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紫阳到江泽民：中国改革战略的变迁和连续
从赵紫阳到江泽民：
中国改革战略的变迁和连续
中国改革战略的变迁和连续
一、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
二、赵紫阳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
三、中共“十五大”：改革战略上的“旧”与“新”
四、困境和出路
【注释】
二、赵紫阳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
三、中共“十五大”：改革战略上的“旧”与“新”
四、困境和出路
【注释】
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曾试图有限度地修正中国的改革战略，以便推动政治改革，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逐步为民主化奠定制度基础。这一为中共“十三大”批准了的设想，在“六四”事件后已被束之高阁。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发表了“五二九”讲话，一些论者认为，江泽民已摆脱了元老派的操纵和控制，推行的是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其实是仅仅注意到了江、赵路线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江、赵在改革战略上的实质性分歧。“十五大”之后，中国的基本改革战略与邓小平时代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但与邓小平弱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不同，“十五大”通过完善和“圣化”邓小平理论及高扬民族主义，一方面“修正”、更新了中共的意识形态，使之公开合法的实用主义化，同时也试图提高并强化它的权威和功能。这对中国的改革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又明显带有短视、复旧和保守的弱点，很可能使江泽民及其领导集团被迫面临“政治和经济改革短时期内全面停滞”的困境。
本文从简略地描述和分析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入手，回顾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对这一基本战略的有限度的“修正”；进而以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为依据，分析中共“十五大”的改革战略与邓小平政治遗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说明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十五大”这近二十年间中国改革战略的变迁与连续；最后，对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战略的选择上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要在中国全面开创改革事业的新局面，应当是在改革战略上回到赵紫阳而超越邓小平。
一、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
所谓的邓小平路线的实质内容，可以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借助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而形成政治高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就是根据这条路线确定的。这条路线限定了中国改革的长远目标只能是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使政治改革只能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明显滞后，以至使中国改革的总体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片面改革”、即经济改革“单腿走路”的特点。这条路线以“四项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从两个方面对政治改革构成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死死地捆住了政治改革的手脚，使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无法提出明确具体的政治改革战略目标，而不得不让政治改革局限于顺应经济改革需要的狭隘范围，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又使政治改革的呼声时刻面临着政治高压的威胁。
诚然，在邓小平时代也曾出现过有利于政治改革的相对宽松的局面，然而，每当这种局面出现不久，就很快被“反自由化”的风暴打断；而且，即便是在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里(如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黄金季节”)，“四项原则”所划定的思想和言论“禁区”依然无处不在，这些“禁区”仿佛是政治上的一个个“雷区”，构成了对人们的威胁。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的压力，任何政治改革都只能是利用“反自由化”风暴的短时期间歇为自己“热身”。“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高压进一步加强，“反自由化”一度成了主调，而“自由化”的声音则近乎绝迹，连为政治改革“热身”或做“准备活动”的机会都几乎完全丧失了。到现在为止，中国在政治改革名义下推动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只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某些需要，而在远离政治结构中心的边缘地带进行的，这样的“政治改革”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存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
在八十年代曾有人说，在中国，“邓小平的话就是最大的‘实际’!” [1] 这话听起来虽然不无讽刺意味，却也如实地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地位。但邓与毛泽东不同，邓的强人地位主要不是因为他具备“克理斯玛”型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能够、也善于平衡驾驭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和“保守”两派政治势力。因此，邓在政治角色和政治性格上也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当他举起“左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便与党内的“计划经济派”和“枪杆子主义者”合流，成为集中反映和代表中共元老派意志和利益的政治传统主义的旗手；而当他举起“右手”抓“改革开放”之时，他又变成了经济改革、甚至政治开明的象征。
所以，上面谈到的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固然反映了邓小平生前的基本主张，但它绝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意志的产物；这个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特别是其高层“革新”和“保守”两派势力折衷、妥协的结果。因此，当邓本人的政治主张发生向左或向右的摇摆时，党内不同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中共内部的革新派或保守派也会及时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尽力争取邓小平的支持，以便按照符合自己的主张和利益的方式，对上述改革战略做出某些修正。
回顾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在那近二十年间，这种“修正”的机会和时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但当时没有、似乎也不可能制定相应的方案和政策。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由此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政治改革的春风，可惜延续的时间极短。由于当时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国内也出现了财政困难，酝酿中的政治改革很快就因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而被迫停止下来 [2] 。其实，被许多人称颂的那一波短暂的“政治改革”，其结果主要是大体上恢复了文革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那种领导体制，所不同的只是给这种体制新添了不少“老人政治”的色彩而已。 [3]
邓小平以后重提政治改革是在1986年，那主要是因为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展，原有的政治体制从多方面牵制和阻碍经济改革，同时也由于戈尔巴乔夫主导的前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和国际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无形中对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 [4] “政治改革”的题目虽然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在邓小平看来，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性动乱的重演和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而已 [5] 。因此，他就政治改革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就是“秩序”和“效率” [6] 。
二、赵紫阳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
