投入中国的改革，他就必须让这些人放心，让他们明白他们这一代所为之战斗的理想不会因此而丧失。”
费里德曼在对上述几本书作出评议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到：“作为学者，需要注意不要使自己被动，要知道掌握政权的人同时包括有权来界定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有经验的分析家则不要把统治集团所说的一切，都认为是真相。埃德加.史诺就很明智地指出......中国的报纸如何只按党的路线来发布新闻......最近出版的许多外国人去中国作第一手调查所写的书，很像是忽视了史诺的告诫，过多地重复着按今天党的路线所发布的材料写作。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非常富于出奇制胜，故作惊人论......只有最能挑刺的学者才可能不被由中国现行统治集团所提倡的对前一段历史的解释所轻易打动，而仍持怀疑态度。”
费里德曼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谦虚，需要大量艰苦而有学术水平的工作，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路线或那种方式所带来的成功与失败，要大大减少那种缺乏根据的自以为是，耳闻目睹的常识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可以祝愿中国在其建设更为民主与繁荣的社会之中一帆风顺，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批判它的进步与成就方面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至少已习惯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公式，即从政治上来说，大陆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台湾所声称的更糟，而从经济上来说，情况也不会比人民共和国自己所宣称的要更好。但是现在，我们变得聪明些了。我们发现，政治上大陆的事情比台湾所说的还要糟；而从经济上情况又比北京所宣称的要好。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两者的参数都扩大了。比以往更为需要的是，我们不要一味指责，而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进行公允的、专心致志的、成熟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作出贡献。”
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的文章提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应将研究框架置于何种基点上。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思路。约翰逊这样开始写到：“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大陆上的政府进行研究的状况，我的观点是细节上很复杂，但总体上的结论却相当简单。对人民共和国政治的研究，一直在错误的框架里进行分析，而且即使框架合适了，研究者也把自己局限于想象而非实际操作的方面。”......“有几位专家提出意见，认为60年代流行的研究框架不仅未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异常现象及其随后的事件，而且对毛以后的时代，了解也很不够......为取代......过时的研究框架，米尔司（Myers）和麦兹格（Metzger）公开地而白鲁逊则暂时地提出可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延续性’的模式或作为研究框架。”......“就我而言，研究、分析文化特点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基本价值体系，当然是实在而重要的专业训练，但是在估价现代社会里行为者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时，应用这种专业知识，可要小心......我认识到中国人在体制上的倾向性就是家长专制、独裁命令和据称是以‘仁政’治天下。然而，就我所见，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之中，我们已经有着一个完全充足的框架，那就是：列宁主义的政府。不幸的是，这一框架在中国问题研究之中，并未得到充份展开......革命和现代化这样的框架也可包含在列宁主义政府这样的框架之内......我心中的问题是：官僚体制、经济改革和当前的革命阶段。”以下作者就在这三点进行展开。
“......在国民党时期在大陆上建立党国一家的体制，和共产党掌权以后所建立的党国一家体制之间，有着直接的延续性，两者都是部份地源自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它对这种党国一家形式作了较大改动，而共产党在大陆更加强而且扩大了这种体制。克劳斯（Richard Kraus）提供了一些数字：‘国民党到1948年时政府官员的数目是2，000，000；共产党到1958年时，政府干部总数几乎达到8，000，000。拿上海来说，全市就业人数自1949至1957年之间，每年增加1.2％，而工厂工人和职员每年增加5.8％，对比之下，医药卫生和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增加率是16％。从另一角度看，国家官员在1949年时，只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不到，到19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不论人们怎样来计算今天的政府官员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所有生产活动进行国有化或集体化之时，已将大多数民间对政府的竞争化为乌有，是监督、控制、更新和训练这样的政府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且，“所有列宁主义者的特点，都会造成错误地判断他们的问题：他们总是决定需要用阶级分析来判断和处理事件......”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和阶层混为一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很大，而且还在继续付出。不去学习和研究别国人民和中国人自己在其漫长历史中建立过有效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却把他们的问题定为阶级问题，并且发明了一套起着相反效果的下放劳动、‘五七’干校、停课闹革命、浪费人才和‘文化大革命’这类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社会打得七零八落，想已此来克服官僚主义，而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官僚主义，再加上满腹牢骚，成天拉着长脸的人民群众。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始终也没有创建出有效能的政府来。”
“所有这些官僚主义问题，都跟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关，因为这些官员们就是经济领域里的经理们......过去，毛把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于大大小小的负责人身上。那时，中共领导人还没去参照外面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因而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大量的中共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在经济上已是赢家，而大陆上的中国人则是‘输家’了。由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很大成功的那种吸引力，如日本及东亚新兴经济国家的榜样，成了毛去世以后经济上改革的重大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还在起作用，但是它的影响正在受阻于那些在列宁主义体制下掌有政治既得利益的人们。”......“在我看来，邓小平与其说是改革家，不如说是正统的列宁主义者，他一直在做着的无非是在毛把经济搞得一踏糊涂，人们对共产党制度已非常失望之时，如何使那个老制度再很好地运转起来。他所努力做的，更多的是如何回到1957年前后列宁主义体制的老样子，而不是吸取1957年以后不断出毛病的教训在哪里。”......“列宁主义体制乾脆就不会让普通老百性有可能去发挥创造性。因此，要达到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必须还要有政治改革......这就是我们的讨论转向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问题。”
作者接着说：“我这里所提的问题......是一种真正的‘热月政治’。就是说，公众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来反对执政的先锋党派，要求真心实意地巩固革命性的变革。‘热月’事件是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4年7曰24日（按当时革命历法是4月，称为热月Thermidor）推翻了雅各宾派及其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lilien Robespierre），结束恐怖统治的事件。这个阶段以后的法国，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法制，这和邓小平重掌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有着生动的相似。那么，‘热月政治’在中国是否仍有可能发生呢?”