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曾利用领导政治改革的研讨、方案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对邓小平确定的中国改革战略提出了修正。赵的主要贡献是，他充份利用了1986年邓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有利时机，突破来自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等等对政治改革的束缚，为真正开启政治改革的新局面，从目标、模式和进程诸方面修正原有的改革战略，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也达成了一些至今对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的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赵紫阳提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他在1987年7月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时说，“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问题，决定了不能很快现代化，同时要解决。实际上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这不仅使政治改革突破了为经济改革服务和为避免类似文革式的动乱的狭隘目标，而且也明确了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现代化”。
第二，赵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正如鲍彤所说，“革命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群众运动、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两大法宝，现行体制仍然是这个色彩，没有大的改变。从革命年代，经过建国后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推到了极端，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和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种全能的无所不包的体制应该改变了，要转变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发挥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枢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要转变到“建设体制”，即“各种社会细胞按照其本来性质在一定规范上运行”的体制 [7] 。
第三，在赵的主导下，设计了一个触及旧体制根本弊病、且比较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旧的政治体制至少有三大弊病，第一是权力过份集中，在党政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党，在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中央，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政府；其二是人治色彩相当严重，集中地表现在家长制、私人依附和政治运作上的非程序、非规范、非制度化等方面；其三是政治运作和政治信息的封闭性。针对旧体制的这些弊病，当年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设想”和他在“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政治改革的下述原则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政策和措施：首先，实行党政分开，对过份集中于党的权力进行相对分割，并使党、政之间的职能相对分化，主要具体措施是撤销国家机关的党组、取消各省市党委中与同级政府中对应平行的部门、取消地方党委中不担负政府工作、却分管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职务、在企业中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凡适于地方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再次，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便在干部任用上克服人治、反对腐败，为建设稳定高效的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提供制度上的保证；还有，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紫阳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8] 。
当时，政治改革的这一研讨和方案设计，必然地受到多重的限制和阻挠。在不允许怀疑、改变基本政治制度(如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的前提下，只能是在“改善”和“加强”这些基本制度的名义下，曲折地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就如同在“铁笼子”里“跳舞”。同时，邓当时还对赵紫阳下达过两条明确的禁令：一是政治体制“不能搞三权鼎立”；二是“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9] 。可见，赵在政治改革领域内的活动空间实在是极为有限的。
赵紫阳主持制定的这些政治改革原则和措施，虽然还并不直接属于民主化政治改革的范畴，但它们显然都直接触及旧体制的根本弊病，有利于原体制逐步向分权和政治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转移；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则显然具有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效而稳定的组织基础的重要意义。而且，尽管“三权鼎立”历来是中国大陆众人皆知的一大禁区，但在赵紫阳认可下，最初拟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仍然为突破这一禁区做过大胆尝试，以至受到了邓小平的警告 [10]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胡耀邦被迫下野和其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后，赵紫阳居然有勇气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他认为，“民主问题不能回避”，而扩大人民的知情权，通过政府与人民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对话，正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开放，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民主轨道的重要途径。为此，他还着重提出了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类人民团体的改革问题，认为由“党包办、代替”工会的那一套传统的作法，应当改变。这其实正可看成是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相配套的一种社会改革。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从目标、模式到实际进程诸方面，对中国原有的改革战略提出了“修正”。
遗憾的是，“修正”的实施过程极不顺利。到1988年中，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实际已被迫陷于停顿状态。那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半年多之后，在北京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成为检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是否真诚的一个试金石。面对当时那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赵紫阳试图把解决危机与兑现“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结合起来，坚持遵照“十三大”所确定的政治改革原则和政策，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是把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从思想、言论和“书面条文”的层面，推进到了当时的政治实践中。然而，“六四”的枪声却无情地宣告了他这次政治改革尝试的失败。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派在1987年的那次以胡耀邦被废黜为标志的失败，有点凄凄惨惨的话，那么，赵紫阳在“六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却为改革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次全局性失败，平添了不少悲壮的色彩。然而，悲壮归悲壮，自此以后，由赵紫阳主持制定、曾得到邓小平认可、并经中共“十三大”批准通过的、以全面的渐进改革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战略，毕竟还是被束之高阁了。
三、中共“十五大”：改革战略上的“旧”与“新”
邓后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邓小平时代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根据国内新的政治生态、形势和问题，对这一基本战略做出相应的修正呢，还是采取“法先王”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仅关系到“十五大”后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在邓后开创改革事业的新局面，做出历史性建树。
邓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随着中共元老的相继谢世，以江泽民为首的新一代领导已经摆脱了以家长式统治为特徵的老人政治的束缚，政治强人统治的时代已经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二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业已威信扫地的同时，以固守马列教条为特徵的左翼思潮，也几乎已无可挽回地日趋式微了。据此，许多人曾对江泽民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寄予期许，认为他们应该、也能够对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有所校正，以便引导中国朝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二十一世纪。那样，就可能开创为党和国家峰层的政治运作建立合理、公平、公开的程序、规范和制度，从而逐步使之走上民主化轨道的契机。而且，上述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然已经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何况，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经济市场化已经获得长足的进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亦有明显提高，这些都为化解邓小平时代已经积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政治社会矛盾，营造了难得的时机。