“不幸的是，我认为过去5年中的变化，还没有构成一场真正的中国‘热月政治。’......邓重掌政权之后，其方向是逐渐走向重建正统的列宁主义体制......不过，就最近事态的不稳定而言，‘热月事件’的可能性，在中国尚不能说不存在......它既非不可免亦非不可能......”作者接着引证瓦尔萨（Michael Walzer）于1979年写的文章《一种革命的理论》（“A Theory Revolution” Marxist Perspective II, spring 1979 ）所说的：
“导致热月事件的关键条件，首先是革命阵营的内部结构，其事态发展进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两种不同情况的革命结果......阶级和先锋党的觉悟很不相同......阶级政治是普遍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先锋党政治，对比之下，则是封闭式的、排他的......恐怖统治就是先锋党以其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的独裁政权......热月政治标志着这种独裁政治的结束......如果热月政治失败，恐怖统治则将成为固定现象”
“第一种结果是，先锋党获胜，继续掌权，使独裁固定化......第二种可能性：革命的阶级慢慢地抵抗，通过日常生活的正常化来取代先锋党的位置，以其自身的形像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它把先锋党里的知识分子重新吸收过来，使他们在其父母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中起作用，不需要在特别的政治意义上就能起着专业和官方的作用。”
作者根据瓦尔萨的论点提出：“在当前中国革命阶段里，就有几种因素说明可能出现热月政治。这些因素包括外部世界有着对中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经济模式，就象西欧可提供对俄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那种经济模式；其次，广大的华侨社会有条件以现代工艺和投资来帮助大陆中国的发展；第三，沙俄帝国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疮痕，使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列宁主义纽带受到了削弱；第四，列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同条件下付诸实施以后，这60多年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唾弃。”
约翰逊教授的论点颇有新意，可以提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思量。因此，本文对他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略多于前两篇。
II. 代表性著作
本节所列代表性著作，自然是出自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因此，有必要作一点说明。
前面提过，自1979年中国改革以来，美国学者出版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也在1000本以上。本文虽然集中在介绍美国学者研究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可是，已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当然绝不止是下面所列的几本书，也不止是下列几位学者。但是，作为介绍，总得有个范围。因此，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a）美国学者从研究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1979年以后的变革；
（b）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之中几个主要的研究方面；
（c）列举的著作必须是1985年以后出版的近作，而其著作人又能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老，中、青四代研究者。
以下按研究的方面分成7个题目，介绍9位美国学者的著作。
（一）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总体概括与分析。何汉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87）}
（二）对中国权力结构与决策的研究。李伯瑟尔与奥森伯格合著：《中国的决策：领导人、体制和过程》（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Uni. Press, 1988） 鲍大可：《中国的外交政策：体制与过程》（A. Doak Barnette: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Johns Hopkins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ublished in 1985 by Westview Press, Inc., Boulder, Colorado）}
（三）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黎安友：《中国的民主》和《中国的危机》（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85；China's Crisis, Colunmbia Uni. Press, 1990）}
（四）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白鲁表：《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 of Michigan, 1988）}
（五）中国政治影响社会的变化。舍尔：《迪斯科与民主》（Orville Schell: Disco and Democracy, Pantheon, New York, 1988）}
（六）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看今天的改革与开放。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New York, 1987）
（七）对90年代中国动向的研究。史万恩：《中国面临的90年代：制度在危机中》（Michael D. Swaine: "China Faces the 1990's: A System in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0, PP.20─35）}
这九位学者中属于第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第六题下的费正清；第二代是第二题及第四题的鲍大可和白鲁逊；第三代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及第五题下的何汉理、李搏瑟尔、黎安友和舍尔；第四代是第七题下的史万恩。下面分别按题目次序逐一介绍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
（一） 何汉理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是受布鲁金斯研究所之委派，在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合作之下而写成的专著。这本书可说是美国“思想库”中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之职这八年的总结。该书全面、扼要、平实。书中既摆出成就，也指出问题；既如实描绘中国的改革现状，又及时提醒美国有关人士应该注意之点。本书对美国决策者们来说，不失为一本很好的研究中国改革的入门读物。
何汉理年龄不大，生于194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该校，1983年转入东部华盛顿的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专攻中国问题。他在70年代即开始出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第三代里的“新秀”。现将他在本书最后一章《第二次革命前景》，即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所持观点作一介绍。按原书摘译如下：
“邓小平去世后，改革会维持下去吗？其后的领导人能有效地应付随改革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上的问题、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吗？还会出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吗？抑或，1987年胡耀邦被解职，表示改革已达高潮，以后即将退潮呢？”
“的确，80年代中期，已让人感到真正的担心了。尽管改革已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可这是改革之初最易取得的成果。其后，经济发展会转慢，与改革相关的问题会更麻烦，需要克服这些问题的措施会更痛苦。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里的分歧也会日益扩大......也许最重要的是，几年以后，邓小平会从中国舞台上消失。这就很难说他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否足以有效的解决党内各派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者邓的后继者有无足够的手腕来维持最高领导的统一认识。”
“......自从1984-1985年以来，改革已遇到严重困难，如贪污腐化、物价上涨、外贸逆差、预算赤字、粮食减产，以及国民道德水平日益明显下降......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前头，比如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这是中国试图建立一种把市场与计划经济和自由与控制混在一起所必然带来矛盾的产物......”
“当中国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之际，政治格局的不同模式可以从激进的改革直到恢复毛主义的革命化。不过，80年代里，政治格局的中心已明显地是赞成改革。但是，中心的支点还可能挪动，或者向着自由化挪动，或者往回挪到比较僵化的行政管理的社会去。哪些因素将决定中国有可能往前挪多远或往后挪多远呢？”
“有几种可能性将在从目前到本世纪末之间谱写中国的图像。一种可能是改革方案在既付相当代价又有相当收获之下发展。一方面，要看中国能否从改革继续获益：适度的经济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国际上有着稳定而受尊敬的地位。另一方面，改革又必须尽量减少或避免财贸失衡、物价高涨、收入不均、贪污腐化、不同政见等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民心。”