从字面上看，“十五大报告”确实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口号，而且还以很大的篇幅专门讲述了政治改革问题，甚至还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这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概念”和“价值”，都是过去的官方文件从未正面强调过的，现在居然能被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加以载明和确认，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政治改革的那一部份，相信任何不抱偏见的读者都不难作出判断：所谓的“全面改革”，其内容竟如此空泛，以至于“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的提法不仅了无新意，甚至基本上只是虚饰之词。在改革的基本战略方面，江泽民及其领导集体却令人失望地选择了对邓小平的历史遗产“一仍其旧”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十五大”之后的中国，在改革战略上与邓小平时代保持高度的连续或一致性。虽然“十五大”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以股份化为主要内容的“公司制改革”，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股份制改革却丝毫不能使中国的改革脱离“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邓小平路线，当然也不可能改变经济改革“单腿走路”的状态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局面。
“十五大报告”只字不提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病及其根源，实际上是回避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十五大报告”删除了已经在“十三大报告”中载明的“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三条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政策。这样，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根本不可能触动现存政治体制的上述三大弊病。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还再次重复了“要维护中央权威”的口号，“十五大”前后官方媒体和党、政、军高层领导人也纷纷围绕强化江泽民“核心地位”这一主题而展开造势活动。这种种举措形成了一种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极不协调的气氛，不免给人以“时间倒流”的感觉。江泽民及其领导集体的言行很难令人相信，“十五大”后中国在政治改革领域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看来，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局面，还将再延续一段时间，中国改革的总体模式亦很难脱去“单腿走路”的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后的中国与弱化意识形态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以“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圣化”为标志，今后中国官方将尽力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以此控制思想言论。从“十五大报告”中不难看出，江泽民及其“智囊”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理论上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三大“进展”，也可以说是三大变化。
第一，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一，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显然是将赫鲁晓夫当年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说法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还具体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基本差距在于，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11] 。其二，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比“十三大报告”作了更全面、细致、严密的描述。其三，提出了执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的基本纲领。其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从产权结构、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以及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诸方面，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比较全面、严整的辩护系统。
第二，为了强化“邓理论”的功能，对“邓理论”进行“圣化”。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把高举“邓理论”的“伟大旗帜”视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决定以“邓理论”作为凝聚全体人民的精神象征，试图由此“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此，“十五大报告”中使用了许多夸张之词，其关键是两点。一方面，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实际已基本上将“邓理论”确立为中共的唯一指导思想。江泽民首先断定，“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也是对当代中国唯一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用江的话来说，就是“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徵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十五大报告”把“邓理论”提到了马克思主义道统序列的首位。江说，“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就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第三，通过突显中共及其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张扬香港回归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甚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空前高扬了民族主义的地位。
江泽民如此“圣化”邓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业已公开地实用主义化了。邓小平的基本哲学思想无非是两个字，即“猫论”而已，如今，经过包装的“猫论”只不过变得更系统、更精制罢了。但是，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仅是强调经济发展，还有“反右”的一面，即思想上僵化、保守、教条和政治上专制、凶狠的一面。与毛时代相比，“邓理论”的“反右”内容完全没有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神圣光晕”，而是十分赤裸裸的简单粗暴和专横。江泽民显得比邓小平“高明”的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某种灵感，重新拾起了意识形态包装这一手法，给邓小平的一系列说法和观点穿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理论”的“神圣外套”。
这一做法必将对“十五大”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随着“邓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前述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也被定型化、“法制化”、甚至神圣化了。其次，在反对自由化的同时，也剥夺了抵制经济改革的“左”的思想言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合法地位。第三，把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树立为邓小平的忠实继承者和邓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精神领袖。第四，“十五大”之后政治改革面临新的意识形态束缚。
四、困境和出路
“十五大报告”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是很不寻常的五年。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五年，……也是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中，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五年。”这段话通过突显“六四”后八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原苏联与东欧国家遭遇的困难相对比，试图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邓小平路线的英明和正确，从而为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沿用邓小平改革战略提供根本依据。这种对比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以此作为选择改革战略的根本依据，则显然是很不充份的，甚至是短视的。
尽管中俄两国原先都是共产党领导、实行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国情却有显著差异。若脱离开两国的具体国情而笼统地比较其改革的后果，那么，这种比较本身就不恰当。苏共的垮台确实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不无关系，但原苏联的解体则根本上是源于苏联自身的形成方式、民族构成、民族地理分布及其国家体制；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与苏联不同，因此，以原苏联的解体作为中国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12] 。而从总体上简单地对比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其意义就更为有限。因为，原苏联是单一、发达的工业社会主义，而中国却是二元的农业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或所谓初级阶段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复合结构，两国的经济改革内容或性质上都不尽相同。
要比较两国的经济改革，就必须联系双方的具体国情、严格区分双方经济改革的异同，在真正可比的领域内(如工业经济、或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做比较，还要考虑到下列因素，即俄国在昔日冷战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比中国更不容易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俄国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得到港台和华侨资本的支持、俄国更不可能象中国那样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受惠于农村改革。 [13] 通过这样的比较会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远不像中国官方宣传的那么辉煌、傲人；而俄国工业经济改革的经验还给中国一个警示，即只有真正进入对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攻关”的阶段后，经济改革的主要和严重困难才显现出来。未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是否乐观，能否避免出现俄国的那种严重经济困境，目前并无现成、可靠的结论。以迄今为止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结果之简单、笼统的对比作根据、全盘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战略，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仅仅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绝非解决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诸多困难的万应灵丹。实行公司制改革无非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适应市场需求的独立经营者。然而，如果不推动政治改革，企业必然难以摆脱对党和政府的依附地位。就在“十五大”召开前的1997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落实加强工矿、企业、单位的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文件中，还重申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14] ；“十五大报告”中则不但丢弃了“十三大”所确立的“党政分开”这一极端重要的政治改革原则，甚至还强调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倘若真是照此办理，则不难预料，拟议中的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将很难奏效。在党管干部、法制不健全、司法不独立的状况下，新组建的股份制公司的经理仍然无法对企业亏损负法律责任，企业经营恶化的情形也很难根本扭转。
改革国有企业就要裁减现有的冗员、让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就会大量增加。据报导，国内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和最受关注的航空业，最近已透露其裁员计划涉及的人数高达现有职工总数的10－20％ [15] 。全国国有企业若以类似规模裁员，新增失业人数之庞大，可以想见!国有企业改革因此必然会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1997年10月对东北三省43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被调查的一千多中、下层干部和工人当中，反对国企改革的居然高达八成三以上 [16] 。面对如此棘手的困难，中共当局真能像“十五大报告”中所宣布的那样，坚定地、卓有成效地把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下去，从而使经济改革经历一个“新的突破”吗？笔者对此深表怀疑。改革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问题早已呈积重难返之势，中国的社会救济和保障系统又不健全、不完善、不发达，如果强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再引致一大堆新的棘手难题，岂不是对中共当局雪上加霜？而且，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党和政府与各利益集团之间也缺少有效的中介组织、沟通管道和协商对话机制；当局对解决“六四”事件遗留下来的政治社会问题又咬定牙根、死不松口，因此很难在政治上得到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界的真正信赖和真诚合作。
江泽民非常看重政治“旗帜”，他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像。”但是，今天想借助“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继续推延政治改革的意图“保驾护航”，或籍此克服经济改革的社会障碍，似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经济和社会日益多元化、商业化，像“高举”这类在思想和文化上复旧倒退、在政治上保守僵化的口号，因其脱不出“两个凡是”的窠臼，只能被人们当作笑话，而绝不可能发挥出统一思想、凝聚民心和化解早已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神奇效用。当经改“攻关”遭遇顽强的抵制乃至抵抗、甚至出现社会动乱的苗头时，“高举”之类的口号肯定无助于解决难题；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中共当局将很可能放慢经济改革的步伐，甚至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无限期推迟，使之实际上变成一句空话。
总之，“十五大报告”显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目前的改革战略选择，眼光上是短浅的，思想文化上是复旧的，政治上是保守的；这样不但不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做出真正富有开创性的建树，而且很可能使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陷入短期全面停滞的困境。为了避免这种停滞状态的出现，在改革战略上回到由赵紫阳主导制定、经邓小平认可、并经“十三大”批准通过的全面、渐进的政治改革、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改革战略，可能不失为一个务实、合理、可行的起点。如果在改革战略上采取这一选择，和“十五大”提出的改革战略有一个显著、且带有实质意义的区别，那就是，不是寄希望于什么“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是寄希望于必要、可行、切实的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推行“十三大”改革战略的条件业已具备，“十五大报告”不也重述了“十三大报告”的许多基本观点吗？为什么不落实“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改革的实质内容呢?“十三大报告”所确定的政治改革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措施，如“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对国企改革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而诸如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及通过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等措施，以逐步实现“政治开放”，则显然不仅有助于化解已经存在和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必将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培植和提高干部和民众的民主素养。如果中共当局能够接受赵紫阳在“十五大”期间就解决“六四”问题而提出的中肯建议，则必将营造出一种全民和解的气氛，这对于开创邓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是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相反，如果从“十三大报告”确定的政治改革道路上后退，却又想通过加快国企改革达成经济改革的“新突破”，就可能给左派提供利用国企职工对经济改革的不满情绪反攻倒算的机会，这是近期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潜藏的相当严重的危险。重提赵紫阳和他的政治改革，正在于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实践，为避免这样的危险、从而也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释】
[1] 转引自吴国光着《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427页，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1997年。
[2]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1994，第103页。
[3]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三)”，《北京之春》1995年第11期。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