“改革的命运还要决定于对改革有怀疑和批评改革者能拿出什么可取的方案来，比如，抬出一位受人拥戴的领袖人物，他能对改革不满的人有号召力，又能提出一套政策，看上去会比他们所要取代的改革更为有效。迄今为止。批评者们两者都拿不出来......这些怀疑改革的人们已介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而这些运动和工人、农民毫不发生关系，又使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反感。这些保守分子们，只有抓住对激进的改革方案有所动摇的人们心中所顾虑之事，拿的出另一套方案，才有可能成为站得住的国家领导。”
“还可以设想中国会出现很极端的前景，特别在邓小平去世以后。那时由于碰上风不调雨不顺收成很差。国际上又在经济衰退之中，加以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结果造成经济情况严重滑坡。此时，党的领导可能分裂成几个权力斗争的派别，不能或者不愿弥合分歧。领导又无能长期面对全国各大城市政治上不同政见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回到激进的毛主义去......或者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这两种极端的前景都不大可能。目前中国的经济已有足够的积极因素，非常难以置信会出现全面崩溃。党的最高层领导中的分歧也已缩小了差距，从道理上说不大可能发展到激烈的派系斗争的程度，尽管这种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尽管不同政见在今后年代还会逐渐扩大，但不可能大到共产党控制不了的地步。也没有人怀念毛主义的岁月，或者同意让军队来介入不属于军方的政治事务。”
“因此，更讲得通的前景到是不那么惊人的局面。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会缓慢地往前挪动，以至会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动，挪向更为开放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挪向更为宽松和协商对话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景之下，政府可以较顺当地建立起决心和能力来实行迄今为止未能完成的经济改革中一些关键措施。物价会改革得更为合理、更为灵活，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对各企业在财政纪律上的要求会更为严格。中国的厂家会把生产更着眼于来自国内外厂家的竞争，工厂的经理们也会从厂党委和有关政府部门那里竭力取得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某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予以推行，特别是创建劳务和资金市场和国营工业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在政治领域，人们可望在政府机构人员中逐步推行专业化，继续完善法制体系，党政之间更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权力继续下放到省和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这种乐观的前景设想，也会在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其结果，大陆中国的政治体制慢慢的会越来越象70年代在台湾出现的局面。果若如此，则会在新闻报导和学术探讨上出现更多的自由，在文学艺术上的实验更少的限制。直接选举会从县级逐步上推，在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中也会出现更多的竞争。也可能在党内出现竞选活动，以便在其后主要的中国政府机构里引进更大程度的民主化。”
“然而，即使最为乐观的前景也会有其限度。现行的国营工业的政府所有制不大可能会予以放弃而代之以由董事会来掌管，或者指令性部份的计划和某些官订物价会完全取消；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会向进口商品或外国投资完全打开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同意撤销其在大学或工厂里的基层党组织，放弃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控制政府部门的重大人事任免或者同意建立多党制的制度。”
“不过，更为悲观的前景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是改革遇到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政治上障碍重重，人民的不满日益积累。此时，有可能出现这种险境：贫富差距加大，物价高涨不已，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不同政见和犯罪越来越多。邓以后中国领导即不团结又无能耐，因而不能或者达不成一致意见以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改革会取消，有些会变样，还有一些会无限期推迟。”
“不过，正如乐观前景会有限度，倒退到这种不利情况也有限度......温和的经济改革中的基本原则会保留下来，如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工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在决定物价和商品分配方面的市场作用会加大，在某些经济领域容许个体企业的存在。以至在悲观的前景下，中国领导人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之外，不会中断在政治体制上走向协商对话的倾向，或者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恢复过去那种随意加以管制的做法。
何汉理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即使在最乐观的前景设想下，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不会变成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不会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多党制的民主。问题在于，乃由于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是几个方面的融合：计划与市场、协商与控制、个体与国营、进入国际社会而又采取保护主义。”
（二） 了解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决策过程，是为了掌握该国家的政治运作的规律。这为如何与该国相处，相互协作或斗争，提供科学性的基础。
本文所选第二本书《中国的决策》，是美国政府商务部为美国工商界了解中国的政府结构和决策过程，从而更好地在中国进行投资而出版的。而在本书作者应邀为商务部进行研究并于1986年出版《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August 1986）一书，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了大量修订之后写成的。本书两位作者李伯瑟尔和奥森伯格都是第三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中的姣姣者，知名度较高，其中奥森伯格曾任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顾问。现在他们两位都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是该校“中国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的骨干。
本书通过典型调查来作全貌概括，所谓“解剖麻雀”。作者通过对中国能源生产的三大部门：煤炭、石油和水电进行调查并了解其决策过程，经过1984、1985和1986三年间几次去中国作实地调查和访问，并广泛接触了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官员和有关人士，在中、美两方的官方和民间机构的协助之下，又正逢1984-86年期间是中国对外最为开放之时，因而作者终于能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基础上，得出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学者，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大都认为主要是两种模式：“理性型”（Rationality Model） 或称“政策型”（Policy Model）和“权力型”（Power Model）。所谓“理性型”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而决策而运用权力；“权力型”则根据党内派系斗争而决策而运用权力，而两者的决策关键都取决于中央领导。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可是，本书作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改革以后正出现第三种模式，也许可以称之为“政府部门型”（Bureaucracy Model），因为作者发现中国的权力结构已从集中走向分散，政府各部门都有其发言权。因此，决策的中心议题成了如何在各部门之间取得共识，因而其过程就变得旷日持久，不相连贯，而且只能慢慢吞吞一点一滴往前走。在此进程之中，各部门间的合作，即非“理性型”亦非“权力型”，而是“关系型”，即靠利害关系来决定合作的大小与快慢。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反映了改革以后中央执行“放权让利”政策的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因而本书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尤其是美国工商界前往中国投资或经营企业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现在将本书关于中国决策中“关系”的作用所作的分析研究，摘译如下：
“潜藏在中国的机构之内而在组织系统表上又完全找不到的东西是个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不同的机构挂上了钩。的确，许多熟悉情况的外国和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种相互承担义务的联系──中国人称之为‘关系’──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把政府机构连在一起，使之运转。另一些观察家，虽非贬低‘关系’的意义，却强调在不同的时期，‘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对正式的官方渠道也很重视。”
“不论怎么说，人际‘关系’的观念在中国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就象与它相连的‘感情’观念，或者叫情感。‘关系’的纽带带来相互承担义务。这种纽带可来自家族同宗、同乡、同学、同事、或者共同追随过一位首长，共奉同一恩主等等......”
“政治上力求发展的人物或集团，总会安插一些人，让他们跟其他机构建立‘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石油集团最高领导如何把忠于他们的人安插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煤炭部、化工部和冶金部，以及国务院里......”