[5]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61页。
[6] 同上，第425页。
[7] 同上，第52－53页，第63页。
[8] 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14－115页，1990。
[9]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422页。
[10] 同上，第422页。
[11]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香港《文汇报》1997年9月13日。以下凡引自同一文献，不再注明出处。
[12]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一、之二)”，《北京之春》1995年第8期、第9期。
[13]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三)”，《北京之春》1995年第10期。
[14] 苏绍智，“中共十五大剖析”，《争鸣》(香港)，1997年第10期。
[15] 香港《明报》，1997年10月4日B3版。
[16] 《华夏文摘》，1997年10月第4期。
本文从简略地描述和分析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入手，回顾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对这一基本战略的有限度的“修正”；进而以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为依据，分析中共“十五大”的改革战略与邓小平政治遗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说明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十五大”这近二十年间中国改革战略的变迁与连续；最后，对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改革战略的选择上可能面临的困难，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要在中国全面开创改革事业的新局面，应当是在改革战略上回到赵紫阳而超越邓小平。
一、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
所谓的邓小平路线的实质内容，可以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借助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而形成政治高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就是根据这条路线确定的。这条路线限定了中国改革的长远目标只能是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使政治改革只能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明显滞后，以至使中国改革的总体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片面改革”、即经济改革“单腿走路”的特点。这条路线以“四项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从两个方面对政治改革构成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死死地捆住了政治改革的手脚，使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无法提出明确具体的政治改革战略目标，而不得不让政治改革局限于顺应经济改革需要的狭隘范围，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又使政治改革的呼声时刻面临着政治高压的威胁。
诚然，在邓小平时代也曾出现过有利于政治改革的相对宽松的局面，然而，每当这种局面出现不久，就很快被“反自由化”的风暴打断；而且，即便是在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里(如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黄金季节”)，“四项原则”所划定的思想和言论“禁区”依然无处不在，这些“禁区”仿佛是政治上的一个个“雷区”，构成了对人们的威胁。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的压力，任何政治改革都只能是利用“反自由化”风暴的短时期间歇为自己“热身”。“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高压进一步加强，“反自由化”一度成了主调，而“自由化”的声音则近乎绝迹，连为政治改革“热身”或做“准备活动”的机会都几乎完全丧失了。到现在为止，中国在政治改革名义下推动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只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某些需要，而在远离政治结构中心的边缘地带进行的，这样的“政治改革”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存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
在八十年代曾有人说，在中国，“邓小平的话就是最大的‘实际’!” [1] 这话听起来虽然不无讽刺意味，却也如实地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地位。但邓与毛泽东不同，邓的强人地位主要不是因为他具备“克理斯玛”型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能够、也善于平衡驾驭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和“保守”两派政治势力。因此，邓在政治角色和政治性格上也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当他举起“左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便与党内的“计划经济派”和“枪杆子主义者”合流，成为集中反映和代表中共元老派意志和利益的政治传统主义的旗手；而当他举起“右手”抓“改革开放”之时，他又变成了经济改革、甚至政治开明的象征。
所以，上面谈到的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固然反映了邓小平生前的基本主张，但它绝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意志的产物；这个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特别是其高层“革新”和“保守”两派势力折衷、妥协的结果。因此，当邓本人的政治主张发生向左或向右的摇摆时，党内不同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中共内部的革新派或保守派也会及时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尽力争取邓小平的支持，以便按照符合自己的主张和利益的方式，对上述改革战略做出某些修正。
回顾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在那近二十年间，这种“修正”的机会和时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但当时没有、似乎也不可能制定相应的方案和政策。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由此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政治改革的春风，可惜延续的时间极短。由于当时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国内也出现了财政困难，酝酿中的政治改革很快就因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而被迫停止下来 [2] 。其实，被许多人称颂的那一波短暂的“政治改革”，其结果主要是大体上恢复了文革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那种领导体制，所不同的只是给这种体制新添了不少“老人政治”的色彩而已。 [3]
邓小平以后重提政治改革是在1986年，那主要是因为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展，原有的政治体制从多方面牵制和阻碍经济改革，同时也由于戈尔巴乔夫主导的前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和国际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无形中对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 [4] “政治改革”的题目虽然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在邓小平看来，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性动乱的重演和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而已 [5] 。因此，他就政治改革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就是“秩序”和“效率” [6] 。
二、赵紫阳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
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曾利用领导政治改革的研讨、方案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对邓小平确定的中国改革战略提出了修正。赵的主要贡献是，他充份利用了1986年邓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有利时机，突破来自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等等对政治改革的束缚，为真正开启政治改革的新局面，从目标、模式和进程诸方面修正原有的改革战略，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也达成了一些至今对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的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赵紫阳提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他在1987年7月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时说，“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问题，决定了不能很快现代化，同时要解决。实际上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这不仅使政治改革突破了为经济改革服务和为避免类似文革式的动乱的狭隘目标，而且也明确了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现代化”。
第二，赵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正如鲍彤所说，“革命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群众运动、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两大法宝，现行体制仍然是这个色彩，没有大的改变。从革命年代，经过建国后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推到了极端，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和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种全能的无所不包的体制应该改变了，要转变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发挥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枢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要转变到“建设体制”，即“各种社会细胞按照其本来性质在一定规范上运行”的体制 [7] 。
第三，在赵的主导下，设计了一个触及旧体制根本弊病、且比较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旧的政治体制至少有三大弊病，第一是权力过份集中，在党政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党，在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中央，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政府；其二是人治色彩相当严重，集中地表现在家长制、私人依附和政治运作上的非程序、非规范、非制度化等方面；其三是政治运作和政治信息的封闭性。针对旧体制的这些弊病，当年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改革总体设想”和他在“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政治改革的下述原则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政策和措施：首先，实行党政分开，对过份集中于党的权力进行相对分割，并使党、政之间的职能相对分化，主要具体措施是撤销国家机关的党组、取消各省市党委中与同级政府中对应平行的部门、取消地方党委中不担负政府工作、却分管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职务、在企业中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凡适于地方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再次，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便在干部任用上克服人治、反对腐败，为建设稳定高效的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提供制度上的保证；还有，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紫阳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8] 。
当时，政治改革的这一研讨和方案设计，必然地受到多重的限制和阻挠。在不允许怀疑、改变基本政治制度(如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的前提下，只能是在“改善”和“加强”这些基本制度的名义下，曲折地提出政治改革设想，就如同在“铁笼子”里“跳舞”。同时，邓当时还对赵紫阳下达过两条明确的禁令：一是政治体制“不能搞三权鼎立”；二是“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9] 。可见，赵在政治改革领域内的活动空间实在是极为有限的。
赵紫阳主持制定的这些政治改革原则和措施，虽然还并不直接属于民主化政治改革的范畴，但它们显然都直接触及旧体制的根本弊病，有利于原体制逐步向分权和政治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转移；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则显然具有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效而稳定的组织基础的重要意义。而且，尽管“三权鼎立”历来是中国大陆众人皆知的一大禁区，但在赵紫阳认可下，最初拟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仍然为突破这一禁区做过大胆尝试，以至受到了邓小平的警告 [10]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胡耀邦被迫下野和其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后，赵紫阳居然有勇气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他认为，“民主问题不能回避”，而扩大人民的知情权，通过政府与人民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对话，正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开放，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民主轨道的重要途径。为此，他还着重提出了包括工会在内的各类人民团体的改革问题，认为由“党包办、代替”工会的那一套传统的作法，应当改变。这其实正可看成是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相配套的一种社会改革。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从目标、模式到实际进程诸方面，对中国原有的改革战略提出了“修正”。
遗憾的是，“修正”的实施过程极不顺利。到1988年中，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实际已被迫陷于停顿状态。那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半年多之后，在北京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成为检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是否真诚的一个试金石。面对当时那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赵紫阳试图把解决危机与兑现“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结合起来，坚持遵照“十三大”所确定的政治改革原则和政策，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是把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从思想、言论和“书面条文”的层面，推进到了当时的政治实践中。然而，“六四”的枪声却无情地宣告了他这次政治改革尝试的失败。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派在1987年的那次以胡耀邦被废黜为标志的失败，有点凄凄惨惨的话，那么，赵紫阳在“六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却为改革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次全局性失败，平添了不少悲壮的色彩。然而，悲壮归悲壮，自此以后，由赵紫阳主持制定、曾得到邓小平认可、并经中共“十三大”批准通过的、以全面的渐进改革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战略，毕竟还是被束之高阁了。
三、中共“十五大”：改革战略上的“旧”与“新”
邓后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邓小平时代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根据国内新的政治生态、形势和问题，对这一基本战略做出相应的修正呢，还是采取“法先王”或“两个凡是”的态度？这不仅关系到“十五大”后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在邓后开创改革事业的新局面，做出历史性建树。
邓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随着中共元老的相继谢世，以江泽民为首的新一代领导已经摆脱了以家长式统治为特徵的老人政治的束缚，政治强人统治的时代已经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二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业已威信扫地的同时，以固守马列教条为特徵的左翼思潮，也几乎已无可挽回地日趋式微了。据此，许多人曾对江泽民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寄予期许，认为他们应该、也能够对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有所校正，以便引导中国朝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二十一世纪。那样，就可能开创为党和国家峰层的政治运作建立合理、公平、公开的程序、规范和制度，从而逐步使之走上民主化轨道的契机。而且，上述政治生态的变化显然已经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何况，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经济市场化已经获得长足的进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亦有明显提高，这些都为化解邓小平时代已经积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政治社会矛盾，营造了难得的时机。