“不过，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作为个人可以与许多人建立‘关系’，而且可以向不止一个恩主承担义务。相互有‘关系’的单位也并非完全拧成一股绳，他们之间还有内部倾轨。效忠对象也可以变。原是某位恩主的手下人会改换门庭，如果该人认为早先的恩主已丧失兑现义务能力的话。所以，‘关系’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小集团，很是微妙而且本质上并非牢固。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很强烈地愿意通过与对方有‘关系’的人来沟通各机构之间的联系。此人将以其‘有权入场’的身份进入另一机构，提供事态发展信息，如谁说话算数，怎样把事情办成等等。此人还可以作为所谓担保人，讲明自己的来历和负责态度。总之，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忠心、可靠、言而有信，这些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根据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络网继续存在于各自为政的政府机构之内，在克服机构之间的障碍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我们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之中，也了解到许多重要的特点。首先，重复一下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题目。各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常洽谈，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有位省政府的官员，我们只在飞机上与他有短时间的会见，对中国当前办事情况，作了这样的简要概括：没有哪个单位或个人，要你完全按规章制度办事。相反，你必须有某种‘关系’，要不然，什么也搞不成。这在哪儿都一样，不仅在南方是如此。所谓‘关系’并非只是老同学之类，而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完全是‘你替我擦背，我替你擦背’的关系。交换东西，交换好处，达成协议。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因为在上级，也是这样办成事情的。不叫他们来改变办事情的方法，谁也不会先来改变。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虽没有明白无误地说清楚这些交易是怎样达成的，但是，这位官员所洞察之点，在资料中也有所表现。我们在安太堡露天煤矿所搜集到的调查材料特别显示了这一点。”
另一本，《中国的外交决策》，是专论中国对外政策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作者鲍大可前面已有介绍，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知名度很高。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又去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再去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现在虽已退休，仍在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荣誉教授，经常为美国国会及有关人士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咨询。
鲍大可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权力结构的专家，从50年代起即有专著问世，直到80年代，著作甚丰。本书是他在1983至1984年在美国和中国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访问了美国政府里的专家及美国学者同仁，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从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以及所有有关外事的部门，包括解放军、新闻界、学术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的改变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反映在外交决策的变化，可见之于两个方面：决策基础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以意识形态为主，而是以促进现代化为主；决策体制及过程要求更专业化、正规化。本书内容就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机构，从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单位到外交部等执行政策的单位，至提供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新华社、各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及与外交有关的外经部、解放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乃至各大学的外交专业及对外友协等，几乎所有与外交决策有一点点关系的部门，都如数家珍地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均有交代。可以说，除了对外决策的内部操作过程作者无法弄清楚，其余所述，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情况是相符的。即连本文作者曾在那里任教多年的规模很小的“国际关系学院”，书中均有所介绍。
（未完待续）
“中国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里的一门学问已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这不仅由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许多西方人，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大国，迫使西方人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尤其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变革极其关心。 199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附有简介的1983-88年出版有关研究中国的书目》（Peter R. Chang：Current Books on China, 1983-88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0），全书237页，载录626版书。该书归纳的项目很广，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地理与历史、人物传记、宗教与哲学、社会结构、人口与教育及卫生、政治与法律、农业与工业、劳工与就业、经济与财贸、对外关系、科技、语言、文艺、传媒、乃至研究参考书目。该书列出1983至1988这六年间的著作600余本，则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0年这十一年，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在1000本以上，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更是连续不断的出版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的书刊。
这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是，本文只打算就他们在研究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主要著作，作一初步介绍，目的是使我们知道一下别人怎样在研究中国，以及作为“它山之石”对我们也可有所启发。另外，本文的介绍，着重在美国学者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所谓“动态研究”，至于历史（比如文化大革命）、人物（比如毛泽东）或专题（比如经济、军事）等多少属于“静态研究”，则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入，容后再议。
I. 背景简介
在本文III附录中，作者对比较知名而在80年代还在出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作了初步整理。总人数达130多人，其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而师承关系达四代人。
可以说，真正开始对当代中国作系统研究的，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有代表性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乃始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John K.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该书初版于1948年，中经不断修订并跟踪中国的发展，到1983年出第四版（增订版）。在此书之前，关于介绍中国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始版于1937年，但它不是学术研究著作，而是报导介绍，尽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该书超过了所有的学术著作。此乃题外的话。
费正清出生于1907年，一生研究中国，门生满天下，是美国第一代研究中国的最知名学者。他写作、出版关于中国的著作，从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他80岁时，即1987年，还出了一本叫《中国研究》（China Watch），而在前一年他79岁时还出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叫做：《1800年至1985年间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该书在短短的370页中将中国社会如何在进入十九世纪的1800年，即清朝嘉庆皇帝时代，开始起变化，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与开放，这185年中变革的主要脉络整理了出来。费正清的功力在于深谙中国历史，因此他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总能以历史的眼光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本文将在第II节中介绍该书的结论部份。
50年代以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影响日渐扩大，又成了共产主义大国，于是，在美国便出现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费正清等开辟对中国历史作系统研究已有建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比如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鲍大可（A. Doak Barnette）就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权力结构；另一个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白鲁表（Lucian W. Pye）则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如史乐伯（Robert A. Scalapino）等人，他们可算是第二代，都在50年代就开始出书了，一直到80年代还在出版著作。本文第II节将介绍鲍大可和白鲁表于1985及1988年出版的新作。
60-70年代，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解冻以后，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造就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代人就是今天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问题研究的骨干。他们的许多研究心得，不仅在读者那里有着影响，而且影响着美国决策部门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可算是第三代研究者，其中不少人与前述第二代里的学者都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座上客。本文在第II节中将介绍何汉理（Harry Harding）、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人在80年代出版的著作。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第四代的研究者，人数更为众多，方面更为广泛，研究更为细致。这批人年纪不大，大多数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书，仍在成长之中，其影响远不如第三代学者。本文第II节中选了一位着重研究90年代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作者加以介绍。
就背景简介而言，还应该介绍一下美国学者自己对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看法，尤其在50年代以来，经过近30年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同时也出现问题之时，总结一下得失，是很有意义的。在他们的反思之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思路及其对成果的估量。
这里介绍的是1982年10月号美国加洲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亚洲评论》(Asian Suervey)和1982年夏季号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刊载分别由三位美国大学教授写的评论性文章。一篇是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的何汉理论美国学者过去是“带着爱去中国”，现在是“带着瞧不起的心情从中国回来”这种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偏向所作的分析，另一篇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论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冷静、客观、艰苦作业才能有成果，不能单凭耳闻目表的见闻实录；第三篇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论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框架。这三位美国学者都属于前述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即从60-70年代以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当代中国的变革。
下面就以直接摘录原作者语句的方式来介绍他们的论点。
何汉理说：“我们美国人总在忙于澄清自己对中国误解的地方。可是就在我们试图走出一套误解的观念之时，我们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误解来取代它。我们用天的‘真实情况’来代替昨天的‘虚构事物’，接着就发现今天的‘真实情况’变成了明天的幻觉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在变，一会儿是热情奔放，一会儿是冷嘲热讽，一会儿是一切皆好，一会儿是一无是处。就这么转来转去.....。如果说美国人在70年代时认定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成功的，到80年代初，最普遍的判断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而且失败得相当惨。
70年代里，多数人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毛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这一理想而发动起来的，它采取的纲领、措施，有力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在人员和经济方面所付出的代价，既属必需，亦可原谅......今天......文化大革命......被描绘为一段‘混乱和破坏’的岁月，‘造成了这片古老大地上所曾经历过最坏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70年代的中国曾被描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适用于美国。......今天，学者们在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成绩重新估价之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促进教育、扫盲、营养、预期寿命、平等和女权方面，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的发展记录，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里也只处于中等成绩，而非冒尖的成绩......‘中国模式’实际上已销声匿迹。......当1981年初一切真相均已大白之时......问题成了：中国人可以借助于什么样的模式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呢？”
何汉理对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所以前后如此不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可归纳为四点：
（1） 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许多美国人怀着良好的愿望来中国，而且“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准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自由、论功行赏和消费主义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里的集体主义、平等平均主义和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相大白，80年代的美国人“更愿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用之于对中国的估计，特别是，美国人很感到自己有理由提出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权等问题，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拒称这些资产阶级观念对中国是不适用的。"
（2） “70年代时，我们认为中国应首先按它的领导人决心要实现的有价值的目标来衡量它。”“今天，对比之下，我们倾向于对官方宣布的政策要打折扣，认为那是宣传，而坚持要看看中国的实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执行效果才判断人民共和国的表现。”
（3） “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的思想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早期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一切皆好，从某些方面说，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比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要多得多。它直接与美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相连，即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那段时期美国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而引发的政治和思想的激荡......”“对那些否定美国社会政治秩序下基本的政治标准的人们来说，象中国这样正好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中意的另一倾向，即提倡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提倡和谐而非竞争，提倡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提倡平等平均而非物质繁荣。”“如果说，70年代时认为中国一切皆好，是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密切相关，今天对人民共和国的幻灭则又因重新肯定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而得到加强。”
（4） “最后，当然必须考虑我们对中国估价的改变是否是由于变化中的中国造成的。”“应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不同意见纷起云涌，自我批评比比皆是......的确，很少其它国家──也许只除了6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其政治领袖在毛以后的年月里，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从自我欣赏走向自我鞭挞。中国的新领导实际上批判了所有西方观察家曾赞扬过在文革十年中出现的‘新事物’......尽管继续号召抓当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是批评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文化创新，而且他们还开始承认他们自己的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化和浪费。”“......出现抗议和持不同政见者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而可以看得见的特点。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末的民主墙和1979年的‘北京之春’，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对中国的形像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最终把这三次运动都镇压下去，说明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之极大局限性和中国领导人不能或者说不愿在中国采取根本性的自由化。”“......粉碎了这些期望，在西方产生了对中国政治制度深刻幻灭的情绪。”
由于有以上种种原因，何汉理提出在今后对中国重新认识之时，应该避免重犯当初肤浅幼稚的毛病。比如第一，仍旧存在“一种延续下来的倾向，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道义审判，”“好像不能把中国看成是个复杂的社会，有些特点值得赞许，另一些则应该批评。”第二，“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消除误解的唯一途径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理想化的形像正以全盘否定来取而代之。”第三，“我们也还没有摆脱对中国一直就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喜爱和幻想。”第四，“我们仍旧好像只相信眼见为实这一条。”“70年代初，短期的访问者似乎未曾意识到两个星期的旅游，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何其表面。同样，今天常住在中国的人似乎也未曾意识到，在他们试图了解人民共和国时所面临的障碍何其复杂......甚至长期驻留中国的访问者也没有机会接近中国人口中重要的那一部份，如农民、中层干部、军人或左派人士，而且很少能同几个中国人建立友谊。”
何理汉最后说：“校正糊里糊涂的理想主义，绝非再来一个糊里糊涂的满腹牢骚......我们应该力求有个独立思考的、系统的和比较有研究的对中国的重新估价包括所有的矛盾和复杂因素。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有助于抑制那种在缺乏根据的赞扬和过份否定的评价之间摆来摆去......”。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费里德曼认为当代中国的变革，因素十分复杂，看法极难一致，因此必须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有所收获，绝不能只凭印象就下结论。他的文章是根据1979年出版的5本专门研究中国变革的著作进行综述评议的。