从字面上看，“十五大报告”确实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口号，而且还以很大的篇幅专门讲述了政治改革问题，甚至还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这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概念”和“价值”，都是过去的官方文件从未正面强调过的，现在居然能被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加以载明和确认，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政治改革的那一部份，相信任何不抱偏见的读者都不难作出判断：所谓的“全面改革”，其内容竟如此空泛，以至于“继续推进政治改革”的提法不仅了无新意，甚至基本上只是虚饰之词。在改革的基本战略方面，江泽民及其领导集体却令人失望地选择了对邓小平的历史遗产“一仍其旧”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十五大”之后的中国，在改革战略上与邓小平时代保持高度的连续或一致性。虽然“十五大”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以股份化为主要内容的“公司制改革”，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股份制改革却丝毫不能使中国的改革脱离“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邓小平路线，当然也不可能改变经济改革“单腿走路”的状态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局面。
“十五大报告”只字不提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病及其根源，实际上是回避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十五大报告”删除了已经在“十三大报告”中载明的“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三条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政策。这样，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根本不可能触动现存政治体制的上述三大弊病。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还再次重复了“要维护中央权威”的口号，“十五大”前后官方媒体和党、政、军高层领导人也纷纷围绕强化江泽民“核心地位”这一主题而展开造势活动。这种种举措形成了一种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极不协调的气氛，不免给人以“时间倒流”的感觉。江泽民及其领导集体的言行很难令人相信，“十五大”后中国在政治改革领域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看来，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局面，还将再延续一段时间，中国改革的总体模式亦很难脱去“单腿走路”的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后的中国与弱化意识形态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以“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圣化”为标志，今后中国官方将尽力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以此控制思想言论。从“十五大报告”中不难看出，江泽民及其“智囊”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理论上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三大“进展”，也可以说是三大变化。
第一，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一，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显然是将赫鲁晓夫当年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说法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还具体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基本差距在于，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11] 。其二，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比“十三大报告”作了更全面、细致、严密的描述。其三，提出了执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的基本纲领。其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从产权结构、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以及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诸方面，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比较全面、严整的辩护系统。
第二，为了强化“邓理论”的功能，对“邓理论”进行“圣化”。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把高举“邓理论”的“伟大旗帜”视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决定以“邓理论”作为凝聚全体人民的精神象征，试图由此“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此，“十五大报告”中使用了许多夸张之词，其关键是两点。一方面，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实际已基本上将“邓理论”确立为中共的唯一指导思想。江泽民首先断定，“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也是对当代中国唯一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用江的话来说，就是“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徵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十五大报告”把“邓理论”提到了马克思主义道统序列的首位。江说，“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就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第三，通过突显中共及其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张扬香港回归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甚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空前高扬了民族主义的地位。
江泽民如此“圣化”邓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业已公开地实用主义化了。邓小平的基本哲学思想无非是两个字，即“猫论”而已，如今，经过包装的“猫论”只不过变得更系统、更精制罢了。但是，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仅是强调经济发展，还有“反右”的一面，即思想上僵化、保守、教条和政治上专制、凶狠的一面。与毛时代相比，“邓理论”的“反右”内容完全没有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神圣光晕”，而是十分赤裸裸的简单粗暴和专横。江泽民显得比邓小平“高明”的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某种灵感，重新拾起了意识形态包装这一手法，给邓小平的一系列说法和观点穿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理论”的“神圣外套”。
这一做法必将对“十五大”之后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一系列影响。首先，随着“邓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前述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也被定型化、“法制化”、甚至神圣化了。其次，在反对自由化的同时，也剥夺了抵制经济改革的“左”的思想言论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合法地位。第三，把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树立为邓小平的忠实继承者和邓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精神领袖。第四，“十五大”之后政治改革面临新的意识形态束缚。
四、困境和出路
“十五大报告”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是很不寻常的五年。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五年，……也是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中，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五年。”这段话通过突显“六四”后八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原苏联与东欧国家遭遇的困难相对比，试图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邓小平路线的英明和正确，从而为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沿用邓小平改革战略提供根本依据。这种对比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以此作为选择改革战略的根本依据，则显然是很不充份的，甚至是短视的。
尽管中俄两国原先都是共产党领导、实行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国情却有显著差异。若脱离开两国的具体国情而笼统地比较其改革的后果，那么，这种比较本身就不恰当。苏共的垮台确实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不无关系，但原苏联的解体则根本上是源于苏联自身的形成方式、民族构成、民族地理分布及其国家体制；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与苏联不同，因此，以原苏联的解体作为中国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12] 。而从总体上简单地对比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其意义就更为有限。因为，原苏联是单一、发达的工业社会主义，而中国却是二元的农业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或所谓初级阶段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复合结构，两国的经济改革内容或性质上都不尽相同。