费里德曼教授说，“在1981年出版之时，博钠维亚（David bonavia）的《中国人》（The Chinese）这本书是对今日中国的现实最为平实的概述......但是......当博钠维亚说中国现在正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以求与中国的专制传统相一致。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可信吗?”......“佛来塞（John Fraser）观察中国的角度则相当不同......他的书《中国人：一幅民族的画像》（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与1978-79年所谓‘民主墙’相联系的扣人心弦又含情脉脉而且深怀同情之心来描绘中国如何变化着的图像......与博纳维亚相反，佛来塞不认为中国的情势是走向斯大林主义，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前景。”......“舍尔（Orville Schell）作为短期旅游者重返中国，记录下许多小插曲，比其他几本书写得都要生动。他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文化会腐蚀中国的革命，这种情绪跟中国掌权人物里的保守派所说的一致......舍尔对事情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当前中国人的看法，而更多的以西方的抽象概念而非以中国现实里的各种组成因素为基本材料来塑造中国。”“加沙德（Roger garside）与他们不同。他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用了很长时间来潜心研究中国，他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深入到中国问题的核心。1968至1970年，他在中国为英国外交部工作。他的这本著作《毛以后，中国又活过来了》（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是我所读过的最近写中国政治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也是唯一有说服力地将国家大事与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一本书。加沙德的书所以与众不同，主要是他不停留在他所观察到的。他已是‘中南海专家’，也就是熟知中国政治内情的学者......加沙德对中国前途的观念......与博纳维亚相反，认为中国的现领导正在使中国的经济离开苏联模式，而且它自觉而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完全脱离苏联模式。不过，尽管加沙德在这点上可能是对的，还应该肯定成问题的是，现领导......是否能解决根深蒂固的党政这种权力垄断的问题，改革强大的斯大林模式的政府结构和管住曾经是战绩辉煌而今又特权在握的毛氏军队，”......“拿加沙德和佛来塞两人对1978─1979年民主运动的看法作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他们的解释很不一样......佛来塞显然同意这种观点：‘对自由这个字眼，人们不该加上什么定语。’而加沙德的结论却是：中国绝不是一个由辩论来运转的社会，而且，要想一步就跃入民主则对自由事业反而是自杀。”......“加沙德所指的是，今天中国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在此结构之中，高级将领及其他的领导人的经验和习性使他们对革命目标、语言表达、公开态度、应享权力和组织机构等等有其自己的标准，很自然地与市场改革、评分考试、依法办事、选举竞争等等格格不入。这些有权有势之人能够阻挡邓小平的改革运动。因此，加沙德下的结论是：如果邓要使老一代的官员们全心投入中国的改革，他就必须让这些人放心，让他们明白他们这一代所为之战斗的理想不会因此而丧失。”
费里德曼在对上述几本书作出评议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到：“作为学者，需要注意不要使自己被动，要知道掌握政权的人同时包括有权来界定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有经验的分析家则不要把统治集团所说的一切，都认为是真相。埃德加.史诺就很明智地指出......中国的报纸如何只按党的路线来发布新闻......最近出版的许多外国人去中国作第一手调查所写的书，很像是忽视了史诺的告诫，过多地重复着按今天党的路线所发布的材料写作。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非常富于出奇制胜，故作惊人论......只有最能挑刺的学者才可能不被由中国现行统治集团所提倡的对前一段历史的解释所轻易打动，而仍持怀疑态度。”
费里德曼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谦虚，需要大量艰苦而有学术水平的工作，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路线或那种方式所带来的成功与失败，要大大减少那种缺乏根据的自以为是，耳闻目睹的常识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可以祝愿中国在其建设更为民主与繁荣的社会之中一帆风顺，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批判它的进步与成就方面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至少已习惯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公式，即从政治上来说，大陆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台湾所声称的更糟，而从经济上来说，情况也不会比人民共和国自己所宣称的要更好。但是现在，我们变得聪明些了。我们发现，政治上大陆的事情比台湾所说的还要糟；而从经济上情况又比北京所宣称的要好。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两者的参数都扩大了。比以往更为需要的是，我们不要一味指责，而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进行公允的、专心致志的、成熟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作出贡献。”
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约翰逊的文章提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应将研究框架置于何种基点上。这篇文章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思路。约翰逊这样开始写到：“在过去30年里，对中国大陆上的政府进行研究的状况，我的观点是细节上很复杂，但总体上的结论却相当简单。对人民共和国政治的研究，一直在错误的框架里进行分析，而且即使框架合适了，研究者也把自己局限于想象而非实际操作的方面。”......“有几位专家提出意见，认为60年代流行的研究框架不仅未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异常现象及其随后的事件，而且对毛以后的时代，了解也很不够......为取代......过时的研究框架，米尔司（Myers）和麦兹格（Metzger）公开地而白鲁逊则暂时地提出可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延续性’的模式或作为研究框架。”......“就我而言，研究、分析文化特点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基本价值体系，当然是实在而重要的专业训练，但是在估价现代社会里行为者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时，应用这种专业知识，可要小心......我认识到中国人在体制上的倾向性就是家长专制、独裁命令和据称是以‘仁政’治天下。然而，就我所见，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之中，我们已经有着一个完全充足的框架，那就是：列宁主义的政府。不幸的是，这一框架在中国问题研究之中，并未得到充份展开......革命和现代化这样的框架也可包含在列宁主义政府这样的框架之内......我心中的问题是：官僚体制、经济改革和当前的革命阶段。”以下作者就在这三点进行展开。
“......在国民党时期在大陆上建立党国一家的体制，和共产党掌权以后所建立的党国一家体制之间，有着直接的延续性，两者都是部份地源自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它对这种党国一家形式作了较大改动，而共产党在大陆更加强而且扩大了这种体制。克劳斯（Richard Kraus）提供了一些数字：‘国民党到1948年时政府官员的数目是2，000，000；共产党到1958年时，政府干部总数几乎达到8，000，000。拿上海来说，全市就业人数自1949至1957年之间，每年增加1.2％，而工厂工人和职员每年增加5.8％，对比之下，医药卫生和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增加率是16％。从另一角度看，国家官员在1949年时，只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不到，到19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不论人们怎样来计算今天的政府官员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所有生产活动进行国有化或集体化之时，已将大多数民间对政府的竞争化为乌有，是监督、控制、更新和训练这样的政府的国家所共有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且，“所有列宁主义者的特点，都会造成错误地判断他们的问题：他们总是决定需要用阶级分析来判断和处理事件......”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和阶层混为一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很大，而且还在继续付出。不去学习和研究别国人民和中国人自己在其漫长历史中建立过有效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却把他们的问题定为阶级问题，并且发明了一套起着相反效果的下放劳动、‘五七’干校、停课闹革命、浪费人才和‘文化大革命’这类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社会打得七零八落，想已此来克服官僚主义，而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官僚主义，再加上满腹牢骚，成天拉着长脸的人民群众。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始终也没有创建出有效能的政府来。”
“所有这些官僚主义问题，都跟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关，因为这些官员们就是经济领域里的经理们......过去，毛把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于大大小小的负责人身上。那时，中共领导人还没去参照外面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因而还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大量的中共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大陆以外的中国人在经济上已是赢家，而大陆上的中国人则是‘输家’了。由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很大成功的那种吸引力，如日本及东亚新兴经济国家的榜样，成了毛去世以后经济上改革的重大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还在起作用，但是它的影响正在受阻于那些在列宁主义体制下掌有政治既得利益的人们。”......“在我看来，邓小平与其说是改革家，不如说是正统的列宁主义者，他一直在做着的无非是在毛把经济搞得一踏糊涂，人们对共产党制度已非常失望之时，如何使那个老制度再很好地运转起来。他所努力做的，更多的是如何回到1957年前后列宁主义体制的老样子，而不是吸取1957年以后不断出毛病的教训在哪里。”......“列宁主义体制乾脆就不会让普通老百性有可能去发挥创造性。因此，要达到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必须还要有政治改革......这就是我们的讨论转向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问题。”
作者接着说：“我这里所提的问题......是一种真正的‘热月政治’。就是说，公众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来反对执政的先锋党派，要求真心实意地巩固革命性的变革。‘热月’事件是指法国大革命期间，1794年7曰24日（按当时革命历法是4月，称为热月Thermidor）推翻了雅各宾派及其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lilien Robespierre），结束恐怖统治的事件。这个阶段以后的法国，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法制，这和邓小平重掌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有着生动的相似。那么，‘热月政治’在中国是否仍有可能发生呢?”
“不幸的是，我认为过去5年中的变化，还没有构成一场真正的中国‘热月政治。’......邓重掌政权之后，其方向是逐渐走向重建正统的列宁主义体制......不过，就最近事态的不稳定而言，‘热月事件’的可能性，在中国尚不能说不存在......它既非不可免亦非不可能......”作者接着引证瓦尔萨（Michael Walzer）于1979年写的文章《一种革命的理论》（“A Theory Revolution” Marxist Perspective II, spring 1979 ）所说的：
“导致热月事件的关键条件，首先是革命阵营的内部结构，其事态发展进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两种不同情况的革命结果......阶级和先锋党的觉悟很不相同......阶级政治是普遍存在的、无所不包的......先锋党政治，对比之下，则是封闭式的、排他的......恐怖统治就是先锋党以其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的独裁政权......热月政治标志着这种独裁政治的结束......如果热月政治失败，恐怖统治则将成为固定现象”
“第一种结果是，先锋党获胜，继续掌权，使独裁固定化......第二种可能性：革命的阶级慢慢地抵抗，通过日常生活的正常化来取代先锋党的位置，以其自身的形像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它把先锋党里的知识分子重新吸收过来，使他们在其父母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中起作用，不需要在特别的政治意义上就能起着专业和官方的作用。”
作者根据瓦尔萨的论点提出：“在当前中国革命阶段里，就有几种因素说明可能出现热月政治。这些因素包括外部世界有着对中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经济模式，就象西欧可提供对俄国文化不带威胁性的那种经济模式；其次，广大的华侨社会有条件以现代工艺和投资来帮助大陆中国的发展；第三，沙俄帝国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疮痕，使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列宁主义纽带受到了削弱；第四，列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同条件下付诸实施以后，这60多年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唾弃。”
约翰逊教授的论点颇有新意，可以提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思量。因此，本文对他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略多于前两篇。
II. 代表性著作
本节所列代表性著作，自然是出自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因此，有必要作一点说明。
前面提过，自1979年中国改革以来，美国学者出版研究中国的著作，至少也在1000本以上。本文虽然集中在介绍美国学者研究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可是，已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当然绝不止是下面所列的几本书，也不止是下列几位学者。但是，作为介绍，总得有个范围。因此，本文作者的选择标准，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a）美国学者从研究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1979年以后的变革；
（b）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之中几个主要的研究方面；
（c）列举的著作必须是1985年以后出版的近作，而其著作人又能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老，中、青四代研究者。
以下按研究的方面分成7个题目，介绍9位美国学者的著作。
（一）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总体概括与分析。何汉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87）}
（二）对中国权力结构与决策的研究。李伯瑟尔与奥森伯格合著：《中国的决策：领导人、体制和过程》（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Uni. Press, 1988） 鲍大可：《中国的外交政策：体制与过程》（A. Doak Barnette: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Johns Hopkins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ublished in 1985 by Westview Press, Inc., Boulder, Colorado）}
（三）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黎安友：《中国的民主》和《中国的危机》（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85；China's Crisis, Colunmbia Uni. Press, 1990）}
（四）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白鲁表：《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 of Michigan, 1988）}
（五）中国政治影响社会的变化。舍尔：《迪斯科与民主》（Orville Schell: Disco and Democracy, Pantheon, New York, 1988）}
（六）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看今天的改革与开放。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New York, 1987）
（七）对90年代中国动向的研究。史万恩：《中国面临的90年代：制度在危机中》（Michael D. Swaine: "China Faces the 1990's: A System in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0, PP.20─35）}
这九位学者中属于第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第六题下的费正清；第二代是第二题及第四题的鲍大可和白鲁逊；第三代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及第五题下的何汉理、李搏瑟尔、黎安友和舍尔；第四代是第七题下的史万恩。下面分别按题目次序逐一介绍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
（一） 何汉理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是受布鲁金斯研究所之委派，在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合作之下而写成的专著。这本书可说是美国“思想库”中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之职这八年的总结。该书全面、扼要、平实。书中既摆出成就，也指出问题；既如实描绘中国的改革现状，又及时提醒美国有关人士应该注意之点。本书对美国决策者们来说，不失为一本很好的研究中国改革的入门读物。
何汉理年龄不大，生于194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该校，1983年转入东部华盛顿的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专攻中国问题。他在70年代即开始出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第三代里的“新秀”。现将他在本书最后一章《第二次革命前景》，即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所持观点作一介绍。按原书摘译如下：
“邓小平去世后，改革会维持下去吗？其后的领导人能有效地应付随改革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上的问题、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吗？还会出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方面取得进展吗？抑或，1987年胡耀邦被解职，表示改革已达高潮，以后即将退潮呢？”
“的确，80年代中期，已让人感到真正的担心了。尽管改革已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可这是改革之初最易取得的成果。其后，经济发展会转慢，与改革相关的问题会更麻烦，需要克服这些问题的措施会更痛苦。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里的分歧也会日益扩大......也许最重要的是，几年以后，邓小平会从中国舞台上消失。这就很难说他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否足以有效的解决党内各派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者邓的后继者有无足够的手腕来维持最高领导的统一认识。”
“......自从1984-1985年以来，改革已遇到严重困难，如贪污腐化、物价上涨、外贸逆差、预算赤字、粮食减产，以及国民道德水平日益明显下降......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前头，比如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这是中国试图建立一种把市场与计划经济和自由与控制混在一起所必然带来矛盾的产物......”
“当中国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之际，政治格局的不同模式可以从激进的改革直到恢复毛主义的革命化。不过，80年代里，政治格局的中心已明显地是赞成改革。但是，中心的支点还可能挪动，或者向着自由化挪动，或者往回挪到比较僵化的行政管理的社会去。哪些因素将决定中国有可能往前挪多远或往后挪多远呢？”
“有几种可能性将在从目前到本世纪末之间谱写中国的图像。一种可能是改革方案在既付相当代价又有相当收获之下发展。一方面，要看中国能否从改革继续获益：适度的经济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国际上有着稳定而受尊敬的地位。另一方面，改革又必须尽量减少或避免财贸失衡、物价高涨、收入不均、贪污腐化、不同政见等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民心。”
“改革的命运还要决定于对改革有怀疑和批评改革者能拿出什么可取的方案来，比如，抬出一位受人拥戴的领袖人物，他能对改革不满的人有号召力，又能提出一套政策，看上去会比他们所要取代的改革更为有效。迄今为止。批评者们两者都拿不出来......这些怀疑改革的人们已介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而这些运动和工人、农民毫不发生关系，又使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反感。这些保守分子们，只有抓住对激进的改革方案有所动摇的人们心中所顾虑之事，拿的出另一套方案，才有可能成为站得住的国家领导。”
“还可以设想中国会出现很极端的前景，特别在邓小平去世以后。那时由于碰上风不调雨不顺收成很差。国际上又在经济衰退之中，加以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结果造成经济情况严重滑坡。此时，党的领导可能分裂成几个权力斗争的派别，不能或者不愿弥合分歧。领导又无能长期面对全国各大城市政治上不同政见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回到激进的毛主义去......或者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这两种极端的前景都不大可能。目前中国的经济已有足够的积极因素，非常难以置信会出现全面崩溃。党的最高层领导中的分歧也已缩小了差距，从道理上说不大可能发展到激烈的派系斗争的程度，尽管这种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尽管不同政见在今后年代还会逐渐扩大，但不可能大到共产党控制不了的地步。也没有人怀念毛主义的岁月，或者同意让军队来介入不属于军方的政治事务。”
“因此，更讲得通的前景到是不那么惊人的局面。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会缓慢地往前挪动，以至会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动，挪向更为开放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挪向更为宽松和协商对话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景之下，政府可以较顺当地建立起决心和能力来实行迄今为止未能完成的经济改革中一些关键措施。物价会改革得更为合理、更为灵活，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对各企业在财政纪律上的要求会更为严格。中国的厂家会把生产更着眼于来自国内外厂家的竞争，工厂的经理们也会从厂党委和有关政府部门那里竭力取得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某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予以推行，特别是创建劳务和资金市场和国营工业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在政治领域，人们可望在政府机构人员中逐步推行专业化，继续完善法制体系，党政之间更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权力继续下放到省和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这种乐观的前景设想，也会在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其结果，大陆中国的政治体制慢慢的会越来越象70年代在台湾出现的局面。果若如此，则会在新闻报导和学术探讨上出现更多的自由，在文学艺术上的实验更少的限制。直接选举会从县级逐步上推，在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中也会出现更多的竞争。也可能在党内出现竞选活动，以便在其后主要的中国政府机构里引进更大程度的民主化。”