要比较两国的经济改革，就必须联系双方的具体国情、严格区分双方经济改革的异同，在真正可比的领域内(如工业经济、或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做比较，还要考虑到下列因素，即俄国在昔日冷战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比中国更不容易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俄国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得到港台和华侨资本的支持、俄国更不可能象中国那样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受惠于农村改革。 [13] 通过这样的比较会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远不像中国官方宣传的那么辉煌、傲人；而俄国工业经济改革的经验还给中国一个警示，即只有真正进入对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攻关”的阶段后，经济改革的主要和严重困难才显现出来。未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是否乐观，能否避免出现俄国的那种严重经济困境，目前并无现成、可靠的结论。以迄今为止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结果之简单、笼统的对比作根据、全盘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战略，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仅仅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绝非解决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诸多困难的万应灵丹。实行公司制改革无非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适应市场需求的独立经营者。然而，如果不推动政治改革，企业必然难以摆脱对党和政府的依附地位。就在“十五大”召开前的1997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落实加强工矿、企业、单位的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文件中，还重申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14] ；“十五大报告”中则不但丢弃了“十三大”所确立的“党政分开”这一极端重要的政治改革原则，甚至还强调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倘若真是照此办理，则不难预料，拟议中的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将很难奏效。在党管干部、法制不健全、司法不独立的状况下，新组建的股份制公司的经理仍然无法对企业亏损负法律责任，企业经营恶化的情形也很难根本扭转。
改革国有企业就要裁减现有的冗员、让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就会大量增加。据报导，国内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和最受关注的航空业，最近已透露其裁员计划涉及的人数高达现有职工总数的10－20％ [15] 。全国国有企业若以类似规模裁员，新增失业人数之庞大，可以想见!国有企业改革因此必然会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1997年10月对东北三省43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被调查的一千多中、下层干部和工人当中，反对国企改革的居然高达八成三以上 [16] 。面对如此棘手的困难，中共当局真能像“十五大报告”中所宣布的那样，坚定地、卓有成效地把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下去，从而使经济改革经历一个“新的突破”吗？笔者对此深表怀疑。改革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问题早已呈积重难返之势，中国的社会救济和保障系统又不健全、不完善、不发达，如果强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再引致一大堆新的棘手难题，岂不是对中共当局雪上加霜？而且，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党和政府与各利益集团之间也缺少有效的中介组织、沟通管道和协商对话机制；当局对解决“六四”事件遗留下来的政治社会问题又咬定牙根、死不松口，因此很难在政治上得到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界的真正信赖和真诚合作。
江泽民非常看重政治“旗帜”，他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像。”但是，今天想借助“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继续推延政治改革的意图“保驾护航”，或籍此克服经济改革的社会障碍，似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经济和社会日益多元化、商业化，像“高举”这类在思想和文化上复旧倒退、在政治上保守僵化的口号，因其脱不出“两个凡是”的窠臼，只能被人们当作笑话，而绝不可能发挥出统一思想、凝聚民心和化解早已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神奇效用。当经改“攻关”遭遇顽强的抵制乃至抵抗、甚至出现社会动乱的苗头时，“高举”之类的口号肯定无助于解决难题；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中共当局将很可能放慢经济改革的步伐，甚至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无限期推迟，使之实际上变成一句空话。
总之，“十五大报告”显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目前的改革战略选择，眼光上是短浅的，思想文化上是复旧的，政治上是保守的；这样不但不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做出真正富有开创性的建树，而且很可能使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陷入短期全面停滞的困境。为了避免这种停滞状态的出现，在改革战略上回到由赵紫阳主导制定、经邓小平认可、并经“十三大”批准通过的全面、渐进的政治改革、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改革战略，可能不失为一个务实、合理、可行的起点。如果在改革战略上采取这一选择，和“十五大”提出的改革战略有一个显著、且带有实质意义的区别，那就是，不是寄希望于什么“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是寄希望于必要、可行、切实的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推行“十三大”改革战略的条件业已具备，“十五大报告”不也重述了“十三大报告”的许多基本观点吗？为什么不落实“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改革的实质内容呢?“十三大报告”所确定的政治改革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措施，如“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对国企改革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而诸如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及通过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等措施，以逐步实现“政治开放”，则显然不仅有助于化解已经存在和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必将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培植和提高干部和民众的民主素养。如果中共当局能够接受赵紫阳在“十五大”期间就解决“六四”问题而提出的中肯建议，则必将营造出一种全民和解的气氛，这对于开创邓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是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相反，如果从“十三大报告”确定的政治改革道路上后退，却又想通过加快国企改革达成经济改革的“新突破”，就可能给左派提供利用国企职工对经济改革的不满情绪反攻倒算的机会，这是近期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潜藏的相当严重的危险。重提赵紫阳和他的政治改革，正在于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和实践，为避免这样的危险、从而也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释】
[1] 转引自吴国光着《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427页，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1997年。
[2]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1994，第103页。
[3]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三)”，《北京之春》1995年第11期。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
[5]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61页。
[6] 同上，第425页。
[7] 同上，第52－53页，第63页。
[8] 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14－115页，1990。
[9]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422页。
[10] 同上，第422页。
[11]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香港《文汇报》1997年9月13日。以下凡引自同一文献，不再注明出处。
[12]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一、之二)”，《北京之春》1995年第8期、第9期。
[13] 王鹏令，“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三)”，《北京之春》1995年第10期。
[14] 苏绍智，“中共十五大剖析”，《争鸣》(香港)，1997年第10期。
[15] 香港《明报》，1997年10月4日B3版。
[16] 《华夏文摘》，1997年10月第4期。
| < Prev | Next > |
|---|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