“然而，即使最为乐观的前景也会有其限度。现行的国营工业的政府所有制不大可能会予以放弃而代之以由董事会来掌管，或者指令性部份的计划和某些官订物价会完全取消；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会向进口商品或外国投资完全打开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同意撤销其在大学或工厂里的基层党组织，放弃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控制政府部门的重大人事任免或者同意建立多党制的制度。”
“不过，更为悲观的前景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是改革遇到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政治上障碍重重，人民的不满日益积累。此时，有可能出现这种险境：贫富差距加大，物价高涨不已，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不同政见和犯罪越来越多。邓以后中国领导即不团结又无能耐，因而不能或者达不成一致意见以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改革会取消，有些会变样，还有一些会无限期推迟。”
“不过，正如乐观前景会有限度，倒退到这种不利情况也有限度......温和的经济改革中的基本原则会保留下来，如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工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在决定物价和商品分配方面的市场作用会加大，在某些经济领域容许个体企业的存在。以至在悲观的前景下，中国领导人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之外，不会中断在政治体制上走向协商对话的倾向，或者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恢复过去那种随意加以管制的做法。
何汉理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即使在最乐观的前景设想下，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不会变成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不会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多党制的民主。问题在于，乃由于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是几个方面的融合：计划与市场、协商与控制、个体与国营、进入国际社会而又采取保护主义。”
（二） 了解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决策过程，是为了掌握该国家的政治运作的规律。这为如何与该国相处，相互协作或斗争，提供科学性的基础。
本文所选第二本书《中国的决策》，是美国政府商务部为美国工商界了解中国的政府结构和决策过程，从而更好地在中国进行投资而出版的。而在本书作者应邀为商务部进行研究并于1986年出版《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August 1986）一书，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了大量修订之后写成的。本书两位作者李伯瑟尔和奥森伯格都是第三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中的姣姣者，知名度较高，其中奥森伯格曾任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顾问。现在他们两位都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是该校“中国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的骨干。
本书通过典型调查来作全貌概括，所谓“解剖麻雀”。作者通过对中国能源生产的三大部门：煤炭、石油和水电进行调查并了解其决策过程，经过1984、1985和1986三年间几次去中国作实地调查和访问，并广泛接触了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官员和有关人士，在中、美两方的官方和民间机构的协助之下，又正逢1984-86年期间是中国对外最为开放之时，因而作者终于能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基础上，得出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学者，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大都认为主要是两种模式：“理性型”（Rationality Model） 或称“政策型”（Policy Model）和“权力型”（Power Model）。所谓“理性型”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而决策而运用权力；“权力型”则根据党内派系斗争而决策而运用权力，而两者的决策关键都取决于中央领导。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可是，本书作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改革以后正出现第三种模式，也许可以称之为“政府部门型”（Bureaucracy Model），因为作者发现中国的权力结构已从集中走向分散，政府各部门都有其发言权。因此，决策的中心议题成了如何在各部门之间取得共识，因而其过程就变得旷日持久，不相连贯，而且只能慢慢吞吞一点一滴往前走。在此进程之中，各部门间的合作，即非“理性型”亦非“权力型”，而是“关系型”，即靠利害关系来决定合作的大小与快慢。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反映了改革以后中央执行“放权让利”政策的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因而本书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尤其是美国工商界前往中国投资或经营企业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现在将本书关于中国决策中“关系”的作用所作的分析研究，摘译如下：
“潜藏在中国的机构之内而在组织系统表上又完全找不到的东西是个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不同的机构挂上了钩。的确，许多熟悉情况的外国和中国的观察家认为这种相互承担义务的联系──中国人称之为‘关系’──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把政府机构连在一起，使之运转。另一些观察家，虽非贬低‘关系’的意义，却强调在不同的时期，‘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对正式的官方渠道也很重视。”
“不论怎么说，人际‘关系’的观念在中国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就象与它相连的‘感情’观念，或者叫情感。‘关系’的纽带带来相互承担义务。这种纽带可来自家族同宗、同乡、同学、同事、或者共同追随过一位首长，共奉同一恩主等等......”
“政治上力求发展的人物或集团，总会安插一些人，让他们跟其他机构建立‘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石油集团最高领导如何把忠于他们的人安插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煤炭部、化工部和冶金部，以及国务院里......”
“不过，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作为个人可以与许多人建立‘关系’，而且可以向不止一个恩主承担义务。相互有‘关系’的单位也并非完全拧成一股绳，他们之间还有内部倾轨。效忠对象也可以变。原是某位恩主的手下人会改换门庭，如果该人认为早先的恩主已丧失兑现义务能力的话。所以，‘关系’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小集团，很是微妙而且本质上并非牢固。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很强烈地愿意通过与对方有‘关系’的人来沟通各机构之间的联系。此人将以其‘有权入场’的身份进入另一机构，提供事态发展信息，如谁说话算数，怎样把事情办成等等。此人还可以作为所谓担保人，讲明自己的来历和负责态度。总之，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忠心、可靠、言而有信，这些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根据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络网继续存在于各自为政的政府机构之内，在克服机构之间的障碍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我们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之中，也了解到许多重要的特点。首先，重复一下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题目。各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常洽谈，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有位省政府的官员，我们只在飞机上与他有短时间的会见，对中国当前办事情况，作了这样的简要概括：没有哪个单位或个人，要你完全按规章制度办事。相反，你必须有某种‘关系’，要不然，什么也搞不成。这在哪儿都一样，不仅在南方是如此。所谓‘关系’并非只是老同学之类，而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完全是‘你替我擦背，我替你擦背’的关系。交换东西，交换好处，达成协议。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因为在上级，也是这样办成事情的。不叫他们来改变办事情的方法，谁也不会先来改变。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虽没有明白无误地说清楚这些交易是怎样达成的，但是，这位官员所洞察之点，在资料中也有所表现。我们在安太堡露天煤矿所搜集到的调查材料特别显示了这一点。”
另一本，《中国的外交决策》，是专论中国对外政策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作者鲍大可前面已有介绍，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知名度很高。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又去布鲁金斯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再去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现在虽已退休，仍在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荣誉教授，经常为美国国会及有关人士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咨询。
鲍大可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权力结构的专家，从50年代起即有专著问世，直到80年代，著作甚丰。本书是他在1983至1984年在美国和中国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访问了美国政府里的专家及美国学者同仁，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从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以及所有有关外事的部门，包括解放军、新闻界、学术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政策的改变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反映在外交决策的变化，可见之于两个方面：决策基础已不再是毛泽东时代以意识形态为主，而是以促进现代化为主；决策体制及过程要求更专业化、正规化。本书内容就是专门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机构，从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单位到外交部等执行政策的单位，至提供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新华社、各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及与外交有关的外经部、解放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乃至各大学的外交专业及对外友协等，几乎所有与外交决策有一点点关系的部门，都如数家珍地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均有交代。可以说，除了对外决策的内部操作过程作者无法弄清楚，其余所述，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情况是相符的。即连本文作者曾在那里任教多年的规模很小的“国际关系学院”，书中均有所介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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